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世纪末期，建州女真首领努尔哈赤在率部崛起之际，及时考虑到了本民族的文化建设问题。1599年，他指令本民族的学者参照蒙古文字的书写模式，创制出了拼写自己民族语音的文字。其后这种“老满文”试行了30多年，子承父业的皇太极，又要求学者对已有的满文方案加以改革，推出了更为科学适用的“新满文”。满洲文字的发明与完善，有效地推进了满洲民族社会的发展，也为该民族文化的加速进步和书面文学的适时问世，提供了必备条件。
由额尔德尼、达海和库尔缠等人在17世纪初合作撰写的满洲民族编年体史书《满文老档》，现存180册，以满文记载着清朝开国前后30年间的历史、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情景，是后世阅读满洲历史的珍贵史料，而这部著作的若干篇章，还蕴含着相当的文学价值，称得上是满洲书面文学之滥觞。
然而，满文的草创（1599年）与满洲举族进入中原地区（1644年），二者相距的时间过于短暂，况且当时满洲内部处于前所未有的大动荡当中，本民族的母语文学书写也就没有可能得到充裕的发展、完善；继而身陷中原，辉煌的汉族文学对满洲上层知识分子随即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和作用力，满洲人自身的母语写作，也就受到了新一轮的遏制和挤压。从目前所能见到的以满洲母语书写的文学资料看，不但总体上的艺术性尚嫌不足，就是从文学词汇的丰富及文学手段的多样等种种角度来考察，也是不大令人满意的。不过，因为清朝统治者一向倡导对“国语骑射”民族传统的维持，清代满人用民族母语及其文字写作的散文、诗歌和戏剧作品，尽管数量不很多，却仍在整个有清一代时有所见。我们似可用“扁舟孤进”来形容满洲民族在清代的母语文学书写态势。
清代满洲作家用母语创作的另一类作品是翻译小说。有研究者对清代满文译自汉文的文学作品做过统计，所得数字竟然有153部之多。[30]在这些翻译作品当中，小说占了十之八九，细加观察，差不多已然囊括了当时国内汉文小说创作中所有受到欢迎的作品。
清代就总体来说，满洲民族在语言上面有个运用满语满文由强而弱慢慢趋向式微的过程，而使用汉语汉文书写作品的情态则与此相反，由弱而强，并且渐渐地普及开来。无论是就日常生活还是就作品书写而言，满洲民族均经历了一个有着相当时日的“双语民族”文化过程。
清朝退出历史不久，满族的母语文学几近彻底湮灭。这时，满族与汉族在文化上的界限愈发模糊起来。而满族的母语文学到了20世纪初期这一时间点上终于息影于世间，其原因，则既有清代近300年里双方文化互动产生的水到渠成作用，也同样有辛亥鼎革后满族文化所遇到的人为扼制。假如把前一个原因看作主因的话，那么，后一因素的作用也不应当被忽略。
满洲人当初学习汉文化，并不是从文学入手的。儒家学说、治国韬略以及用于管理社会的通盘精神话语，才是统治者急用先学的内容。不过，文学在汉族文化庞大的混合形态中间到底是叫人痴迷的一部分。首先跨入汉文写作领域的满洲人，多不是一上手就想要成个文学家的。
鄂貌图（1614-1661）在满洲文学史册上，堪称是开汉文写作风气之先的关键人物。他是皇太极时期的满洲科目解元，累官至中和殿学士兼礼部左侍郎。历史文献证实，鄂貌图文武全才，善于骑射也酷爱读书，精通满文也好汲取中原儒术。他是满洲民族最早的翻译家之一，清朝进关之初，他就把汉文《诗经》译成了满文。而鄂貌图的诗集《北海集》，更被认定是满洲人最早用汉文从事文学创作的作品集，诗集当中多是他身负军政要务走行南北各地的触景咏怀之作。在题为《秋思》的诗里，他写道：“树色苍苍滇海秋，归心每望凤凰楼。二毛镜里惊衰鬓，万里天边看敝裘。片片火萤摇客眼，轻轻沙燕过南洲。飘蓬风露疲鞍马，回首盘江东北流。”彼时之中原诗界领袖王士祯充分注意到同时代文坛上异族诗人鄂貌图的出现，曾给予过很高评价，推许为“满洲文学之开，实自公始”。在鄂貌图登上汉文诗坛不久，高塞、图尔宸、禅岱、顾八代、费扬古等满洲出身的汉文诗人接踵涌现，满洲也从一个母语写作民族，迅速转变为在文坛上两面出击的双语写作民族。而且，一旦汉文写作这扇大门被推开，满人们的汉文写作便好似领受到了八面来风的鼓荡，很快就超过了母语写作的规模和形势。
