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条两尺来宽的泥石小路，从国道边斜斜地伸出去，在茫茫苍苍的山林间，蛇一般蜿蜒前行，它的尽头就是那个叫青羊滩的小山村。这一带的村子多以滩相称，鹞子滩、响水滩、白马滩，不知来历，也无从考证，但青羊滩人固执地认为，他们那里之所以叫青羊滩，是因为那里曾经出产一种眼睛金黄的黑山羊。据说，很早很早以前，青羊滩的羊像山上的松树一样多，羊草多得棍子都拨不开，黑压压的羊群从山脚开始，还没吃到半山坡，肚子就滚圆得如锣似鼓。这种繁荣的景象在山顶那个石洞里有过记载，那个石洞足有一间教室那么大，石洞壁上密密麻麻刻着人物和牲畜，那些人物，不分男女，都戴头巾，都打绑腿。老人们说，那是青羊滩人的祖先，早先，青羊滩人都是那种装束，尤其是绑腿，即使到了夏天，即使打赤脚，也离不了，富裕的人家，打的是青底儿绣花绑腿，稍穷一点的人家，打的是麻布绑腿，甚至是布条儿绑腿，即使最穷的人家，也会拿两块特制的竹片贴在腿上，再绑上麻绳。总之，一个青羊滩人若是不打绑腿，那种羞耻如同现在的人不穿裤子。后来，一些东西进山来了，一些东西出山去了，进进出出折腾了许多年，忽然有一天，人们发现，青羊滩空剩了一个名字，老人们所讲的像太阳阴影一般缓缓移动的黑色羊群再也看不到了，偶尔可以看到十几只羊在山石间茫然伫立，差不多全是白的，那种眼睛金黄的黑山羊似乎已经绝种了。其次就是，再也看不到一副绑腿了，特别是那些代表姑娘女红水平的青底儿绣花绑腿，早已成为少数人记忆中的图画。
可能还是跟那些黑压压的羊群有关，从国道到青羊滩的那条小道就叫羊道，当年，无数只眼睛金黄的黑山羊，正是从这条小道上一步步走向山外，走向一只羊一生的最后时刻。羊道很长很长，一个身高腿长的汉子不歇气地走，少说也得五六个小时。冬天，道路两边落了叶的枝条根根虬立，像冻僵的蛇，像一夜之间长出来的神的拐杖，狠狠抽打着赶路人的小腿。夏天，枝叶重生，片片肥美，惹人喜爱，冷不防却有紧贴在叶片底下的洋辣子狠狠朝人蜇来，焦疼难忍，捋起裤管一看，拇指大小一块，红红的艳若云霞，非三日不能复原。早已将绑腿忘到九霄云外的青羊滩人，常常望着自己的裤腿发呆：夏天被林间的露水打湿，冬天被僵硬的枯枝抓成条索，他们这辈子注定没有崭新笔挺的裤子可穿了。
这些年，青羊滩开始出现一种奇怪的疾病，翻过中年，人的关节就开始隐隐作疼，开始是腿脚上的关节，然后是上身各关节，进而遍布全身，连指关节都肿痛变形，到最后，所有的关节都变得僵硬起来，人便只能硬翘翘地躺在床上，等待断气。青羊滩人形象地把这种病称为“死机关”。
杨红燕的爸爸在她十一岁的时候就得了“死机关”，一直拖到去年，杨红燕十五岁的时候，才在秋天里被抬上了山。送葬那天几乎没有哭声，人都跟在棺木后面，吃力地往山坡上爬，树木，荆棘，芒刺，还有看似稳当实则不堪一踏的石头，要对付的东西多了，没工夫去哭。妈妈也没怎么哭，她所有的力气都拿来爬山了，她好像也得上了“死机关”，爬起山来非得架着拐，旁边还得有人扶着拉着，否则早就滚下山去了。哥哥自小就不爱说话不爱流泪，再说他也没时间哭，抬棺木的八大金刚要他跑前跑后地招呼，作为孝子，每隔十丈就得跪下来磕响头，撒纸钱，给送葬的人行长礼。能哭的人就只剩下杨红燕了，偏偏她那天硬是哭不出来，平时她倒是很能哭的，爸爸总是躺在床上喊“娘哎，疼死我了”，爸爸一喊她就哭，她受不了一个大人的哭喊声。爬到半山腰的时候，有人叫着杨红燕的小名，“燕子，哭嘛，这时候不哭不像话哟，以后想哭也没机会哭了。”燕子只好撇着嘴去想像爸爸的喊叫，可想了很久，耳边还是只有八大金刚哼哟哼哟的号子声，以及丧鼓“梆梆”的敲打声。
姑在旁边小声说：“别听他们的，哭是我们自己的事，又不是哭给人家看的。”
