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研究问题的确定
文学理论的建设对当前中国文艺学界的学人来说是一个迫切而又有着重大现实意义的问题，很多学者为此进行了积极而卓有成效的探讨。同时，伴随着“文学理论学科性质”、“文学理论的边界”、“文学理论现代性”、“全球化语境下文论何为”、“反本质主义文艺学”、“后理论时代”等问题在近时的提出，学界在这一探讨过程中也产生了一些不可避免的争论和困惑，可以说，文论建设相应地出现了一定程度上的“焦灼”与“胶着”局面。限于学养，笔者无力对如何建构现代中国文艺学这一宏大问题作出整体性思考；但是，笔者也认识到，个人的学习与研究是无法回避它的潜在的根本要求的。因而，笔者倾向于找出某个“点”而又能通过这个“点”与当代文艺学建设问题相联结的选题思路。在这个总的运思背景下，笔者选择了把20世纪80年代中期刘再复提出的文学主体性理论和近年杨春时提出的主体间性文学理论这两种知识形态纳入同一个问题论域——在笔者看来，它们构成了一种文论建构现象——作为本书的研究对象。它们的相继提出在其倡导者看来，显然都是基于对各自所面对的文学理论现状的思考，因而也就毫无疑义地具有较为鲜明的现实性品格。
由此往深处开掘，把当代文学理论领域里近20年间出现的文学主体性理论与主体间性文学理论这两种知识形态纳入同一个问题论域而作为本书的研究对象，根本的依据在于笔者以为它们之间存在着深层的内在关联，这不仅表现在主体间性文学理论的提出在很大程度上直接体现为是对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的关于文学主体性理论批判的延续和深化——杨春时提出文学理论由主体性到主体间性转向的前提性思考就在于指出主体性理论的缺陷[1]，而且，更为关键的是，在笔者看来，这两种理论形态的确立遵循着同一条文论建构理路并且表现出在这一理路之下的共同的现代性价值诉求的文论建设方向，当然，它们所追求的现代性价值在特征方面是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差异的。由此，笔者在这里还需要顺便提及的是，在本书的第三章将会谈到余英时针对清代思想史研究而提出的“内在理路”说，笔者以为，关注具体的文学理论形态建设的内在理路问题是深化文学理论学术史研究的一条有效途径，而且，它也应该成为“文学理论学”[2]的基本研究内容。
明确地说，文学主体性理论与主体间性文学理论的确立所遵循的建构理路是一条以文学活动中的主体问题为思考原点并力图使主体的自由得以伸张的文论建构理路。在这个方面，文学主体性理论自是不必说了，主体间性文学理论也是力图寻找一个在其提出者看来相对于文学主体性理论更为合理的言说视域以进一步使得主体自由的伸张成为可能或说进一步强化主体自由的伸张。关于这一点，随着本研究论述的展开，它将会得到充分的论证和说明。这一理路与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文论建构路向形成了根本性差别；我们知道，文学主体性理论的提出在当代中国文艺学自身发展的脉络中就是直接对于机械反映论的忽视甚至可以说是抹杀主体的文论建构路向的反拨。为了表述的方便，笔者径直称这一条理路为主体伸张的文论建构理路。它构成了一个问题，一个现象，文学主体性理论和主体间性文学理论的提出是在这一理路之下文论建构的相当突出——尤其是前者——的两个环节。因此，对主体伸张的文论建构问题这一研究对象的探讨，首先就直接表现为对文学主体性理论与主体间性文学理论这两种知识形态相关方面的有针对性和选择性的研究，进而更需要在对它们存在的主要理论局限作出分析与把握的基础上进行探索性的深入思考和反思。
有论者指出，对象问题被认为是一门学科的最基本问题，它是一切理论观点与方法论的出发点，所有重要的分歧、转变与进步等，无不源于并最终归结为对对象问题的确认与理解。[3]这样的看法很有道理，尽管它是针对于一门学科而言的，但对于笔者在这里确定本研究的选题也不无间接启发，至少它使笔者更加意识到研究对象合理确立的重要性。如上所说，笔者把主体伸张的文论建构问题作为本书的研究对象是存在着一个总体的运思背景的，笔者期望以这样的一个研究对象介入当前文艺学建设的思考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哲学问题和文学基础理论问题——在本书中其集中表现为人的主体性与文学活动中的主体性问题——的进一步探讨；并且，笔者认识到，由此而进行的具体研究能否得以充分展开和尽可能地作出一些深入性的考察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有赖于研究对象的合理确立的。
