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我十九岁。
那是个冬天的早晨，头天晚上刚刚下了一场大雪，地上、树上全白了，我一个人孤单单地站在村口，等待我的哥哥从外地回来。
村外是一望无际的雪野，通向车站的土路被雪遮得严严的，已无从分辨它与两边麦地的界限。我就站在这条土路口上，身上穿了件深蓝色条绒棉猴，脚上是一双深褐色翻毛皮鞋，身后是我留下的一长串清晰的脚印。
我站了整整一天。一天里那条被雪遮掩的土路已被人踩出来，有从村里向村外走的人，也有从村外向村里走的人，但没有一个是我的哥哥。
从村里向村外走的人多是被划为阶级敌人的四类分子，他们是要把街道的雪一车一车地拉到麦田里去，就像平日的扫街，他们有义务使街道畅通、清洁。他们大都穿了黑色的棉袄棉裤，垂了脑袋，不看任何地方。
四丫和英子找到我，几次劝我回去我都没听，后来她们又要陪我一起等，也被我坚决拒绝了。
在村里除了母亲，和我好的也就是四丫和英子了，但我从没跟她们说过我的心事。不是信不过她们，是因为我这心事太重了，她们率真的嘻嘻哈哈的性格怕是承载不起的。她们一定觉得我站在雪地里等人是太傻了，坐在热炕头上和站在村口的雪地里能差几步？
第二天我又去村口等了。哥哥来信说这一两天要来，我希望哥哥一进村见到的第一个人就是我。
脚下的雪薄了些，也硬了些，踩上去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村外仍是无边无际的雪野，那条土路也仍是白的，只中间被人踩过的地方暗淡了许多，远远看上去就像一条被人随意丢弃的破旧的丝带。
四类分子们仍在拉雪，街道的雪拉完了，还要拉村干部家里的雪，村干部家里的雪拉完了，还要拉贫下中农家里的雪。我发觉，他们垂了脑袋只是在村里，一出村他们的脑袋就抬起来了，相互还又说又笑的。
我从心里厌恶着他们，就像厌恶那些村干部一样，尽管村干部和他们是势不两立的两个阶级。母亲的事情发生之后，我就更厌恶他们了——村干部，还有四类分子。母亲前些天死于突发的脑溢血。我断定母亲的死和他们有关。
母亲死前的一个夜晚，生产队会计张彬来找母亲，要母亲到队部去一下。母亲问他干什么，他只说去了就知道了，是李福让他通知的。李福是生产队的政治指导员，虽一字不识，队里的一切都是他说了算的。
那天晚上我守在炉子旁，什么也不做地一直在等母亲，炉子添了一回又一回的，盆里的煤泥烧去了大半，却仍不见母亲回来。将近十二点钟时，我再也坐不下去了，一跃而起就往外跑，刚跑出院门，就见门外的石阶上坐了个人，仔细一看，正是母亲！
我急忙将母亲拉进屋里，问她怎么不回家，出什么事了？母亲摇摇头，说没事，就想一个人在外面清静一会儿。也不知母亲在外面呆了多长时间，手脚都冰凉冰凉的了，我打来热水，给她擦了脸，洗了脚，又问她，到底怎么了，是不是因为大字报的事？母亲仍是摇头，说，没事，睡吧。
那天上午，我家院门上出现了两张匿名的大字报，字体歪歪扭扭的，满篇都是错字病句。但我和母亲还是看明白了，是说前些年队里丢失过的两口袋麦子，我母亲有重大嫌疑，这事当年四清工作组虽追查过，但母亲不知用什么手段骗取了工作组的信任，事情只好不了了之。而现在广大贫下中农经历了四清，经历了文化大革命，提高了觉悟，心更明眼更亮了，任何伪装的反动分子都不会逃脱革命群众的法网的。
几年来，这种不负责任的大字报虽到处都是，但贴到我家门上还是第一次。母亲的为人是众人皆知的，不要说两袋麦子，就是两座金山母亲也不会动心的，因此我立刻就把大字报撕下来了，还扔到当街踩了几脚。街上许多人都看见了，我一点不在乎，看见的人愈多愈好，我认为这种卑鄙的暗算、诽谤只配踩在脚下。
待母亲出来阻拦已来不及了，母亲变了脸色说，这下他们可抓到把柄了。我问“他们”是谁，母亲说不知道，她也是瞎猜。果然，晚上母亲就被张彬叫走了。张彬是个胆小怕事的家伙，“他们”里自是不会有他，那就是政治指导员李福？可他为什么呢？