神蛟得云雨，铁柱焉能锁！壮士闻点兵，猛气怒掀簸。赤土拭剑锋，白羽装箭笴。矫首视天狼，奋欲吞幺麽。鲸牙如可拔，马革何妨裹？行色方匆匆，妻孥无琐琐。送复送何为？别不别亦可。亲朋劳祖饯，且立道之左。请看跃骅骝，扬鞭追伴伙。长天碧四垂，乱山青一抹。大旆高飞扬，万马迅风火。一鸟掠地飞，先驱者即我！
这是康熙朝正白旗满洲人佛伦写的一首《从军行》。读者不难从中读出清初满洲民族昂扬奋进的精神特征。满人刚刚学习用汉文写作时，还往往像鄂貌图等人一样，难以从思维与风格上摆脱汉人传统的“中庸”窠臼，而仅仅经过了一二十年的文学开拓，满洲人的汉文创作便体现出来这么一种异常难得的悟性，他们开始用中原民族的文学形式，来着意展现本民族文化意义上的“真我”。
在大规模的民族创作中，艺术上良莠不齐是肯定的。但是，各创作阶段上满人的优秀作品，也的确标志出来相当高的成就。
清前期满洲文学的杰出代表，当推纳兰性德与岳端、文昭。
纳兰性德（1655-1685），字容若，正黄旗满洲人。他精神早慧，21岁中进士，曾任御前侍卫，一生仅止30年，不但得到康熙皇帝的信任倚重，多次扈跸出巡，乃至单独完成重要使命，更在词作等艺术门类里创立了非凡的业绩，一跃成为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著名文学家。他虽出身于显赫的官宦家庭，却并不喜荣华尊贵，偏以博览群书为爱好。16岁即入国子监就读，拜汉族名土徐乾学为师，后又和文坛上诸多年长的文化名家结为至友，得到中原传统的深度濡染，能够在艺术上迅速成长。性德生命短暂，著作却惊人地丰厚。20岁前，在徐乾学指导和协助下，便已主持编纂了1792卷的《通志堂经解》，共辑入140余种宋元以后解释儒学经典的书籍；之后，他又独立创作了《通志堂集》共20卷，含诗、词、文和渌水亭杂识各四卷，赋一卷，杂文一卷，附录二卷。其文学创作尤其以词作闻名，成就与同时期汉族词坛名声显赫的陈维崧和朱彝尊两家难分伯仲，被清末学者王国维称道为“北宋以来，一人而已”[31]。此外，性德的诗歌创作也颇见实力。
性德的艺术风格具有以婉丽清凄为主、天然浑朴为辅的多向度魅力。［金缕曲］（《亡妇忌日有感》）是他一系列哀感真挚的悼亡作品中的一篇：
此恨何时已。滴空阶、寒更雨歇，葬花天气。三载悠悠魂梦杳，是梦久应醒矣。料也觉、人间无味。不及夜台尘土隔，冷清清、一片埋愁地。钗钿约，竟抛弃。重泉若有双鱼寄。好知他、年来苦乐，与谁相倚。我自终宵成转侧，忍听湘弦重理。待结个、他生知己。还怕两人都薄命，再缘悭、剩月零风里。清泪尽，纸灰起。
而短章［如梦令］，更是纳兰性德状写朔方军旅生涯的名篇，彰显出景观阔大、笔触冷凝的艺术骨力：“万帐穹庐人醉，星影摇摇欲坠。归梦隔狼河，又被河声搅碎。还睡，还睡，解道醒来无味。”王国维说过：“纳兰容若以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舌言情。此初入中原，未染汉人风气，故能真切如此。”[32]在性德的创作个性当中，清晰地葆有满人性情满人特质，一代又一代的读者喜好他的词作，多是为他的这一性情与特质所感染和征服。纳兰性德的艺术创作，向清初词坛输进了劲爽清新的气息，令传统中原文学风气因之而重振。
性德又是满洲文学理论的开创者，曾经撰有《原诗》《渌水亭杂识》《赋论》《填词》等诗文理论，表达了自己的一系列诗学主张。他重视与强调诗歌创作中情的作用，指出：“诗乃心声，性情中事也。作诗欲以言情耳！生乎今之世，近体足以言情矣。好古之士，本无其情，而强效其体，以作乐府，殊觉无谓。”[33]他还看重个人艺术风格的确立独标，旗帜鲜明地针砭当时写诗抑或宗唐抑或宗宋的流弊。
