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当历史进入到数字时代的第一个十年（我们把2000年作为数字时代元年，因为正是从2000年起，包括数字艺术在内的各种数字产品以令人眼花缭乱的加速度消解着、取代着、驱赶着甚至压迫着它的原子对应物，同步建构其自己庞大的生态王国）多一点的时候，数字艺术已经基本上完成了对人类千百万年励精图治所遗留给我们的审美图腾——原子艺术——的物理实体超越。之所以说数字艺术迄今的超越尚属于对原子艺术物理实体上的超越，是因为数字艺术的物理形态、物理肌理和物理机制跟原子艺术具有重大而本质的差异；尽管数字艺术依然必须借助于物理实体方能彰显其艺术的一切功能，但这毕竟不同于原子艺术那种灵肉合一、符号与媒介有机统一（即麦克卢汉意义上的“媒介即信息”）的传统机制。也就是说，在数字艺术新的艺术框架内，过去作为构成原子艺术美学特质之重要组成部分的物理媒介，比如说绘画中的颜料、纸张和笔墨，雕塑中的石材，电影艺术之银幕等，而今都基本上失去了应有的地位和功能，因为诸如此类的这些原子实体在数字艺术中不再作为必不可少的有机组成部件。数字艺术对原子媒介的依赖性大大降低这一点具有重大的意义，因为一切原子媒介既然都隶属于物理实体，也就必然消耗这个客观世界的自然资源。因此，数字艺术的生成似乎一开始就选择了一条资源节约型的低碳路径。关于这个问题这里仅仅提出来，深入的探讨我们将在后面的章节中进行。这里需要探讨的重点是除了这种物理实体上的超越外，数字艺术究竟在这刚刚过去的十年里还向我们奉献了哪些精神上、情感上或者思想上的超越，因为这个问题才是我们更为关注的艺术本体问题。
按说，今天，即数字艺术刚刚年满十周岁多一点的时候，我们就将它与具有几千年古老历史的原子艺术比较优劣、评判功过的确显得不够宽容和厚道，毕竟她尚处在成长的幼年阶段，她即使具有因基于数字技术而被赋予天然丽质的优秀基因，这一基因的表达和显现也需要时间、机遇、环境和自身努力等条件的催化。不过，数字艺术的当下情势又不能不让我们对它的未来充满忧虑。因为从这个十年里，数字艺术呈现给我们的除了更快、更炫、更奇、更新、更大、更自由、更民主、更恣意的艺术图景外，它似乎也呈现出更多的浅薄、浮躁、虚伪、蛊惑、庸俗、游移和放荡，特别是当数字艺术脱离了襁褓，进入到当下的童年阶段的时候，上述这些表现越来越明显，从而由刚开始的随机发生的个别现象演变为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注的普遍性的公共安全问题，例如其中尤为突出的网瘾问题、数字影像艺术高碳化和低俗化问题、数字艺术版权问题，等等。鉴于数字艺术系统的民主性与开放性，几乎每一个社会成员都或多或少地遭遇到以上这些问题中的一个或几个，当然青少年群体所遭遇的问题更加严重和复杂。我们无意将数字艺术发展中出现的这些问题作耸人听闻的夸大化和妖魔化处理，实际上我们从一开始就对其发展寄予厚望，希望它从各方面都能超越原子艺术。只是理性和良知逼迫着我们不能不严肃地直面数字艺术发展的现实情势。在过去的三年里，我们潜心致力于数字艺术生产机制、传播机制、消费机制、文本机制和数字艺术本体的深入研究，基本上洞悉了数字艺术生长的基础物理学和生理学规律。也正是在这些系统的研究过程中，我们越来越遭遇到一个人性中固有的悖论：一方面我们为数字艺术的优越特质而对其成长充满信心和希望；另一方面我们也同样为其在幼年阶段就暴露出来的诸多弱点和缺陷深深忧虑，我们尤其担忧数字艺术能否破坏人类与原子艺术千百年来建构起来的互相依存和谐发展的亲密关系。人类社会是一个有机系统，系统的高效运转需要特定的秩序来维持。一个好的社会乃是一个运转和谐的社会，这样的社会我们称之为有德性的社会。在一个有德性的社会中，社会系统的各个有机组成部分都按照自己的社会分工在特定的结构中发挥着特定的功能，这样的部分我们称之为有德性的部分。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等都是社会的有机分子，因此要想在社会结构中和谐运转，发挥出别的系统无法替代的特定功能，并且健康可持续地发展下去，也必须完成自己的德性建构。这个德性建构的任务是不以自身的意志为转移的，这正如人类的德性建构一样。原子艺术在几千年的历史运动中，与人类共呼吸共命运，充当着人类最好的精神家园，尊重着人性固有的社会诉求，调节着人类的苦难和孤寂，同时跟其他社会系统互助合作，完成了自己的德性建构。今天，这一神圣的任务历史性地落在了数字艺术这个后来者的肩上。于是，数字艺术应该建构怎样的德性就成为本文着重探讨的命题。