母亲不喜欢李福我是知道的，李福粗鲁、专横，动不动就张口骂人，队里的一切事都要他说了算，搞运动的事他管，生产上的事他也管，生产队长也要听他的。不过他从没敢骂过母亲，母亲大约是队上唯一一个他没骂过的女人。也许正因为没骂过，他才更添了几分恼恨？
第二天晚上，母亲又被叫到队部去了，仍是张彬来通知的。我悄悄地跟在后面，见张彬通知完就回家去了，母亲一个人去了队部。
队部里已有三个人等在那里了，一个是李福，一个是生产队长田有发，一个是村支部委员李卫东。他们并排坐在队部那张记工分用的老式的大桌子后面，而示意母亲坐在他们对面的一张小凳上。这场景我是从捅破的一个窗纸洞里看见的，事先我曾想象了种种的场景，但这类似审讯的场景还是让我感到了不寒而栗。
我听到李卫东先开了口，他叫着我母亲的名字，说，想好了没有，你打算怎么办？
李卫东是李福的堂侄，无论年龄无论辈分他都是我母亲的晚辈，但他却叫着我母亲的名字。他说，念在多年乡亲的份上，撕大字报这事我还没给你捅到公社去，捅到公社怕是你连坐的份儿也没有了。
母亲说，我早说了，你可以捅到公社。
李福嚷道，你倒是想，我李福就要杀一杀你的傲气，就要你在我这一亩三分地上抬不起头来！
母亲说，我没偷过麦子，真偷过麦子的人才应该抬不起头来。
李福说，你甭嘴硬，今儿可没工作组听你的了，当年多少人都怀疑是张彬干的，只你一个人咬定了说，张彬识文断字，识文断字的人不会干那种事的。我他妈的就不明白，识文断字怎么了，识文断字的人就都是圣人，不识字的人就都是强盗啊？可惜呀，你保了张彬，如今可没人来保你了，如今我叫他张彬通知你他就得乖乖地去。我能肯定，全队二百一十八个人没一个会赞成你这混蛋说法，也没一个敢站出来说，你胡文慧没有偷的可能！
母亲说，你这么害怕我的说法，偷麦子的人不会是你吧？
李卫东用力敲敲桌子，说，放肆，你知道你在攻击谁，政治指导员可是代表党的！
李福说，还实话告诉你，就算是我偷的也没人相信，别看我大字不识一个。你知道为什么？我他妈的是共产党员，比起共产党员，你识文断字算个屁呀！
这时，生产队长田有发开口道，我说文慧嫂子，你就服个软吧，既是没偷，你撕下它来干什么，撕下来人家就会说你是因为害怕才撕的呀。
母亲说，这事谁都知道，大字报是我闺女撕的，她年轻不懂事，跟害怕不害怕不沾边。
母亲的声音不高，却是坚定的，不卑不亢的。这样的声音使李福愈发地气急败坏了，他每次发出的声音都比母亲的高出许多，使气氛更增加几分紧张。我曾多次听母亲说过，有文化的人是容易招人恨的，因为没文化的人太多了。其实母亲也没多高的文化，不过是解放后上了几天扫盲班吧。我从没喜欢过她那自恃有文化的样子，但她比李福有文化是确实的，她可以看报纸看小说，而同样上过扫盲班的李福至今还是一个大字不识的文盲。
母亲就这样和他们一递一句地争辩着，终也辩不出个结果。我几次想冲进去帮母亲说话，又担心像撕大字报一样惹出更大的麻烦，只好忍了满肚子的气恨先回家去了。
这天晚上母亲仍回来得很晚，仍不同我说什么。她在队部里表现得是那样坚定，那样不容侵犯，回来却摇摇晃晃，一副要垮下来的样子。我为她擦脸、洗脚，又扶她去厕所。开始她说不用，刚走了几步，却又回过头来说，还是扶我一把吧。我心里不由地一惊，上前扶住她时发现她浑身都在颤抖。我说，妈，您怎么了？母亲说，没事，就是太累了，睡一觉就好了。
待母亲从厕所出来回到屋里，我还是忍不住把偷听的事说了，我说，大字报是我撕的，赶明儿再叫去我替您去。
母亲苦笑笑说，大字报的事不过是个借口，他们的目的是为了整我。
我说，您是说，大字报也是李福他们写的？他们也太不是东西了，您怎么得罪他们了？
母亲说，识文断字就是得罪，因为他们不识字。
我说，那麦子到底是谁偷的？
母亲肯定地说，不是李福就是李福家里的人，不然他不会到现在还抓住我几年前的一句话不放。他们这种人，哼。
我说，那时工作组怎么就没查个明白呢？
母亲说，查了，生产队库房的口袋是有标记的，工作组带人挨家查过，没查出结果。
我说，为什么有人要怀疑张彬呢？
母亲说，他家离仓库最近，有人就认为他做案最方便。
我说，那时候您替他说话，现在他却不敢替您说话了。
母亲停了一会儿，说，除了记工、算账，地里活儿他一样儿不会，他最怕的就是李福撸掉他的会计了。