岳端（1671-1704），号玉池生、长白十八郎等，出身于地位极高的爱新觉罗王公家庭，祖父、父亲因战功卓著，曾分别受封郡王和亲王，岳端少时也因父祖荫庇获封郡王。后来其父失势，岳端也被一再降爵而终成闲散宗室，直到35岁病逝。他幼时受过一流的汉文化启蒙，15岁便能写格律严整的汉文诗歌。岳端平生拒绝追求功名，刻意远避官场，纵情于文学创作，常与贫寒不仕的汉族文人结饮唱和，养就了放任不羁的个性。待到一切爵位均被革去，他专注艺术的人生选择更为坚定。
才人自古多酒徒，独醒只有屈大夫。屈大夫，尔将胡为乎？不从渔父谏，甘受朝臣诬。我虽知此是寓言，终投湘江何其冤！湘江万丈波涛恶，中有鼋鼍蛟龙与鲸鳄。直将大夫身，横争肆吞嚼。君不见，今人造龙舟，喧腾鼓吹吊中流。犹为大夫沉角黍，水族依然争不休。吁嗟乎！世途不可处，水底不可留。我劝大夫一杯酒，庶几醉乡还可游。
这是岳端的《竞渡曲》，抒发了对屈原含冤投江的议论，表达出对人世间险恶丛生的厌恶。清政权巩固之后，统治阶层倾轧现象日多。岳端的此种人生理念，对后来许多遭际类似的宗室子弟选择近酒习文的生活方式，有着深刻的影响。岳端的诗内容丰富，存世的《玉池生稿》，为汉族名士们推崇传诵。在他并不太长的艺术生涯中，创作风格经历了由清新俊逸向平实冲淡的变化，诗集中令人激赏的审美创造俯拾皆是：“秋风落日平沙晚，身倦马疲前路远。四野苍茫不见人，碧天如覆琉璃碗。”（《途中口号》）“曾闻诗胆大如天，请看狂生画亦然。乱点葡萄十数个，只求神似不求圆。”（《葡萄》）
文昭（1680-1732），也是一位爱新觉罗宗室，是清初诗坛领袖王士祯的入室弟子。年轻时因为不慎在考场上用《庄子》语句，遂被放居，索性就此辞俸家居，扫轨谢客，过起学道作诗的清静日子。他的诗中，有“雕虫深愧壮夫为，呕出心血也不辞”的自况。撰有《紫幢轩诗》32卷流传世间。其作品独辟蹊径，往往运用去雕琢少文饰的晓畅语言，率真地刻画记录市井间纯净古朴的风土人情。这种艺术选择，因为跟满洲旧有的审美习惯暗相投契，遂成后世满洲作家长期热衷于都市民俗题材创作之肇端。他笔下的《见城中少年》，描绘了满洲阿哥的异样风采：“鹭翎缯笠半垂肩，小袖轻衫马上便。偏坐锦鞍调紫鹞，腰问斜插桦皮鞭。”《八月》则借用俚语，以中间粗两头细的玩具戛戛，形容秋日气候特征：“四时最好是八月，单夹绵衣可乱穿。晌午还热早晚冷，俗语唤作戛戛天。”即使像《校猎行》这类当时满洲诗人乐于涉及的题目，经文昭写来，也能烘托起浓郁的风俗氛围：“朔方健儿好驰骛，擒生日踏城南路。怒马当风势如飞，耳立蹄跷不肯驻。大箭强弓身手热，一时杀尽平原兔。穿心贯腋血纵横，锦鞍倒挂纷无数。君不见，独孤信，会猎归来日已暮，侧帽驰马人争慕。”
从康熙到雍正期间，满洲文学写作浪潮迅猛上涌，及至乾隆朝，该民族的书面文学，已在疾步通过蹒跚学步和风格草创阶段后，迎来了发展的鼎盛期。这一时期，满洲作家辈出，作品繁多，格调鲜明，既产生了像曹雪芹所著《红楼梦》那样的旷世之作，也在各种文学样式和创作题材上，都推出了一些艺术珍品。
乾隆年间展示满洲文学成就的中心平台仍然在京师，最突出的特征是，京城里面满洲出身的文学作者们，聚拢了人脉，形成了群体。他们在研修及掌握中原文化方面，羽翼渐趋丰满[34]，对于汉族名士们也不再需要先前那种满怀谦恭地依赖，与之近距离的交游也不再频繁。他们构建起来基本可以在本民族内部彼此交流唱和的文化“沙龙”，也产生了比较过往彼此间更为契合的艺术趣味和创作倾向。
检验各个民族历史文化发展系数，可以说，要判断一民族在文学领域是否步入了整体成熟，一个相当重要的标志，是要观察其本民族的作家群体出现与否。乾隆年间在北京，具有相当规模的满洲作家创作群体得以问世，满洲书面文学前所未有的高潮亦同步呈现。
乾隆朝满洲作家群的成员，大都出身于贵族或者官宦世家，其成员们多享有过受教育的好条件，获得了较本民族一般人来说要深厚得多的文学素养；他们中间的不少人还有过由盛及衰、由尊转卑的家族动荡经历，对所处社会有深入认识。相仿佛的人生体验和相投合的艺术偏好，把这些人在不同程度上吸引、交织和联络起来，使他们得以从事相互或者直接或者间接的彼此有所呼应有所支撑的文学活动。
