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丛冬青被园丁修剪成形如一把张开的绿色折扇，造型别致。老杨便藏身在它的后面，屁股底下垫着一只塑料袋，蜷缩着，强睁开耷拉的眼皮，目光散漫地往外望。
远处，是在寒风中穿梭往来的溜旱冰的孩子。一个穿着黄色羽绒袄的小女孩很是惹眼，让他不时地分神看向她。她跌跌撞撞，很显然溜冰的动作还不熟练。她的身后跟着一位妇女，应该是她的母亲吧，也在跌跌撞撞，亦步亦趋，像是张开翅膀护小鸡的母鸡。
近处，在离老杨不到二十米远的地方，是一溜儿烧烤摊。七个摊位，像家里制作干豇豆似的，一根风干到发黑的豇豆被切成了七截，一字儿排在那里。牛羊肉的焦煳味，孜然的香味，和油烟一起在空中弥漫。这些气味也像是被这冬夜的寒冷给冻住了，固执地笼罩在老杨的四周不愿散去。
风像刀子，像老杨过去使用过的篾刀，一刀一刀地刮他。他本来就是一个干瘦的人，现在觉得自己的身体已经被刮成了一片薄薄的篾片，没有骨头没有力气。那烧烤的香味又诱使他的肚子咕咕地叫，他又冷又饿又累，觉得自己像是一只疲乏而老迈的流浪狗，离死已经不远了。
这里是文化广场的一角。他是听到郝峰说，在这儿见到周伟明了，他才来这儿蹲守的。在此之前，他一直在解放大道那儿的沃尔玛超市门口守株待兔。
郝峰在这座城市工作，是家乡郝局长的儿子。老杨和郝局长在家乡县城的爱民小区做了两年的邻居。郝局长一接到儿子的电话立马就打电话给老杨了，中间几乎没有停顿，还将儿子的电话号码告诉了老杨，便于他了解更详细的情况。老杨接到电话的当天夜里就挪了蹲守的地方，从沃尔玛超市门口，挪到文化广场来了。但到今夜已经是他在文化广场蹲守的第28个夜晚，他还是没发现周伟明的身影。
他曾经有些怀疑是不是郝峰看花了眼认错了人，特意打了电话过去求证。郝峰说：“杨叔，错不了。我每个春节都是回去跟我爸一起过的，周伟明跟我爸住对门，我能不认识他？”
“那是不是他也发现了你，所以不敢来了？”
“他没发现我。我是傍晚开车去那儿买烧烤，从车窗里望到他，我就没敢下车，他怎么能发现我呢？他背着个擦皮鞋的工具箱，在那些烧烤摊前转悠，招揽生意……杨叔，你就守在那儿，盯紧了那几个烧烤摊，总有一天会逮着他的。”
情况倒吻合。之前也是有人看到周伟明在沃尔玛超市门口给人擦皮鞋。可周伟明怎么会给人擦皮鞋呢？他手头现在有这么多钱了，能干这营生？
老杨有些盯不住了。他屁股底下的塑料袋虽然隔住了草地上的湿气，但隔不住寒气，寒气像是一捆荆棘上众多的尖刺，先是扎他的屁股，接着是后背、脖子、脑袋……他的全身没有一处不痛。他知道是自己的风湿老毛病犯了。白天他要洗车，洗车就是个湿气很重的活，一双手总是泡着冷水。晚上又要到这儿来蹲到大半夜。他的身体早就垮了。
十点半的时候，他还是决定回洗车店里去。他已经有经验，过了十点，溜冰的孩子就会陆续回家，烧烤摊的生意也就越来越淡，淡到十一点，也就收摊走人了。人都走了，哪会有擦皮鞋的？
他推着那辆花30块钱买来的破自行车往回走，身子僵得像是个冰坨子。走在他前面的就是那对老鸡护小鸡的母女，她们玩累了要回去。小女孩不到十岁，跟他的孙女佩佩差不多高，最像佩佩的是她身上的那件黄色的羽绒袄，现在近了看，连款式都是一样的。他是大前年给佩佩买了这么一件黄色的羽绒袄，也不知道现在是不是小了，还能不能穿。
那对母女一直在叽叽喳喳地说着话，是当地的话，他半懂不懂，只听得懂“星期六”“溜冰”“摔倒”等几个词。但他还是很认真地听着，跟在她们的屁股后面。小女孩很兴奋，格格格笑了一路，当母亲的帮她提着旱冰鞋，那旱冰鞋也是黄色的，又小巧又漂亮。很可惜，佩佩没有这样的旱冰鞋。佩佩曾经向他要过，那是在佩佩读一年级的时候，但他没舍得。那时他们一家人都在憋了劲地攒钱买房。
那对母女拐进一条巷子，老杨才恍然醒过神来，停下来没再跟着。他应该是走广场北路再拐到建设路回洗车店去，可他竟不知不觉地跟着这对母女到广场东路来了。自己是真的老了，老得犯了迷糊。
其实也不是犯迷糊。仔细想来，他在冬青背后坐了那么久，目光其实一直没离开过这个穿黄袄的小女孩。他好几次疑心那就是自己的孙女。他往日都是等到烧烤摊收摊时才离开文化广场的，今夜情不自禁地跟着这小女孩提前离开了。