（二）
数字艺术德性问题隶属于数字艺术伦理研究范畴。尽管关于数字艺术伦理研究尚属空白，但艺术伦理问题却是千百年以来国内外大哲们反复追索的命题。早在2500年前，古希腊大哲柏拉图就对艺术非理性的催情性质大加讨伐。[1]跟柏拉图同一时期的中国思想家老子几乎基于同样的理由否定艺术的存在价值。另一位春秋时期的思想家墨翟则从艺术的社会功利性考量对艺术作出了同样的判决。[2]在当代学界影响甚大的西方法兰克福学派以严肃的社会批判立场、独特的人文关怀视角和强烈的社会忧患意识考察了西方发达工业社会中技术的巨大进步对社会大众“权利”和“自由”的腐蚀和异化作用，指出其中以广播影视业为代表的文化工业是造成当代工业社会中人“不自由”的众多技术性力量中的重要一翼。[3]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中更是直接将电影、电视、广播等文化工业定义为一种对“社会大众欺骗的启蒙”力量。[4]鲁迅则从社会结构和体制着眼，将中国古典艺术定义为“瞒和骗的文艺”[5]。另外，更多的思想家对艺术抱以乐观积极的态度。亚里士多德通过对诗和历史的比较发现了诗更能揭示真理的独立价值。[6]这与柏拉图的观点恰恰相反。中国的思想家们历来注重艺术的社会实践功能，并以善恶作为衡量艺术价值高低和社会合法性存在的依据。孔子的审美标准是美善统一。[7]古罗马的贺拉斯持有类似的观点。他在《诗艺》中指出：“诗人的愿望应该是给人益处和乐趣，他写的东西应该给人以快感，同时对生活有帮助。”[8]以上这些著名思想家关于艺术伦理问题的思想主要散见于他们的哲学著作中，虽不系统，但对后辈学者的影响甚大。当代中国学者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开始较多关注艺术伦理问题。谢建明[9]、赵红梅[10]、乔山[11]等从学科建设方面对相关问题进行了初步探讨。谢建明[12]、何西来[13]、张琼[14]、杨文斗[15]、徐岱[16]、李鲁平[17]等学者则从这一时期市场经济大潮中出现的诸多文艺异化现象出发探讨了艺术创作中的道德建设问题。这些研究跟早期思想家们一样都是基于原子艺术框架的，其主要思想也没有超越早期思想家们的观点。总的说来，艺术伦理研究是国内外整个艺术理论研究和伦理哲学研究中的薄弱环节。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种基于数字技术的新型艺术形式——数字艺术在国内外迅猛发展。面对这个崭新的艺术图景，一些学者基于不同的学科背景开始加以关注和研究。美国数字文化学者尼葛洛庞帝早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就提出了“比特世界”超越“原子世界”的观点。超文本小说家古叶（Carolyn Guye，1995）探讨了网络文学的超文本格式，认为超文本结构的独特性在于其风格与功能、内容与形式融合交织的理念，且接收和分析过程是同步进行的。[18]但也有一些业内精英不以为然，如比尔·盖茨就认为线性叙事具有顽强的生命力，不能设想超文本会完全取代传统的叙事模式。[19]伯柯茨（Sven Birkirts，1994）对由互联网所引致的社会文化的急剧变化深感不安。在他所写的新书《古德堡（Gutenberg）的挽歌》中，他把新的数字文化称为“恶魔”。[20]伯柯茨的悲鸣不乏优雅；然而，作为一个数字时代的反对者，他的声音是微弱的。的确他所接受的是精英教育，但他对计算机却一知半解——因此无法体验到数字革命所带来的诸多好处。所以他的抵抗软弱无力。但是即使是数字文化的拥护者对多向度传播的未来也不无担心。