当然，笔者把主体伸张的文论建构问题作为本书的研究对象，除了上面提到的总的运思背景之外，具体来说，还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缘由和依据。
第一，出于关注文论现实乃至社会现实的需要。笔者以为，立足现实无疑是深化相关文学基础理论问题研究的重要支撑，甚至是理论建构的一个强劲生长点。作为哲学用语，“现实”一词具有两层基本含义：首先，现实，指一切实际存在的东西，亦即自然现象、社会历史现象和思想的总和，与“可能性”相对；其次，它又是指现有事物在发展过程中表现为必然性的东西，即作为合乎规律的存在，它与虽然存在但已失去必然性的事物和现象相对。这样，要达到对于现实的正确理解，就内在地要求不仅要清醒地估计现实的全部复杂性，而且要认识到它的必然发展趋势。[4]在文论研究和建构中的立足“现实”，既有社会现实，也包括文论现实。文论的提出从总体上说应该符合社会现实发展的要求，而这也就必须达到对于“现实”的如上所说的完整而正确的理解；事实上，这也是使得建设中的文论具有现实性品格的一个根本保证。文论的开掘自然更需要直接面对文论现实本身，因而，对于文论现实给予更为切实的关注也就成为文学基础理论研究的一个潜在要求。文学主体性理论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重要文论形态之一，它的提出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在本书中笔者将会谈到，它在提出之后遭到了几种重要学术力量的批判，而如以上所提及的，近年主体间性文学理论的提出在很大程度上也就是直接体现为对80年代中后期以来的关于文学主体性理论批判的延续和深化。正因为主体伸张的文论建构问题内在地包含着这一当代文论的知识与思想线索，笔者认为，选择它作为研究对象也就在一个特定的维度上有效地把握住了文论现实的某些层面，进而通过它可以洞察到当代中国社会现实的若干内容。
第二，与个人的学术“兴奋点”的确立存在密切关联。在较长一个时期以来的学习与思考过程中，笔者倾向于甚至是有些刻意地关注人本身以及与其相关的问题，期望从现实的人的问题出发进入社会总体发展问题的审视与思考。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符合现实生活的考察方法”是“从现实的、有生命的个人本身出发”，又说，“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5]。这给笔者以深刻的启示；由此，笔者也就更加认识到，关注当代社会现实中的人是一个重大的现代课题。刘小枫认为，德国哲学家马克斯·舍勒（M.Scheler）的学术重心在于关注世界价值秩序、社会精神特质和主体的体验结构，他有着明确的现代学的根本性问题意识。[6]这一论断是合理的，是基于对舍勒的学术思想进行总体而又深入的研究之后得出的正确判断。确实，对于舍勒而言，从其哲学意识开始觉醒的时候起，他就认为诸如“人是什么？他在由存在物组成的宇宙中处于怎样的地位？”这样一些问题，要比其他任何哲学问题都更为重要和深刻。[7]在笔者看来，关注了社会中的人的问题，也就更加关注了社会现实，并进而有利于省察其必然的发展和变化趋势。在本书中，笔者会谈到，人的主体性是一个哲学概念。文学的主体性、艺术的主体性，其实根本上就是针对文学艺术活动的过程和结果来研究这些活动的主体——人的主体性。刘再复的文学主体性命题包含着双重理论指向，即对个体主体性与文学的独立性、自主性的呼唤、确证和伸张，其中，前一指向更为直接和显豁；因而，我们也就可以认为，刘再复的文学主体性思想旨在对人的问题进行现实思考，是在进行一种人的设计；这也就是说，文学主体性理论的提出是与刘再复对人的现代化问题的思考扭结在一起的。此外，说到底，主体间性文学理论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种关于人的存在和发展的可能性的设计。它的最根本诉求同样是主体的自由，也就是人的主体性的实现。这样，对由文学主体性理论和主体间性文学理论这两种知识形态构成的主体伸张的文论建构问题进行批判性研究也就与笔者个人的学术“兴奋点”“接续”起来，同时也有利于在这一过程中清理自己的相关思想立场。由是，进一步说，笔者把主体伸张的文论建构问题作为本书的研究对象，也就是笔者在力图对人的问题、对中国社会现代化问题进行较为整体的思考之后于自身学术探讨领域里的一种自觉、理性的选择；当然，这也只是笔者的求学道路中的一种初步尝试。