姑也没哭，姑说：“真正的眼泪流在心里。”姑只比燕子大十岁，自小就跟燕子特别亲，不像姑侄俩，倒像姐妹俩。姑是昨天才赶回来的，她这些年一直在城里给人家做保姆，连过年都很少回家。她做得好，人家喜欢她，离不了她，把她留住了。家里人每每跟人说到这些，语气间都很骄傲，好像姑在外面立了功，给家里人挣了脸似的。但送葬是大事，在青羊滩，送葬是比结婚生孩子还大的事，所以姑匆匆赶了回来。除了给哥送葬，她这次回来还有一个任务，她要把燕子也带到城里去。燕子也没有反对，她从小就听话得很，从不顶嘴。最开始，妈问她，只读个小学好不好，读个小学就能认字了，这一生出个门买个东西啥的也都能应付了。燕子想也不想就点头。后来，可能是姑对妈妈说了什么，妈妈就说，那就把书包找出来，还是去读个初中吧。燕子又听话地把书包找了出来。妈妈闲下来时会坐在墙边给燕子掏耳朵，掏完了就去捻她粉红色的小耳廓，“你的耳朵真软哪，像刚刚擀出来的面皮，不像有些人，耳朵像牛筋做的。”燕子知道，妈妈指的是姑，作为嫂子，小姑子大了，她不好直说小姑子不听话，只说她天生耳朵根子硬，算是给她的不听话找了无法克服的理由。
几年前，姑做过一件很不听话的事。姑二十岁那年，有人就把她介绍给了响水滩的大秋，可谁都没想到，过了两年，两家正商量着准备办事的时候，姑突然撇下大秋，一声不吭跑到城里去了。大家都说姑的出逃与一个城里来的女教师有关，那年，青羊滩中学突然多了个从城里来的女老师，姑像往常一样，去学校食堂卖青菜，不知怎么就被那个刚刚进山来支教的姓吴的老师看中了，吴老师拉着她问长问短，还留她在学校里吃了一顿饭，她们从此就成了朋友。吴老师画得一手好画，碰上她没课的时候，就让姑坐在她房间里，自己在一张画板后面刷刷地画。画完了，姑说：“你把我画得太好看了，我没这么好看。”吴老师却说：“我根本就没画出你的美，你的美在皮肤，可惜我这是铅笔画，不能表现你皮肤里的水色。”
姑不懂自己皮肤里到底有啥水色，姑也从不觉得自己有多好看，在青羊滩，姑娘们大多是她这个样子的，她算不上最好看，也算不上不好看。姑倒是觉得眼前的吴老师让她看不够，吴老师身上有那么多她从没见过的东西，牛仔裤紧绷绷地贴在腿上，连一根手指都插不进去。毛衣外面还套着一件小马夹，乍一看是两件，仔细一看却是一件，原来不过是多装了两个门襟，像鸟儿身上的两只翅膀。别在头上的发卡，竟然是一只绿盈盈的蜻蜓，翅膀薄得透明，比真的蜻蜓还要好看。
吴老师还告诉了姑一个秘密：“你知道我为什么选择到这个地方来支教吗？我早就听说这里山高雾大，对人的皮肤特别好，我想，反正就一年，不妨利用这一年好好养护一下皮肤。我还听说这里出美女，那天一见到你我简直呆掉了，我从没见过这么好的皮肤，真的是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什么样的脂粉都调不出你这样的肤色。”
姑三天两头往学校跑，没有菜卖的时候也往学校跑，就这样一天天荒废了家务，跟城里来的吴老师搅在了一起，直到那天，姑一早就去了学校，到了晌午还不见回来，一晃又过了半天，鸡都咯咯叫着一只只踱到笼子里来了，姑还是没有回来。妈妈对哥说：“去找找你姑。”哥正要出门，却在茶壶底下发现了一张纸条，是姑留下的。她跟吴老师进城去了，吴老师答应帮她找份工作，她还交代家里，千万不要去找她。
想找也没法找，没人知道吴老师具体情况，学校也不清楚，说是要到县教委去查查才知道。家里没人能去县教委，哥嘴上说不愿去，其实是心里怯，不敢去。爸爸瘫在床上，妈妈一辈子没走出过青羊滩。燕子更不可能，她还是个孩子，出了门，东南西北都分不清。于是姑说走就走了，一点阻拦都没有，顺顺当当地走了。一直到第二年春节，姑才背着大包小包回到家里。整整一个春节，姑一说话就眉飞色舞，“知道吗？人家用小车送我回来的，一直送到国道边，要是我们青羊滩修通了公路，人家可以直接把我送到家。”“知道吗？人家说我们青羊滩是小哈尔滨，到了这边，车里的空调打到30度都不管用。”姑还带回了好多礼物，衣服，各式高级糖果点心，香烟，当然，还有钱。姑这才告诉家里，她在城里给人做了保姆。全家人的笑脸一下子冻住了。什么保姆，说到底就是奴才，是下人。
