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层面上的船政文化，是船政的灵魂，核心是其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审美观。精神层面上的船政文化，有的学者把它称为船政的精神文化。我觉得概念多了，不见得是好事。但大家都在用，我也不得不说它。就权当是“精神层面上的船政文化”的代名词吧。船政的精神文化即精神层面上的船政文化，内涵丰富，博大精深，蕴藏着近代中国科学技术、新式教育、工业制造、海权建设、中西方文化交流等精神层面上的丰硕成果，蕴含着诸多仁人志士尤其是思想家的光辉思想，折射出中华民族爱国自强、开拓进取的光荣传统和重视科教、重视海权的时代精神，以及二者之结合，即融通中西、求真务实的探索精神。
一 船政的精神文化内涵
船政的精神文化内涵主要有三方面：一是爱国自强、开拓进取的民族精神；二是重视科教、重视海权的时代精神；三是融通中西、求真务实的探索精神。
（一）爱国自强、开拓进取的民族精神
民族精神是在民族的延续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是民族成员广泛认同的思想品格、道德规范和价值取向。民族精神是民族自信和民族自强的力量源泉。中华民族精神是中华优秀文化长期积淀的结果，是维系中华民族各族人民共同生活的精神纽带，是推动中华民族走向繁荣富强的根本动力，是中华民族之魂、民族之根。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中华民族精神，不仅创造了灿烂的文明，而且生生不息、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它激励着中华儿女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发图强，不懈努力。
船政文化所凝结的首先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船政文化的灵魂是爱国自强，是中华民族精神在近代的具体表现。船政的创办，目的性很明确，就是爱国自强。它是洋务运动的产物，是以林则徐为代表的一批知识分子向西方寻求真理、探索强国御侮之道的一种可贵探索。鸦片战争之后，关心社会的经世致用学者、思想家们开始抛弃夜郎自大的陈腐观点，关注世界，探索新知，关心时局，目的就是寻求强国御侮之道。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使更多的中国人觉醒。不同出身、不同地位的人物，在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和思想文化的共识下聚集起来，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政治势力——洋务派。他们适时地登上政治舞台，在19世纪60～90年代掀起了一场蓬勃的洋务运动，逐步形成中国近代早期的主动开放格局。奕认为“治国的根本在于自强”。同治皇帝也指出“此次创立船政，实为自强之计”。左宗棠认为“惟东南大利，在水而不在陆”，“中国自强之策，除修明政事、精练兵勇外，必应仿造轮船以夺彼族之所恃”。沈葆桢一再强调“船政为海防第一关键”，“船政为海防水师根本”。在列强瓜分中国的当时，船政人表现得相当突出。它奏响了中国人觉醒图强的进行曲，是民族自尊、爱国自强的典范。特别是甲申马江海战、甲午黄海海战，船政的学生正气凛然，奋勇杀敌，视死如归，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和升华。
近代化建设起步是艰难的，每前进一步都充满着斗争。船政的发展也是一样，首先是洋人的阻挠。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总税务司赫德先后向清政府提出《新议略论》和《局外旁观论》，“扬言制造耗费，购雇省事，冀以阻挠成议”。英国驻福州领事也妄图把船政扼杀于襁褓之中。福州税务司美理登企图钻营入局，赫德替他到总理衙门活动，要求准其会办。法国驻福州领事巴世栋搬弄是非，造成船政正监督日意格与副监督德克碑不睦。总监工达士博荷仗势欺人，时时居奇挟制。英国驻福州副领事贾禄，企图侵占马尾船政厂界建筑教堂。1895年，法驻华公使竟要求船政后学堂改读法文。他们的企图都失败了，但却充分暴露了他们对于中国内政的粗暴干涉和对中国主权的侵犯。其次是国内顽固派的破坏。他们认为“雇买代造”即可，不必自己制造。他们提出一系列困难，认为“创议者一人，任事者一人，旁观者一人，事败垂成，公私均害”。1867年秋，闽浙总督吴棠利用职权进行破坏。吴棠扬言：“船政未必成，虽成亦何益？”利用反对船政的匿名帖《竹枝词》刻本，立案调查船政提调周开锡、船政局员叶文澜、李庆霖等，并奏参革职。沈葆桢挺身而出，抗疏力争，终于得到清廷支持，让这些人留局差遣，而把吴棠调离。
近代化是一场社会变革，充满着前进与倒退、革新与守旧的斗争。只有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勇猛精进、自强不息才能推动近代化的发展。爱国自强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林则徐一生以“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为座右铭，为国为民、无私无畏、疾恶如仇、勤政清廉，尤其以虎门销烟而名垂青史。左宗棠受林则徐的人格感染，立志要继其未竟事业，其爱国情怀也十分感人。沈葆桢是林则徐的女婿、外甥，深受其影响，亦民族气节凛然，无私无畏、疾恶如仇和十分清正廉洁，被誉为“文忠垂范于前，文肃遵循于后”。这些先贤的人格力量无时无刻不在激励着船政学子的爱国热情。还有很多在甲申、甲午海战中牺牲的烈士，他们的英名也铭刻在学子们的心中。先贤风范、烈士精神，永远是激励青年自强爱国、努力向上的一种巨大的力量。
船政是中国近代化的一面旗帜，也是福建近代化的先驱。经过一百多年的奋斗，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近代化建设步伐大大加快。回首往事，我们可以清醒地看到，爱国图强的斗争此起彼伏，持续不断，只是不同时期情况不同、强度不同、效果不同而已。从这一历史角度看，今天的民族振兴正是昨天爱国自强的延续，今天的改革开放正是昨天船政事业的继续与发展。中华民族的振兴要靠许多代人的自强不息，爱国自强仍然是今后近代化建设的动力。
（二）重视科教、重视海权的时代精神
船政吹响了中国从传统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进军的号角。它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开放实验，许多都是开风气之先的。首先，引进技术、引进设备、引进管理、引进人才，派出去考察、留学，紧追世界科技前沿。
林则徐是近代中国“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他在总结鸦片战争的教训时，认为“器不良”“技不熟”是重要原因。“师夷长技以制敌”就是他提出的著名论点。把林则徐这一思想做进一步阐述和发挥的，是魏源。魏源在林则徐《四洲志》的基础上写成《海国图志》。该书开宗明义：“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使更多的中国人觉醒了。不同出身、不同地位的人物，在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和思想文化的共识下聚集起来，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政治势力和一大批著书立说、大造舆论的知识分子。当时，太平天国运动已经趋于平息，第二次鸦片战争也告结束。洋务派利用国内外环境暂时和平这一有利时机，大规模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兴办近代化军事工业，培养新型人才，建设新式海军、陆军，引发了一场长达三十年的洋务运动。福建船政正是洋务运动的非常之举，是三千年大变革的历史产物。虽有挫折，虽被尘封，但仍闪烁着历史的辉煌。
