1946年6月，父亲接到调令，要他担任蒋介石专机机长。这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职务，但是他却为蒋介石即将发动内战而感到痛心。
父亲决心用自己的行动去反对内战，唤醒空军同僚的觉悟。正好在此时有一批美国通讯器材必须通过驼峰航线空运到昆明，他主动请缨担任空运任务。他知道这次的冒险出行，很可能就是和家人的永别。
在收拾行装时，父亲刻意避开母亲，将运动鞋、药品，连同秋天的衣服、照相机和英文打字机都带上了。他还特别拿了大姐和母亲的照片，夹在随身携带的本子里。最后他把家里的信件、通信地址烧毁，一些书籍也处理掉了。
母亲看到了，问他：“这次怎么带这么多的东西啊？”
父亲说：“可能时间会比较长。”
在离家前的那几天，父亲一有时间就把大姐搂在怀里，晚上他长时间地坐在母亲的床头和她说话。
在走之前的那个晚上，父亲告诉母亲：“叔璜，你要照顾好孩子，自己多保重。”他趁母亲不注意时，在她枕下塞了些钱。
第二天一早，父亲走出家门，在楼下叫母亲把雨衣扔下来，他接住雨衣后，静静地立在那儿像是一株迎风而立的孤松，长时间地仰望着心爱的妻子和女儿。突然他转身朝吉普车走去，女儿喊着：“爸爸再见！”但是他连头也没回，毅然启动吉普车，消失在远方。
父亲这次出差，再也没有回来。八大队的人议论说，会不会是飞机出事了。但是美国顾问说，如果刘善本的飞机出事了，你们整个八大队的飞机都见鬼去了。
母亲和所有的飞行员家属一样，焦急不安，心事重重。三天后，八大队政训处来人询问父亲出差前有谁来过，并嚷嚷着要查看他的东西。
政训处的人走后，家里的门铃响了，是邮差。他说有邮件，边说边往里面走，进来看到家里被翻得很乱，他问：“家里有外人吗？”
母亲感到很奇怪，看着他回答：“没有外人。”
邮差拿出一盒烟，小心翼翼地将它打开。
“就是这个邮件？”母亲问。
邮差不说话，从烟盒中拿出一支烟慢慢撕开，取出一个纸条打开来递给她，嘱咐道，看完烧掉。
母亲疑惑地接过来一看，纸条上写着，刘善本因为反内战已飞到延安，请她放心，让她听送信人的，一切按送信人的指示做。
母亲半信半疑，问：“按这上面说的，就是听你的了？”
邮差说：“我回去马上安排，最近我还会来。”
两天后的凌晨，天还没亮就有人敲家里的后门。母亲问：“是谁？”
那人回答：“收便桶的。”
又是那位邮差，他说：“明天上午10点在麦加里路口边的西点铺见，不要带太多的东西，只带贴身的，把孩子和老太太、男孩子（男孩子是指刘善本的小弟弟，老六）带上一起走。”
第二天上午8点，国民党八大队队长王世箨陪同南京航空委员会特派员王道忠，以及八大队政训处处长李承初一起来到家中，一见母亲就问：“刘善本走时和你说什么了吗？”“平时他都和谁来往？”“这次走前有谁来找过他？”
他们没有问出任何结果。王世箨恼羞成怒：“不说，就到南京，在委员长面前看你说不说！”母亲豁出去了：“去就去，到委员长那里，我就说，是你们让他走的，你们不让他走，他也走不成，我还要向你们要人呢，他这一走这一家子人怎么过？”
他们看问不出结果，再次对家里进行搜查，把父亲的笔记本、记事本、电话通讯本统统都拿走，并留下人，对我们全家人进行严密监视。
时间已近10点，母亲以外出买菜为名，向麦加里路口走去。因接头时间已过，在西点店门口，母亲远远地暗示接头人，后面有人跟着，她已经无法逃离了。
父亲起义后，向全国发表了反对内战的声明，全国各报纸进行了连载。他这一走，薪水全部停发，全家上下七八口人失去了生活来源，加上母亲正怀着二姐海平，还要照顾全家人的生活，日子过得非常艰苦。通过上次营救，母亲知道了真实情况。由于经济拮据，她把不穿的衣物和暂时用不着的物品全都变卖了。除了生活拮据，行动也受到极大的限制，在国民党宪兵特务的严密监视下，全家人过上了软禁生活。中共地下党组织几次试图接近都没有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