姑却说：“你们错了，当保姆比打零工好，一开始我在一家餐馆做服务员，那才不是人干的活呢，又累又脏，吃得也差，全是边角废料，要不就是人家剩下来的残汤剩水，睡的更不像话，等餐馆打烊了，我们这些人把桌子椅子拼一拼，铺上条薄被子就睡，天还没亮，老板就在外面拼命地摇那个铁栅子门。这么苦，工资还不牢靠，随便说一句生意不好，工资就给你往后拖；不小心打碎一把调羹，扣十块；一次扫地扫得不干净，扣五块；客人吼一次，记下来，发工资时扣二十。总之一句话，就是想着方儿的让你白干。我实在撑不下去了，就去找了吴老师，正好当时吴老师有个同事想找保姆，就问我愿不愿意干，包吃包住，一个月五百，我一想，餐馆虽然可以开出八百，可到头来我还不一定能拿到四百呢，就一口答应下来。到了人家家里才知道，那比餐馆不知强出多少倍，吃得好，住得也好，人家专门给我一间小屋，活儿也轻，不就是一天三顿饭，再收拾收拾家务，照顾一下瘫在床上的病人吗？对我来说，就跟玩儿似的，我在家里不也是担着这一摊子吗？后来我才知道，那家的男主人还是一个当官的，巴结他的人可多了，经常有人提着礼物来看病人，我带回来的这些东西，多半都是那些人送的礼，都是些好东西。人家对我也很满意，按时开给我工资，还送我衣服，有时事情做得好，还发点奖金什么的，过年回家，人家还派司机专门送我。你们说，这样的工作，是不是比在餐馆做强多了？”
那时爸爸还能说话，他躺在床上喘着气说：“再好也是人家的家，别忘了你的家还是在青羊滩，你还是得回到青羊滩来嫁人，就怕等你想要回头的时候，青春已经过了，没有合适的等着你了。”话题就扯到姑的婚姻大事上来，爸爸责怪她不该撇下男方说走就走，连个交待都没有。姑说：“你就这么着急把我踢出去？人家吴老师，比我还大两岁呢，也是连男朋友都没有。”
“你能跟人家吴老师比呀？人家是国家的老师，你是什么？”
“我是什么？你说我是什么？你认为我是什么？”
眼看就要吵起来，妈妈赶紧拦住了这兄妹俩。过年是不兴吵架的。
姑后来一直在那家人家里做着，她慢慢明白了一个事实，不是那家人离不开她，而是床上那个老太太离不开她，哪天老太太死了，她在那里的日子恐怕也就到头了。她后来又接触了一些别人家的保姆，这才知道，她算是运气比较好的，她碰上了一户好人家，换成任何一家，她都不会有那么好的待遇，最起码，她不可能有自己的单间睡房，不可能有自己的衣柜和小桌，说不定她也像那些倒霉的小保姆一样，搭个行军床睡在贮藏室里，睡在厨房里，甚至睡在阳台上。那样的委屈她可受不了，她在这里别说没受过委屈，连重话都没听过一句。这样一想，她就更清楚自己该做些什么了，她一定要把病人照顾好，千方百计让病人多活几年。虽然照顾卧床的病人是个体力活，但她在家里照顾过自己的哥哥，她有经验。在这种动力的驱使下，姑的活越干越好，女主人对她也越来越放心，她已经有好长时间不曾推开过病人的房门了，她只要看一看晾在阳台上的褥子，看看烘干机上的成人尿布，再看一看袋子里一天比一天少的滑石粉就知道，这个又老实又勤快的保姆把她的婆婆照顾得很好，她早就听人说过，青羊滩这种老山区里出来的女人，做保姆最为可靠，没想到真的给她碰上了。
在保姆界，姑可说为青羊滩挣足了面子，有段时间，她几乎成了青羊滩姑娘的代言人。许多想要雇保姆的人都来问她，老家可还有像她一样又能干又漂亮的小姐妹，姑说：“多的是，在我们青羊滩，我顶多只能算中等水平。”那些人一听，更加急不可耐了。姑慢慢介绍了好多青羊滩的姑娘出去，那些姑娘一到城里，就像雪花融到土里一样，慢慢融进了大大小小的家庭。可从她们后来零零星星透露的情况来看，她们的运气似乎都不如姑那么好，她们的主人远远不如姑的主人那么富有而厚道，她们的待遇也不如姑的待遇好，姑有点得意，“那是，她们也不想想，那样的家庭在城里也是数一数二不多见的啊，我能碰上这家人，完全是我的运气。”
姑在城里混得那么好，家里渐渐对她的婚事也想开了，他们想，没准她的运气会一直好下去，没准她将来能有一个现在想都想不到的美满结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