第三，本书研究对象的确定，更为直接的原因当然是在于对主体伸张的文论建构问题的研究现状的关注。目前，国内学界对笔者以上所提出的主体伸张的文论建构问题的研究还是相当缺乏的。学者们大多集中于单一的文学主体性理论的批判性研究和学术反思，或者单向地进行主体间性文学理论与美学的建构，而未曾把文学主体性理论与主体间性文学理论纳入到同一论域亦即同一文论建构理路之下来加以审视和考察，因此，这一研究问题的提出应该说有一定的探索性。笔者本书的思考与写作就是对于这一问题的集中性探讨。
二 论题展开的处理方式
通过前文的相关简要讨论，我们完全可以认识到，在中国当代文学理论领域，由20世纪80年代产生的文学主体性理论到近年有学者提出的主体间性文学理论构成了一段具有密切内在关联的问题史、学术史。但本书对主体伸张的文论建构问题的研究，却不采用完全是学术史的做法。在笔者的考虑中，学术史的描述和分析应尽可能地把针对研究对象的考察详尽化，从而在完全史实——当然，这只能是相对的——的基础上作出判断或学术性批判反思。在这里，不采用完全是学术史的做法，意味着笔者对研究对象的探讨是力图在一般性的学术史考察的基础上，而又同时尽可能地把它问题化；这里的着重点显然是后者。具体来说，本研究首先是把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相继产生的文学主体性理论与主体间性文学理论这两种知识形态置于时间线性的历时的构架之下分别进行相关方面问题的考察，进而，在此基础上突出因它们而出现的几个方面问题的直接探讨，通过对这几个方面问题中的一些内容的集中揭示，我们也就可以明确地看出在主体伸张的文论建构理路之下的这两种知识形态之间存在着的内在逻辑关联。由此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对文学主体性理论与主体间性文学理论进行“相关”方面问题的考察，这也就意味着对这两种知识形态的探讨尤其是对它们所存在的问题的探讨是不全面的。本书关于文学主体性理论的研究在这个方面的考虑和设置极为明显，即使是在第四章中笔者对杨春时提出的主体间性文学理论的面貌进行了自我理解之下的相对完整的呈示，但这也只能是视为随后对其作出几点根本性的简要评析的前提要求，这也就是说，笔者以为，倘若不这样处理，第五章针对其而作出的简要评析将无法顺利地合理展开。一句话，在具体的探讨过程中针对文学主体性理论与主体间性文学理论相关方面问题而展开的考察完全是出于本研究中心问题的确立的需要。
在以上处理的基础上，本书期望突出的主要问题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揭示出文学主体性理论与主体间性文学理论这两种在当代文学理论领域里相继产生的知识形态之间的内在理路，并把它表述为主体伸张的文论建构理路。如上所述，这是本研究选题之所以能够确立起来的一个根本性支撑。文学主体性理论和主体间性文学理论是在主体伸张的文论建构理路之下存在着密切关联的两个环节的理论书写。
其二，引入现代性理论视角，把“现代性”概念理解为主要涉及现代时期的主导性价值观念。作为现代社会的价值体系，它体现为一些主导性价值。由此，对文学主体性理论和主体间性文学理论体现出的现代性价值诉求的倾向进行判断和确认。在这一过程中，提出“中国状况下的‘年轻’的现代性”命题，明确文学主体性理论诉求的价值具有中国状况下的“年轻”的现代性特征，据此，进一步分析指出，主体间性文学理论体现出了相较于文学主体性理论的对于现代性价值诉求的一定程度上的深化特征。
其三，在此基础上，特别强调，确立文学理论的价值诉求方向是文学理论建设中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坚持现代性价值诉求的发展方向是当下中国文学理论建设的根本选择。如是，才能让文学理论的建设同当前中国社会文化的整体推动保持总体发展方向上的一致性，因而，事实上这也是使得建设中的文学理论具有现实性品格的基本保证。基于现代性问题是一种双重现象，我们需要全面地看待它，建构中的文论应该体现出对健全而又充分的现代性价值观念的诉求。
其四，强调关于文学主体性理论现象形成的研究方法的重要性。文学主体性理论现象在当代中国的形成，从特定角度来看，完全可以说是一个知识社会学事件。因此，我们有必要运用知识社会学方法对这一理论现象的形成进行针对性考察。这不仅是开阔研究思路以使得在“内在理路”研究法和社会历史研究法之下某些被遮蔽了的问题得以突出和彰显的需要，也更为有利于进一步拓展和加深对文学主体性理论现代性价值诉求相关方面问题的讨论与确定。
