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转型不是历史表面现象的变化，而是社会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心理等方面的变化与发展。所谓转型（Transition），是指“从农业的、乡村的、封闭的半封闭的传统型社会，向工业的、城镇的、开放的现代型社会的转型”。转型期人们的价值观念和文化诉求呈现出丰富性与复杂性特点，“是社会进步与社会代价共存、社会优化与社会弊病并生、社会协调与社会失衡同在、充满希望与饱含痛苦相伴”[1]。中国当代三个主要的历史阶段主要指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1978年、1978年改革开放至1992年、1992年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至今。历史转型期文学在社会结构调整与文化变迁中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文学的变化从来不单单是受文学内部的因素制约，有时候在更大的程度上是由社会历史变化的外部因素所致。历史转型期的文学尤为如此。
我们把学术目光对准历史转型与文学思想，在对文学思想主旋律、文学现象、文学思潮、文本呈现以及作家生存哲学、创作理念、创作体式等理性观照中探求当代文学思想理论发展与历史转型的内在关联。一方面聚焦影响表现，另一方面注重追根溯源，即开掘中国当代文学思想理论的发生、发展与演变、动态与流向和历史转型的密切联系，在追踪求解中揭示其历史根据与时代根据。这不仅会拓展历史转型与当代文学思想理论研究的话语空间，而且可彰显历史转型与当代文学思想理论研究的互为意义。
历史转型期，文学思想主旋律——人民主体性具有不同的时代话语表征。人民主体性是党的文艺思想的核心，1942年毛泽东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79年邓小平发表《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2011年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 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14年习近平发表《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从1942年至今，人民主体性思想贯穿始终。文艺源于人民、为了人民，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人民主体性呈现的样态虽有不同，但都显示出以人为本的精神向度，将人民主体性进行到底。从创造之维、表现之维、接受之维与精神向度四个方面更可以看出人民主体性思想的不断发展。人民主体性思想经过历史的检验，被证明是党领导文艺的正确思想；而且这70年间，人民主体性思想与时俱进，在历史的演进中不断丰富和发展，逐渐成为具有时代性的话语表征。
作家生存哲学、创作理念、创作体式、人物形象塑造等随历史转型而转型。“转型引起的一系列变化，最终引发社会价值观震荡。……人们感受到一种从未有过的精神失落、价值迷乱和道德心理的困惑，从而导致一种社会意识的迷惘。”[2]历史转型期，作家在生命认知、生存体验、生活情致等方面发生变化，形成不同的生存哲学，影响他们对作品人物形象的塑造。当然，作品中形象载体的生存哲学并不是作家生存哲学的同构体，但至少可以反映作家对形象体生存哲学的看法，而且形象体的生存哲学往往具有历史转型期的普遍性特点。作家的生存哲学融入文本创作，彰显新文化的生命指证、新启蒙的内涵诉求、后新时期的目的能指以及后现代的意义解构，凸显历史转型、生存哲学与创作思想之关联。五四时期，“人必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鲁迅在《伤逝》中以涓生之口道出生活与爱之间的关系，成为新文化的生命确证。新中国成立之后，作家的写作成为政治生活的一部分，他们的生存或曰写作之目的是为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做出贡献。1978年之后，中国知识分子不仅感受到从政治束缚中解放出来的自由之重，同时也意识到承担新启蒙任务的生命之重，“人要有点东西，才叫活着”（阿城《棋王》）成为1980年代知识分子自觉的生命追求。