卡茨（John Katz，1995）本人就承认：“我们有不少可担心的东西。最主要的就是在技术精英阶层和技术文盲阶层之间的深刻分化。”[21]国内相关的研究甚为薄弱。董焱（2003）从信息论的角度比较系统地探讨了信息文化可能面对的各种各样的问题以及信息文化影响下人们的信息行为。[22]虽然他坚持他所谓的信息文化某种意义上所指涉的就是数字化文化，可是两者实在具有天壤之别。陈幼松（1999）的《数字化浪潮》一书的很多观点几乎是尼葛洛庞帝的《数字化生存》的翻版。[23]陈志良等（1999）同年出版的《数字化潮——数字化与人类未来》也是面向大众的基础读物，它着眼的是数字化对于人类未来的潜在影响，对数字艺术基本没有涉及。[24]与此同时，国内其他学者如廖祥忠[25]、谢晓昱[26]等对数字艺术的基本生态、基本特征作了比较系统的考察，这些研究都具有一定的探索性。刘桂荣[27]和程金海[28]关于数字艺术审美特征的观点稍有新意。欧阳友权，[29]和黄鸣奋[30]则分别专注于网络文学和网络艺术基本规律的研究，都取得了一些富有价值的发现，不足之处是视野偏于狭窄。其他学者多涉及数字文化的浅层探讨，其深度和广度都没有超出尼葛洛庞帝等人的思想。
1998年以来，马立新在国内较早开展了对基于虚拟现实的网络文学和网络文化的跟踪研究，在对网络文学与传统文学比较、考察和对虚拟现实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在国内外率先提出了数字化审美的网络文学本质观。[31]2003年后又将研究的视角扩大到整个数字艺术领域，先后承担完成了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项目《数字艺术与数字美学研究》（2006）和国家社科项目《数字艺术哲学研究》（2009），在对数字电影、数字动画、数字电视、网络游戏、手机音乐等一些新兴的数字艺术形态作深入考察，提出了数字美学的基本理念，认为数字艺术的本质特征在于数字美学，数字美学的本质在于数字技术赋予艺术实体的互动不确定性机制，这是数字艺术区别于原子艺术的根本所在。[32]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从哲学上阐明了数字艺术生产机制、传播机制、消费机制和文本机制，初步构建起比较系统完善的数字艺术理论体系，填补了国内外在该领域的学术空白。[33]2010年以后，针对数字艺术生产、传播和消费中日趋严重的低俗化、功利化、致瘾化、自由化、虚假化等高碳趋势，马立新开始转向数字艺术德性这一国内外尚无人问津的、跨学科的学术空白领域，在创建“利他行动”德性本质观的基础上，初步探讨了数字艺术德性生成机制等相关问题，并提出了低碳艺术这一创新理念。[34]
综上所述，关于数字艺术德性这个前沿课题，迄今除了马立新曾经做过一些奠基性的专门研究外，国内外更为系统、深入的研究探讨尚不多见，许多重大理论问题如数字艺术相关的生产德性、传播德性、消费德性、文本德性等特殊构成及其它们之间的互作关系、低碳数字艺术的德性价值与研发策略等尚不明确。这种现状显然同当下数字艺术产业日新月异的发展情势是非常不适应的。
一方面是相关研究的缺位和薄弱；另一方面是当下数字艺术实践中出现了许多人类艺术史上前所未有的新问题、新情况和新挑战，其中除了上述提及的日益突出、严重和普遍的数字艺术的致瘾问题、数字艺术高碳化趋向、数字艺术泛低俗化现象、数字艺术侵权问题等当下重大社会关切问题外，还有以手机艺术和电脑艺术为代表的新媒体艺术实践所生成的与传统生存方式大相径庭的数字生存问题，人类生存方式的这一重大嬗变究竟会对自己的前途和命运造成怎样的影响也是一个亟待回答的重大哲学命题。所有这些问题似乎都可归结于一个根本性的命题——数字艺术的德性生成与建构机制尚未破译。解决这一重大命题构成了本项研究的核心诉求。