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春天，我早早地就从北京回了村。不久，传来了“太行五七大学”招生的消息。“太行五七大学”是一所什么学校，我至今也不知道。但我那时兴奋异常，上大学的愿望终于有可能实现了！
为了报考“太行五七大学”，我每天复习功课到深夜。在我住的小屋的土炕上，铺盖占了大约二分之一的面积，另一半摊满了各类书籍：代数、几何、三角、化学、物理……
有一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我背着行李卷，走进了大学新生的行列。梦中的大学校门是圆拱形的，就像我们附中的校门一样。梦境虽然清晰，毕竟是梦。
第二天，我怀着极大的希望，去县里报名。接待我的两位干部，态度极为和蔼可亲。他们让我回去安心劳动，说上大学的愿望，他们一定认真考虑。我诚惶诚恐地告退，怀着希望回了村。
然而，当时这类上大学的机会，是属于知青中有一定名气的代表人物的。我根本排不上号，但又不甘心，徒劳地争取了几次，毫无结果。
大学没上成，是对我的一次巨大打击。上大学是我那时最高的人生愿望，可想而知，这打击对我是多么残酷。我受到的打击不仅仅在于大学没上成，而在于我根本就没有获得参与竞争的资格和机会！我就像是一个被生活遗弃的人。自插队以来，我第一次感到命运对我是不公平的，生活捉弄了我。这种捉弄，远比农村生活的艰辛更让人难以承受。
我的自信心在崩溃，心绪如翻江倒海。到哪里去寻找一根结实的绳索，来维系我的即将倾覆的心灵之舟呢？
就在这种情况下，我开始写作一部插队知青题材的长篇小说——《山村的早晨》。可以说，下决心写这部长篇小说，就是我为自己寻找的维系心灵之舟的绳索。
刚开始动笔时，我几乎不相信自己能写出小说来，但内心的种种情感又驱使着我去写。我只能自己拯救自己，从命运的泥沼中挣扎着爬出来。《山村的早晨》的写作，就是在这样的情感冲动中开始的。
最初的文稿是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写出的。那时正值春耕大忙，几乎没有空闲时间。我只能见缝插针，能写10分钟就写10分钟。每天晚上，当我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小屋，感觉肉体中最后一点精力已经耗尽的时候，一提起笔来，奇迹就出现了，我感到周身重新充满了活力。
写作是秘密进行的。一方面，我担心自己粗糙笨拙的“作品”被别人笑话；另一方面，就如同以前学习数理化一样，写小说也有可能被当做一件大逆不道的事情。我独居的小屋再次慷慨地为我提供了方便。历时一个月，终于写了130页。这就是《山村的早晨》的第一稿，是写在极其粗糙的稿纸上的。现在回想起来，这130页让我自己都感到不胜惊讶。
有人说“插队出诗人”，这话是有道理的。在我插队的那个县，有不少知青才子。我们长胜村的知青集体中也有一些才子和才女，像丁东、缪力、惠文、丹妮、张军等。
但是，与这些知青才子相比，我的情况是不同的。我在来农村前只读了一年初中，文化素质是很欠缺的。我生长在工人家庭，没有受到过多少文学的熏陶。况且，从小学高年级起，我就酷爱自然科学；我喜欢数学，喜欢航空模型和矿石收音机的制作；我景仰居里夫人，向往儒勒·凡尔纳描绘的科幻世界。那时，我无论如何也想不到有一天会拿起笔来写小说。
到农村以后，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有许多新鲜的或辛酸的感受，有许多深沉的感慨，想要抒发，以至于我好几次动了这样的念头：写点什么吧！在劳动的间隙，田间地头休息的时候，我也曾琢磨过那幻想中的“作品”的某几个片段。这几个片段，就像天边的云彩一样漂浮在我脑子里，但很快就会消散，消散得无影无踪。
然而，生活中的沉重打击如同飓风一般，猛烈地向我袭来，它把那“天边的云彩”卷了来，并让浓云化雨，倾盆大雨，在我面前降临了！
《山村的早晨》的最初文稿就这样诞生了。恰如一位原内蒙知青在回顾插队经历时所说：“上山下乡的暴风和泥泞，并没有泯灭知青这一代人的理想和追求。青年人在生活的搏击面前表现出不肯回头的勇气，种种磨难神奇地迸发出一种局外人难以理解的、璀璨的火花。”
在写《山村的早晨》之前，我恰巧看过三本小说：《牛虻》、《青年近卫军》、《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就是这三本书，为我提供了最初的写作知识。
写完《山村的早晨》第一稿，我已经有勇气把文稿拿给同学们看了。尽管小说的文字极为粗糙，描写人物就像是填写“履历表”，同学们还是给了我热情的支持，还提了中肯的修改意见。在大家的鼓励下，6月中旬，我回北京写《山村的早晨》第二稿。大家的鼓励给我注入了信心，我当时真心地希望为下乡知青写出一部小说来。北京的夏天很热，汗流浃背，但写作条件比长胜村强多了。在北京，又写了近300页，《山村的早晨》的第二稿已完成了大约三分之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