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岛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南海岛屿，原与中国大陆相连，后由于地壳断裂才与大陆分离而得名“海南岛”。海南孤悬海外、远离大陆，直到汉武帝元封元年（前110）伏波将军路博德平南越后，才略地建珠崖、[1]儋耳[2]两郡，纳入中华帝国的版图。所以宋代诗人楼钥《送万耕道帅琼管》说：
黎山千仞摩苍穹，颛颛独在大海中。自从汉武置两郡，黎人始与南州通。[3]
因为地理和历史缘故，对于大一统的中国封建王朝来说，海南早就是一个统治的难题；而在皇权中心主义的意识形态里，海南则属于边缘的边缘，历来不被重视，甚至轻视，以至于可有可无。这种历史命运，从西汉名臣贾捐之就已经开始。汉元帝年间，珠崖、儋耳经常造反动乱，朝廷想要发兵讨伐。但贾捐之上《弃珠崖议》劝谏，认为此非劳师远攻所能致也，况且海南多毒草虫蛇水土之害，“弃之不足惜，不击不损威”。于是，“上乃从之，珠崖由是罢”。[4]三国时期东吴大军征讨海南时的情形，也是如此。当时虽然斩获有功，但还是“招抚其人，竟不从化”。所以日本现代历史学家小叶田淳总结说：
尽管从广东到安南[5]一带的经营显有进步，雷州半岛的统治也大有可能，然而海南的经略还是很困难。究其原因，珠崖之地，为蒙眛之土民所充斥，不易为汉人驯致，而且当时也没有立即满足汉人所求的经济上的魅力。黄龙二年（230）远征珠崖之际，陆逊曾陈述不可，他说：“珠崖绝险，民犹禽兽，得其民不足济事。”此一情势，直至晋代吴而兴，置于南朝宋、齐、梁、陈的支配之下，也大致未变。[6]
到了中国封建社会空前繁荣和中央集权十分发达的唐代，“历历更革不胜计”的海南，在“皇朝声教久渐被，事体全有中华风”的同时，仍被大陆主流文化视为令人心惊的畏途。唐代宰相杨炎被贬海南时，就曾借中国神话传说中阴曹地府的一个关隘——“鬼门关”赋诗曰：
一去一万里，千知千不还。崖州何处在？生度鬼门关。[7]
其畏惧、恐惧到了只能用描述死亡的语言来形容心理感受，充满了关于海南的字里行间。这种心理甚至到了清代都不绝如缕，所以有人仍然坚持一千多年前的贾捐之谏议，主张罢弃海南：
得其地，不足益国家分毫之赋；得其人，不足当一物之用。[8]
以至于出生海南的湖北布政使张岳崧都不得不重拾贾捐之的谏议，无可奈何地说：
夫黎地弹丸险阻，得其地不足为利，得其人不可为民，惟议安抚之策，严守御之方，令相安无事，足矣。[9]
但另一方面，几乎与此歧视海南的大陆优越论不绝如缕的同时，自汉武帝设置郡县之后，尤其是两宋之后，因为中国文化重心南移以及大陆移民等历史原因，海南文化也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而且渐行渐佳，别有进步。具言之，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起源于中原地区，到南宋以后开始向南传播扩散，每一次大的传播都与动乱密切相关。或者说，每一次大动乱，北方文化就会受到一次摧残与流散，致使大批北方人南迁，进而给南方文化提供了一次发展机会，而且每况愈南，以至于海南文化在明代形成大观：
礼义之俗日新矣，弦诵之声相闻矣，衣冠礼乐彬彬然盛矣。北仕于中国，而与四方髦士相后先矣。[10]
以至于小叶田淳评论说：
整个有明一代，大概的说，要到弘治这一时代，那么连海南岛在内，社会局势总算比较平稳。府州县的财政状态相当丰富，和户口数相比，田土的开垦也显见进步，海南农村经济之良好，恐怕还在清代之上，那是可以想像的……由于明朝政治振作，海南岛的纲纪也显得紧张，所以良官良吏，实在也出现得不少。[11]
此后的海南，依然蒸蒸日上，但也危机潜伏。清乾隆年间，海南生产极为兴旺，几乎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彼时海南岛与岛外的贸易非常频繁，岛内交易也非常发达，增加了不少墟市，又出现了小都市，等等。虽然这一时期海南岛的户口比从前增加了二三倍之多，但是其经济状态绝不像明代那样余裕。时至嘉庆、道光以后，清朝也开始走向衰败。影响所及，一旦发生天灾、匪乱，海南就必然会突然现出危局。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在欧风美雨尤其是南洋文化的浪潮中，和南部中国一起，海南首先进入近代化和全球化的历程。联系到中国文化的发展，是否可以说，代表清代以前海南文化的是黄河流域的中原文化，是大陆性质的文化；代表清代以后海南文化的是包括长江流域、珠江流域在内的颇受西风侵染的沿海文化，是海洋性的中国文化。
