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能在一忽儿间想起石斌,也就是对一件事情记忆犹新。说是一件事情,那可是我们人生旅途长长的一段路!初中六、八级——但凡过来的人都会知道我们的学业有多么短暂。1966年考入初级中学,按常规应该是1968年毕业,初六、八的界别因此而得名。可是1966年6月就发生了那场闻名世界的“革命”,算一算吧,我们真正读书的时间也就是一个学期。
现在想起来,好像我们一点都不觉得痛心,虽然还都是十四、五岁的少年,也同那个年代一样,整天都被狂热的激情煎熬着彻夜不眠。用当时的话说,毛主席指到哪儿,我们就冲到哪儿,很少有人产生过犹豫和动摇。半年还不到的同学关系,互相的琢磨和了解还非常浮浅,可是经历了一次特殊的考验,大概就会留下终生的印象。
我对石斌的刻骨铭心,仅仅是一次徒步远征。
农村的学校,农村的孩子,尽管我们已经去省城去北京开阔了眼界,但是对于接下来的事情,仍然有点儿孤陋寡闻。1966年12月初,书本和上课已经和我们非常陌生,我们还能呆在学校,实在是对“大串连”上了瘾,商议着下一个目标还可以到哪里去。
石斌的出现就给我们指明了最新的方向。
他是刚刚从北京赶回来的,脸上还呈现着无限的失望和惆怅。躺在铺上半天不说话,谁问他,他都会失声痛哭。石斌当年16岁,和我们比却是大龄了。个头也高,学校篮球队的主力队员;还是我们的班长,所以见谁都是高昂着头。可是那一天他总是哭泣不止,难受得都不敢看我们,嘴里一直喃喃说:“毛主席啊,我……我想您……我想您都快要想疯了!”我们很快弄清楚,石斌是去北京的时间太晚了,连毛泽东的最后一次接见也没有赶上。听说他是在省城的火车站耽误得太久,每每挤到了车门口,立即又想到了互相帮助,而且礼让的都是女同志,也就是那么稍稍一侧身,自己就被挤了下来。现在想起来,那实在是石斌的愚蠢,自己也就是16岁的少年,礼让的也许还是女大学生,人家正是看出了他一个小不点,悄悄的一个笑脸,一声求情,就把他抬举成男子汉了。
去了北京又没有看见毛主席,对于石斌就好像成了终生的奇耻大辱!他害怕落下长久的笑柄,擦干眼泪坐起来时,就坚决否认说:“谁说我没有看见毛主席?我说我想念就是没看见吗?”接着,他又言之凿凿地说他是受到了毛主席的第八次接见,还把自长安大街到西郊机场的百万之众,描述得有鼻子有眼睛。大家都听出了他的谎言,因为在我们那些同学中,好多人都是参加了第八次接见,而我们已经回来了十多天,可他怎么就会滞留到现在?接待学生,管理学生的全是军人,谁也不可能自由自在地在北京城里继续流窜。那个泄密的同学叫邢超,为了堵住邢超的嘴,石斌私下里给了邢超一枚毛泽东像章,邢超再出现时,竟然更为确切地说,石斌和他的位置就在天安门广场前边的街道旁!刚才的话,他不过是想和我们打个埋伏,然后再让我们眼红和难受!
就是谎言也是神圣的,谁也不愿意再戳破,只讨问石斌下一步可怎么办?
有了这样的抬举,石斌立即就非常果断地说:“走!徒步串连去延安!”
我们?去延安?毛泽东的最新指示我们是听说了,可是真正要徒步串连我们的心里就在打鼓点——当然,我们的意识里已经没有了孩子的概念,面对村子里那些大人们,甚至包括身为“牛鬼蛇神”不能外出的老师们,我们都表现得是那么地牛皮,都以为自己是经过风雨见过世面了!我的语文一直不错,那个代课的语文老师对我很宠爱,曾记得我冲进他的房子勒令他继续交待自己的问题时,他瞅瞅四处无人,便狡黠地提出条件说:“行,我交待我交待……可你也要答应我,把北京的面貌仔细地给我描述一遍。”一时间我就好像成了他的老师,心里的那份得意呀,尽遣学过的所有词汇,抑扬顿挫地就是在讲课。可他总改不了自己的职业习惯,竟然禁不住要纠正我一个用错的成语,我的面子立即就拉下来,厉声指着他的鼻子说:“你能行你自己说嘛!”那个老师连忙抽着自己的嘴说:“好,我多嘴我多嘴!你继续说继续说。”最后我才卖关子地描述到天安门,他听着听着就失声痛哭,我训斥说:“你这是对天安门的污辱!”他再嚎啕了一声说:“不!我是向往啊!你们……就是把我捆着在天安门前批斗一回,我也死而无悔!”可见,谁还会把我们看成孩子呢?但是,我们又毕竟只是十四、五岁的年纪,想像中的延安有多么地遥远?何况是用短短的双腿走过去。
“对,我们就是要发扬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精神,在大风大浪里锻炼成长!”石斌又说。
这时候,李桂花冲进了我们的宿舍,一进门就喊:“宜将剩勇追穷冠(寇),不可沽名学阎(霸)王,迈开大步朝前走,冰天雪地炼红心!”在我们班的女生中,李桂花的年龄最大,当然也就是16岁的样子。她说她的理想是诗人,可是连那两句当时最著名的诗词都一下子喊错了。这也难怪,她家在秦岭深处的老林子里,能考上初中,在那一片山区里,已经是凤毛麟角,父母满意但又不存更大的奢望。“文革”开始,没完没了地停课后,父母亲就把她关在家里不想让她再上学了。据说还给她提起了亲事,只是在人选上总也不能和李桂花的学识门当户对,这才拖了下来。前边的大串连,李桂花没能参加上,现在从家里逃脱出来,就肯定是苦大仇深。
其实,不管是鼓舞也好煽动也好,都有点大可不必。农村的孩子,谁乐意无所事事地呆在家里?外边多好呀,吃饭不花钱,住宿不花钱,就是前几次的大串连坐汽车坐火车,也是无需花钱的,现在不就是走路吗?农村的孩子出门在外,害怕的事情不能说没有,可就是走路谁都不怕!
