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家饭店最开始只有秦志娟和她老公两个人。生意好起来之后，便雇了几个厨师。其中一个叫小刘。小刘二十六七岁左右，个子很小，大概也就1米65左右，人极瘦，头发有些营养不良的黄，皮肤白净，看起来就更显小，二十六七岁的人长得跟二十岁出头一样。
小刘来自贵州，话很少，说句话似乎半天反应不过来，人却勤快麻利，菜烧得虽然谈不上特别好吃，但清爽干净，从学徒开始，就拿着八百块钱一个月的薪水做得尽心尽力，一年到头一个假也没有。别的厨师，休息下来的时候会聚在一起吃香烟聊聊天解解郁，烟多数是十来块的南京、利群，或者是红双喜，但小刘连香烟也不吃，闲下来还会搭手洗碗，让秦志娟很是喜欢。
但是这么一个师傅，那天忽然主动找起秦志娟，说：“阿姐，我想辞职回家去了。”
秦志娟以为是他转着弯要加薪，于是说：“阿姐舍不得的，要是钱的问题，我加给你。”
小刘说：“不是钱的事情。”
秦志娟说：“是不是家里出了什么事情？”
小刘没作声。
秦志娟拍拍椅子，示意小刘坐下来：“跟阿姐讲讲无妨的，阿姐又不会讲出去的。”
小刘说：“不好讲。”
秦志娟嗅到秘闻的气息，语气狎昵了起来：“你从学徒的时候就在这边做，没什么不好讲。”
小刘沉吟了下，说：“我有个妹妹你知道的哦？”
秦志娟说：“好像听你提起过。印象不深。”
小刘说：“比我小五岁，但结婚很早的。我们那边女人结婚都早。嫁了我们当地的一个人。”
秦志娟说：“这样。”
小刘说：“是的。不过他们关系比较一般，结婚没多久，我妹夫就去珠海打工了。平时在家时间也不多，一年也就见个两三次。连电话也不怎么打的。平时我妹妹和她公公住在一起。”
秦志娟说：“怎么，你妹夫要闹离婚？”
小刘说：“不是不是，这次事情跟我妹夫关系不大。跟我侄女关系大。他们有个女儿，今年四岁了。前两天忽然死了。”
秦志娟说：“要死，小孩子出事情很难过的。”
小刘说：“这是一个方面，但主要村里说，小孩子是我妹妹弄死的。”
秦志娟说：“哪会，天底下哪个娘下得了这样的手。”
小刘说：“我们那边重男轻女，我妹妹生了女娃娃之后，家里一直让她再生一个儿子。但我妹妹这人，是很执拗的。”
秦志娟说：“是不肯生？”
小刘说：“也不全是，我妹妹觉得跟我妹夫过不好，不想一起过了。”
秦志娟说：“那跟你侄女有什么关系？担心带着孩子不好嫁出去？”
小刘说：“那天我妹妹公公回到家里面，看到我妹妹坐在门槛上面，一句话也不说，叫了几声小孩也没反应，进屋一看，侄女躺在衣橱边上，已经死了，农药中毒。”
秦志娟说：“造孽。”
小刘说：“按照我们那边规矩，小孩子不能火化的，所以她公公就拿了锄头埋到石榴树下面了。跟外面说生了急病，不过忽然没了一个小孩子，大家都不信。”
秦志娟说：“也是，农药气味那么大，又不是糖水，大人都喝不下去，小孩子会随便乱喝？”
小刘：“别人也是这么说的。后来警察就来查了，说我妹妹嫌疑最大，就把她带走了。搞不好要打官司。”
秦志娟说：“唉。”
小刘说：“所以说没办法。”
秦志娟说：“事情办好了总归要回来吧？”
小刘说：“估计回不来了，这种事情很麻烦的。家里面就我父母两个人，年纪也大了，我妹妹真有什么事情，我肯定要照应下。”
小刘走的第二天，秦志娟忘记自己说过“阿姐不会讲出去”，转身就跟陈菊英她们转述了一遍。
陈菊英说：“自己喝不大可能吧？”
秦志娟说：“难不成灌下去？”
陆爱华说：“难讲，那边人都心狠手辣。”