在这个满洲作家群中陆续显现的身影有不少，其中既有永忠、永、书、敦敏、敦诚、墨香、弘晓、弘旿、永恩、永璥等宗室子弟，也包括了曹雪芹、脂砚斋、畸笏叟、庆兰、明义、和邦额、恭泰、阿林保、恩茂先、成桂、幻翁、兆勋等非宗室人士。
永忠及敦敏、敦诚兄弟都与曹雪芹家世颇为类似，都经历过大的浮沉。永忠是康熙朝皇十四子允禵之孙，自允禵与雍正帝夺嫡失败，他家便一蹶不振；而敦敏、敦诚一家，也在其五世祖英亲王阿济格被顺治皇帝赐死后，长期处于颓境。他们虽也属宗室，却对当政者心怀警觉。永忠《大风雨》，描摹了权力集团争斗的严酷以及“天威”对自身的震慑：“楼角犹残照，云来夕景昏。才看风折树，旋作雨翻盆。魑魅应潜伏，蛟龙肆吐吞。天威严咫尺，危坐一诚存。”敦诚更借《病鹤》诗来寄写一只病卧苔茵的瘦鹤，表露出身为“罪人”之后须防“秋来警”的敏感及“力薄摩霄空望云”的沉痛。以诗笔抨击时弊，是这个作家群内一些诗人的创作特点。宗室诗人永 曾经文风犀利地写道：“呜乎大地为高丘，蚁穴纷纷争王侯……贤愚到头无复别，人生扰扰何时休！”（《狂歌行》）抒发了对官场政治的强烈愤懑；而他笔下的“君不见，伏波晚岁心犹壮，明珠犀玉遭谗谤？又不见，淮阴一日大功成，狡兔未尽狗即烹？”（《醉歌行》）则痛斥统治者薄情寡恩的嘴脸。在中国文学史册上，揭露批判社会丑恶现象的作品有不少，但是，像有着清代皇族成员这样身份的诗人们，以如此激越的口气控诉同宗当权者的作品，却是极少见和极珍贵的。
曹雪芹创作《红楼梦》时，与敦敏、墨香、明义等人都有着密切交往。敦敏对曹雪芹的人格与创作评价相当高：“傲骨如君世已奇，嶙峋更见此支离。醉余奋扫如椽笔，写出胸中块垒时。”（《赠芹圃画石》）曹雪芹家族败落的经历，与这个作家群中许多人的家史颇相像，他书中对封建末世贵族生活的描写，不仅是他个人家事的写照，也借助了诸多满洲类似家庭的素材。我们把曹雪芹视为乾隆年间京师满洲作家群体的优秀代表。
嘉庆、道光年间，满洲文学享乾隆年间鼎盛推进的态势，也产生了一些知名作家，铁保、英和与奕绘，是其中诗歌创作的佼佼者。
铁保（1752-1824），出身于正黄旗满洲，做过吏部尚书、山东巡抚和两江总督。嘉庆间两度遭到革职，被遣戍新疆和吉林，后半生经历坎坷。此人极富文才，曾任《八旗通志》总裁，并纂辑了汇收八旗诗歌的《白山诗介》和《熙朝雅颂集》，有功于满洲文学遗产的保留与宣介。他在艺术上尤工诗词，撰有《惟清斋全集》；又精书法，与永瑆、翁方纲和刘镛并称为清代书法四大家。铁保是典型的北方民族诗人，擅长展露雄健的精神气质，刻画民族生活场面的作品篇篇生机勃发：“雕弓白马陇头春，小队将军出猎频。猿臂一声飞霹雳，平原争羡射雕人。”“高原苜蓿饱骅骝，风起龙堆塞草秋。陌上健儿同牧马，一声齐唱《大刀头》。”（《塞上曲》四首选二）当身处逆境、谪戍塞外之时，铁保也每有放达之作问世，表明了不向命运让步的生命品位：“万里岩疆事远游，玉门关外此淹留。塞山不及征夫健，才见秋风已白头。”（《出关作》）
英和（1771-1840），正白旗满洲人，一生经历乾隆、嘉庆、道光三朝，曾任刑部、吏部、户部尚书及协办大学士，是续纂《四库全书》总裁和重修《明鉴》总裁。他的人生愿望在于刷新朝政，却八次因而被黜；晚年又因主张节葬致使监修帝陵浸水，乃被革职发配苦寒之地。有《恩福堂诗抄》《赓扬集》《恩福堂笔记》等著作传世，诗作视野开阔，题材丰富，忧思天下，关注民瘼。一首《瞻云》诗很能体现其品德：“晴雨多关怀，日日看云色。或轻若挚擎，或浓如翻墨。我田能几区？所望丰邦域。凭栏心遥驰，向云目屡拭。”在屡逢挫折之际，他用诗歌抒发一个改革政治家的磊落胸襟：“卷地风来竟日频，阴寒不似艳阳春。惊沙一任漫天舞，难掩山容面目真。”（《经香界寺山下》）宦海浮沉数载，英和对官场政治的虚狂了如指掌，《石狮子谣》道出来的，是坚信任何吓人假象终将被识破的哲理：
瞥眼遥见一神竦，茸茸斑毛将摇动。守犬频惊吠篱隙，草蛇欲避趋墙孔。梯山航海来何方？或从乌弋过白狼？谛视乃是新堆石，居然威猛新披猖。相质寻材遍溪涧，以绳缚木登云栈。舆数千斤积累成，当局谁能别真幻？万物有真便有假，假者恒多真者寡。但知渊下鱼化龙，岂少人间鹿为马！麒麟不见角端无，只此狻猊立屋隅。一时雄踞眩人目，会使儿童捋尔须！
