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考题：
1.中国妇女解放道路与西方女权运动有什么不同？
2.女权主义在中国的历史命运给我们什么启示？
几千年来，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文明长足进步，是以封闭女人、束缚女性的发展为前提的。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妇女解放。
世界性的妇女解放运动以法国大革命为纪元标志。1789年，法国妇女向国民议会要求平等参与政治的权利。她们的要求没有得到承认，却作为一个信号唤醒了女人，在人类历史上拉开了女权运动的序幕。19世纪中期，女权运动在工业革命进程中蓬勃发展，欧美大陆是基地也是摇篮；那时的中国和中国妇女，还在封建王朝的帝国梦魇中沉睡。
男性的先驱作用
在中国，解放妇女的呐喊最早发自男性维新派志士。
世纪交接，女权主义通过男性知识分子在中国间接传播。
19世纪末，在西方启蒙思想影响下，维新派人士把“天赋人权”的理念和进化论学说引进中国，将解放妇女看作民族复兴大业的前课。1884年，康有为兄弟在广东创立“不缠足会”，天足运动由此开始。1898年，沿袭西洋教会女校的办学模式，吴怀疚捐资在上海创办中国人自己的第一所女学（务本女学）。女学由西方传教士带进中国。1844年，英国“东方女子教育协进会”在宁波创办第一所女子学校。1847～1860年，通商五个口岸有教会女学11所。中国早期解放妇女的两件大事（天足运动和兴办女学）都与西方现代思潮进入中国有直接关系。可以说，中国妇女解放首先是现代主义的产物。
20世纪初，英国女权主义者班克赫斯特夫人领导“战斗的参政派”大闹议会，在世界各国引起很大反响。中国也有反应。1911年辛亥革命胜利后，女子北伐队解散，革命军中的女性转向参政。1912年3月，唐群英领导的女子参政同盟会袭击议院，要求在法律上明确男女平等权利。这些女子大多出生在社会中上阶层，与欧洲中产阶级女权运动遥相呼应，在中国本土却缺乏后续响应，喧嚣一时，不果而终，女革命者命运多舛。
五四运动前后，许多男性知识分子撰文介绍西方女权运动，联系中国实际批判封建传统，为中国妇女解放清扫思想障碍。李大钊的《妇女解放与Democracy》和《现代的女权运动》介绍欧美女权运动的成就，为中国妇女提供思想借鉴。陈独秀的《妇女问题与社会主义》、田汉的《第四阶级的妇人运动》和李达的《妇女解放论》，把妇女解放道路引向社会主义。
从解放妇女的第一声呐喊到五四运动，是中国妇女解放的思想准备阶段，主体是男性知识分子，对社会进行思想启蒙，旨在民族救亡。它在外族入侵的压力下发生，与民族利益紧密纠缠在一起。知识女性参与其间，建立妇女团体，要求社交公开、婚姻自主、大学开女禁……由此开启中国妇女解放运动之先河。
妇女解放与革命结盟
中国妇女解放的先行者首推秋瑾（1875～1907年）。
秋瑾的思想中有两个主要内容：一是反满救国，一是女性自强。前者出自汉民族主体意识，与传统中国社会的主流思潮合拍；后者受欧美女权运动影响，超前于中国社会发展，是前卫性的。面对中国妇女“恹恹待毙恨死愁城”，她“蓦地”为“欧风美雨”所震撼。身在海外，“得观欧美国，许多书说自由权，并言男女皆平等，天赋无偏利与权”。秋瑾撰文向国人逐一列举欧美女性文明开放的生活，如自由恋爱，婚姻自主，女子外出经商、自谋生路，感慨“我国女子相比别并，一居地狱一天门，难道我辈生来不是人？”[6]秋瑾的一生业绩，与民族革命紧密结合在一起。她是革命先驱，也是中国妇女争取解放的一个象征。