人类的精神世界，无论叫做“纯粹理性”还是叫做“内心灵修”，都有自己的属性。人与猿的根本区分，其实并不在于是否能够直立行走，也不在于能否使用工具，而在于人之为人的精神之有无。此乃人文精神的标准与生物学标准的分界。所以人类的发展，并不能仅以物质文明的递进来评判。所以当我们回忆两千多年前诸子百家文化的时候，当我们阅读五六百年前丘濬那气吞山河的《南溟奇甸赋》的时候，恐怕常会发出“今不如昔”的感叹。这是我们历史观的一个方面。另一个相当重要的方面，与不断扬弃的物质文化不同，人类的精神世界及其民族文化或地方文化，并不是盲目地展开的，而是按照一定的结构原型合乎逻辑地发展的。正如历史唯物主义和结构主义所指出的那样，都要受到某种类似于一种生产方式，抑或一种文化结构的原型力量的制约或促进。中国文化中的儒家如此，日本文化中的武士道如此，英国文化中的贵族精神如此，海南文化也是如此。
结构原型的问题，实际上就是一个文化“根性”的问题。
虽然19世纪末的日本留美学者曾经用“岛民根性”和“岛国根性”的概念来激发日本人的大国主义思想，但历史地来看，“根性”概念源于佛教。佛家认为气力之本曰“根”，善恶之习曰“性”。人性有生善恶作业之力，故称“性”。也就是说，能产生善恶的力叫做“根”，善恶的习气即为“性”。因为“根性”之中包含着关于人性的思考，所以至少从唐代开始，“根性”便成为一个文化批评术语，常见于文化人与文学家之间。如王维《胡居士卧病遗米因赠人》:“了观四大因，根性何所有”；苏东坡《胜相院经藏记》:“凡见闻者，随其根性，各有所得”；龚自珍《妙法莲华经四十二问》:“众生因缘、根性、福力，各各不同”。
进一步考察则不难发现，佛家所谓“根性”，与结构主义所谓“原型”不谋而合或殊途同归，强调的都是一个根本的元问题。在结构主义看来，任何文化意义的产生与创造都源于一种相互关系或深层结构亦即原型。原型即“原始模型”，意为“原始的或最初的形式”。柏拉图曾用这个词来表示事物的理念本源，基督教神学用这个词来表示人身上的“上帝形象”，而现代分析心理学家荣格则将它定义为一种对世界进行反映的先天倾向，一种集体无意识。荣格认为，作为在漫长的历史演化过程中世代积累的人类祖先的经验，集体无意识是人类的先天遗传倾向，是个体意识不到的心理内容，是一种保留在人类经验之中并不断被重复的非个人意象。它潜藏在人类心灵深处，常常以各种原型的形式表现出来。运用这种集体无意识理论来分析，人类的地域文化或地方性知识也有其“原型”或“根性”。地方性知识的“根性”，或可说是一种带根源性的属性，是在自身客观存在基础上发生而且很难改变的集团意识及生活习惯。所以，一个地方文化的发展究竟是应该随其根性，还是改其根性，其结论不言而喻。即使已经实现统一的行政管理体制，并被统一的意识形态所深刻影响的今天；即使不同地区的地理障碍和空间格局被科学技术逐渐打破的今天，人类成功的文化发展机制，往往也都是沿着“随其根性”的道路而实现的。因此，要进入今日海南的精神世界，就要分辨那些约定俗成、不言而喻的地方话语系统；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从其发生发展的脉络上去探索。海南文化的根性是由哪些元素组成的？这些元素的组成关系和组成模式如何？组成规律和组成意义如何？历史价值和现实价值如何？关于这些问题的回答构成了本书的主要内容。
这里，关于本书的性质和研究方法，有必要做几点说明。
首先，本书不是一个地方史的历时性研究，不是关于海南历史发展过程的档案描述或文献考据，不是关于某一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的叙述。当然，更不是海南的断代史或专门史。其次，本书也不是一种地方文化的共时性研究，或者说，不是诸如宗教、政治、经济、文学艺术、民俗、建筑等方面具有旅游指南性质的地方知识介绍，也不是关于海南风土人情的经验和感悟。上述这些成果已经相当丰富并为本书所汲取。作为一种关于地方文化的观念史或精神史的研究，而且是一种寻根式的比较研究，本书旨在人类岛屿文化的语境中，将海南岛文化与英国、日本等岛屿文化进行类型比较，再将海南岛文化与不同类型的中国大陆文化进行综合比较，以期在差异中发现和把握海南岛文化的特质和规律。