奕绘（1799-1838），是乾隆皇帝弘历曾孙，袭封贝勒爵位，曾任正白旗汉军都统。他精通满、汉文及算学，学过拉丁文，长于诗词、书法，著作有《子章子》《集陶集》《妙莲集》《写春精舍词》《明善堂集》等多种。他生活在嘉庆至道光年间，当时社会已步入下坡，西方的文化、经济、军事渗透明显，而国内贵族们的奢欲也较前有加。奕绘虽贵为贝勒，却甚是难得地对社会现实有其清醒认识，对上层的不满和对下层的同情，是他作品的习见主题。在一阕［江神子］（《听梨园太监陈进朝弹琴》）中，他写有“老奴空抱爱君心，借长吟，献规箴，弹《鹿鸣》《鱼丽》戒荒淫”的词句，表白了对当政者的警示；在《砖头富》《两富翁》等诗里，对拜金主义腐蚀人性本真及富豪人家毁于荒嬉的实情做了揭露，并唱出自己的特有心声：“弓矢与农工，可以保家身。文章与道德，可以活万民。金银与田宅，可以殃子孙。我今既多男，后时子必繁。若非读书材，但当习苦辛。慎勿恃封荫，熟玩富翁篇。”而一首《挖煤叹》，更抒发了对劳动者凄苦命运的悲悯，表现出对被奴役者精神蒙昧的关注：
山坳一簇人耶鬼？头上荧荧灯焰紫。木鞍压背绳系腰，俯身出入人相尾。穴门逼狭中能容，青灰石炭生其中。盘旋蚁穴人如虫。移时驼背负煤出，漆身椒眼头蓬松。我立穴上看，深怜此辈苦。因令僮仆前，转责煤窑主：“汝坐享其利，视彼陷网罟。人无恻隐心，何以为人父！”窑主依我言，按分青钱数。数付挖煤人，令彼去息午。挖煤人得钱，足蹈而手舞。饥不市糕馍，劳不息茂树。且去向村头，酒肉充馋肚。腹果有余钱，聚伴群相赌。移时钱尽心如灰，又向窑中去挖煤。
奕绘诗中尚有一些赞许下层人民的作品。《牧羊儿》夸奖了小牧童精湛的放牧本领，嘲讽了功名场上遍布的虚枉，阐释了“功名何足矜，草野多婴哙”的真理；《棒儿李》讲述南京街头的汉族艺人，帮助素不相识的满洲落难兄弟，远涉千万里返回东北故土，自己却钱财耗尽流落异乡，形象地反映了清代中期汉、满两族贫苦百姓的情谊，诗尾作者怒斥上流社会“翻云覆雨诸君子”，认为他们的行径远不及街头艺人“棒儿李”的情操高尚。奕绘热衷于以语体写作叙事诗歌，更能从叙事文学传统和俗畅艺术风格方面，体现满洲民族自身的审美规范。
嘉庆、道光年间在文艺理论方面有建树的满人，主要是铁保和裕瑞。彼时中原文坛上的诗歌理论大家，是首创“格调说”的沈德潜、鼓吹“肌理说”的翁方纲和阐发“性灵说”的袁枚。铁保不盲从这些成理，对沈、翁二人诗论的拟古主义倾向不以为然，指出：“于千百古大家林立之后，欲求一二语翻陈出新，则惟有因天地自然之运，随时随地语语记实，以造化之奇变，滋文章之波澜，话不雷同，愈真愈妙。我不袭古人之貌，古人亦不能囿我之灵。言诗于今日，舍此别无良法矣。”（《续刻梅庵诗抄自序》）主张只有抒发自己的“性情”才能获得成功。他强调“性情”，与袁枚所强调的“性灵”，既在创作须突出个性气质方面有共通之处，也有分歧之点。“性灵说”因专注诗趣灵动，难免要蹈入虚飘；而铁保则切中生活本身乃创作之源头的艺术规律：“余曾论诗贵气体深厚，气体不厚虽极力雕琢于诗无当也。又谓诗贵说实话，古来诗人不下数百家，诗不下数万首，一作虚语敷衍，必落前人窠臼；欲不雷同，直道其实而已。盖天地变化不测，随时随境各出新意，所过之境界不同，则所陈之理趣各异。果能直书所见，则以造化之布置，为吾诗之波澜。时不同，境不同，人亦不同，虽有千万古人不能笼罩我矣！”（《梅庵自编年谱》）
裕瑞（1771-1838），是一位出身清宗室的文学评论家。他知识渊博，诗画兼精，著有《思元斋全集》。在文学理论部分，裕瑞撰写过《文采说》，对刘勰《文心雕龙》的理论有所延伸，认为作品在内容与形式的关联中，可分为质、文、采三个层面，文是质之宾，“文之有采又是宾中宾也”，“采因文而斯彰，而文无采不华”，从而要求华美辞采应融汇于文学的自身形式。
清代晚期尤其是鸦片战争过后，满洲作家们写出了一批切近社会现实、表达爱国恤民忧患意识、追求社会进步理想的好作品，从而使满洲文学成为中国近代爱国进步文学主潮的组成部分。