中华民国建立初期，《中华民国临时约法》（1912年）规定“人民有选举及被选举权”。所谓“人民”与19世纪英国宪法中的“Man”（人）一样，专对男子而言（“凡有中华民国国籍之男子，年满二十一岁以上者，有选举省议会议员之权”；“凡有中华民国国籍之男子，年满二十五岁以上者，得被选为省议会议员”），无涉妇女的政治权利。可见民国革命之仓促，在女性的缺憾中显露出“共和之殇”。1923年，孙中山领导起草《中国国民党宣言》确认妇女与男子的平等地位。1924年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男女平权草案（“于法律上、经济上、教育上确认男女平等之原则，助进女权之发展”）。但是，法律条文的设定并不意味着妇女的真正解放。广大劳动妇女连生存也难以维持，哪里会有寻求女权的奢望？20世纪30 ～40年代，宋美龄先后发起妇女“新生活运动”和“抗日救国运动”，起于中上阶层，少有劳动妇女参与。达心女士客观地描述了当时妇女的窘境：“天足的提倡已五十年，而乡下七八岁的女孩仍有缠足的；兴学的运动已六七十年，而十分之九的妇女们不识字；自由恋爱的学理虽然丰富，但指腹为婚、童养媳、媒妁之婚仍然盛行；男女平等的议论虽然好听，而重男轻女、先男后女的事实仍然随时随地都可看见；八小时工作的限制虽然规定，而纱厂丝厂的女工仍然要工作十二、三小时；废娼节育的主张虽有人谈说，而娼妓们仍然到处麇集，弃婴溺女仍然到处发现。都会中和学校中的学者和妇女运动家尽管开会叫口号，贴标语，但于一般妇女是没有丝毫影响的。”[7]
沿着另一条线索——社会主义革命——考察，我们看到了妇女解放的曙光。早在20世纪30年代苏区土改运动中，劳动妇女就成为一支有生力量，在“查田运动等各种群众斗争上，在经济战线上（长冈乡是主要靠她们），在文化战线上（许多女子主持乡村教育），在军事动员上（她们的扩大红军与慰劳红军运动，她们的当短夫），在苏维埃的组织上（乡苏中女代表的作用），都表现了她们的英雄姿态与伟大成绩”[8]。解放妇女的措施在先，才会有妇女献身革命的积极行动。可以说，中国历史上最早获得男女平等政治权利、最早摆脱封建制度束缚的女性，是20世纪30～40年代苏区妇女和延安的知识女性。1939年7月中国女子大学在延安成立，毛泽东在开学典礼上宣称：“全国妇女起来之日，就是中国革命胜利之时。”[9]1949年10月新中国诞生，开创了中国妇女解放的历史新纪元。1950年《婚姻法》是新中国成立后颁布的第一部法律，废除童养媳，反对包办婚姻，主张自由恋爱，严格执行一夫一妻制，把广大妇女从封建婚姻制度中解放出来。1954年新中国颁布宪法，明确宣示男女平等的公民权利。为了鼓励妇女参加国家建设，毛泽东宣称：“中国的妇女是一种伟大的人力资源，必须发掘这种资源，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10]50年代，农村妇女在土改中分到了田地，城镇妇女被广泛动员参加社会工作，许多人在全民学文化运动中摘掉了文盲帽子……中国妇女生活在很短时间（不到10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其社会性解放程度为世界所瞩目——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努力，从始至今，中国妇女取得的点滴成就，都与民族解放和新中国的成立密不可分，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以及社会主义平等原则的实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女权主义的历史命运
西欧和美国是女权主义的发源地。
这世界上，只要提到女人的事，人们很容易联想到西方女权主义经典之言；说到妇女解放，人们总以西方女权运动为楷模。但其实，女权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并不顺畅。中国妇女解放不是女权运动的结果，它与女权主义倡导的“性别”路线不可同日而语。这一特点至今影响着中国妇女发展进程。
女权主义最早基于中产阶级女性的权利诉求。17世纪中叶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以后，中产阶级迅速壮大，造就了一批数量可观的知识女性。她们在家庭或在教会学校完成了基础教育，有独立的愿望也有自食其力的能力。启蒙思潮唤醒了女人的主体意识，她们成立妇女组织，积极参与社会活动以争取政治、经济以及接受高等教育的平等权利。欧美女权运动由女人自己发起，矛头指向一切歧视女性的社会现象，目标很单纯，就是男女平权。
