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迁移与生存
人类自产生以来，为了生存就不断地从一个地域迁移到另一地域。人类的祖先最早出现在非洲，后来才逐渐散居到地球其他区域中。根据美国科学家贾雷德·戴蒙德（J.Diamond）的研究，人的历史与动物的历史分道扬镳，是大约700万年前开始于非洲。在大约700万年前起源后的最初500万年或600万年中，人类的活动仍然局限于非洲。早期移民潮是在约100万年之前从非洲大陆迁移到东亚和东南亚地区，50万年前迁移到北欧。约5万年前，人类才踏上澳洲大陆及南太平洋岛屿，2万年前到达西伯利亚，北美洲和南美洲是在1万年前左右才有人的身影（戴蒙德，2006:3-23）。每一次人口迁移，都意味着人类发现和进入一个新的生存空间，显示着其生存状况发生的新变化。可以说，人类的迁移进程极大地改变了自身的生存方式并促进了社会文明发展，当今社会各种文化、语言、种族和民族的形成，都同移民有着重要的关系。
随着15世纪新大陆的发现和资本主义的不断扩张，人口迁移又进入了新的阶段。一般认为，从15世纪以来，国际人口迁移经历了三次浪潮。第一次始于15世纪末终于19世纪初，这主要源于新航路的开辟，使得欧洲资本主义开始向全球扩张，在世界各地建立起众多的殖民地并不断向殖民地进行人口扩张。第二次是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国际移民浪潮继续进行，规模进一步扩大，移民的规模达到有史以来的最高峰，共有5000万以上的人口从欧洲移居美国、加拿大和南美洲。第三次是“二战”后至今仍方兴未艾的国际移民浪潮。前两次的迁移基本上是由宗主国向殖民地迁移，由旧大陆（亚非欧三大洲）向新大陆（美洲和澳洲）迁移，第三次国际人口迁移浪潮则是由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迁移、由东方国家向西方国家迁移（佟新，2000）。二战结束初期，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运动高涨，世界经济、政治格局不稳定，发展中国家在世界格局中处于弱势地位，人口大量向发达国家迁移。而进入21世纪，在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影响下，人口迁移又发生了一些新变化。国际的人口迁移规模越来越庞大，参与的国家越来越多，涉及的层面也不断扩大，跨国流动愈加频繁。根据联合国经济与事务委员会提供的统计数字，全球跨国移民总数从1990年的1.54亿上升到2010年的2.14亿，并预计在2050年将达至4.05亿（转引自李明欢，2011）。因此，当今时代被认为是移民的时代，国际人口迁移是21世纪的一种全球性的趋势。基于此，联合国在2009年的人类发展报告《跨越障碍：人员流动与发展》中把迁移和人口流动作为主题，认为改善自身生存状况、寻找更好机会，是当代国际移民的基本要求，并把能否实现自由迁移作为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最重要因素。
中国人口的国际迁移历史悠久，海外迁移最早可以追溯到商周时期，在从商周至近代30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国人因为各种原因迁居到今朝鲜、日本、越南、东南亚以及中亚、西亚地区（葛剑雄，1997）。特别是在东南沿海的闽粤地区，自唐代以来一直与东南亚地区保持着紧密联系，并成为中国海外移民的最重要区域。但大规模地向海外人口迁移则始于近代，由于西方殖民化引起的资本主义向全球的扩张进而带来的全球移民浪潮，中国移民以主动或被迫的方式卷入其中。进入19世纪，当西方列强用枪炮打开了古老中国的大门后，殖民者就把目光转移到中国丰富的人力资源上。近代西方殖民者在开辟了一些新的殖民地后，需要大量的劳动力，而从非洲贩卖奴隶的贸易被禁止后，劳动力来源被阻断，进而西方国家把中国作为获取劳动力的主要源头。而清末时国内的人口过剩，使得很多中国人也向外寻找生存机会，“契约劳工”“华工出国”则成为这一时期中国海外迁移的主要形式（范玉春，2005）。此时不仅在临近中国东南沿海的东南亚地区有大量的华工，在遥远的美洲、非洲乃至大洋洲，也都有大量华工出现。华工为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由于排华的影响，很多人被迫回国，但也有少数人最后留了下来。当今华人移民在世界的广泛分布，同近代“华工出国”有着紧密的关系。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政治的原因，在国内不仅禁止人口的自由流动，更不允许和国外有任何的往来，基本阻塞了中国人口的国际迁移。改革开放后，随着相关政策的改变，被抑制的人口迁移动力极大地恢复和发展起来。在国内，农村人口为寻找更好的生存机会，大量迁移到城市，形成“民工潮”。与此同时，又掀起了一股向海外人口迁移的浪潮。国人或者去海外投奔亲属，或者去海外留学，或者去海外投资经商与打工。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向海外的迁移群体，又被称作“中国新移民”[1]，其数量和规模也已相当可观。新移民同老移民相比，分布范围更为广泛。除了传统的华人移民聚集地外，欧洲地区又成为一个新的迁移区域，在一些新兴国家和非洲地区也出现大量中国人的身影；移民目的更加多样化，以探亲、留学、务工、经商等不同目的进入迁移国；移民形式也并非仅仅是“落叶生根”或“落地生根”，出现了一些经常性地在两国间进行跨国迁移与流动的华人群体，国籍和移民身份对这些人仅仅是为了生存发展的便利和需要。总之，在当今的时代条件下，中国人口的国际迁移又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第二节 本研究的特色
