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誉为中原大地四朵金花之一的南街村，名闻遐迩，我在上海已看过有关它的多篇报道，有誉有毁，疑者更多。作为颇具中国特色的“能人现象”之谜底，或许能在南街村找到。在我看来，这一谜底，关涉重大。人们到底按照什么样的原则结合在同一个组织内？如何确保该组织持续有效地运转？如何分配共同合作所产生的利益？这不仅是经济学而且也是社会学、伦理学甚至是政治学与法学共同关心的大问题。夸张一点说，我们民族能否创造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模式、新版本，似乎也与这一谜底有关。简单点说，我们透过“能人现象”，能否发现不同于西方人的东方人特有的人际结合方式呢？于是决定，立即往访南街村。
如何进入“南街村”这个调查现场？在南街村，我们一无亲，二无友，连个熟人都没有。开封党校不少老师到南街村去参观过，但未“入场”调查过。看来只有通过党校系统层层下转。决定第一站，先到漯河市党校（这次采访的陪同人永成在该校有几个同事与熟人）。由漯河市党校老师陪同进入第二站：漯河市党校下属的临颍县党校，而后由临颍县党校校长陪我们进入南街村。主意已定，立即收拾行李，搭乘长途公交车前往漯河市党校。
从开封到漯河市，路程不足二百公里，一辆破车开开停停，停停开开，足足花了八九个小时才到漯河市。好在南方丘陵地带长大的我，对如此广袤的北方平原景观还有一种新奇感，虽然它单调得几乎千篇一律。除了一望无际即将开镰收割的小麦，还是一望无际的小麦。在开封市境内，引黄河渠与水井这两种灌溉设施并存。出开封境界，基本上是机井灌溉，机井疏密不一，不少地方还是靠天吃饭（沿途很少见到河流，更无塘池与湖泊，这与江南乡村是完全不同的）。以平房建筑为主体的村落，掩映在树林丛中。此处华北平原的村落与江南平原相比，有两个特点，一是相隔距离较大，二是村落规模较大。整个黄河冲积平原，有相似的土壤结构与气候条件，造成了相似的种植结构。在一个个相似的村落与住宅庭院内，居住着有着相似心态、习惯与行为方式的村民。这或许是黄河文化高度同质性——既是空间上的同质，又是时间上的同质——的根源所在吧。中华民族的统一性，有人说统一于对历史的共同认同，有人说统一于政治，有人说统一于共同的文字，我更愿意说统一于村落文化。在古代中国，除村落文化外，别无所谓城市文化。然而，处于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大潮中，中国村落文化的现状与命运又将怎样呢？要研究这一个大问题，先得有一预设的理论分析的框架，然而，理论构架又只能产生于艰辛研究之后。近八年来，我在这两个悖论之间来回奔波，至今依然在彷徨困惑之中。早过“不惑之年”的我，依然处于“惑”中，实在是愧对孔老夫子啊！
晚8时，抵达漯河市。车站一带，新楼林立，宾馆其多，街道宽阔，随便找一宾馆下榻。我住的那一楼面，一二十套客房，大概只有三四套租出，空荡荡的。问服务员，方知这一带宾馆皆然。
上午8时，我与永成来到漯河市党校。永成在校门口便遇见了熟人——一位四十岁上下的党校女教员。我们说明来意后，她即热情地把我们引至校长办公室。这位中年校长对我们此行的调查计划与目的非常感兴趣，在表示积极支持我们的研究工作的同时，他又说：“对南街村作较深入的蹲点调查太困难了。南街村这一典型出在我市，我们市委党校本来就有研究总结的责任。我们多次组织人到南街村去调查，但都参观了一圈便回来了，实在深入不下去。”一听此言，我们不免暗自吃惊：市委党校校长既可通过市、县党校系统，也可通过市、县、乡、村的党政系统进入南街村调查，如果他们只能“绕场转一圈”，那我这个外省市的“陌生人”，何以能“入场”调查呢？莫非声名在外的“典型”，设防更严吗？于是向校长请教难以深入下去的原因。校长说：“每天到南街村去参观访问的人络绎不绝。据说，1995年达到二十三万人次，平均每天有六百余人。为了接待一批又一批的来访者，他们设有专门的接待办公室，对前来参观的人有一固定的接待程序：登记，送一份介绍资料，到录像厅看录像，然后自己沿街逛逛，打道回府。企业内是不允许参观的，因为要影响他们的生产。南街村的大小领导都忙得很，哪有时间来接待你，除非是中央、省市的官员前往参观，主要干部方出来接驾。他们见过的中央大官不在少数，我这个党校校长算什么官呢？他们的接待站主任出来陪你吃顿饭，算是看得起你了。而他们所谈的，与公开材料上所写的也差不多。”原来如此。