同治五年五月十三日（1866年6月25日）左宗棠上奏清廷《试造轮船先陈大概情形折》。在折中他分析形势和利弊，提出了“惟东南大利，在水而不在陆”的精辟观点。他认为“泰西诸邦均以机器轮船横行海上，英、法、俄、德又各以船炮互相矜耀，日竞其鲸吞蚕食之谋。乘虚蹈瑕，无所不至”，“至杭属及宁、绍、台、温滨海之区，海盗时有出没，水师直同虚设，船炮全无”，针对这种情况，左宗棠再三呼吁：“中国自强之策，除修明政事、精练兵勇外，必应仿造轮船以夺彼族之所恃”，要“尽洋技之奇，尽驾驶之法”。他认为，中外之人同样是人，智慧并无分别，仅仅因为所习不同而有不同特长，所以出现“中国以义理为本，艺事为末；外国以艺事为重，义理为轻”的情况。但“谓执艺事者舍其精，讲义理者必遗其粗不可也。谓我之长不如外国，借外国导其先可也；谓我之长不如外国，让外国擅其能不可也”，也就是说，中国人只要像西国一样的重视“艺事”，是完全可变其长为己长的。“夺其所恃”，不仅在军事上可以做到有效地抵御外侮，而且也可以在经济上“分洋商之利”。鸦片战争后，列强凭借特权倾销商品，洋轮伴随而至。旗昌、宝顺、怡和等洋行的轮船航行于沿海和长江。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洋船骤增，夺我厚利的情况更为严重。以福建省为例，19世纪60年代，福州运往其他口岸的货物，洋船运载量占三分之一。北方的情况较之南方更加严峻。向来运往东南各地的帆船，资本亏折殆尽，以致船只休闲，无力转运，在船水手10余万人无以谋生。对此，左宗棠从商业、民生、漕运几个方面指陈了外国侵略者的洋轮威胁、摧残了中国的经济生活，从而提出了中国自己设船厂制造轮船的紧迫性，认为“泰西巧，而中国不必安于拙也；泰西有，而中国不能傲以无也”。无论从军事还是从经济方面说，都认为“非设局监造轮船不可”。法国作家巴斯蒂在《清末留欧学生》一文中也谈到，左宗棠萌发了一个顽强的念头，即是中国人要有自己造船的能力，而且采用求是堂艺局这种学校教育的独特形态来完成[48]。
同治五年九月初六日（1866年10月14日），因新疆西捻军和回民起义，左宗棠调任陕甘总督。左宗棠接到谕旨后，一面令德克碑到沪约日意格及参与商订合同的福建补用道胡光墉等同来定约，一面想亲自物色大臣人选。这时候，沈葆桢正好在籍守制，在福州为母丧丁忧。沈的为人为政皆有很好的口碑。左宗棠也了解到沈葆桢“在官在籍，久负清望”，和英桂、徐宗斡等商量，他们也认为沈是好人选，因此便把目标锁定在沈的身上，亲自三次造庐商请。虽然沈葆桢都婉言谢绝，左宗棠还是坚挺沈葆桢主持船政。同治五年九月二十三日（1866年10月31日）左宗棠上奏《派重臣总理船政折》，清廷随即授沈葆桢为总理船政大臣。沈葆桢接事后，一方面让日意格、德克碑回国购买设备，并聘请洋师、洋匠。当时法国造船工业发达，长于制造，所以引进法国的先进技术和设备；英国长于航海，所以聘请英人教授驾驶，各取英法两国之长；另一方面在马尾中岐征购土地、建设工厂、船坞、学堂、宿舍等。左宗棠原订合同设工厂5处、学堂2所，用地200余亩。在沈葆桢主办期间大加发展：工厂增至13所，学堂增至6所，用地扩大到600亩。沈葆桢主政期间，马尾船政制造“万年清”等15艘船舰，并为国家造就一大批科技人才和海军骨干。后任丁日昌等也都尽心尽责，成效显著。在中国近代海军史、工业史、教育史、思想文化史等方面都留下深深的印记。船政是当时在中国乃至远东规模最大、设备最为齐全、影响最为深远的船舶工业基地，从1868年开始制造“万年清”号，到1907年，共造船44艘，总吨位57550吨，占全国总产量的82％。造船技术也不断更新，从木壳船到铁胁船，再到铁甲船。造船工业是当时科技水平的综合体现，它的建造带动了上下游工业的发展，也造就了一大批科技人员和产业工人。正因为有了船政这个工业基地，才有了日后破天荒地采用国产材料成功地制成了我国第一架水上飞机，从而开创了中国人自己的飞机制造工业新纪元。
另外，引进近代教育模式，把培养人才作为根本，从而使船政成为近代科技队伍的摇篮，成为中国近代教育的“开山之祖”。而窥其精微之奥对的留学教育，正蕴含着面向世界的强烈的时代精神。
船政引进西方教育模式，先后设立八所学堂，设有造船、造机、驾驶、管轮、电报、测绘等专业。各个专业都有比较完整的教学课程体系。它打破了封建教育的传统模式，开创了近代教育的先河，为中国近代教育体系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此后，继之而起的其他学校都直接或间接地采取了船政教育模式，从而直接推动中国政府逐步建立起适应社会潮流发展的近代教育制度。船政走出了近代教育的新路子，成为中国近代教育的滥觞，成为各地纷纷效仿的样板。它的办学成功，使洋务运动的领袖们看到了希望，纷纷在各地办起了新式学校，也都纷纷以船政学堂为重要蓝本。天津水师学堂创办时，李鸿章就说：“略仿闽前后学堂规式。”[49]，张之洞于1887年创办的广东水陆师学堂时也说：“其规制、课程略仿津、闽成法。”[50]其他学校，如昆明湖水师学堂、威海水师学堂、江南水师学堂实际上也是参照船政学堂的模式。这些新式学校在创办过程中，还聘请船政学堂的员绅、师生来担任要职。1880年，天津水师学堂设立，李鸿章先调曾任船政大臣的吴赞诚筹办，后派久任船政提调的吴仲翔为总办，聘船政留学生严复为总教习（后任会办、总办）。船政首届留学生萨镇冰亦在此任教。1887年，广东水师学堂成立，吴仲翔又赴任总办。1890年设立江南水师学堂，调蒋超英为总教习。1903年设立烟台海军学堂，调谢葆璋（谢冰心之父）为监督。1904年设立广东水师鱼雷学堂，魏瀚为总办。1904年设立南洋水师学堂，叶祖珪为督办。船政学堂为各地办学提供了榜样，输送了人才，被誉为“开山之祖。”[51]
船政建立了近代留学制度，紧追世界科技前沿。同治十二年十月十八日（1873年12月7日），沈葆桢在呈奏的《船工将竣仅筹善后事宜折》中，阐述了派遣船政学堂毕业生留洋深造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他指出：“中国员匠，能就已成之绪而熟之，断不能拓未竟之绪而精之。欲日起而有功，在循序而渐进，将窥其精微之奥，宜置之庄岳之间。”“庄岳之间”即齐国，这是孟子的话，意思是要学好齐国话，就要到齐国去。沈葆桢还认为，洋人来华教习未必是“上上之技”，“选通晓制造、驾驶之艺童，辅以年少技优之工匠，移洋人薪水为之经费，以中国已成之技，求外国益精之学，较诸平地为山者，又事半功倍矣”[52]。主张“前学堂，习法国语言文字者也，当选其学生之天资颖异学有根底者，仍赴法国，深究其造船之方，及其推陈出新之理。后学堂，习英国语言文字者也，当选其学生之天资颖异，学有根底者，仍赴英国，深究其驾驶之方，及其练兵制胜之理”[53]。沈葆桢赞同日意格派留学生的观点，并提出了“窥其精微之奥，宜置之庄岳之间”的重要论断。同时，他还分析了组织学生留学的可行性：一、船政学堂学习制造、驾驶之艺童已经毕业，已通晓制造、驾驶之艺，艺圃毕业的工匠年少技优，可堪造就；二、这些艺童和工匠，用在中国已学成的技求，再到外国精益求精，定能事半功倍；三、把给洋人的高薪作为派遣留学生的费用，从经济上算也是可行的（原议留学5年，约需白银40万两，而上海同文馆幼童留美15年则需费120多万两）。四、沈葆桢在折中还分析道，“三年、五年后有由外国学成而归者，则以学堂后进之可造者补之，斯人才源源而来，朝廷不乏于用”。意思是，经过三五年的留学，一批一批地选送，就不愁没有人才了。
李鸿章曾把船政学堂的培养模式归纳为“入堂、上船、出洋”六个字[54]。把“出洋”即出国留学作为培养人才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对于封闭的、科学技术大大落后于发达国家的中国来说，是很有远见的。正是由于建立了留学制度，促成了一批又一批的青年到国外去，使出国留学的青年开阔了眼界，增长了知识，改变了思维，学到了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知识，为加快中国的近代化进程贡献了力量。也正因为有了出国留学，使他们感受到中西方文化的异同。通过对比，了解到差距，促使他们去追求真理，探寻救国良方。纵观近代的风云人物，他们中的许多人是有留学背景的。
船政办学经验至今仍然有借鉴意义。引进西方先进的教育模式为我所用的办学原则，以契约形式合作和独立自主的组织原则，突破传统、高位嫁接和改革创新、土法上马的办学理念，厂校一体化和工学紧密结合的办学形式，集普教、职教、成教于一炉和高中低结合的办学体系，科技与人文结合、培养爱国情操的教育形式，人才为本、精益求精、因材施教的教学理念，针对性和实用性强的专业设置与课程体系，权操诸我的学生管理模式，引进外教、外文教学与留学深造的培养模式等，都有许多可借鉴的地方。而根本在船政的海权意识，根本在学堂的人才战略，勇为天下先的开拓精神，德育为先、能力为重的育人思想，工学结合、学以致用的教学理念，求是、求实、求精的科学精神，引进消化的开放改革原则，权操诸我的独立自主原则都是值得弘扬的。船政学堂的办学理念和教育模式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和文化遗产，值得我们继续发掘整理和认真研究，值得我们进一步继承和发扬光大。