庆康（1834-？ ），是咸丰年间的举人，曾任中下级官吏，有《墨花香馆诗存》传世，其中书写民间苦难、鞭挞官场黑暗和抒发爱国情感的诗篇占有较大比重。《夏苦旱》《悲荒歉》《水灾叹》等作品，对连年灾荒造成“鸠形鹄面满城市”“内肉相食析骸炊”的场景作了真切记录；《观猎归途见狼戏作长歌》中，把人间凶残狡狯之徒比拟为自然界的兽类，宣泄出对不公正社会的愤慨：“共谓狐狸已无窟，岂知当道有豺狼。贪饕黠诈尔如此，挞伐不及堪悲伤。”对西方列强用鸦片烟荼毒中华的罪恶做法，他怒火填膺，长诗《鸦片烟行》痛陈吸毒给中国百姓和国家带来的悲哀，向同胞们发出强烈的警号：“鸦片烟，何来种？误尽苍生谁作俑！一经堕落少回头，丧败死亡不旋踵。大千世界起腥风，爝火蛮烟处处同。受痛不分男和女，朝朝酣卧毒云中。西洋用此毒中华，中华好奇实堪嗟！”当清政府对外寇战和两端举棋不定的时刻，庆康坚持主战。《庚辰正月闻廷议使俄大臣罪名口占二绝》《光绪甲申感事二十韵》《绝法夷》等诗表现出捍卫国家主权的明确立场。庆康所有寄托个人政治情愫的诗作，均通俗流畅，亦可见清代满洲文人诗的传统风格。
宝廷（1840-1890）是清初郑亲王济尔哈朗八世孙。少年时家道中衰，乃发愤攻读。后中举人与进士，累官至内阁学士、礼部侍郎。他主张除弊御外，与张之洞、张佩纶等被朝野称为“清流党”。光绪八年（1882年）主持乡试，因故自劾罢官，晚境凄苦。著有《偶斋诗草》《长白先生奏议》等诗文集，诗歌题材多样，风格晓白锐健，直抒襟怀，较多富有社会价值之作。入仕前所作《补履》诗，借亲手修补敝履抒发补天救弊的抱负：“履兮！履兮！吾补汝未识，汝可知吾苦。此生事事不周全，茫茫宇宙谁肯补？”为官面对内政多艰外寇频仍的时局，写有《经三叉河口有感》《题焦山文文山墨迹》《表忠观题壁》《五人墓》等诗，抒发了爱国情怀。晚年贫居，对底层人民的遭遇以及社会危机深有体会，写出《无火叹》《无衾叹》《冬日叹》《雨夜书怀》等由一己之危推言天下忧患的作品，摹写了“一家同冻馁，六合尚疮痍”的堪虞景况。短诗《糖胡卢》，表达了这位“天潢子孙”对封建末世的慧眼独识：“胡卢穿累累，咀嚼蜜满口。外视尽光华，中心隐枯朽。”
和庆康、宝廷创作倾向相近的，还有文冲、遐龄、廷琳、宗韶、毓俊、志润、寿富等。文冲因鸦片战争失败痛心疾首，《和邓嶰筠先生七夕感作兼呈少穆尚书》诗既为林、邓被诬遣戍鸣不平，更对海防失固忧思忡忡：“花砖几度拜彤墀，回首华胥梦境移。此日忧心看牛女，东南谁与靖天池？”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由渤海湾直攻北京，清军在西八里桥奋力抵抗，终战败，遐龄的《通州道中感作》凭吊了为国捐躯的烈士：“可叹劫火余，斯役几人免。忠魂不可招，烈士行当勉。我来独唏嘘，临风泪空泫。”宗韶的诗多次录下“良田芜没满荆棘”（《六月初三日作》）、“百姓腹饥兵腹饱”（《行路难》）的惨状，表示了“吾恐一朝混沌破，金银楼阁皆欹倾”的预感。毓俊也创作了《贫妇词》《霸州大水行》《凿冰曲》《劝赈歌》《老农歌》，为贫富分化大放不平之声。文冲一首题为《过扁鹊墓》，正体现出了这班满洲诗人共有的沉重心情：“立马山头读旧碑，活人有术少人知。苍山此日无多病，两字‘饥寒’欲问医。”
清代初期满人刚刚习用汉文创作时候，除纳兰性德、岳端、曹寅等能填词，多数人均未涉足词坛，这与填词较吟诗难度更大有关。清后期，满人词作已与诗作比肩。这一时期最重要的满洲词人，则是一位女性。
太清（1799-1877），即顾太清，或称西林春。在创作时常自署太清春，晚年则自署太清老人椿。她一生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五朝。前期创作活动多和丈夫奕绘相与共，约有20年。奕绘去世后，太清创作又持续了大约40年。先前太清家因祖父而获罪，历经波折，她被奕绘收为侧室，二人感情生活很美满，常一起吟诗、填词、题画、郊游。奕绘先逝，太清被迫移居邸外惨淡度日。晚年的生活坎坷，也为其创作注入了非常的气质与韵味。她的作品传世的有词集《东海渔歌》和诗集《天游阁集》。其中词作显示了高超造诣：“杨柳风斜，黄昏人静，睡稳栖鸦。短烛烧残，长更坐尽，小篆添些。