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一年前，《天涯》的主编从朋友那里，知道我在做致丽玩具厂大火的追踪调查，就约我写有关文章。我一向仰慕《天涯》，当即答应，可是迟迟未交稿。蒋子丹终于不得不催，并说了一句让我听来很重的话说：“我想这件事对你可能挺边缘的……”几年来，追寻劫难后的打工妹和她们的亲人，一次次捧着死难者的遗像遗物，一遍遍听着伤者生者的诉说，致丽玩具厂，投入了我太多的牵挂，引发了我太多的思考。我没动笔，是我不敢轻易动笔，又怎敢言“边缘”啊！她可能在激将，迫使我将寻访的“第一时间”的所见所闻拿出来，和每一位关注中国打工妹、关注中国弱势群体的同仁分享。
原致丽玩具厂，当时的全名是“深圳市葵涌致丽工艺制品厂”，座落在龙岗区葵涌镇，港资企业，是“香港致高实业有限公司”所属工厂之一，主要生产意大利CHICCO公司品牌的玩具。1989年建厂，1993年11月19日发生特大火灾，当时厂内400多工人，结果死难87人，有名单的伤者51人。死者中，有两位是男工，其余都是打工妹。
这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发生在外商投资企业中最惨重的事故。
致丽大火，震惊了中国，震惊了亚洲，媒体的报道铺天盖地，中央派出调查组，深圳成立事故处理小组。很快，死者家属得到抚恤，伤者得到治疗，事故责任人受到制裁。致丽成为历史，在人们的记忆中慢慢地淡去。
但是，要想完全抹掉这样一场灾难的影响也难。火灾的受害者——伤者以及死者的亲人仍在承受着苦难，后来我知道，还有一些以劳工权益为己任的香港劳工组织和慈善组织，内地工会中的研究者，一直在为遭受劫难的打工妹奔走伸张，争取权益。工运学院的教授常凯，曾随调查组进入火灾现场，收集了200多封被遗弃的打工妹书信（注：《天涯》2000年第5期已选登其中部分书信），写下感人至深的《废墟上的凭吊》一文；香港的劳工和慈善组织，几年来不断看望和接济着烧伤最严重的几位打工妹，他们还奔走于意大利和香港之间，给CHIC00公司施加压力，要求它们给予致丽大火的受害者以赔偿。
1993年底，我和合作伙伴得到一笔来自福特基金会的资助，做一个关于打工妹的课题，从此和打工妹结下不解之缘，也和许多研究劳工的学者和援助者成为好友。1995年前后，我认识了常凯，见到他收集的一部分书信，又随他到深圳的葵涌镇，开始了对致丽的第一次调查。
真正的投入是在1998年，同样是在香港中文大学亚洲研究所“交论文”的催促下，我开始写《打工妹的内部话题——对深圳原致丽玩具厂百余封书信的分析》。我一遍遍地看，仔细地辨认着她们之间的关系，一个个打工妹的形象和故事凸现出来了。如今这些文字依然鲜活，叙说着打工妹们年轻的人生经历，但我不知道她们之中哪些已不在人世，哪些能够幸免于难，内心的震撼和哀痛难以名状，强烈的追踪念头萌生出来，但我能怎么做呢？
就在此前后，香港的朋友找到我，说意大利那个公司的款项已经到位，存放在香港一家天主教中心，但是该中心没有任何名单，他们已有的名单也有限，希望北京的朋友帮忙，将款项发到受害打工妹或她们的家属手里。这和我的想法不谋而合，我当然毫不犹豫。我开始奔波，希望通过正式途径办理此事。后来我知道，事情比我的想象要复杂。我和香港的朋友都是帮忙的，我们不是任何一方的当事人，不具备正式的身份，除非我能找到国内合法组织，愿意而且可能无偿地投入这项工作，或者我认识某位有职有权的人物……总之，我和北京另一朋友分别运作，都失败了。事后反思，其实办法可能还会有一些，可是我们来不及尝试，意大利方已发出最后通牒：如果在两个月内找不到全部名单，款项收回。无奈之中，我们将已有的名单交给香港的那个天主教中心，由他们与该公司协商，聘请律师解决此事。
转眼到了1999年，致丽大火已经过去了近六年，我的研究计划不能再拖延下去了。经人介绍找到家在重庆的北大研究生刘成付和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李强，利用暑假帮我做开创性的工作——在重庆一带寻访名单上的人，就此开始了对致丽追踪的第一次调查。
我将已有的几个比较准确的地址，建议他们可以按照“滚雪球”的方式扩大寻访的对象。访谈提纲很简单，最主要的是找到更多的人。送别他们出门，望着两个年轻人远去的背影，我忽然感到有点难过：我交给他们的是一项困难的工作，地址不详，分别在几个不同的县，山区的路不好走，真难为他们了。
李强是位细心周到的姑娘，每到一地，她都会打电话给我，汇报他们的情况。我的企盼中更多的是担心，嘱咐他们一定要吃好住好，把安全和健康放在首位，找到多少名单在其次。这次调查一共20多天，用去他们大部分暑假，历经重庆市、丰都县、忠县的5镇6村，得到14位死伤打工妹的信息，其中死者6人，伤者8人。
11月份，我自己有了一点时间，决定动身去重庆做第二次调查，并邀刘成付同往，小刘爽快地答应。
在重庆见到香港亚洲专讯研究中心的朋友小廖，她带来一个令人气愤的消息：由于没有全部名单，好不容易争取到的意大利那个公司的款项挪作他用，致丽打工妹一分钱也没有得到。现在香港的几个劳工组织准备再次给公司施加压力，把那笔款要回来，但关键还是名单。
义不容辞。看来我们的研究计划只有搁置，先在名单的数量上下功夫。
这一次，访谈了死者家属、伤者和原致丽厂的工人等18人/户，又得到原致丽厂员工名单45人，其中死者27人，伤者5人。最重要的，我大致弄清楚了原致丽员工的主要来源地是重庆的忠县一带和河南的沈丘一带（详见“重庆：第二次追踪报告”）。
兵分两路。香港的劳工组织在力争意大利公司的补偿，他们的运作我不得而知。而我，目标是尽可能找到更多的名单。因为很明显，名单越齐全，受害打工妹得到补偿的可能性越大。
很快2000年的寒假又到了。我找到人大的两位研究生——重庆籍的贾云竹和河南籍的马彦，请他们再各找一位伙伴，分做两组，到重庆到河南做再一次的寻访。
又是一次艰苦而富有成效的调查。重庆一路到了三个县的5个镇/乡，访谈12人/户，得到名单30人，其中死者5人，伤者8人；河南一路历经两个县中的7镇8村，访谈22人/户，共得到名单27人，其中死亡10人，受伤6人。
这样，我们的追踪共得到有地址的死难者名单40人，受伤者27人。我把名单全部提供给了香港的朋友。加上一些未访到的，致丽厂受害者的名单接近百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