（三）富有近代意义的海权意识
甲午战争前的1890年，美国海军学院院长马汉发表了《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的文章，而后到1905年，又相继发表《海权对法国革命和法帝国的影响：1793 ～1812》和《海权与1812年战争的联系》两篇文章。这三篇文章被后人称为马汉“海权论”的三部曲。海权理论的诞生，震动了世界。其有关争夺海上主导权对于主宰国家乃至世界命运都会起到决定性作用的观点，盛行于世界。至今，《海权对历史的影响》仍被认为是历史上产生过巨大影响的军事名著之一。马汉的海权论内容非常丰富，主要有以下四点：（1）海权与国家兴衰休戚与共。马汉认为，“海权即凭借海洋或者通过海洋能够使一个民族成为伟大民族的一切东西”。它包括海上军事力量（舰队、基地、港口等设施）和非军事力量（海外贸易、相关的附属机构及其能力等）。实质上，海权就是一个国家在海洋上的综合实力。它不仅标志着一个国家利用海洋和控制海洋的总体能力，同时也决定着一个国家和民族能否成为一个伟大民族的总体实力。因此，马汉的海权论实际上是论述如何通过夺取制海权以达到控制世界的理论。（2）影响海权的六个要素（地理位置、自然结构、领土范围、人口数量、民族特点、政府性质）。（3）海权与陆权相互制约又相互依存的关系。（4）海权的运用必须遵守“战争法则”等。
海权的实质就是，国家通过运用优势的海上力量与正确的斗争艺术，实现在全局上对海洋上的控制权力。在这之前，当时的国人还没有认识到这样的高度。但船政的创办已初露端倪。1866年6月，左宗棠在上奏清廷的《试造轮船先陈大概情形折》中，就提出了“惟东南大利，在水而不在陆”的精辟观点，认为“欲防海之害而收其利，非整理水师不可”。沈葆桢一再强调“船政为海防第一关键”，“船政为海防水师根本”。船政的创办，以及它的成就与影响、曲折，都深刻地说明海权的重要。船政创办本身就是迈向海权的第一步。造船制炮、整顿水师、培养海军人才都围绕着海权做文章。可以说“船政就是谋海权之政”，而且取得了世人公认的成就，成为中国近代海军的发祥地。中日战争之后，英国专栏作家干得利（R.S.Gundry）撰写了《中国的今昔》一书。在书中，他充分肯定船政的先驱作用。他写道：“在名城福州开办兵工厂与造船所之事。这些事例很快就为各地所仿效。这就是中国海军的发端。”
从买舰队的尝试到船政的创办，海权的认识有着质的变化。1861年，咸丰皇帝决定向西方购买一支现代化的舰队。掌管中国海关大权的副总税务司赫德怂恿中国政府从英国购买军舰。委托正在英国休假的总税务司李泰国一手经办。李泰国无视中国主权，擅自代表清政府与阿思本签订合同，任命阿思本上校统领这支舰队。中国人花钱购买一支悬挂外国旗且中国人不能管辖的舰队，朝野舆论一片哗然。清政府不得不遣散了这支不伦不类的舰队，同时也为此付出了67万两白银的代价。这个代价就是海权模糊认识的代价。阿斯本舰队流产后，清政府开始探索建设新式海军的途径。福建船政的建立是清政府在海军建设理念上的一个重大突破。1870年船政第三艘兵轮“福星”号下水后，清廷批准沈葆桢的奏请，成立轮船水师，以李成谋为统领，由船政衙门统辖。这是近代中国第一支同旧式水师有着根本区别的新式水师，是中国近代海军建设的开端。随后，船政建造的舰船调往各港口执行海防任务。
船政创建表明，加强海防建设的主张，已由鸦片战争时少数知识分子的议论，成为清政府的国防政策，并开始付诸实践。这是近代中国海洋军事发展进程中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进步，也是开始迈向海权的第一步。
台湾为七省门户。七省及沿海各省有广东、福建、浙江、江南（江苏与江西）、山东、直隶、盛京等，台湾孤悬在外，为其门户，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日本更是虎视眈眈，觊觎已久，总想乘虚而入。因而，门户建设显得尤为重要。1874年2月，日本政府以“牡丹社事件”为借口，公然无视中国主权，由内阁会议通过《台湾番地处分要略》，决定派遣陆军中将西乡从道为“台湾番地事务都督”，率兵“征台”。清政府派船政大臣沈葆桢为钦差大臣去台湾办理台务。同年6月17日，沈葆桢率领自己的舰队赴台。这是中国近代海军自创建以来第一次大规模出航巡逻台湾海域，显示了中国近代海军抵御外来侵略的决心和力量，是中国近代海军保卫海疆、保卫台湾的壮举，也显示了船政实施海权的成就和功绩。
在抵御外侮方面，船政发挥了主力军的重要作用。甲戌巡台，船政的轮船水师发挥了遏制日本侵略的重要作用。在中法马江海战中，船政学堂培养的水师官兵奋起抵抗，视死如归，表现出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大无畏的英雄气概。马江海战虽然失败，但与前两次鸦片战争比较，已改变了以往侵略者的疯狂气焰。马江海战后，法军被阻于浙江石浦，无力北上，这种重大变化，也反映了船政对建立近代海军以御外侮的历史作用。在中日甲午海战中英勇抗敌的主力也是来自船政。北洋水师的右翼总兵是刘步蟾，左翼总兵是林泰曾。定远、镇远、致远、靖远、济远等15艘战舰的管带均是船政学生，其他副管带、帮带大副、总管轮等也大多由船政学堂毕业生担任。甲午黄海之战时，我方的十艘战舰参战，其中九艘战舰的管带均是船政学堂的毕业生，而且有八位是驾驶一届的同班同学。难怪唐德刚会在《甲午战争百年祭》中称，是“马尾船校以一校一级而大战日本一国！”并为之赞叹：“马尾！马尾！我为尔欢呼。您在五千年中华通史上，青史留名，永垂不朽！”[55]
1890年，美国的海军学校校长马汉（1840-1914）出版《海权对历史的影响》一书。该书迅疾映入大量翻译西方名著的严复眼帘。该书给严复触动很大，同时也给各国海军界以很大的触动。约从1903年开始，严复译介马汉的海权论。严复1898年《拟上皇帝书》中，就提出英国“海权最大，而商利独闳”。他说英国操纵五洲“海线”，谓其“设埠之多”与“盛设海军”互为表里，建议清廷发展海军，“筹数千万之款，备战舰十余艘为卫”。1900年开始翻译《法意》，并于1904年至1909年出版。在按语中，他说：“往读马翰所著《海权论》诸书，其言海权所关于国之盛衰强弱者至重，古今未有能奋海权而其国不强大者”，并列举希腊胜波斯、罗马胜迦太基等例子，说明“古今未有能奋海权而其国不强大者”。1907年，清廷于陆军部设立海军处，拟振兴海军，时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杨士骧亦参予其事，遂邀聘严复代为撰写奏稿。严复的《代北洋大臣杨拟筹办海军奏稿》，约于1908年9月4日至6日间完成。该稿以海权论作为理论架构，提出重建海军的方案。认为世界各国以海立国的有英国、以陆立国的有俄国、海陆兼控的有美、德、法国，而中国属于“海陆兼控之国”，过去“捨海而注意于陆”，未能建立海权以图强，“其弱点莫不在海”。严复认为重建海军十分迫切，“必有海权，乃安国势”。
（四）融通中西、求真务实的探索精神
近代的中国把船政带到中西文化激烈碰撞的风口浪尖。融通中西文化，就必须有求真务实的探索精神。船政是中西文化大碰撞、思想观念大变革的产物。“师夷制夷”就是碰撞的结果。“穷则变，变则通”的变革思想、“东南大利在水而不在陆”的海权意识、“船政根本在于学堂”的人才观、“引进西学，为我所用”和“求是、求实、求精”的教育观、“窥其精微之奥”的留学观等，都是前所未有的思想变革，它让世人为之惊叹，为之振奋。船政的创办本身就是中西合璧的结果。船政人开创了数十个第一，正是探索精神的充分体现。从沈葆桢撰写的船政门联也可以看出中西文化的融通和求真务实精神。联是这样写的：“且漫道见所未见，闻所未闻，即此是格致关头，认真下手处；何以能精益求精，密益求密，定须从鬼神屋漏，仔细扪心来”；“以一篑为始基，从古天下无难事；致九译之新法，于今中国有圣人。”意思是要人们勇敢地摒弃传统的陋习，认真追求科学真理；在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关键时刻，要脚踏实地，打好基础，求实求精，刻苦探索；要排除万难，自强不息；只要我们共同努力，中国的科技人才一定能涌现，中国的将来一定有希望。
船政引进西方的科学技术，是高起点的嫁接。从而迅速地提高了造船、航海、飞机、枪炮、鱼雷、矿冶、机械、无线电、天文等科技和工艺水平。船政引进西方教育模式，建立了现代教育制度，培养了大批的科技人才，同时派遣留学生出国深造，顺应了国家对科技人才的迫切需要，从而使船政成为迈向近代科技的摇篮。