红楼不闭窗纱，被一缕、春痕暗遮。淡淡轻烟，溶溶院落，月在梨花。”（［早春怨］《春夜》）“兀对残灯读，听窗前、萧萧一片，寒声敲竹。坐到夜深风更紧，壁暗灯花如菽。觉翠袖衣单生粟。自起钩帘看夜色，压梅梢，万点临流玉。飞霰急，响高屋。乱云堆絮迷空谷。入苍茫，冰花冷蕊，不分林麓。多少诗情频到耳，花气薰人芬馥。特写入生绡横幅。岂为平生偏爱雪，为人间、留取真眉目。阑干曲，立幽独。”（［金缕曲］《自题听雪小照》）元明以来，词体尽染纤弱雕琢的弊病，太清词却能直承宋词鲜活灵动之风，热情率真地拥抱美、谱写美。其词后期转而较多地描述孀居过程的艰辛和对世间事物的理解回味。她毕竟生活在社会矛盾错综的时代，也有少量作品流露出些许时政讯息。如［鹧鸪天］《咏傀儡》:“从赤豹，驾文狸，衣冠楚楚假威仪。下场高挂成何用，刻木牵丝此一时。”［烛影摇红］《听梨园太监陈进朝弹琴》:“人间天上，四十年间，伤心惨目……不堪回首，暮景萧条，穷途歌哭。”太清在满洲及中国文学史上，都占有令人瞩目的一席。近代词学大家王鹏运指出：“满洲词人，男中成容若，女中太清春”，径将她与优秀的满洲词人纳兰性德相比拟。
承龄（1914-1865），是与太清同时的满洲词人。其短章多抒写离情别恨，颇近南宋吴文英、王沂孙风格，而长调更为可观，一些眷怀家国之作不仅词意开阔，也能勾画出乱世景况、萧瑟怀抱：“望南飞鹤影，出塞行云，曾共徘徊。锦字寄回文，怕鸳机织就，不是新裁。琵琶行谱春怨，人在白登台。只两地飘零，关前雪拥，陌上花开。重来，向燕市，便击筑悲歌，谁与衔杯。忽忽中年近，纵东山丝竹，难遣愁怀。一麾欲去江海，荒径问蒿莱。但落叶萧疏，高斋又听秋雁回。”（［忆旧游］《和彦华见怀》）由清代后期至民国初年，满洲词人成就较著者，还有麒庆、锡缜、宝廷、继昌、英瑞、盛昱、阔普通武等人。
满洲在口承文化时代，曾养成喜爱讲唱文学的习性。清朝定都北京后，下层旗人中间也出现了与民族旧有文娱样式接轨的俗文学样式。
子弟书是乾隆年间兴起的鼓曲艺术。清军将士曾借巫歌、俚曲编词，表达怀乡情感，传入北京后经满洲下层文人改造并创作，形成了以固定曲式配唱叙事作品的形式。这种创作篇幅不长，除取材于长篇小说片断外，还有不少描绘满洲社会及市井生活的段子。因出自修养深厚的旗人作者，作品遣词用韵很见功力，行文叙事也生动自如。在汉文创作历来缺乏叙事诗歌的情况下，大批产生的子弟书作品实有补其不足的意义。清中后期，子弟书艺术分呈东、西韵的流派分野，东韵风格“沉雄阔大，慷慨激昂”（郑振铎《世界文库第四册叙录》），以演述忠烈故事为主；西韵则多“尤缓而低，一韵纡萦良久”（关德栋、周中明《子弟书丛钞》），以表现爱情故事见长。子弟书艺术后由北京传播到东北等地，欣赏者也扩大到各族市民。同治年间，在盛京出现了由韩小窗、奕赓、喜晓峰、春树斋、缪东霖、二凌居士等组成的作家群，子弟书创作被推入高潮。早期写作子弟书的高手是乾隆年间的罗松窗，有《红拂私奔》《鹊桥密誓》《游园寻梦》等存世，创作带有凄清柔美的韵味：“宫车掩泪空回首，猎马出关也断魂。今日还非胡地妾，昨宵已不是汉宫人。”（《出塞》）韩小窗是清后期的子弟书名家，作品有《长坂坡》《周西坡》《白帝城》《忆真妃》《芙蓉诔》等。《露泪缘》是他最为人称道的作品，感人至深地刻画出贾宝玉对林黛玉的恸哭：
……苦自苦直到临终未能见面，恨只恨满怀心事不能达。到如今我万语千言你听见否？妹妹呀你在九泉之下还要详察。从今后我却醒了槐中梦，看破了世间无非是镜中花。不久夜台合你重相聚，好合你地府成双胜似家。这段情直哭到地老天荒后，我的那怨种愁根永不拔。只哭得日暗星稀没了气色，云愁雨泣掩了光华。恰便是颓唐一恸悲秦女，抵多少断肠三声过楚峡。
子弟书作家奕赓，是清宗室成员，经历嘉、道、咸、同四朝，当过宫廷侍卫，晚年潦落贫困。他以“鹤侣”为笔名创作子弟书，作品以犀利笔锋讽喻世弊者居多。《鹤侣自叹》《侍卫论》《老侍卫叹》《少侍卫叹》《女侍卫叹》等，来自他的亲身经历见闻，历数因出身高贵而被编入侍卫行列的各色“伪君子”之真面孔，也勾勒了一些侍卫年轻时风光无限而老迈时却朝不虑夕的窘境。《齐人有一妻一妾》《黔之驴》《借靴》《疯僧治病》等作品，则极尽书写炎凉世态之特长，将末世丑类的劣迹揭示得淋漓尽致。