早期女权主义者也曾经在女工中间开展活动，企图超越阶级，“以女人的团结去反对男人的世界”。遗憾，这条路走不通。阶级斗争和民族革命面前，性别战线不攻自破。19世纪末，在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直接领导下，工人阶级妇女运动破土而出——自此，妇女解放融合在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中，与被压迫阶级和民族的解放合二而一，与女权主义分道扬镳。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妇女解放运动基于这个起点，与“资产阶级女权运动”背道而驰。
欧洲和美国的女权运动长期孤军作战，200多年来，迈出的每一步都很艰难。随着社会生产力和生活水平的提高，欧美妇女逐步争得了各种权利，女性的文化素质和社会参与能力普遍提高。20世纪60年代以后，欧洲各国高等院校男女就学比例不相上下，女性就业率迅速攀升。但是，广泛就业并没有带来同工同酬的待遇，许多知识女性在结婚或生育之后不得不回归家庭做专职主妇。觉醒的女性意识与不平等的社会待遇发生抵牾，导致60年代第二波新女权主义运动滥觞。
百年过去，从世界范围看，妇女解放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洪流。但是，它并没有提供一个标准模式，而是展示出了百川归海的多元化态势。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伴随着新兴民族国家独立，各国妇女在法律上都获得了不同程度的解放。中国妇女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受益者。新中国成立后，妇女广泛参加社会工作，以惊人的速度摆脱了封建桎梏，走出了“东亚病妇”的历史困境，在妇女解放进程中跃居世界前列。
民族意识先于女性意识
封建社会里，男尊女卑的制度、习俗、伦理规范束缚着女人，使她们以服从为天职，以弱为美，无才为德。百年战乱中，中国妇女深受外敌入侵之害，在父权和夫权两座大山之上还要同男人一样承受着民族压迫的苦难。近代以来，民族解放问题先于妇女问题而出，民族意识高于女性意识，是中国妇女不同于西方妇女的一个重要特点。民族问题在西方女权主义视野中长久缺席，却是中国妇女解放道路上首当其冲的课题。中国妇女今天收获的平等权利，无不得益于全社会的共同努力，极大地强化了女性的“民族/国家/社会”意识。曾经的革命队伍中，“女性”以及与女性相关的一切事物被看作负面的“小资”因素，无形中也抑制了“女性/自我”意识的成长空间。
1949年新中国成立，天降甘霖，妇女翻身。中国妇女社会化的速度是举世无双的。每个柔弱的女子都能在解放的社会洪流中挺起腰杆，获得勇气也获得力量，以“半边天”的整体形象出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但是，具体到个人，素质问题凸显出来：绝大多数女性是文盲，习惯于逆来顺受，少有自我意识和争取解放的觉悟。通过扫盲和参加社会生产，妇女素质普遍改善，反倒进一步强化了女性在心理上对社会和国家的依赖。强烈的社会认同阻碍了女性自我意识觉醒，制约着妇女解放的实际进程，为日后出现的妇女问题埋下了伏笔。
从新中国成立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中国社会在探索中走过一条“之”字形的曲折之路。妇女命运与社会发展紧密交织，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走过弯路。1978年以后，社会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大锅饭”被打破，竞争上岗，优胜劣汰，国营企业中诸多女性率先下岗。“平等”原则在市场经济中承受着巨大压力，改革的大车似乎要甩掉妇女，第一次从“现代”的立场逼迫女人反躬自问：当社会不仅赋予权利同时要你自立自强，你是否有能力独立担负起自己的人生责任？当社会保障不再牢靠而必须自己努力争取权利，你是否有勇气挺身而出为女性的成长和妇女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新启蒙：妇女研究运动[11]