船政是中国近代化先驱性的创举。船政进行了一系列的革新开放实验，许多都是开风气之先的。一边造船制炮，一边培养造舰驾驶人才，这本身就是破天荒的创举。在船舶制造方面，从同治七年（1868年）起至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船政共计建造大小兵船、商船40艘。当时全国造50吨以上的轮船仅48艘，总吨位57350吨，船政占40艘，47350吨，占83.33％和82.56％。1890年，中国有北洋、南洋、广东、福建四支水师，有舰艇86艘，其中向国外购买的有44艘，自制42艘，船政制造的就有30艘，占全部的34.88％，占自制的71.43％。
船政制造的船只类型，不断改进。如开始为木壳，光绪三年（1877年）以后改用铁胁木壳，或铁胁双重木壳，19世纪70年代，铁胁船在欧洲刚刚兴起，船政就紧追当时的科技前沿。光绪十四年（1888年）以后，进一步改用铁胁铁壳或钢胁钢壳。机式的装备也有改进，初用常式立机或卧机，后改用康邦省煤卧机，更进一步改进为新式省煤立机或卧机。船式方面由常式改为快船，进而改为钢甲船。
船政学堂办了五年之后，制造专业的学生，已有独立制作、管理车间、指挥施工等能力。1875年开工建造的十七号“艺新”轮船，就是由第一届毕业生吴德章、汪乔年等设计监造的。这是中华发轫之始，此后，船政建造的船舶大多数由毕业留校学生自行设计监造，据统计，自己设计监造的舰船共有18艘之多。
除造船外，船政还“更添机器，触类旁通，凡制造枪炮、炸弹、铸钱、治水，有适民生日用者，均可次第为之”。制造“开济”轮时，所有铁中和铁后汽鼓并铁套筒、铁汽汽瓶杆头、铁汽瓶转轮轴毂、铁盖轮机铁座、铁滑轨等部件，大小千余件，“均由铸铁厂、拉铁厂制造”。据资料统计，在1883～1893年间，船政的船厂、铸铁厂、拉铁厂、轮机厂、水缸厂等，自制烘炉、转炉、锅炉、水缸、旋机、钻机、起重机、压汽机、钻孔机和各种碾轮达66件，价值4万多两，提高了机器的自给率。
船政毕业生还到其他船厂或机器局任要职，推动当地的造船业和机器制造业的发展。如罗丰禄于1880年4月任李鸿章奏请开办的大沽船坞总办。魏瀚于1890年主管广东船坞。1889年，广东船坞试造“广金”兵轮时，张之洞请调船政留学归来学生郑诚前往，“常川测量较定，以臻精密”。首届留学生陈林璋，除任船政监工外，还调往浙江、山东两省，办理机器局事务。船政三届留学生刘冠雄于1884年任刘公岛机器厂帮办。江南制造总局船坞，于1905年由南洋大臣周馥奏请仿照商坞办法改为江南船坞时，系由船政后学堂毕业生、首届留学生、当时任广东水师提督总理南北洋海军的叶祖珪审查批准，并督率留美学生船政后学堂驾驶八届毕业生吴应科总办船坞事宜。辛亥革命后，江南船坞由任海军总长的刘冠雄派海军轮机少将、船政后学堂轮二届毕业生陈兆锵前往接收，改名江南造船所。
在矿业开采冶炼方面，同治五年十一月初五日（1866年12月11日）左宗棠上奏《详议创设船政章程折》时提出：“拟于所雇师匠中择一兼明采铁之人，就煤、铁兼产之处开炉提炼，庶期省费适用。”台湾基隆产煤，船政于1868年派监工去台湾，调查煤的储藏和开采情况，提出用近代机器生产和运输的采煤报告。1875年，沈葆桢又派英人翟萨赴台查勘，设厂兴工开采，并派船政监工叶文澜为首任矿务督办。基隆煤矿虽是官办，但所产的煤，除以商品形式供应船政外，还可就地出售。1885年裁撤外国煤师，派学矿务的留学生张金生为基隆煤矿煤师。船政在80年代计划自行炼钢开采附近煤矿，船政首届留学生林庆升、池贞铨、林日章等发现了福州穆源煤矿。1898年，船政学生到古田、穆源一带再次勘探，计划开采。1897年，船政三届留学生杨济成参加厦门湖头勘探活动。福州竹石山锡矿，亦由船政学堂学生任矿师，于1885年禀请试办。
此外，船政毕业生还分赴全国各地主办或协办矿务。在北方，1880年10月，林日章参加著名的开滦煤矿的勘探工作。1882年5月，池贞铨、林日章随盛宣怀赴山东烟台查勘铅矿，在登州府属宁海、霞县、招远等处查勘铝矿。1882年，吉林拟调船政留学生游学诗“督办宁古塔等处”的矿务事宜，后因整顿台湾基隆煤矿需人未成行。在南方，罗臻禄赴广东，任矿务委员，主持矿务工作。在华中，湖北汉阳铁厂是我国最早建立的最大钢铁企业，张之洞调任湖广总督办汉阳铁厂在两湖各地勘探矿源时，派徐建寅带领船政留学生张金生、池贞铨、游学诗等人，到湖南永州、衡州和湖北马鞍山等地勘探煤矿，提出多处可供开采。张金生到兴国大冶之百泉湾探勘铝矿，池贞铨到湖北兴山千家坪勘探铜矿。船政留学生为建设汉阳铁厂也付出了辛勤劳动。此外，池贞铨与沈瑜庆还于1907创办了有资本20.8万元的赣州铜矿。
在近代交通事业中，在船舶民用方面，船政成立前后，不少商人欲购船设公司兴办近代航运业。船政创建后，在制造兵轮时，亦间造商轮8艘。船政不仅促使轮船招商局的诞生，且让招商局承领“福星”轮，免租金使用“永保”、“海镜”、“琛航”三船，为招商局采办米石北运天津外。还将船政制造的最大商轮“康济”号，由轮船招商局“承领揽运”，行走于上海与香港一线。“琛航”、“永保”等船，定期往来于福州和台湾之间，名为渡送官兵，可“既准搭客，且准运货”，“俨然与商船无异”。“海镜”轮往来烟台等地时，附搭客货，照章稽查完税。这些都起到了民用航运业的作用。
在铁路建设方面，船政学生到铁路部门任职，推动了铁路建设，1907年，邮传部尚书岑春煊说，邮传部“创设伊始，百端待理。举凡轮、路、邮、电诸务”，“若无提纲挈领之员，以资佐理”。他称魏瀚“于轮、路诸学，极为讲求”，将其调部，“在左丞、参上行走”；调丁平澜到部“差妥，以备任使”。次年，除调陈寿彭到部，“以主事补用”，调郑守钦“归臣调遣”，还调林怡游去任重要工作。1885年，李大受到京汉路长期工作，于1906年任养路副总管，卢守孟任京汉路行车总管，“行车有年，洵为在路得力之员”。1908年，魏瀚去广九路任总理，李大受和曾毓隽、关赓麟等船政学生被派去勘测川汉路。
在铁路建设上建奇功的尤推郑清濂和詹天佑。京汉路是沟通南北大动脉的主要干线，亦是外国觊觎争夺的主要铁路。1908年，邮传部以京汉路事繁重，又专筹议赎路，急需娴习外交、熟习路务人员，乃调于1907年任汴洛路总办的郑清濂为京汉路总办，为顶替任总监督的高而谦，另调任广九路提调的丁平澜接充。邮传部称郑清濂“品端守洁，不染习气，熟谙路政，兼精工程艺学”，让其任总办，“以节制汉洋各员，督饬修养诸工”。詹天佑更为出色。他承建的京张铁路于1909年10月在南口举行通车典礼时，有中外来宾万余人前来观看，邮传部尚书徐世昌在通车典礼大会上说，“本路之成，非徒增长吾华工程师之荣誉，而后此从事工程者，亦得以益坚其自信力，而勇于图成。将来自办之铁路，继兴未艾，必以京张为先河”，创我国铁路史上奇迹，成为举世闻名的铁路工程专家。
在电信事业方面，台湾于1877年敷设电线时，福建巡抚丁日昌就派船政前学堂制造专业毕业生苏汝约、陈平国“专习其事”。1874年，日本借故派兵入侵台湾。清廷急派船政大臣沈葆桢赴台处理台湾事务。沈葆桢赴台后，深感军务紧急，电信重要，于是奏请清廷，自设闽台海底电缆。随后又提出自己培养电信人才。于是继任的船政大臣丁日昌在船政学堂附设电报学堂，到1882年，学堂共培养电信人员140人，为闽台海底电缆的铺设奠定了人才基础。1887年，在闽台各方和船政电报学堂毕业生的努力下，川石岛淡水的海底电缆终于铺设成功。同年10月11日投入对外营运。这就是福州马尾川石岛——台湾淡水的海底电缆，全线长117海里。是船政电报学堂毕业生作为技术人员使用自己的“飞策”号船进行海底铺设的。这是中国铺设的第一条海底电缆。它的铺设成功，标志着近代中国的电信技术已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
追求真理以自强，是船政创办者、组织者的“中国梦”，也是船政学子的“中国梦”。在中西文化交流的舞台上，历史给船政学子提供了极好的机遇。引进西学，特别是赴欧留学使他们处于中西文化交流的风口浪尖上，也造就了他们的才干，使他们能够站在更高的层面审视中国，寻找救国良方。最典型的代表就是严复。他是船政精英的杰出代表。他透视西学，提出了西方国家“以自由为体，民主为用”的精辟论断；抨击时局，破天荒地揭露专制君主是窃国大盗；传播西方进化论、社会学理论经济学理论等，影响了梁启超、康有为、谭嗣同等维新派人物，成为维新变法的精神领袖；提出了强国富民的救国方略，提出“开民智”、“鼓民力”、“新民德”的治本措施，成为中国近代最杰出的启蒙思想家。在这一点上，英国军官寿尔高度评价船政的留学，他说：“这事（指船政学生留洋）已经办了，我们不久就要看到结果，因为一个巨大的变化已在目前，当这些青年带着旷达的眼光和丰富的西方学问回到中国时，一掬酵母将在中国广大的群众之中发生作用，这对于整个人类将不能没有影响。”