本课题试图在前期数字艺术哲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针对数字艺术的德性机制这一前沿性、交叉性和综合性课题探幽发微，从学理上阐明数字艺术本体德性、生产德性、传播德性和消费德性的基本特征，构建数字艺术的德性坐标、德性规范和德性体系，这些研究将填补国内外该领域的学术空白，进一步拓展和丰富数字艺术理论体系，大大提升我国数字艺术学科的知识储备，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同时，上述问题的阐明对于破解一系列数字艺术引致的重大社会问题，保障数字艺术产业的健康和可持续发展，构建社会主义文化大繁荣大发展的和谐格局，甚至从更本质的意义上说促进人类自身的自由、和谐和健全的生存和发展等重大现实问题都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三）
1.本课题研究的主要内容
当下数字艺术发展中出现的日趋严重的致瘾化、泛低俗化、高碳化、自由化和虚假化问题实际上是一个数字艺术德性失范的问题，而这一问题的本质在于数字艺术德性生成机制与原子艺术德性生成机制相比发生了重大嬗变。因此，阐明数字艺术德性本质，进而研发有利于数字艺术健康可持续发展的低碳路径就是本课题的总体研究目标。围绕上述目标，本课题主要探讨在学理上密切相关的七部分内容。
（1）数字艺术德性本质研究。这部分首先以胡塞尔现象哲学为基本致思路径，从人类的社会实践现象中直接洞察、发现德性本原。以此为理论基点，在阐明德性基本范畴和艺术德性本质的基础上，着重分析、考辨并阐明数字艺术德性的内涵与外延、本质和特征、结构和功能、问题与现状，重点揭示数字艺术德性生成的特殊机制和数字艺术高碳化的成因。
（2）数字艺术生产德性研究。这部分主要探讨数字艺术生产实践中的德性问题。在首先厘清数字艺术生产德性内涵与本质的基础上，分析论证生产德性在整个数字艺术德性系统中的地位与功能；重点阐明数字艺术生产德性的显现、生成和转化机制；揭示数字艺术生产中真、善、美三大价值的选择、协调和配置原理；考察数字艺术生产德性失范和异化的现状、问题和内外机制。
（3）数字艺术传播德性研究。这部分首先厘清数字艺术传播德性的内涵与本质，进而比较传播德性与生产德性的区别与联系，重点破解传播德性构成中真与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之间的互作关系；分析传播德性失范的现状与根源。这部分同步开展网络游戏传播德性实证研究。
（4）数字艺术消费德性研究。这部分首先厘清消费德性的内涵与本质；分析论证消费德性在整个数字艺术德性系统中的特殊地位与功能；重点揭示数字艺术消费德性与成瘾机制的内在关系；论证数字艺术消费德性建构的复杂性、艰巨性和迫切性。这部分还将对网络游戏消费德性问题开展同步实证研究。
（5）数字艺术文本德性研究。这部分首先厘清文本德性的内涵与本质；分析论证文本德性在整个数字艺术德性系统中的特殊地位与功能；着重阐明文本德性的生成机制和价值构成；阐明数字艺术文本德性与生产德性、传播德性与消费德性的内在关系；考察当下数字艺术文本德性现状。
（6）数字艺术德性建构的低碳路径研究。创建“低碳数字艺术”新理念，重点阐明低碳数字艺术的典型德性特征；阐明低碳数字艺术与低碳人生、低碳社会的内在关系；论证开发低碳数字艺术的现实可能性和历史必要性；着重论证开发低碳数字艺术的相关策略与方法。
（7）网络游戏德性实证研究。网络游戏是一种最为典型的互动性艺术，其强烈致瘾作用是当下社会普遍关切的典型性的重大公共安全隐患，揭示其德性机制是破解网瘾难题的根本途径，对解决其他数字艺术高碳化问题具有重要示范作用。本部分以上述德性理论为依据，对网络游戏文本德性、生产德性、传播德性、消费德性和监管德性进行深入系统的实证分析，提出相应的德性建构原则与策略；在此基础上实证研究网络游戏成瘾规律与防控对策。该部分内容是对上述六部分研究结论的检验和校正。
2.基本观点