1990年代，邓小平南方讲话之后，中国社会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1990年代的转型彰显出与1980年代完全不同的时代表征。“如果说80年代前期是一个充满了旧与新、中与西、善与恶、公与私、义与利、灵与肉、个体与集体、理想与现实、文明与野蛮等等从政治到文化、从道德到经济、从情感到观念的多层交织着的冲突，那么，到90年代，一切都有了分晓，私有化与现代化以其无法抗拒的‘唯物’主义力量决定了历史的走向，赋予了社会以新的存在形态。文学的可能性与不可能性、现实主义的可能性与不可能性都受到了这种新的社会存在的制约，都只能是这一现实土壤上的生长。”[3]作者的生存哲学与创作心态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如果说，1990年代历史转型前的中国作家大多站在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大我立场或1980年代的启蒙立场上，那么历史转型之后的中国作家更多的是关注自我的生存。活在当下，“为活着而活着”（余华《活着》），“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池莉《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成为很多人的选择。对于作家来说，写作是精神生活的一部分，但同时也是物质生活的重要保证。
与此同时，新时期文学经历了从“文学的解放”到“文学的自觉”的过程。“前者是把文学从政治等束缚、限制禁区中解放出来，但艺术上还走了旧的路子，不够自觉，后者开始从艺术创造上拓宽了思路。”[4]（朱寨语）1978年之后，在经历以揭示伤痕、反思政治、描写改革等现实主义为主的创作之后，在现代主义思潮涌动的文化语境中，作家逐渐获得文学的自觉，创作理念与真实观发生变化。一方面，追求朦胧美与形式美，用人性回归对抗异化现实，以语言实验对抗言语失真，在真实与虚构之间徘徊。另一方面，他们从民族文化中汲取营养，开始寻根之旅。从政治之维到文化之维、从群体问题意识到个体审美意识、从国家民族一隅到现代世界之维，中国作家树立民族文学的自信，由主体自觉到自我超越，并试图与世界文学对话。1990年代市场经济转型，除了国家干预与市场调节之外，社会结构的转型被看作第三只“看不见的手”[5]。转型促进各个方面的发展与变化，但同时也带来利益再分配的压力、社会结构分化的压力、竞争的压力，转型的代价是失业、两极分化、社会贫富差距加大，底层问题凸显。转型期的底层写作成为非常重要的文化景观，进入21世纪更是如此。在有的作家幽闭在自我的狭小空间中孤芳自赏、充满“小资”情调的同时，也有作家经由“为老百姓写作”到“作为老百姓写作”的变化，彰显民间立场与人文情怀。与创作理念相适应，作家的真实观历经本质真实的追求、文化真实的突转、精神真实的穿透与生活真实的还原，真实观的“蜕变”透露出主体焦虑的深化与变异、现实传统的延续与反叛、话语权力的争夺与交替。
历史转型、理念转型影响文学创作体式与人物形象主体性的不断演变。新中国成立给中国作家带来了从未有过的热情。在激情燃烧的岁月，歌颂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颂歌体与“向困难进军”的战歌体成为主要的创作体式。进入新时期之后尤其是1990年代以来的历史转型期，创作体式呈现多元化样态，私密空间自赏的私语化、日常生活还原的闲聊体与主体间性互动的对话体等创作体式各具特色。每种创作体式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揭示文学的主体性问题。主体性问题是历史转型期中国当代文学思想中凸显的重要理论问题。主流意识形态影响作家主体性的历史性变化，由此导致人物形象主体性的历史性演进，主体性的压抑、丧失与回归，使人物形象从严格规范化、极致样板化过渡到审美多元化，从扁平过渡到圆形。
历史转型全方位地影响了中国当代文学思想的生成与发展。历史转型对文学发生作用，同样的，文学也参与历史的建构。文学思想是历史的一部分，它参与当代中国民族国家形象的建构。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说：“事实上，民族属性（nation-ness）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政治生活中最具普遍合法性的价值。”[6]所以研究历史转型与中国当代文学思想理论具有特别的意义与价值，促使我们不断思考历史转型与文学建构的互为性。一方面，历史转型影响文学建构，但遵循文学自身规律、尊重文学的主体性是文学发展之必要前提；另一方面，有效地利用历史转型的特殊契机繁荣文学、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建设文化强国，是文学建构的最终指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