西方的民族精神是西方的智慧。古希腊的智慧结晶是《荷马史诗》，它要人成为英雄。所谓英雄是具有智慧、勇敢、正义等美德的。中世纪的智慧结晶是《新约全书》，它要人成为圣人。作为圣人必须具备信仰、希望、博爱的美德。近代的智慧见于卢梭等人的著作，它要人成为公民，也就是自由人，具有自由、平等、博爱的美德。这些不同时代的智慧铸造了西方人的民族精神。与西方人相比，中国人拥有其独特的智慧。中国的智慧主要表现在儒、释、道的思想中。儒家主要主张仁爱，道家强调道法自然，佛教强调慈悲、觉悟和因果。船政学子们认真探索中西文化的异同。严复重视《周易》《老子》《庄子》三本书，并且从中西哲学之会通的观点，做出了西方哲学研究的问题不出《老子》中的十二个字的惊人论断。他说：“中国哲学有者必在《周易》《老》《庄》三书，晋人酷嗜，绝非妄发。世界上智人少，下驷材多。以不相喻，乃有清谈误国之说。此如后儒辟佛诸语，皆骚不着痒处者也。吾辈读书，取适己事而已。天下可哀之徒，古今不可一一数也。”《老子》第一章有“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之语，严复在评论这句话时指出：“西国哲学所从事者，不出此十二字。”有的学者认为，严复的这一论断不适当地夸大了老子哲学，而小看了西方哲学的成就，但也有学者认为，“这句话虽然语出惊人，亦难以理解，但却不是自大狂的妄言，而是一个精通西方哲学的学者非常精到的论断。事实上，严复正是通过这一论断而回答了哲学界至今仍在争论不休的中国究竟有没有哲学，特别是有没有本体论的问题”。
黄瑞霖同志认为：严复是一位对于推动中国现代化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文化巨人。在中国历史陷入最低落的时刻，在中华民族面临深重苦难和生存危机的关头，他放眼世界，第一个发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呐喊，不但为国人敲响了警钟，也向国人宣示了崭新的世界观、历史观和价值观；他以学贯中西的敏锐眼光，剖析了中华民族落后的文化根源，提出“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自强主张，为中国文化改造和社会进步指明了长久努力的方向；他准确地把握历史发展潮流和人类文明发展的最新成果，看到“西人之强，不在于坚船利炮，而在于宪政与民权”，为中国社会改革指出民主与科学的方向；面对国家前景黯淡的现实，他独具慧眼，看到中华民族光明的未来，预言“中国必不灭”，还指出“可为强族大国之储能”。即使在西方强势文化面前，他仍然自信中华文化的巨大价值。坚信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耐久无弊”、“最富矿藏”，需要用人类文明最新成果的“新式机器”去发掘锻造。这些都表现出他过人的文化自觉性和民族自信心。
基于严复巨大的历史贡献，学术界有一种比较普遍的共识，认为严复比较全面、比较深刻、比较透彻、比较准确地回答了要建设一个什么样的现代国家和怎样建设现代国家的问题，特别是在东西文化的关系、历史传统与时代要求的关系、民族主体与世界潮流的关系、国家权力与人民地位的关系、循序渐变与民族振兴的关系等诸多复杂深刻的问题上，严复较能自觉地、理性地、系统地、持久地予以思索和阐发，包括他的论著、译作、演讲、书信等多种方式。
严复思想至今还有积极意义。严复晚年，国内外形势发生了剧变，特别是1914年到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使严复对西方现代文明产生了怀疑并对它进行了反思。他在“一战”咏诗中感慨：“太息春秋无义战，群雄何苦自相残。欧洲三百年科学，尽做驱禽食肉看”，认为“制无美恶，期于适时；变无迟速，要在当可”。他译《天演论》，提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晚年又概括出“惟适之安”的名言，这对如何发展经济强国、政治强国、军事强国和文化强国，如何自立于民族之林，仍有现实意义。他认为“世间一切法，举皆有弊，而福利多寡，仍以民德民智高下为归”，而“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是“自强之本”，是国家富强的根本办法，是治本的。关于“均平”思想。他认为均平不仅是均贫富，更重要的是均贵贱，要实现“民之德、智、力、品”的均平，做到“民少不肖，无甚愚”。“欲贵贱贫富之均平，必其民皆贤、皆智而后可”。“必其力平，智平，德平”。“近代中国之弱，非羁于财匮兵窳也，而弱于政教之不中，而政教之所以不中，坐不知平等自由之公理，而私权奋，压力行耳。”他认为国群自由比小己自由更迫切，“国群自由比个人自由更重要”。认为“身贵自由，国贵自主”。
二 船政文化核心价值
（一）忠心报国，自强不息
船政文化的核心价值首先是爱国自强。船政是洋务运动的产物。它的创办本身，就是为了自强。大陆称“洋务运动”，台湾称“自强运动”。这是因为，一开始朝野上下就把她认定为“自强之计”“自强之策”。从践行的情况看，也让人们看到这是一种强国之道的可贵探索。从组织者到船政学堂培养出来的学生，都可以感受到他们强烈的爱国情怀和“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感。其灵魂就是爱国自强的民族精神。甲戌巡台治台，迫使日本侵略军退出台湾，保卫了中华民族的尊严并开始了台湾的近代化进程。甲申马江海战、甲午黄海海战中，船政学子的表现尤其突出，他们为了捍卫祖国和民族的尊严，在抗击外来侵略者战斗中奋不顾身、死而后已，许多人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们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中国近代史上最悲壮的爱国史诗。
面对军事上的失败和外交上的失利，强烈的爱国心驱使船政学子变革救亡。严复率先于1895年2月至5月间，在天津连续发表《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和《救亡决论》等五篇政论文，呼吁“万万不可求和”、“先国而后身，先群而后己”，显示了中华民族坚毅刚强的决心和浩然正气。陈季同则奔赴台湾，协助唐景崧筹划防务，面对清廷被迫割让台湾、澎湖给日本，先是积极通过外交手段争取西方国家“援助”。后则策划成立“台湾民主国”，抵抗日本占领台湾。先在船政学堂后转入台湾电报学堂学习的林森、李治安等人在台湾参加了刘永福的“黑棋军”，利用所学的知识制造地雷，阻击日军。抗敌达三年之久。
习近平总书记说：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从辛亥革命到新中国成立，从一穷二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到正欣欣向荣蓬勃发展在国际社会具有举足轻重的泱泱大国，中华民族走过了一段峥嵘岁月。在行走的岁月里，每个人的梦想就是要实现国家的昌盛、民族的富强，这就是“中国梦”。船政的创办正是国人的觉醒、中国梦的开始。这和鸦片战争后的被迫开放是两回事。船政的实施是当年的文化自觉。从林则徐、魏源到左宗棠、沈葆桢，都有着强烈的自强精神。船政的实践也充分说明朝野上下的自觉。首先是目标明确：师夷长技以自强。“此次创立船政，实为自强之计。”其次是项目自主：自造舰船，自建海军。“欲防海之害而收其利，非整理水师不可。”在沈葆桢的卓越运筹下，短短的八年时间，就建起中国第一支海军舰队，初步达到整顿水师的目的。船政也从此被誉为“中国海防设军之始，亦即海军铸才之基”，其影响十分深远。再次是国际法的主动利用；在被动的外交中主动出击。船政运用国际通用的契约形式，与洋教习签订合约，采用高薪雇佣外国技术人员进行包教包会的办法，明确中方和外方在建设期间的职、权、利，并认真履行合约，坚持“条约外勿说一字，条约内勿取一文”，好的延聘，违规的解聘，在被动的外交中争取了主动。在管理上独立自主：权操诸我。船政坚持在体制和管理上“权操诸我”，独立自主地开展工作，其大权完全掌握在船政大臣手里，也就是中国人手里，并派员绅“常川住局”，和学生们住在一起，坚持人文方面的教育，培养出一批富有爱国情怀的学生。创办者、组织者有着强烈的爱国心。所谓“见小利则不成，去苟且自便之私，乃臻神妙；取诸人以为善，体宵旰勤求之意，敢惮艰难？”[56]他们为了师夷御侮，奋发图强，有着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而学生们是带着强烈的使命感来学习的。“该生徒等深知自强之计，舍此无他可求，各怀奋发有为，期于穷求洋人奥秘，冀备国家将来驱策。”[57]在策略上主动对外：引进来，走出去。船政既引进技术、设备、管理、人才和教育模式，又走出去，让学生出国留学深造，造就了中国近代的一批科技骨干和高级海军将领；同时也使他们处于中西文化交流的风口浪尖上，让他们能够站在更高的层面上来审视中国，寻找救国良方。
（二）大利在水，海权先行