德性是人类利他行动及其具体成果中所彰显出来的有益于人类生存发展和身心健康的强大精神价值和情感力量。德性行动是人类意志的本质体现，源于人性中与生俱来的同情心和责任感两种动机。人类的社会实践分为生活实践和职业实践两大领域，据此德性也相应分为生活德性和职业德性。生活德性是德性主体在日常生活中所实施的利他行动所体现出来的德性价值；职业德性是主体在作为谋生手段的职业活动中彰显出来的德性价值。数字艺术德性隶属于职业德性范畴，它是数字艺术实践为社会和人类创造的以美学价值为核心的多重精神滋养价值。数字艺术借助于数字技术的先天基因生成了双重互动不确定性美学机制，以此超越了原子艺术（即传统艺术）固有的艺术真实性美学机制，从而衍生出新的德性机制，并极大地改变了人类的审美范式、审美惯例和审美经验，甚至走向了审美的反面。在原子艺术固有的直观真实、客观真实和主观真实三种德性机制基础上，数字艺术创造了超现实真实、本真真实和虚拟真实三种新型德性机制，且新生的德性机制具有内生性和系统性等特征，这与原子艺术德性的外生性和随机性特征形成巨大反差。
数字艺术是一个复杂的文化产业系统，它包括生产、传播、消费、文本等有机组成部分。各个组成部分互相协作，共同承担着整个数字艺术系统的德性建构功能；但它们又同时作为系统内部职业分工不同的德性主体，在差异化的艺术实践中既互相依赖，又互相独立。在数字艺术系统中，各个德性主体的德性内涵与建构机制具有各自的特殊性和独立性，同时彼此之间也存在着不同的互作关系。其中生产德性直接决定着文本德性的价值高低；传播德性和消费德性都必须以生产德性和文本德性为前提，而它们自身又具有一定的独立性；而文本德性是系统中其他各种德性的中介和基础，且与它们之间存在着不同的互作关系。
数字艺术发展的根本方向在于低碳数字艺术。所谓低碳数字艺术不是指艺术文本媒介构成上的绿色环保，而是指美学价值和思想内容上的高营养价值和低污染效应。开发低碳数字艺术的关键是在生产、传播和消费各环节合理限制数字艺术特有的内生性的双重互动不确定性机制，以三种原子艺术真实为基础性美学机制，科学配置三种数字艺术真实，同时培育、建构和协调生产德性、传播德性和消费德性。低碳数字艺术的德性价值主要体现在感动人心、陶冶情操、净化灵魂和启迪思想，能够最大限度地激发受众自由情感，消除致瘾作用，促进受众的身心健康。
3.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人类认识的基本途径包括经验的和理性的两条路向。不同的认识论对应于不同的认识领域。胡塞尔的现象哲学则为人类的认识活动提供了第三种可能。他的基本思路是通过现象学的中止判断（悬置法）把一切有疑义的观点悬置起来，既不作肯定的判断也不作否定的判断，只从有绝对把握的地方着手，设法找到绝对自明的开端。这条认识路径已经被我们运用于前期的数字艺术哲学研究，并已被证明是一条行之有效的哲学认识路径。数字艺术德性仍然是一个哲学命题，因此我们将继续沿用这条致思路径。
本课题的基本研究思路是：首先运用胡塞尔路径阐明德性本质，建构“利他行动”新型德性理念；然后，以上述德性观为指导，阐明数字艺术德性本质；再以此为依据，分别阐明数字艺术生产德性、传播德性、消费德性和文本德性的本体特征及其互作关系；最后阐明数字艺术发展的低碳路径。
研究方法：本课题综合运用系统考察、思辨推理、实证分析和比较研究等方法。系统考察是本课题采用的基本方法，即将数字艺术作为一个由生产、传播、文本、消费等不同部分构成的有机系统，既注重分析各部分德性的独立性质，又注重它们之间的互相关系；同时还注重数字艺术系统与其他社会系统的德性互作关系。思辨研究主要针对德性范畴中的诸多基础理论探幽发微，便于从学理上推导出一些精确度更高、统摄力更强、涵盖面更宽的理论发现。实证分析主要用于诸多社会实践个案和艺术实践个案的德性考察和系统分析。比较研究主要运用于数字艺术与原子艺术之间的德性比较、数字艺术系统与其他社会系统之间的德性比较、数字艺术系统内部各组成部分之间的德性比较。多种研究方法的综合运用可保障本课题的研究结论更为科学、客观和辩证。
4.创新之处
本课题有五个创新点：一是首创了“利他行动”德性本质观；二是首次阐明了原子艺术德性生成机制与数字艺术德性生成机制的异同；三是首次阐明了数字艺术生产德性、传播德性、消费德性、文本德性的不同本质及其互作关系；四是首创了低碳艺术理念，并阐明了其德性价值；五是首次阐明了网络游戏的致瘾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