校长因校务繁忙，无法脱身陪我们去调查，他为我们挂了长途电话给临颍县党校校长，请他协助，另指派漯河党校教务处处长小高专程陪同我们前往临颍县。临颍在漯河与许昌之间，离漯河约三十余公里。搭上公交车，便与小高聊起天来。据他说，漯河是河南省对外开放的四市之一，原是个坐落在大沙河（淮河支流）之南的一座小县城。八十年代中，列入对外开放城市，升地级市，下辖三县一地区，人口二三百万。近十年来，城镇人口从数万猛增至二十余万。城市基础设施发展更快，新辟的街道，其车道、路灯、绿化皆按一流标准，两旁建筑颇具现代风格，俨然一座新兴的现代城市。宾馆林立，但客住率甚低；商店栉比，但销售额不高；商品房不少，但销售不动。问房价，曰：每平米三百余元。“如此低廉的房价，为何销售不动？”曰：“漯河市职工的平均月薪不过二三百元，养家糊口，尚属勉强，哪有余钱买房？有购买能力者，毕竟少数。”我想，中国近十年来的城市开发，多属政府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市场行为。由此而造成的经济、政治与社会效果，实在值得研究。市场经济内活动的主体是“经济人”，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内，起主导作用的却是“政治人”。我们要研究“政治人”在经济行为背后的观念心态与利益。现代样式的道路、楼房与内部装潢，通常被地方各级政府官员理解为“现代化的基本特征”。这是观念上的问题。这些现代化硬件，因其外显性与可衡量性，而在官吏升迁的“政绩”考评中，占据主要地位，故“政府行为”在很大程度上是官吏实现自己的“政绩投资”。城市基建投资所需的巨额资金来源何处？在内地恐怕一是向银行贷款，二是向农民收敛。因为他们没有沿海城市吸引外资的便利。在缺乏透明度与监督的情况下，各承包商以贿赂形式争取承包权，实难避免。索取这种巨额且隐蔽的贿赂或是“政治人”实现政绩背后的利益动机将那么多银行贷款凝固在“现代化样式”的钢筋水泥中去，对中国经济的今后发展将带来何种影响？这是需要经济学家告诉我们的。
又谈及村落、宗族与村委的情况。小高说，他老家所在村落只有一二百户人家，不大。全村有三大姓，高姓是其中之一，另有一些杂姓。三大姓皆有族谱，是八十年代重修的，他这一代依然按宗族字辈排名。他本人上了大学，进了城，娶妻生子，给孩子胡乱取名，不再按字辈了。问其各大姓间有无矛盾，大姓有无欺负小姓的现象，他说：没有。问其大姓在村政权中是否占些便宜，他也说没有。但问其村支书、村长、村会计的姓氏，他逐一回忆，方知皆是高姓，于是笑了起来。他村内尚有一老父，年六十余岁。他兄弟三人或经商，或读大学而移居城市。老家三人的承包地共三亩，全部租让给亲邻耕种。承租者除承担落到每亩耕地上的“公粮”（包括村提留、乡统筹及其他款项）外，还需给其父三百斤小麦，三亩共九百斤，足够老父一人全年衣食。我说，你父亲不是成了二地主了吗？小高说，这种现象，在农村很普遍，习以为常。况且政府也承认承包地的有偿转让。又说，老父在家倒也清闲，养两只羊消遣消遣，不愿到城里跟儿媳们过活。儿子们回家，给父亲一点零花钱，多少并不固定。
说话之间，车到临颍，已是上午10时许。小高引领我们至县党校，校长已在校门口迎候。在内地，你处处能感受到上下级之间的尊卑关系。我环顾一下县党校校舍，两三幢不知盖于什么年代的平房，门窗皆已破损，里面空无一人。校长说，正值麦收时节，老师与学员都回家收麦去了。在校舍之后，有一排近年来新建的二层楼房，约五六个单元。自东而西，书记住第一单元，校长住第二单元。校长领我们到书记家，他正忙于打电话，说是正替我们联系南街村的熟人。书记说，到南街村搞调查，怕不容易，每天来南街村参观访问的人那么多，村领导们一般不出来接见。我说，就找几个你熟悉的朋友来聊聊天。他说，南街村的宣传科长是他的朋友，其余的人并不太熟悉，更少交往。我原以为，县党校的书记、校长，应对近在咫尺的南街村情况十分熟悉，然而他们却所知甚少，令人惊奇。不知是他们出于谨慎，还是“墙里开花墙外香”。于是请他陪我们去找南街村的宣传科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