船政文化的另一个可贵的核心价值就是重视海权的意识。船政的辉煌和海权联系在一起，它始于忧患，终于忧患。列强的坚船利炮让国人懂得了“师夷制夷”的道理，让船政人懂“惟东南大利，在水而不在陆”；“欲防海之害而收其利，非整理水师不可”的道理。船政的创办正是海权先行的体现。同治五年五月十三日（1866年6月25日）左宗棠上奏清廷《试造轮船先陈大概情形折》就说道“自海上用兵以来，泰西各国火轮兵船直达天津，藩篱竟成虚设，星驰飚举，无足当之”。“泰西诸邦均以机器轮船横行海上，英、法、俄、德又各以船炮互相矜耀，日竞其鲸吞蚕食之谋。乘虚蹈瑕，无所不至”，“至杭属及宁、绍、台、温滨海之区，海盗时有出没，水师直同虚设，船炮全无”。“自洋船准载北货行销各口，北地货价腾贵；江浙大商以海船为业者，往北置货，价本愈增，比及回南，费重行迟，不能减价以敌洋商，日久销耗愈甚，不惟亏折货本，浸至歇其旧业；滨海之区，四民中商居什之六七，坐此闻闽萧条，税厘减色，富商变为窭人，游手驱为人役。并恐海船搁朽，目前江、浙海运即有无船之虑，而漕政益难措手。”创办船政正是“中国自强之策，除修明政事、精练兵勇外，必应仿造轮船以夺彼族之所恃”，要“尽洋技之奇，尽驾驶之法”。在军事上有效地抵御外侮，在经济上“分洋商之利”。
19世纪50～60年代，世界海军的发展正由风帆轮机木质前装滑膛炮战舰向风帆轮机装甲后装线膛炮战舰过渡，船政的创办，正好契合世界海军发展的这个历史性的转折点。当时的起点应该是高的，加上沈葆桢的卓越运筹，在短短的八年时间里就建起中国第一支海军舰队，初步达到整顿水师的目的。船政学堂培养了许许多多的海军军官和军事技术人才，占中国近代海军同类人员的60％，晚清和民国时期的多数海军高级将领，如叶祖珪、萨镇冰、程璧光、黄钟瑛、刘冠雄等，都是船政的毕业生。还有中法马江海战英烈吕翰、许寿山，中日甲午海战英烈邓世昌、林永升等一大批铸造出爱国魂的杰出英才。船政被誉为“中国海防设军之始，亦即海军铸才之基”，其影响是十分深远的。孙中山先生也盛赞船政“足为海军根基”。
汉代，日本是“汉委奴国”，但不安分，后常侵朝、犯唐。663年日本犯唐。战于锦江口，四战四捷，火烧日船400艘。日本此后数百年不敢来犯。元朝6次遣使赴日通好被拒，第7次遣使被杀。1274年，忽必烈派战船900艘远征。日史称“文永之役”。大败日军万余人，矢尽遇风，冒雨回国。1281年，分两路进军，大败日军，史称“弘安之役”。日本从此遣使朝贡。明代，倭寇是日本海盗集团，14世纪至16世纪活动猖獗，嘉靖朝时，江浙一带被杀数十万众。谭纶（1520 ～1577年，嘉靖福建巡抚）、戚继光（1528～1587年，总兵）、俞大猷（1504 ～1580年，总兵）抗倭。16世纪中叶终于平定沿海倭犯。但犯唐之心不死，日本设立台湾都督府和牡丹社事件就是例证，更不要说以后的侵华。
沈葆桢深刻地认识到这一点。他认为“东洋终须一战”，临终遗嘱还念念不忘日本对台“虎视眈眈”“铁甲船不可不办，倭人万不可轻视”。日本侵台刚结束，他就上了一个奏折，称“此次之善后与往时不同，台地之所谓善后，即台地之所谓创始也”。从这时起，他相继提出并实施了一系列治台政策和改革措施，促使台湾开禁，实行开山抚番、修路开矿、招垦减税等政策，促进台湾经济的开放、开发和改革，为台湾的近代化奠定了基础。同时顺民心，建郑成功祠，办学校开民智。设置台北府，让福建巡抚冬春驻台，夏秋回省，并鼓励移民台湾开垦建设，密切了闽台关系，促进海峡两岸的经济交流和合作。其意义是深远的、革命性的，在台湾的发展史上写下了辉煌的一页。李鸿章给他的信中说道：“我公在彼开此风气，善后始基，其功更逾于扫荡倭奴十万矣。”连横先生高度评价沈葆桢的巡台治台，说：“析疆增吏，开山抚番，以立富强之基，沈葆桢缔造之功，顾不伟欤？”
总之，船政是近代中国迈向海权的先行者、佼佼者。今天，台海局势、南海主权、中美关系、中日关系、海军护航等问题都与海权有关。如何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从中获得启迪，是我们必须认认真真面对的。
（三）发展科技，改革创新
社会学家认为，在人类历史长河中，有着三次伟大的革命性转变。第一次是人类的出现。第二次是人类从原始状态进入文明社会。第三次是从农业文明、游牧文明逐渐过渡到工业文明。社会学者、历史学者一般把人类历史上的第三次大转变理解为近代化。近代化是一场社会变革，是向近代文明的进化。它以科技为动力，以工业化为中心，以机器生产为标志，并引起经济结构、政治制度、生活方式、思想观念的全方位变化。
中国的近代化进程缓慢，从19世纪60年代才开始启动。一般认为洋务运动是标志性的起点。洋务运动力图通过采用西方先进的生产技术，摆脱内忧外患困境，达到自强求富的目的。洋务运动正是以科技为动力，发展机器大生产，从而促使经济、政治、思想的变化，促进社会的大变革。在这场运动中，马尾船政表现突出，成就显著，影响广泛深远。从工业化的角度看，船舶工业是机械工业的集大成者，是机械生产水平的综合反映，也是当时近代工业文明的重要标志。
船政拉开了中国人放眼看世界的序幕，吹响了中国从传统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进军的号角。一百多年来，社会变革和工业化进程几经波折，现已进入了快步发展和与信息化同步发展的阶段。认真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对加快工业化进程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它大胆引进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是最早进行改革开放、先行先试的实验区。它采取先引进，高位嫁接；后消化，研究创新；再留学跟踪，穷追不舍的做法，无疑是值得首肯的。
落后只能挨打，只有落实科技战略，发展高科技，才能强国强军，在世界民族之林中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林则徐在总结鸦片战争的教训时，深刻地认识到“器不良”“技不熟”是重要原因，认为“剿夷而不谋船炮水军，是自取败也”。左宗棠、沈葆桢是把师夷制夷付诸实践，瞄准当时的高科技，取人之长补己之短，建立了中国最大的，也是远东最大的船舶工业基地；建立了中国最早的兵工厂；建立了中国第一支海军舰队。船政引进先进的技术和管理，进行消化吸收，使科技水平在当时处于领先地位。沈葆桢始终认为铁甲船不可无。后任船政大臣裴阴森落实这一精神，造出了铁甲舰平远号，遂了沈葆桢生前建造铁甲之愿。建造铁甲舰和增加巡洋舰船，用它在海上与敌交锋，克服“不争大洋冲突”的消极防御思想，采取积极的高科技战略，海权先行战略才能得到落实。
（四）抓住根本，培育人才
创办船政，沈葆桢将把办学培养人才作为根本，一再强调“船政根本在于学堂”。1866年12月23日船政工程全面动工，求是堂艺局即船政学堂就同时开学招生。它引进先进的教育模式，结合中国实际，实行“权操诸我”的原则，形成特色鲜明的中国化办学模式，成为各地纷纷效仿的样板。被李鸿章誉为“开山之祖”。
沈葆桢认为洋人来华教习未必是“上上之技”，“以中国已成之技求外国益精之学”必然事半功倍。他认为“窥其精微之奥，宜置之庄岳之间”。“庄岳之间”即齐国。这是孟子的话，意思是要学好齐国话，就要到齐国去。正是这种指导思想，船政学堂建立了留学制度。留学使出国青年开阔了眼界，增长了知识，改变了思维，学到了西学西政，也促使他们去追求真理，探寻救国良方。
船政学堂建立了与工业化和海军建设相适应的教育模式，培养了大量人才，成为中国近代科技和海军队伍的摇篮。据不完全统计，船政培养海军军官和军事技术人才1100多名，占中国近代海军同类人员的60％。叶祖珪、萨镇冰、蓝建枢、刘冠雄、李鼎新、程璧光、林葆怿、黄钟瑛等都是船政毕业的海军高级将领。清史稿记述“船政学堂成就之人才，实为中国海军人才之嚆矢”。
船政当年一手抓制造，一手抓人才。沈葆桢说船政“创始之意，不重在造，而重在学”，这种高度重视教育的思想，以及工学紧密结合、科技与人文结合、求实求精、针对性强等特色至今仍然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五）物竞天择，惟适之安
鸦片战争后，一些经世致用的学者、有识之士关注世界，探索新知，寻求强国御侮之道，思想观念发生了空前的变化，向西方学习逐步形成了热潮。而船政正是这一潮流中的典型代表。船政采取引进来、走出去的办法，在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的过程中，使学子们开阔了眼界，增长了知识，同时改变了思维，了解到差距，促使他们去追求真理，探寻救国良方。他们大量翻译西方的政治经济学说，大大影响了中国近代的思想界，最有代表性的就是严复。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后，他投身挽救民族危亡的维新变法运动，奋笔疾书，运用西方进化论和天赋人权学说，宣传变法图强的思想主张，仅1895年就连续发表了《论世变之亟》《原强》《救亡决论》《辟韩》等5篇政论文章，振聋发聩，影响深远。