伴随着中国向海外的人口迁移和逐步适应融入当地社会，海外华人已成为一个有一定规模的群体，海外华人研究也已成为一个较为特殊和重要的领域，经济学、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等学科对此都有所涉猎。从这一领域现有研究成果来看，更多考察的还是华人较早进入的美国和东南亚地区。而近年来在欧洲地区的华人新移民开始迅猛增多并呈现出一些新特征，相应的研究和讨论还未充分展开。
在欧洲华人群体中，俄罗斯的华人人数众多并较有特色，但其研究在海外华人领域却处在一个较为边缘的地位，特别对俄罗斯当代的华人问题鲜有涉及，更少有社会学、人类学实地考察式的研究。本书以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进行商务活动的个体华商作为研究对象，采取人类学田野调查的方法，对这一群体进行实地考察和探究。他们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苏关系正常化后陆续来到莫斯科的，又被称作“中国倒爷”。早期主要是通过手拎肩扛从国内带来一些商品，高价出售给当地人后再返回国内的方式来从事商业活动的。后来随着中俄贸易方式的不断变化，专业物流公司相继成立，在当地也寻找到固定经营场所，华商群体才逐渐稳定下来。同已经见诸学术研究的海外华人相比，这一群体有着极为鲜明的特征。
第一，华商来到莫斯科的历史较短，人员并不稳定。从首批华商来到莫斯科至今，仅仅二十几年的时间。而不稳定的淘金环境使得他们的流动性很大，一些华商回国了，国内又有新的人员加入。人数也起起伏伏，时增时减。美国、东南亚国家的华人已有百年以上历史，在移居地较好地解决了生存问题，他们的后代逐步地适应和融入了当地社会。当在这些国家已经产生了第四代、第五代华人时，华商在莫斯科的第二代才现雏形。而对大部分华商来说，他们来此的主要目的就是经商赚钱，大部分人还是表现出“落叶归根”的心理状态，最终还是要回国的。因此，华商在当地的文化适应和融入问题并不十分突出。
第二，华商在莫斯科并未形成自己的“唐人街”。具有族裔经济聚集区功能的唐人街是其他一些国家早期华人生存和融入的主要模式，如周敏认为纽约唐人街的出现，是美国西海岸反华运动和排华法案直接产生的后果。在排外的影响下华人通过自己的努力形成了独特的民族聚集区的经济体系，即“唐人街”。在“唐人街”中，虽然也有针对外族市场的行业，但这是附属，最主要的是有自己独有的金融市场、劳务市场和消费市场的保障，明确以民族消费市场为目标（周敏，1995）。华人在俄罗斯所处阶段同美国早期华人的所处阶段极为相似：俄罗斯民族较为排外，又是一个非移民国家，对外来移民限制较严，华人很难取得当地的移民身份，也很少有人从事当地的职业。在此情况下，华人有可能形成一个如唐人街的聚集区。但在俄罗斯，法律却严格禁止建立“唐人街”，也不允许华人集中聚集在某一区域，因此大部分华商只能在当地的市场中经营中国较有优势的轻工业品，而这种经商场所则是多国商人共同聚集的地方，商品的销售对象更多面向非华人。
第三，从华商的群体特征来看，这部分人本质上是一批跨国淘金者，是一批跨国倒买倒卖中国商品的生意人。中国商人走进俄罗斯，实质上就是把廉价的中国商品带入其中的过程。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国内产生了大量的剩余轻工业品，而转轨后的俄罗斯生产大幅下滑，迫切需要价格低廉的日用品。中国商人利用了经济上的这种比较优势，把对方急需的各种商品带入到莫斯科，在当地市场进行销售；同时把国内家乡作为根据地，为其提供经济和社会资源的支撑，他们就主要通过这种不断跨越边界的活动在当地淘金赚钱。
以上三个特征使得俄罗斯华商区别于其他地区的华人群体。那么，作为跨国淘金者的华商生存状况是怎样的？当前俄罗斯正处在社会转型时期，经济不稳定，体制不完善，法制不健全。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淘金，在获得高利润的同时，也必然承担着高风险。警察的盘查和勒索，货物经常被没收，光头党的袭击，不法分子的抢劫等。面对这样的生存环境，华商是怎样应对的？他们又是如何调整自己的行为来适应，从而在这里生存下来的？每位在莫斯科能够生存下来的华商都有着曲折的经历，他们靠着自己的艰辛奋斗在当地立足，在这些不同的经历中一定有着共同的东西，这种能够支撑他们在高风险环境中生存适应下来的共性是什么？笔者以一个外来者的身份，进入这一群体，参与他们的日常活动，获取第一手资料。在研究过程中，更注重从行动者主体的视角出发，深入华商群体的生活世界来探究其在当地的淘金境遇以及如何运用自身的行动能力更好适应外在生存环境的问题。笔者期望通过这样的调查和分析，使更多的人了解这一群体，消除误解[2]；同时也希望能为俄罗斯华人对中俄关系的影响等宏观问题的探讨提供参考，这即是从微观到宏观的研究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