其五，重视文学主体性理论中的“主体性”概念、主体间性文学理论中的“主体间性”概念基本蕴涵的考察与阐发。突出在主体性理论与主体间性理论视野之下的对于文学性质的不同理解。概括指出，文学理论史上不同文论思想的提出，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就来源于研究者站在各自的哲学基点上对于文学本质的差异性理解，对文学本质问题的考察是提出新的文论思想的一个关节点。
其六，肯定学界早已提出的文学具有多本质性的文学观念，认为主体性理论和主体间性理论都不足以对文学理论中的全部问题作出解答，对文学的本质也无法作出完整的阐释。这样，“主体间性文学理论”的提法就和“主体论文艺学”的提法相似，显得很有问题有待于慎重讨论，尤其是与文学主体性理论一样不可作为一种“元文学理论”来看待。然而，我们认识到，对于文学主体性理论和主体间性文学理论的倡导者来说，却正是潜在地存在着这样的理论倾向的。
其七，概括指出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学界相继出现的几种重要学术力量对于文学主体性理论的批判，强调主体间性文学理论的提出是对于这一批判的延续和深化。但是，基于主体间性文学理论和文学主体性理论各自存在的主要局限尤其是在主体性问题上的重大理论欠缺，当下我们的着力点并不在于如同杨春时所说的要以主体间性理论为根本性建构力量完成从主体性文论到主体间性文论——如上所已经直接而简明地指出了的，在其倡导者的理论阐释中，它被赋予了一种元文学理论性质——的转向，而是应该对于文学活动和文学思想中的主体性问题予以足够的深度关注，亦即重视和深化文学活动中的主体和主体性问题的当下中国语境中的思考。这才是我们从文学活动中的主体出发考察文学问题的具有充分合理性的努力方向。
其八，回应后现代主义哲学对主体性的批判。在此过程中，力求较为全面地看待西方后现代主义哲学对于主体性问题的态度和立场，以克服学界对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想的否定性维度投入更多的关注而相对忽视其丰富性的偏颇。由是并特别基于在此前提之下的对于人的主体性事实上存在着不同的发展阶段的认识而提出，问题的根本其实并不在于对主体和主体性命题是否需要确认这样的问题进行无谓的纠缠和争论，而是必须在当前中国的一般历史状况和特定的社会情势下对主体的新质形态和主体性的新形式作出探索性的研究。
其九，突出在马克思哲学视点之下的对于人的主体性问题的探讨，以马克思的关于人的主体性思想为理论基础，对文学活动中的主体性问题进行当下思考。
以上是对本研究论题展开处理方式的一些大致设想，笔者期望能把其具体地贯彻在对于主体伸张文论建构问题的批判性反思研究之中。这也就是说，总体而言，批判性反思是本书的一种潜在的基调，也是对于它的一种基本的“品质”要求。当然，笔者也清醒地意识到，受制于个人学术与思想的有限积累，采用这样的研究方式对自己来说是相当不容易的，笔者更多地把其看成是对于自身知识与能力的一种挑战，而应对这种挑战在一定程度上也就体现为一个思考者的自我塑造过程。
笔者十分欣赏和感佩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所说的这样一段话：
……对知识的热情，如果仅仅导致某种程度的学识增长，而不是以这样那样的方式或在可能的程度上使求知者偏离他的自我，那么它归根到底能有什么价值可言？在人的一生中，如果要不断观察与思考，有时候关于了解自己能否采取与自己思维不同的思维方法去思考，能否看到与自己的所见不同的事物这样的问题便会变得绝对必要。或许有人会说，这种跟自我玩的游戏最好留在后台；不然，至多也只能让它们成为那些预备训练的一个部分，一旦目的达到，就应该彻底忘却。然而，今天的哲学——这里是指哲学活动——如果不是思想用以向它自己施加压力的批评工作，那它又是什么？它要不是在于努力弄清如何以及在何种程度上才能以不同的方式思维，而是去为早已知道的东西寻找理由，那么，它的意义究竟何在？……[8]
笔者曾期望把福柯的如是思考作为自己的一种根本性的学术和思想旨趣；然而，笔者又明白，自己离这样的要求还很远很远，也许它真的永远只是一种渴望。因而，笔者也就只能是虔诚地尝试着把自身遭遇到的这种显豁的尴尬与同时不可摆脱的浓烈的属于一个知识者的愿望强制性地混合在自己所热爱的思考、写作与生活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