《论世变之亟》一文发表在1895年2月的天津《直报》上，他抨击顽固派的狂妄自大，盲目排外，图强之道在于向西方学习，“苟扼要而谈，不外于学术则黜伪而崇真，于刑政则屈私以为公而已。”1895年3月，严复在《直报》上发表《原强》一文，全面提出自己的维新理论和变法主张，文中首先介绍达尔文的进化论和斯宾塞的社会有机体论，揭露清政府在甲午战争中的腐败无能，提出中国富强的根本办法是：“一曰鼓民力，二曰开民智，三曰新民德。”1895年3月，严复在《直报》上发表《辟韩》一文，以西方资产阶级的“民权”学说，批判唐代儒学家韩愈《原道》篇中的尊君思想和君主专制理论，他引用卢梭、孟德斯鸠等法国启蒙运动思想家的论说，阐明“国者，斯民之公产地；王侯将相，通国之仆隶也”。1895年5月，严复又在《直报》上发表《救亡决论》，提出“要救亡必须变法”，“如今中国不变法则必亡是也”，并认为变法应以废八股倡西学为先，批判科举制度的三大危害在于“锢智慧”“坏心术”“滋游手”。
为扩大西学的宣传和社会影响，进一步唤起国民的忧患和危机意识，他致力于著书和办报。1897年11月，他在天津创办了《国闻报》，提出办报宗旨在于“通上下之情”“通中外之情”。尤其要“译述外事”，以“通外情为要务”。该报成为严复传播西学和宣传维新变法思想的重要舆论工具。严复重要的译著便是在《国闻报》上发表后，引起巨大的社会反响。严复先后译著有：赫胥黎《天演论》、约翰·穆勒《群己权界论》、《穆勒名学》、斯宾塞《群学肆言》、亚当·斯密《原富》、孟德斯鸠《法意》、甄克思《社会通诠》、耶芳斯《名学浅说》、卫西琴《中国教育主义》、宓克《支那教案论》、白芝洁《格致治平相关论》等11种，而以前八种著称，后人将其通称为“严译八大名著”。其中影响最大的西学名著是《天演论》。《天演论》原作是英国著名博物学家赫胥黎于1894年出版的《进化论与伦理学》一书，该书宣传和捍卫达尔文的生物界“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观点。当甲午中日战争清廷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严复就“欲致力于译述以警世”，1896年夏，他冒着酷暑翻译《天演论》，以“达旨”（意译）的方式、古雅的文笔，将该书译出。10月，他将译毕的《天演论》原稿先后寄给梁启超、吴汝纶等人品阅，从此，《天演论》未出版社便先流播于社会。1897年12月至1898年2月，经修改后《天演论》译稿和《译天演论自序》在《国闻汇编》第二、四、五、六册上陆续发表。1898年5月，《天演论》单行本以“慎始基斋丛书”名义正式出版，吴汝纶为该书作序。严复在《天演论》译文中为“达旨”或按语，或解释，或评价，文笔运用自如，不仅传达了“弱肉强食，优胜劣汰”的生物进论，而且有倾向性地介绍英国著名学者斯宾塞的天人会通的普遍进化观，同时也糅合了严复合群保种、与天争胜的变革思想。该译著附有严复的译例言，“信、达、雅”的翻译标准。《天演论》出版后，风行海内，先后再版数十次。《天演论》全文38000多字，而严复的按语和序言也有18000字，后者完全可看作严复进化论著作。鲁迅称“严又陵究竟是‘做’过赫胥黎《天演论》的，他的确与众不同，是一个十九世纪末年中国感觉敏锐的人”。康有为称严复“译《天演论》，为中国西学第一者也”。
严复译著中另一引人注目的名著是《原富》，他从1897年着手翻译到1902年全书由上海南洋公学译书院出版，前后历经5年之久，殚心竭虑，一丝不苟。原著系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亚当·斯密（1723～1790年）的代表作，原书名为《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简称《国富论》），出版于1776年。亚当·斯密所探讨的是如何让新兴的资产阶级发家致富，阐明社会经济关系。该书奠定了劳动价值论的基础，并对剩余价值的各种具体形态进行了分析。严复意在通过翻译《原富》，以西方国家的富国之道，开导中国当权者如何下决心来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严复在翻译《原富》的“发凡”中，说明译书目的在于“考国富之实，与夫所以富之由”。在“译事例言”中还指斥“当轴之迷谬”。严复还通过按语，提醒当权者，要使国富民强，必须让民族资本自由发展，不能由官府严加控制与干涉。兴办工业企业，不要搞官办，而要兴民办。“民之生计，只宜听民自谋，上惟无忧，为裨已多。”“夫所谓富强者，质而言之，不外利民之策，然政欲利民，必民能自利也；民各能自利，又必自皆得自由始。”严译《原富》是中国经济学界最早的启蒙教材，大大开拓了国人的眼界和思路。
1898年，严复开始翻译英国社会学家斯宾塞的《社会学研究》一书，中译名《群学肄言》，于1903年出版。严复认为斯宾塞生活在与达尔文同时代，“其书于达氏之《物种起源》为早出，则宗天演之术，以大阐人伦治化之事，号其曰‘群学’。”严复在《群学肄言》序言中解释：“群学何？用科学之律令，察民群之变端，以明既往，测方来也。肄言何？发专科之旨趣，究功用之所施，而示之所以治之方也。”1903年该书出版时，高凤谦作序称：“《群学肄言》一书，凡二十万字。学之必精，言之必慎。欲读严子之书，必先读《群学肄言》。”严复译述该书时，在斯宾塞“任在为治”观点中，加上了自己的政治观点，强调“自强、自立、自治”。严复主张积极向西方学习，反对封建专制，产生极大的社会影响。1899年至1903年，严复翻译出版了英国思想家约翰·穆勒的《自由论》，译作《群己权界论》，该书是一本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学的重要著作，阐述了资产阶级的自由观，探讨社会所能合法施于个人的权利的性质和限度。
1900年至1904年，严复翻译出版了法国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一书，定名为《法意》。该书是西方法学的经典著作，它论述了世界各国政治及立法的渊源和得失，提出了法的本质和相应的社会改革计划。极力主张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宣扬自由、民主、平等的主张，提出了著名的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观点。严复在按语中强调自由、民主的益处。严复评价《法意》时说：“此卷论中国政俗教化独多，而其言往往中吾要害，见吾国所以不振之由，学者不可不留意也。”严复借用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学说，抨击了封建君主专制制度。
1904年，严复翻译了英国学者甄克思的《社会进化简史》，译作《社会通诠》，顾名思义，这是一部讲述社会发展史的著作，认为一个国家的发展进化要经历由图腾社会、宗法社会到军国社会三个阶段，论证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必然性。严复认为近代中国正处在宗法社会而渐入军国社会之际，“当循途渐进，任天演之自然，不宜以人力强为迁变”。
1900年至1902年，严复翻译出版了英国学者约翰·穆勒的《逻辑学体系》，译名作《穆勒名学》。该书是西方经验主义思想的逻辑学经典之作。严复选择其前半部，介绍西方人的思想方法，学术研究方法，尤其是归纳法和演绎法。1909年，严复又翻译出版了英国学者耶芳斯的《逻辑学入门》，译作《名学浅说》。“这是一本较浅近介绍形式逻辑的书。由于该书是为了教学需要，其间加上译示和讲解，译文中间义旨，则承用原书，而所引喻设譬，则多用己意。”严复倡导新的思维方法，论证逻辑学的实用价值，从而达到破除“天道不变”的僵化顽固旧思想的良苦用心。
严复在介绍西方学术思想的同时，鲜明地阐述了自己的观点，融中学、西学为一体，结合中国国情，有目的、有针对性地进行了再创作，既传播了西学，又切中时弊，启人心智，产生了强烈的社会效果。他在理论上指导和推动了当时的维新运动，又从根本上启蒙和教育了大批中国青年，从而成为中国近代的启蒙思想家。
三 船政人的人文性格
（一）勇猛精进的进取精神