这次出去就要带碗筷背被褥,那也一切都是现成的。不知是正好巧合,还是石斌刻意地做了人选上的筛选和调整,7个男生7个女生,现在想起来,这就好像是一帮一,一对一,性比例是那么地和谐对等。
石斌是个细心人,又被大家推选为领导,他考虑周全地提出说,还应该有一面旗帜,不然就好像是地下游击队。已经是晚上,明天黎明就要出发,兴奋了一整天,每个人的眼皮子都在打架,再说那时候的兵团、军团、战斗队多如牛毛,好名字都让人家抢跑了,我们把毛主席语录毛主席诗词不知回忆了多少遍,也想不出一个新鲜的。
正当我们昏昏欲睡时,李桂花再次冲进了我们男生宿舍,有着一半女生,就应该有一个女领导,大家又把李桂花推选为副队长也就非常合适了。不过,李桂花不喜欢那个“副”字,她对什么事情都是知道得晚熟悉得快,自己已经自封为“政委”了。
“干什么干什么,我们都睡了。”
“我们的旗帜还没有做好,你们就能睡得着!”
“那你也应该先在外边喊一声,咋就可以冲进男生宿舍?”
“这次出去,也就和爬雪山过草地差不多,任何封建的东西都赶快丢掉吧!”
“好好好,说正事。让李桂花说正事。”石斌根本就没有脱衣服,他还趴在被窝里翻着语录本,为我们的队名而绞尽脑汁。我们这些人也就是石斌弄到一本语录,所以他当了领导也就是顺理成章。
李桂花这才一板一眼地宣布说:“我想了个好名字,肯定不会和别人重复。你们听——‘嗡嗡叫’军团怎么样?”
我们一下子笑翻了,联想到她白天那一句非常正经非常张扬的错误,邢超和“小跳蚤”赵思聪更是笑得在床上打滚。
石斌也咧着嘴说,这名字好像不太合适。
门外又冲进来六个女生,她们个个都严肃地站在李桂花身后,看得出,这个名字也是她们集体智慧的结晶。
李桂花不回头看她们,好像丝毫都不觉得需要援助,只是更直地耸起她那有点粗壮的身子念白道:“小小环球,有几只苍蝇碰壁,嗡嗡叫……”念着念着,就戛然而止,脸色很难看地回头看着那几个女生。
刘会珍好像还没有从那个错误中醒悟过来,上前一步解释道:“有什么不好?不是有人笑我们还是毛孩子吗?虽然我们的声音不大,年龄还小,但是我们就是嗡嗡嗡地叫着,也让帝修反都不得安宁!”
石斌一直没有笑,他只是耐心地提醒那些女生说:“念念,你们都在心里念一念也就知道不好了。”
刘会珍可能也在心里念了念,脸色一下子就羞得通红,捂着脸跑出去再也不见进来。
李桂花恐慌得哆嗦起来,深深地低着头说:“认罪……我认罪。我这个政……政委,噢,副……副队长也不能当了。”但是她却没有退出门,就像是等待着接受批判。
“这……这到底错在哪儿了?”其他几个女生还是稀里糊涂。
李桂花没好气地冲着她们喊:“反了!那是毛主席嘲笑帝修反,是说帝修反就像苍蝇一样地嗡嗡叫,我们是帝修反吗?我们是苍蝇吗?真是乱弹琴!”李桂花对什么事情都是热蒸现卖,“乱弹琴”的用语可能就是从哪部电影上学来的。
李桂花的怒斥把所有的女生们吓呆了。
事后我们才知道,她们也是忙得昏了头。女生们外出的事情就比我们麻烦多了,首先要告知家里人知道,还要带几件换洗的内衣,梳子呀皮筋呀,去延安天冷,还要买一点凡士林雪花膏。另外,李桂花号召女生们还主动承担了自制旗帜的任务,旗帜缝好了却不能绣字,她们根本没有时间翻阅诗词书,语录本,刚才围着缝好的旗帜唧唧喳喳地讨论了一会儿,不知谁就冒出了那个“嗡嗡叫”。女生们在一起,也就是一群喜鹊一群蚊子,她们竟然共同觉得“嗡嗡叫”的名字不但有“意义”,而且怪好听,就大呼小叫地跑过来了。
石斌实在也想不出什么好名字,只得当即拍板说:“算了算了,风雷激就风雷激吧!别人能叫我们也能叫,14个人的队伍,也就是风雷激军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