事实上，差异比较是目前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普遍运用的一种方法。比如在中西文化研究中，大多数研究都自觉不自觉地运用了差异比较法。其结果，由于有些学者发现人口问题是两种文化间的重大差异，于是就出现了从人口角度探讨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的研究思路。由于另一些研究者发现大一统的官僚政治是中国和西方的重大差异，于是就把这一点看做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原因。而且为了进一步说明为什么中国会形成大一统的官僚政治，差异法的运用又使他们发现中国封建社会始终存在强大的少数民族入侵的问题，于是又把大一统专制王权看做是对北方少数民族挑战的一种应战，从而试图在整个历史环境中寻找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因素。还有更多的研究者把差异法局限在经济因素的分析之中，发现西方是农牧混合经济，而中国是单一的小农经济，于是一种新的假说又提了出来。如此等等，均可说明，差异比较是一种重要的研究方法。本书旨在藉此方法展开海南观念史的研究，创建海南岛文化根性的原型模式，以深化海南地方文化的研究。
随着中国地方经济的全面繁荣，地域文化研究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已成方兴未艾之势。诸如吴越文化、燕赵文化、齐鲁文化、湖湘文化、闽文化、赣文化、蜀文化、中州文化、三秦文化、三晋文化等有代表性的地域文化，均取得了丰硕成果。并从21世纪开始，由物质形态的文化向非物质形态的精神文化层面，由表层的精神文化向深层的精神文化，由有关典籍和遗存的搜集、整理、保护、展示及濒危文化的抢救方面，向更为专业化和学科化的语言文化、宗教文化、人文地理等领域的研究延伸拓展，以及向濒危文化的抢救方面延伸拓展。保护、传承、发扬有特色的地域文化，已成人们的共识，已成发展趋势。海南亦复如此。
与作为政治概念的岛国不同，岛屿是一个地理概念。岛国拥有与大陆国家相近的国家特性，如领土、领空、政府、军队、警察；而岛屿中并不存在一个被普遍认可而且具有强迫力量的权力机构和秩序框架。所以英国、日本、印度尼西亚都是岛国，而台湾、海南和世界上最大的岛屿格陵兰岛一样，只能是属于中国或属于丹麦的岛屿。这些并不是分布在广阔海洋的中央，而是邻近大陆地区的岛国或岛屿，与大陆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甚至拥有类似的文化与政治特性，甚至会因为这种非常密切的关系而受到各自不同的大陆影响。但尽管如此，不论是岛国还是岛屿，它们既然是“岛”的一族，其间就一定隐含着某些彼此共同又彼此特殊的文化性质，而与大陆文化相去甚远。一般来说，世界历史上邻近大陆的岛屿文化都有三个明显的特点。第一，它们都是“外源文化”，其文化渊源都在岛屿之外并对岛屿产生过重大冲击和影响大陆文化。第二，它们都是与众不同的文化形态，并不因其外源性而成为一种文化的简单翻版。第三，它们又都是混合型的多元文化，并非单一地从某一个外源中汲取文化资源。这为我们进行差异性比较，提供了理论的可能。
在经历了大航海时代的今天，人类的岛屿文化生存环境和发展空间已经发生了革命性的重大变化。岛屿不再是一个孤悬海外的地理“隔都”，而是可使其本身或其所属国获得更多资源和更大权力的战略要地；不再是一个偏于一隅或自给自足的封闭的地理单元，而是比内陆地区更加开放，能够更加及时地融入全球化的发展格局。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尤其在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大幕已经拉开的时候，我们特别需要认真研究海南文化，真实了解海南文化，尤其需要正确把握海南文化这种文化模式的根本属性及其结构原型，挖掘海南岛的精神资源，建构海南岛的中国意义，使之与时俱进、发扬光大，形成地方文化的当代价值，为海南社会发展提供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和文化氛围。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