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前——1964年的春天，元宵节刚过，江河大学中文系的师生们就乘坐火车离开滨海东站，朝着冀东驶去。傍晚时分，火车在一个全国著名的风景区停了三分钟。大家从车上下来，改乘卡车。卡车的车厢是敞开的，没有帆布篷，春寒料峭的西北风在夜色中直接从我们头上呼呼刮过，大家瑟瑟地坐在自己的背包上，心情既紧张激动，又有几分茫然。
春节前夕，在即将放寒假的前两天，校党委召开全校师生大会，传达了中共中央一个重要文件。文件是63年5月20日下发的，经过逐级传达，轮到我们头上，已时隔半年之多。文件的题目是《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其主要内容是提出了农村工作中的十个问题，以后被人们习惯称之为“前十条”（后来又发过一个十条）。这个文件，既明确告之全国人民“当前中国社会出现了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同时也强调指出“目前社、队普遍存在四不清的矛盾”。为了确保中国不改变颜色，确保马列主义的党不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中央决定必须在农村中普遍进行一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社教”中，要认真“清理账目、清理仓库、清理财物、清理工分”，简称“四清”。此后，“四清”之说就与“社教”具有同等含义。在马蹄湖畔偌大的礼堂传达时，会场上始终鸦雀无声，气氛严肃而庄重。据我观察，与会人员，不论是在课堂上授业解惑的教授、讲师，还是下了课就跑向图书馆汲取知识和学问的莘莘学子，十之八九，对校园外发生如此重大的事件，都感到突兀和惊讶。特别是听到“当前社会中揭发出来的”阶级斗争事实竟有九种之多，无一不有“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感触。为了推动“四清”运动顺利进行，同时也在这场斗争中受到教育，上级党委决定全体师生春节过后就投入到第一批“四清”的火热斗争中去，这无疑又使师生们感到光荣而神圣。
我们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肩负着这样的使命进村的。
按照部署，凡是开展“四清”的公社、大队，都要进驻工作队。工作队由当地干部和大专院校师生两部分人员组成。我和同班同学祝林、郑美群，还有系里的老教授黄大新被分到沙各庄。疾驰的卡车没去县城，而是按照分组名单直接把我们送到了村里。
沙各庄在县城西北，距县城不过二十多华里。我们下车时，由当地干部组成的工作队早已在那里迎候。工作队队长是个女同志，叫霍秋华，职务是这个县海滨公社社长。她中等个，年纪四十出头，梳个刷子，穿一身蓝棉袄棉裤。棉袄是中式的，偏大襟，束腰，特别秀气合体，一眼望去就让人萌生精明、干练之感。与她一起提前进村的还有三个人：吕志林，县供销社副主任，任工作队副队长；李志伦，县民政局干部，组员：刘玉才，借干（不是正式干部，属于在“四清”中实习锻炼的），也是组员。大家一一见了面，然后领我们四个师生在房东家吃晚饭。安排住处时，霍队长指着我和郑美群说，徐小妹、郑美群，你们两个大姑娘归我了，我一个人睡一铺大炕，正愁没个伴儿呢！
临睡前，霍队长又一次打开了话匣子。她问我是哪儿的人，我说是上海。她吃惊地说，上海？那可是咱们国家最大的城市，一定很漂亮。听说好多人谈恋爱没地方去，都跑到外滩上扎堆儿，你亲我热，也不怕别人看见，是真的吗？我说我家住在闸北，离外滩挺远的，平时学习又紧张，没见过。问到郑美群时，郑美群说是承德人，她的语气复归平淡：承德我去过，咱们一个省，有个山庄，还有七八座庙，别的就记不清了。我们当然也问她几句，比如家中几口人，当社长操不操心。她说，全家五口人，公公、婆婆、儿子，还有个老伴，在县水利局吃苦受累。我们都被她说笑了。我说才多大，就叫老伴？她说，我四十一，他四十二，黄土都埋半截了，还不是老伴？郑美群说，在水利局吃苦受累，肯定是局长吧？她笑着说，论级别我们俩一样，可要论本事，他不如我。我问怎么个不如法？她不假思索地回答，人家都说我办事像个男人，侃快、利落；他呢，却像个女人，总是婆婆妈妈的，没个痛快劲！我说我不信，你这是贬低人家抬高自己。她说，信不信，以后你们见到他就知道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