他知道，自己是想佩佩了。
佩佩一岁那年断的奶，断了奶后就跟着他。儿子和儿媳出门打工，将佩佩交给他带。他带了佩佩七年，从一岁到八岁，从乡下到县城，佩佩只跟他亲。但就在前年，这种爷孙俩相依为命的日子戛然而止了。
星期六？他掏出手机看日期，确实是星期六！难怪在文化广场玩的孩子比往日多。星期六佩佩应该可以睡得晚点吧？佩佩跟着他时，他是允许她星期六晚上看电视的。他掏出的手机再也装不回裤袋里，犹豫了好久，他还是决定跟佩佩通个电话。
电话是佩佩的外婆接的，这在他拨号的时候就预料到了，但听到那老太婆黯哑的一声“喂”之后，他还是情不自禁地结巴，他说：“她外婆，我，我，我是东升啊，我想跟佩佩说两句话。”
“佩佩睡了。”对方的话嘎嘣脆，很坚决地就断了他的念想。他也长长地“哦”了一声，有些失望。对方第二句话又跟了过来：“我说亲家，人逮着了没？”
老杨张张嘴，一口冷风灌进来，将一个字的回答噎成了两半，他说：“没——没。”
对方便沉默了，老杨也不知道该咋说。
就这么挂断似乎不礼貌，似乎还得说两句。老杨便结结巴巴地说：“我天天晚上在这儿蹲着呢，像郝峰说的，总有一天能逮住他。”
“光蹲着有屁用？拉屎才蹲着呢，找人得靠嘴巴。”这个老女人说话恶毒，对他一直不客气，像是将闺女嫁到他杨家来，是公主下嫁似的。以前不客气，出了那件事后就更不客气了，她教育起他来：“我说亲家呀，孩子们挣俩钱容易吗？你看我闺女，累得瘦成啥样了？”老杨只能说：“是。是。都是我拖累的。”
“找人嘛，要多打听。我说亲家呀，你说起书来，嘴皮子那么溜，打听个人，咋就那么难呢？你去了有仨月了吧？”
“是。是。”老杨有些后悔打这个电话。他早该料到，这个时段佩佩已经睡下了，他干嘛还要打这个电话呢？
他不想听亲家母那近乎训斥的说话，但他又没有胆量掐掉通话。他现在不仅仅是杨家的罪人，也捎带着成了他们李家的罪人了。谁都有权利埋怨他，除了佩佩。
不不！佩佩其实也埋怨他。上个月佩佩偷偷给他打电话，让他回去，说她再也不愿在外婆家待了，说她还想像过去一样到县城里上学。他只能劝佩佩，说你现在到不了县城里上学了，你乖乖地在外婆家待几年，先在乡下的学校念几年……他还没劝完，佩佩哭了，佩佩说：“外婆说，我不能到城里读书，都是你害的。爷爷，你快点将那个骗子逮住呀，逮住了我们就能买房了，外婆也就不会骂你是老不死的。”
那天佩佩在电话里哭，他挂了电话后也忍不住掉下泪来，眼泪滴在宝马车的引擎盖上，又被他自己手中的抹布抹掉，弄得宝马车主在一旁跳着脚嚷：“喂喂喂，大爷，你干嘛呢？你这样给我洗车不吉利你知道吗？我又没逼你洗，哭啥子呢？”他只能硬着头皮赔小心，说：“老板你误会了，这大好的日子，谁舍得哭呢？是洗车液弄到眼睛里了，辣的。”
大好的日子？这话说得将自个儿都给噎住。
佩佩说得没错。佩佩在县城里的房子，是被老杨弄没的。
老杨的老伴死得早，家中没有女老人，带孙女的活就只能由老杨担起来。那时儿子对他孝顺，儿媳待他也不错，夫妻俩在外打工，挣了钱寄回来交给老杨，还是将老杨当家长看待。
佩佩六岁时，老杨的儿子说，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乡下的教学质量差，得让佩佩去城里上学，暂时在县城买不起房，就租吧，等再攒两年，买房的钱也就有了。
儿子真在县城租了房，就租在爱民小区，在郝局长和周伟明的上一层。老杨每天上下楼梯，都得经过郝局长和周伟明的门口。他这人礼仪周全，为人谦卑，见人一脸笑，遇上了就要问声好，一来二往，就与郝局长和周伟明混熟了。
老杨的任务就是接送佩佩上学放学，照料佩佩的生活。佩佩去学校了，他没事干，就跟小区里的人闲聊，要不，就是陪郝局长和周伟明下象棋，日子过得倒也滋润。
郝局长以前是县卫生局的局长，那会儿退休了，闲着没事，就找人下象棋打发日子。周伟明呢，据说以前做生意赚了很多钱，够他坐吃一辈子的，反正没老婆没孩子，没了拖累也就没了追求，四十岁就收了手不再做生意了，过起了退休人的生活。周伟明常常陪着郝局长下象棋，两个人的棋艺旗鼓相当。但这两个人都不是老杨的对手，老杨如果不谦让，可以饶了一二子也能胜了他俩。