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社会全面进入改革，新生的妇女问题铺天盖地，女性素质偏低的问题引人关注，新时期“妇女研究运动”破土而出。
性别制度和社会的开放程度，直接决定了广大妇女的基本素质。这种素质与受教育程度相关，不仅表现为人对自然环境的适应能力，也体现在人对社会生活的驾驭能力上。新中国妇女的社会参与程度很高，文化素质和社会认知能力却普遍偏低，有历史原因，也有现实因素，封建社会的束缚和极“左”思潮的影响，从不同方向强化了传统社会中妇女的依附性和依赖心理。截至80年代中期，如果以18岁为成年妇女的标志，以十年为一代画线，社会上有四代女人并存，分属于完全不同的四个层次。
第一代老年妇女出生和成长在旧社会，绝大多数生活在乡村，不识字，不少是缠过足的，很少人有独立在社会上谋生的能力。
第二代女性出生在新中国成立前却生长在新社会，高龄入学和低龄就业的现象并存，社会参与程度很高，文化程度却很低。频繁的政治运动和天灾人祸，造成许多女子在60年代中断学业和社会工作，在成长的道路上严重受挫，完成高等教育者寥寥无几。比较旧时代的女人，她们是“夹生代”。
第三代即毛泽东时代新女性，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适龄入学，接受全国统一教育，既没有受过缠足之苦，也少有来自父权家庭的性别压力，男女平等在她们看来仿佛是天经地义的。正常情况下，她们中间应该产生大批优秀的知识分子和出色的劳动者，成为在质量和数量上与男子不相上下的社会中坚。“十年动乱”，看似顺理成章的事没有变成现实。1966年停课，1968年上山下乡，一代青年中途辍学，1977年恢复高考时多半已结婚生子，不得不在家庭和求学面前进行抉择：是上学深造还是持家照顾子女？许多家庭都是女子做出让步，为了孩子和家庭放弃求学的机会。到了20世纪末，城镇中年男子不少人达到中专或大专文化程度，而多数女子的文化程度仍然停留在辍学时的水平，缺乏发展后劲，在社会工作和家庭生活中常常陷入被动的困境。
第四代即新生代女性，在改革开放的环境中成长，大多完成了9年义务教育，思想活跃，有自主意识，勇于接受新事物。她们走上社会的时候正好赶上经济改革，在就业竞争中普遍处于不利地位。年轻女性“就业困难”和职业女性“家务繁重”在诸多妇女问题中首当其冲，“回归家庭”的传统意识在这一代女性中重新抬头。不同以往，“回家”如今不再是一个落后的政治信号，而是女性在成长道路上的一种自主选择。它挑战的不仅是社会主义妇女解放的具体成果，也对女性主义孤军奋战的性别路线提出质疑。
西方女权运动的基本诉求是男女平等，其目标始终没有偏离“立法”这个方向。新中国的情况不同，立法在先，却难以落实在整个社会层面。城乡二元社会结构中，城市妇女的社会权利远远高于所有乡民，因此，“男女平等”的诉求远不像女权主义的那么单纯。缺失了“社会公平”的基本内涵，任何貌似“平等”的立法在实施中都会打折扣。这是女权主义在中国社会乃至在妇女中间缺乏成长空间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中国，历史传统具有超常的生命力，顽强地影响甚至左右着今天的生活，妇女解放也不例外。中国妇女解放与中国社会发展有着难以割裂的因缘关系，利弊皆在其中：借助社会革命的力量，妇女在短时间里长足发展；却从另一个方向助长了传统的依附性。对“社会主义”的信赖乃至依赖，极大地制约了女性的自主能力和女性群体的成长空间；以“女性自我认识”为核心的启蒙教育，因此成为新时期妇女研究运动的主题。
新时期妇女研究运动贯穿整个80年代，既是妇女解放的一个成果，也是它的反叛：它以质疑的方式自我纠错，用“妇女研究”为历史文化补缺，在“自我认识”的名目下召唤女性主体意识觉醒——这是女人在精神上走向成熟的标志，也是女性群体发展的必要前提。新中国为妇女解放扫清了诸多社会障碍，但真正的解放必须靠自己努力，从每个女人自己做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