听起来好像是指着朱太太那一拨的，“那边”分出了一个高下等级，好像“那边”，就是一个劣等的代名词。朱太太说回乡下，都是说回“那边”，陆爱华问，也是问的“那边”，好像耻于吐出地名一样，只愿意用一个含糊的方位代词去替代。而这样又是哪样？朱太太有些不悦，但她悄声悄气惯了，也不会露出不悦，只转移话题，“唉？听说市政府拆迁文件也要批下来了。”
陈菊英说：“咦，小陆，你不是跟小刘师傅关系蛮好的，他没和你说过？”
陆爱华说：“话是这么说，从前他拿雪糕我都不要他什么钱，但这回他什么也没说就走了，招呼也没打。”
秦志娟忽然想起来：“他叫我也就叫阿姐，怎么叫你干妈？”
陈菊英说：“你不是有个侄子在派出所，让他帮忙问问到底什么时候拆迁。我听对门顾太太说市政府拆迁文件已经下来的，到底真不真？”
朱太太说：“是的，你问问。”
秦志娟说：“我没有听他说嘛。要是真拆他一定跟我讲。”
陆爱华说：“最近你家饭店生意不要太好。”
秦志娟说：“什么意思？”
陆爱华说：“哪有什么意思，说你生意好。”
秦志娟颇不痛快。
秦家饭店的生意好起来之后，秦太太对于拆迁态度就显得有些暧昧起来。一个理由就是她再也找不到这么廉价又市区的地段了。新的商业区建立起来，到处都是港式茶餐厅、名品服装店、连锁火锅店的天下，哪里容得下她的苍蝇铺子。
大家在牌桌上也商讨不出结果，秦志娟平白损失了一个心仪得力还便宜的厨师，除了惋惜还是惋惜。朱太太的话只起了个头，谁都没有接下去。
但事情很快发生了变化。小刘走后的第二天晚上，秦志娟回去做账的时候，发现家里保险柜被撬开了，放在柜子里面的两万块钱已然不见，这才反应过来：“我们家遭贼了！”
遭贼的当然不止秦家饭店，整个平安里两排都被光顾了遍。陆爱华放在床下面的小檀木箱子也被翻了出来，一盘点，丢了一只金镯子两只金戒指，包镯子和戒指的布和存折都还在里面，因为镯子戒指不大，所以损失倒还过得去。
损失最大的是陈菊英，她因为有服装店的缘故，平时现金留得多，又喜欢塞在衣橱里面，毛估估也丢了三万，陈菊英本身储蓄就不多，这样一来更是雪上加霜。
开始大家怀疑是外面哪里流窜过来的惯偷，但渐渐地大家又开始怀疑身边的邻居，或是新搬进来的租户。连陈菊英对面新搬来的哑巴夫妇也成了怀疑的对象。流言蜚语在这个炎热的夏季不断蒸腾发酵，除了秦家饭店有空调之外，装着空调的人家仍然寥寥可数，大家还是习惯在弄堂里面摇着蒲扇拍打着蚊子消暑，让私语随着人造的气流飘来飘去。冰镇啤酒变得意外地好卖，往往冰柜里面还没有冻好就被客人们拿走了，一碰上外面的热气，深绿色的玻璃啤酒瓶身上便挂满了水珠，看起来像是热到不断出汗一样。爽身粉撒上去就被汗结成块，小孩子们的脖子和后背上因此生满了痱子，涂上花露水就痛哭起来。小孩子的哭声与大人的叫骂声交错在一起，让这个夏季变得更加嘈杂和凌乱不堪。
后来警察来排查的时候，他们自然都知道了，小偷就是小刘。
朱太太在这场小偷事故中，被偷了两只翠玉镯子和一只玉坠——不过都不是真的，是她一次跟着朱先生去上海城隍庙对面的玉器小商铺里面买来，总共也就花了一百来块钱，唬人还可以，不能细看。不过玉器本身就水深难测，大家也瞧不出个中端倪。小刘大概不识货，见朱太太平时戴得多，就以为值钱。
但是朱太太什么也没说。她和秦志娟、陆爱华她们一起抱怨了自己的损失，派出所做笔录的时候，她胆战心惊地对玉器的价值撒了个谎，又嘱咐了朱荣棋对好口供，心想反正也找不回来了，真或假又有什么当紧？
大家纷纷记起小刘平时的为人，实在是很难与小偷联想到一起。说到底，虽然贼是秦志娟招来的，还养了一年多，但是她们也是看着小刘从学徒做起来的，谁都没有发现有什么问题。
从一桩谋杀案到日常的窃案，大家反而觉得更加合理，愤懑比痛心还要多，回忆一反诘就觉得经不起质询：“就晓得没有那么好，一个男人连烟都不吃！”