我说，他怕我不怕，我这就写大字报贴到李福家门口去！
母亲摇摇头，说，没用了。
我怔怔地看着母亲。
母亲说，他们已经决定了，要我跟那些四类分子扫街去，先扫一个月，以观后效。
我急了道，凭什么？
母亲说，一个支部委员，两个共产党员，还不能决定一个普通群众的事？
我说，要是不去呢？
母亲说，他们说了，不去就在全体社员会上承认偷了麦子。
我说，这不是把人往死路上逼么，不去，咱不给他开会，也不给他扫街，看他们能怎么样！
母亲说，那他们就天天把你叫到队部去。
我说，去队部就去队部，反正熬也是一块儿熬。
母亲叹了口气，半天才说道，熬不死他们，我也会被他们熬死的。
我看看母亲，才发觉她眼窝已深下去许多，脸色也发黄发青，头上的白发似又添了不少……对比她在队部不卑不亢的样子，我想，她是在用多大的意志力在支撑着自己呀。我的眼泪立时流了下来。
我说，妈，祸是我闯的，扫街的事我去，不就是扫街么，没什么了不起的。
母亲说，他们要羞臊的是我，你去不作数的。孩子你要记住，今后只要有机会，就学你哥的样子，离开村子，在这儿一辈子都不会有出路的。
哥哥是在四清运动那年考上大学走的，头一年没考上，第二年母亲硬逼他在家复习了一年。那年我刚考上初中，全家只靠母亲一个人的工分生活，哥哥本想回来帮她挣工分的，她却大骂哥哥没出息，说今年考不上明年再考，明年考不上后年再考，反正她的孩子不能再受李福那样的人的管制。哥哥听母亲的话考学走了，没上两年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现在已分到了很远很远的一个农场，管他们的农场负责人也和李福一样是个喜欢骂人的文盲。
这让母亲伤心透了，捧着哥哥的信哭了整整一夜，第二天对我说，你哥的事再不要跟任何人提起，包括四丫、英子。母亲一向不满意我和四丫、英子的交往，她们都是没怎么上过学的女孩子，说话嗓门大，吃饭吧嗒吧嗒地响，走路连跑带跳地不端庄，但她们对我好，在这村子里对我好的还没有任何人可以比得过她们，我离不开她们。为此母亲多次对我流露出了失望，她说，村里比她们有知识的女孩子不是没有，你为什么偏偏喜欢她们？我想她是不明白，她看人的标准是有没有知识，我看人的标准则是对我好不好，我没办法像她一样孤独地生活，我是宁愿不要知识也不肯忍受孤独的。这话我一直没敢对她说过，说出来她会更失望更伤心的。
我又提出写信让哥哥回来，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力量，哥哥一回来他们也许会害了怕呢。没想到母亲一下子就急了，说，你怎么会出这种主意，你哥一回来不就全都知道他在农场种地了吗，他们还会害怕一个种地的？母亲坚决地说，只要你哥在农场就不能让他回来。再说，农场那个“李福”已经够让他烦心的了，再加一个李福，你还让他活不活？母亲近于不讲道理地向我连连发问，我委屈地说，我还不是为你着想……母亲立刻打断我说，不用，要真为我着想你就少出这种主意！
和母亲相对沉默了一会儿，我还是坚持要替母亲扫街。我知道对母亲来说扫街比去队部将是更大的伤害，她会支撑不下去的。有一次母亲起得早，出院门迎头就碰上了扫街的四类分子，她立刻返身又回来了，一脸的紧张。我问她怎么了，她说碰上扫街的了。我说扫街的说什么了？她说没有，是她自个儿的事，她替人家难为情。这就是我的母亲。而我是无所谓的，我年轻力壮，也没有母亲那么多的难为情，我还有四丫和英子，她们会把我的事当她们自己的事，她们要是和我一块儿扫街，那扫街就不是惩罚了，扫街就成了有趣的玩耍了。
母亲最后没再说反对的话，也不知她是被我说服了还是累得没了精神，我看她躺下来盖好被子，慢慢闭上了眼睛。
第二天，我醒来已是大天亮了，想起扫街的事，立刻洗脸、梳头，收拾完要出门时，忽然觉得有些不对，母亲一向觉轻得很，今儿是怎么了？到母亲跟前一摸，天啊，竟已是冰凉冰凉的了。
我在村口整整站了三天。第三天是四丫和英子陪我一起站下来的。尽管这样，我还是没对她们说母亲去世前的那些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