老杨不但棋艺好，还博古通今，这是因为他年轻的时候是说书的。一把琴，一架鼓，往那儿一坐，时说时唱，边弹边敲，几个小时一溜儿顺下来中间不打一个磕绊。改革开放头几年，说书人的生意还很火红，老杨夹把琴背只鼓走村串巷到哪都有饭吃。后来，电视机普及了，人们就不稀罕听鼓书了。老杨的鼓书没了市场，他是农村人，但对农活却生疏，主要是没力气，人太瘦小，干不动活，说不了书他便改行学篾匠，编竹器。
他当篾匠也没干上几年，塑料制品渐渐泛滥，替代了竹器，篾匠的活路也就渐渐没了。终归是农民嘛，还只得种地。但不管干啥，那些说书的鼓词儿他没忘，戏说的历史也没忘。现在不拿那些鼓词儿讨生活了，但往小区里同龄的老人中间一坐，前五百年后五百年，他知道得很玄乎，显得很博学。所以郝局长和周伟明都很尊敬他。郝局长和周伟明都说过，老杨不像个农民，如果硬要说成是个农民的话，就是黄金埋土，是个很有知识的农民。
老杨很愿意听这样的话，这样的话让他很有面子。
他在乡下是活得没面子的。说书那会儿可能还有点面子，但只是昙花一现。之后长久地便是种地，他的地种得总不如人家的好，出去打工也因为力气小没人要。不知从哪一年起，世道和乡风全变了，大家越来越看重钱了，笑贫不笑娼，钱成了面子，他老杨就成了没面子的人。但他到了城里，却成了郝局长和周伟明这么欣赏的人物，他一下子便容光焕发了。他觉得郝局长和周伟明这两个人是真好，简直就是他的知己。
郝局长和周伟明在爱民小区是最有身份的两个人，一个是仕，一个是财，都是大家望尘莫及的。这两个人高看老杨，全小区的人便跟着高看老杨一眼。这让老杨觉得很风光。
老杨在爱民小区住了两年，儿子儿媳在西安打工，挣了钱就往他的卡上打，多少年积攒下来，他的卡上便有了42万。儿子说：“42万，可以买房了，爸你先四处看看房，有中意的就定下来。”老杨很骄傲，儿子要在县城买房了，自己今后就是正儿八经的城里人了。他请郝局长陪他一起看房，又请周伟明陪他一起看房，明里说是仰仗郝局长和周伟明的见识和经验，内里其实也是有显摆的意思，巴不得所有人都知道，他也快要成业主了。
郝局长陪他看了一天房，嫌累，就没再陪他。周伟明索性一开始就不去。周伟明说：“现在的房子，有啥好看的？都快建到周边农民的菜园子里去了，没一个好位置，没啥看头。”
周伟明说得不错。城内早就没房子卖了，现在开盘的楼盘，都在县城的外围，位置偏。儿子的意见是买房要“三近”：离学校近，离医院近，离菜场近。现在开盘的楼盘都不符合这样的要求。
老杨转悠了两天，还是没有达到儿子“三近”要求的房子，他便有些急，去找郝局长和周伟明讨主意。郝局长和周伟明在小区花坛边下象棋，一张折叠象棋桌，两把折叠靠背椅，阳光暖暖地照着，棋子叩在棋盘上“啪啪”地响，四五个老头在旁边围着，很热闹。
老杨凑过去讨好地冲两位点头打招呼，说：“你们见识长，帮我想想辙，哪儿有那种‘三近’的房子。”周伟明虎着脸冲他摆手：“别吵别吵！”郝局长则抿一口茶，呵呵地笑：“再有三步，他就死毬了。”老杨只得观棋，观了一阵子，他说：“死不了。”
“真死不了？”周伟明来了精神，递过一支烟来，“你有救着？支一招呗。”郝局长立即指着老杨，警告：“哎，你要支招我就跟你翻脸，这一局我们下了赌注的，一瓶茅台。”
一瓶茅台？这就不能胡乱说话了。老杨闭了嘴。周伟明不干了，指着边上一个老头说：“他刚才给你支了两招呢，我说啥了？杨叔给我支一招就不行？”郝局长说：“行。”他看定老杨，说：“一瓶茅台就要到手了，你要是将我的酒弄没了，你得赔。”老杨堆起一脸笑：“我赔不起。我不说话了。”郝局长便得意地看着周伟明，说：“怎么着？请吧，你请不动他了。”
周伟明跳起来：“你这是耍赖！”他对老杨说：“杨叔，你给我支招，大胆地支！不就一瓶酒吗，我出！我不蒸馒头争口气！你刚才说啥来着，要‘三近’的房子？你让我赢了他，我给你‘三近’的房子！”
郝局长撇着嘴角：“癞蛤蟆打哈欠，好大的口气。你哪来‘三近’的房子？你以为你是房产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