八角鼓是子弟书的姊妹艺术，也是清中晚期满洲当中盛行的曲艺曲种。八旗文人们喜好在自组的票房内编词演唱，聊以自娱。当时的八角鼓词作，现仍确知的，尚有《鸟枪诉功》《护军诉功》《南苑叹》《八旗叹》《夏景天》《怕的是》等多种，反映了清代的“八旗生计”等现象，诚为可贵的史料。
晚清时节，满人小说写作势头高涨。《儿女英雄传》《红楼梦影》《三侠五义》，直到清末民初的一批报人小说，均在这一过程绽现。
20世纪初，梁启超等发起“诗界”“文界”“小说界革命”和戏剧改良，在这场资产阶级文学运动中，满洲剧作家汪笑侬、报刊作家英华，尤其引人注目。汪笑侬（1858-1918）, 21岁中举人，父亲为他捐得一个知县，到任未久即因开罪豪门被黜。他离开仕途专注京剧艺术，磨砺成为享誉菊坛的剧作家和表演艺术家。他受康有为、梁启超改良思想影响，致力于改革戏剧，宣传爱国主张，创作了多出具有爱国倾向的剧作：《骂王朗》《骂安禄山》《骂毛延寿》表达了对统治者腐败昏聩的不满；《喜封侯》《将相和》体现了对开明政治的憧憬。他对谭嗣同赴刑时“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极为敬佩，编写上演《党人碑》，借鞭挞蔡京、高俅来控诉镇压变法的顽固势力。清政府签订庚子条约，汪笑侬悲愤欲绝，又创演了京剧《哭祖庙》，以三国刘禅降敌后其子刘谌杀妻斩子殉国的故事为剧情，抨击卖国行径。辛亥后袁世凯篡权复辟，他编演《博浪锥》，借张良之口唱出：“我想把专制君一脚踢倒，我想把秦嬴政万剐千刀，我想把好乾坤重新构造，我想把秦苛政一律勾消。”他对以戏剧感化民众、刷新时政矢志不移，曾自勉：“手挽颓风大改良，靡音曼调变洋洋。化身千万傥如愿，一处歌台一老汪。”（《自题画像》二首之一）汪笑侬由拥护改良而进一步赞同民主革命，写于20世纪初的诗作为民主大潮的涌动备受鼓舞：“廿纪政权到处伸，上天非不与黄民。自由若背服从义，数遍中原尽主人！”（《题和平救国不二策》）
英华（1867-1926），字敛之，是清末民初知名学者。戊戌维新失败后，他写了许多痛陈心境的诗作：“英雄热泪痛沾裳，慷慨徒余侠义肠。弱昧凭凌一至此，长城拊髀忆康梁。”（《绝句一首》）他创办了旨在开启民智、鼓吹新学思潮的《大公报》，发表了《王照案之慨言》《论出洋考求政治要在得人》《说官》等，抗议专制，倡导自由平等。他又是倡导白话文的先驱之一，所著《敝帚千金》集，为文学通俗化提供了典范。
1911年辛亥鼎革之后，满洲受到了严酷的社会挤压，其文学命运当然也不会稍好一些。民国年间，出身于满洲的作家很少有人再向读者透露个人族籍身份，写作时也不能不违心地淡化族别写作的表面特征。然而这个时期，满洲作家写诗歌及其他体裁的不多，写小说的反倒倍增。儒丐、冷佛、老舍、端木蕻良、李辉英、舒群、马加、王度庐等，都是民国年间满洲小说写作领域的重要作家。
人们习惯于把20世纪后半期共和国文化衍变的历史，分成“文革前十七年”“文革十年”和其后的所谓“新时期”（这个“新时期”似乎绵延到21世纪的当下，仍未终结）。就满族文学而言，“前十七年”虽有若干满族作家涌现于文坛之上，却仍然是无可奈何地，仅仅有个别人在个别写作上，才明白无误地表达出作品属于满族题材之鲜明的文学属性（例如老舍的某些戏剧和小说）。这跟这个民族的现实境遇尚未得到强有力的拔升，还是有些关系的。
直到20世纪最后一二十年，满族文学才陆续进入了正常发展状态。读者们或许会不无惊讶地发现，早已不为人们所瞩目的满族文学，老树枯枝上头蓦然地萌发出来如此之多的翠叶奇葩。大批蓄有较高写作势能的满族作家，名至实归地站出来，在不同体裁领域里书写满族历史及现实生活的作品，堂而皇之地发表出来；同时，培育与展示本民族创作实绩的《满族文学》期刊，也适逢其时地问世了。满族作家们以自己一批又一批富有民族个性色彩的作品，迎来了一项项的国家级奖励与众多欣赏者的喝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