不过秦志娟觉得古怪的一点是，倘若小刘真是惯偷，何必住一年之久？大概极端的困境就是会让一个好人变成一个恶人，善恶之间的界限大概就是一脚的距离，穷困能够翻出人的里子，这是她被折磨了很久之后，得出的结果。
失窃的事情告一段落，大家都意识到钱找不回来了，陈菊英在派出所哭天抢地，也没有什么用。它只给了陆爱华更多抱怨平安里的余地，“别的小区会不声不响地丢那么多东西？连个看门的保安也没有。不要说保安，外面连铁帘子也没有装一个，等于敞开了等小偷上门。”
然后陆爱华就觉得李卫国没出息：“李青马上上高中了，连个房子都没能换出来。”
李卫国想，还不是被你吃掉买掉的，花钱时候大手大脚，现在又叫没钱。但他又实在很懒得搭理陆爱华的抱怨，于是蹲在门口，面容漠然地无声鼓捣一只坏掉的音箱，把零件一个一个拆出来，整整齐齐地摆在塑料布上，在客厅正中央占了一个偌大的地方，也不管别人能不能走路，就饶有兴致地修着音箱。
陆爱华越看越生气——连换音箱的钱都没有！就晓得修修修，粗鲁一点说，李卫国这样的人，就是“三扁担也打不出一个闷屁来”。
李青在房间里面做作业，但做得不是很专心，她一直在偷偷跟同学发消息，诺基亚黑白手机调了震动模式，信息一来便在玻璃台板上嗡一声响起来，陆爱华听到了只觉得怨气更重，“发发发！干脆不要读书了！在这里老死算了！”
李青觉得陆爱华有些莫名其妙，明明当时买手机也是她同意的，现在口不择言的人也是她，李青觉得陆爱华是世界上最不可理喻的人。她跟她父亲一样，对陆爱华有一种惧怕且厌烦的感觉，尤其是这样低档小市民的嘴脸，出事了就找家里人发脾气。所以也选择了和父亲一样的缄默，她把手机放到了左手边的衣兜里面，一只手捂牢手机，以防再度震起来。
陆爱华看见了，又想起丰礼的事情，觉得更加昏天暗地没有指望，于是大步流星跨过了音箱零件摊子，好像真要走到哪里、真能走到哪里一样。
秦志娟饭店失窃之前，朱太太和陆爱华的小店刚刚开业不到四个月。
朱太太的精明随着时间显山露水。秦家饭店与朱陆二家只隔了一层墙壁。吃饭的人多起来之后，朱太太看了几趟，对陆爱华说，她们可以一起出钱，开一个小店，饭店里面啤酒贵又不卖烟，他们价格低一点，“总归有人要吃的”。
陆爱华起端觉得有些不好意思，觉得好像是跟秦志娟抢生意一样。
脸皮虽薄，钱还是得赚。
两个人开起来的遐迩烟酒店，除了卖各种烟草，还卖酒，洋河、绵竹大曲、泸州老窖、水井坊，夏季还兼卖冷饮雪糕，后来连邻居订卫岗牛奶也一并承包。托秦家饭店的福，生意不能算坏，每个月两户人家分到手，也有两千来块钱一个月。陆爱华和朱太太轮着看店，退休的朱荣棋也会偶尔看一下。
朱荣棋属于算账很慢的人，出错频率极高，朱太太便义不容辞担起这一任务——她算起账来又快又利落，仿佛天生会计的料，连陆爱华也自叹弗如。
凑在一起开店之后，有了利益上的牵葛，陆爱华与朱太太关系便有了质的飞跃。心情好的时候，虽然年纪相仿，陆爱华还是叫她一句小舅妈，再不客气，也叫“淑芬”，也会提醒朱太太，说一些体己话：“我舅舅那样的人，是很孬的，以后万一拆迁了，跟那边争起房子争起钱，指不定帮谁呢。凡事多留心眼。”
朱太太正在煤炉上用小圆铁勺做蛋饺，一勺蛋液舀进勺子里面，火炙烤着勺底，蛋液快要凝固的时候再填进一勺肉糜，再用筷子把蛋皮盖上，直到变成一个饱满的元宝状，再倒出来，放在一张青花瓷碟上，青花瓷碟上便建起了一座金黄色的桥梁。她听到陆爱华的话之后，只是笑了一笑，便继续慢火煎着蛋饺。
陆爱华想，才几年呢，朱太太都已经学会了不动声色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