1872年，内阁学土宋晋挑起事端，上奏《船政虚耗折》，提出：闽省连年制造轮船，糜费太重。此项轮船将谓用以制夷，则早经议和，不必为此猜嫌之举，且用之外洋交锋，断不能如各国轮船之利便，名为远谋，实同虚耗。并请旨要求停办。宋晋的上奏引起了轩然大波，朝廷内反对造船者与日俱增。首先是李鸿章对造船无信心，多次表示不赞成。文煜等上奏船政造的轮船虽均灵捷，而与外洋兵船较之，尚多不及，说能御侮没有把握。军机处亦主张“暂行停止，以节帑金”。在这强大压力下，总署通知广东、盛京、山东、南洋、北洋及沿海各省大臣，展开讨论，从而掀起了工业化进程中围绕船政是否下马的一场大辩论。针对宋晋奏议及吴棠、英桂、文煜的反对意见，曾国荃、左宗棠均认为船政有利无害，不可裁撤。1872年5月27日，沈葆桢致函总署，列举办厂好处，力驳宋晋主张，提出不能因为弟子不如师而“废书不读”，认为“勇猛精进则为远谋，因循苟且则为虚耗”，坚持“船政万难停止”。李鸿章最后也改变了态度，表示支持。船政终于迈着艰难的步伐走了出来，出现了柳暗花明的新局面。正是因为有着勇猛精进的精神，才铸就了船政的辉煌成果。
船政开拓进取，进行了一系列的革新开放实验，许多都是开风气之先的。一边造船制炮，一边培养造舰驾驶人才，这本身就是破天荒的创举。船政学堂引进西方先进的教育模式，是对传统教育的重大突破，是非常之举。在办学体制、专业取向、课程设计、招生要求、教学模式等方面，船政都突破了封建传统教育模式。在办学体制方面，完全采用近代西方的教育模式；在专业取向方面，瞄准造船、驾驶人才的培养目标；在课程设计方面，也都采用西方的课程模式；在招生要求方面，放宽要求，招生对象不分汉、满等民族，无论举贡生员还是官绅士庶出身，均可报考。其教学模式根据洋监督的要求，采用高位嫁接的办法，直取西方先进的教学模式，按英法的训练方法进行培养。请进来，走出去，是船政学堂的人才培养战略。让学生出国留学深造，也是开拓进取的结果。
（二）权操诸我的爱国情怀
鸦片战争之后，以英法为代表西方列强，利用不平等条约处处干涉中国内政。船政创办伊始，从购置机器设备到聘请洋师、洋匠，英法驻华公使就企图操控船政。他们从各自国家利益出发，既要从中渔利，又不希望中国真正强大，力图渗透控制。但船政创办者左宗棠、沈葆桢始终坚持“独立自主、权操在我”的原则，维护国家主权。1869年7月，左宗棠认为：“其最要则中国人自造自驾，不致受彼族挟制。”轮船“借不如雇，雇不如买，买不如自造”。沈葆桢也指出兵船“购者权操于人，何如制造者权操诸已”。光绪二十一年腊月十三日，闽浙总督边宝泉在上呈给朝廷的《整顿船政局折》中建议，造船所需物料应“就地取资”。炼钢熔铁、大小机器，“必须潜心考究，依法仿造，自成机杼”，要做到“不常仰给于人，则权自我操，而财不外溢”。
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总税务司赫德先后向清政府提出《新议略论》和《局外旁观论》，“扬言制造耗费，购雇省事，冀以阻挠成议”。英国驻福州领事也妄图把马尾船政扼杀于襁褓之中。左宗棠清醒地指出：“外国多方阻挠，乃意中必有之事，见在英国领事等屡以造船费大难成，不如买现成船为便宜，此即暗中使坏之一端。不然，伊何爱于我，而肯代为打算乎！”左宗棠针对洋人技术垄断的目的，针锋相对地提出要积极引进和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做到中国人自己掌握造船技艺。为此，他对于自造轮船的计划还制定了保密措施。他说：“事前不得不密者，缘彼族险竟嗜利，有益于我之事，彼必挠之：别国有结好于我之意，彼必忌之：或以利器不可示人之说，行其间于外国；或以工繁费巨事难必成之说，行其间于中国，使我疑信相参，颠倒于彼术之中，而彼得久据其利。”为了打破外国人“久据其利”，左氏认为必须自己掌握造船技术。马尾船政建立后，帝国主义在华势力也时加阻挠。如同治六年（1867年），福州税务司美理登百计钻营入局；总税务司赫德替他到北京总理衙门活动，要求准其会办。又如同治八年（1869年），法国驻福州领事巴世栋搬弄是非，造成船政正监督日意格与副监督德克碑不睦。在1869年9月“万年清”号试航时，总监工达士博要求用洋人引港，沈葆桢为了“杜其荐用洋人驾驶之渐”，严正拒绝达士博的无理要求。当达士博的要求遭到拒绝后，聚众怠工。沈葆桢果断革退“不遵匠头约束”的法国工匠博士巴。达士博赴法领事馆具文控告沈葆桢“违约”，法国驻福州副领事巴世栋出面干预，要求沈葆桢收回成命，遭沈葆桢驳斥。沈葆桢说：达士博“应撤与否，本大臣必视该员匠功过为衡，即监督亦不能任意为之，与领事官毫无干涉，何得过问也”。沈葆桢在给北京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呈文中指出：“船政与通商两不相涉，领事为通商而设，不应干预船政。”挫败了外国人干涉中国船政的企图。此后，法国驻福州副领事巴士栋等外国人又多次以各种方式企图干涉中国船政，都被沈葆桢等人的坚决抵制而未能得逞。同年英国驻福州副领事贾禄，要侵占马尾船政厂界建教堂。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法驻华公使竟要求马尾船政后学堂改读法文，均遭我方据理驳斥。这些事件的发生，充分暴露了他们对于中国内政的干预和主权的侵犯。
船政后期聘任的洋监督杜业尔，自称为船政代表，擅自与法国立兴洋行卡签定承造三艘商轮合同，未经船政大臣允准，即先行开工，使船政遭受巨大损失。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会办船政大臣魏瀚上任后，鉴于前聘洋监督杜业尔的“擅专”行为，坚持予以遣退，法国驻华大使曾向清外务部要求，“谓将来船厂若用洋员，仍应聘用法人”。外务部答以“船厂用人，中国自有主权”，予以回绝。船政始终坚持权操诸我，是与创办者管理者的爱国情怀分不开的。
（三）海纳百川的宽广胸襟
据《山海经·海内南经》记载：“闽在海中。”闽人很早就与海洋打交道。东冶港是福建最早有文字记载的港口。《后汉书·朱冯虞郑周列传》记：“旧交趾七郡，贡献转运，皆从东冶泛海而至。”东冶，即今福州在汉时的称谓。汉时，东冶港就有通航东南亚的记载。东吴景帝时，设立典船都尉，促进造船与航海事业的发展。唐大和年间（827～835年）专门设置市舶机构。五代时，王审知治闽，对福州城内河和闽江通海航道进行修浚，在闽江口开辟甘棠航道，“招徕海中蛮夷商贾”，出现了闽江沿岸“帆樯云集，画鹢争驶”的繁荣景象。宋元时期，泉州港后来居上。明成化十年（1474年），“福建市舶司”从泉州移到福州，福州港又一度活跃起来，并成为中国政府与琉球往来的主要港口。从东冶古港到“海上丝路”，可以看到正因为有福建海洋文化的繁荣，有东冶、刺桐等古港的兴盛，才有近代船政文化的振兴。
中国古代文明重心虽然在西北，但东南部沿海地区造船业极为发达，自古就有“南船北马”之称。春秋时期的吴、越两国江河密布，舟楫为马，造船业盛行。福建地区面向海洋，海域环境好，木材资源丰富，为适应海上航行，创造出航海性能好的尖底福船。自南宋进入远洋航海贸易期间以后，直至郑和下西洋时期（1405～1433年），福建的尖底福船成为主要海运工具。船政选择在福州，因历史上造船业的发达而成为必然。
福建地区长期来成为中国的国际航运中心决非偶然。该地区临东海，深水港多，港湾受潮汐影响大，海道输沙量小，水土流失少，地理位置适中，属南亚热带为主的海洋性气候，春夏吹东南风，秋冬刮东北风。这在帆船航行的时代，有规律的季风，有利于往返作业。春夏北上东北亚，秋季返航乃至远航东南亚，春季又返航，全年忙碌。所以海峡的地位十分重要，自古就被视为航海的门户。船政在此诞生，有其深远的渊源。
正是由于海洋文化的长期熏陶，使船政人具备了海纳百川的宽广胸怀。在船政衙门与洋人和睦共处一起生活，在学堂学习外国语言和科技，接受西方教育模式，到欧洲留学深造，在欧洲工作时与外国人交往，理解洋人的习俗和礼仪，等等，没有海纳百川的胸怀是不可能做到的。
（四）自强不息的民族性格
现代军舰不但是现代大工业的产物，而且是其缩影。近代英国因为拥有了令世人瞩目的先进造船技术、航海技术、蒸汽技术等，率先完成了工业革命而称霸于天下。而近代的中国社会积贫积弱，仍停留在农业和手工业生产阶段，工业基础、近代科技几乎空白。船政设计了从国外引进技术、设备、工程人员的建厂造船蓝图，并坚决地实施。1866年12月23日，马尾造船厂破土动工，三千多劳工沿江密钉木桩，平洼垒基，建造厂房，安装设备。冬天“天寒霜肃，众杵争鸣”，夏日“下蒸日曝，肤焦肉泡”，创业之艰难可想而知。船政造船工人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创业，在洋匠指导下，于1869年由中国工匠建造了第一艘木质轮船“万年清”号。仅用20年时间，便跨越了从依样仿造木胁兵轮到按图自造铁胁兵轮，进而自行设计制造铁胁巡海快船，再进而自行设计制造铁甲兵舰造船技术的三大步，不断缩短与西方先进国家造船工业的差距。1875年6月开工建造的十七号“艺新”轮船，7月开工的十八号“登瀛洲”轮船就是由第一届毕业生吴德章、汪乔年等设计监造的。此为“船政学堂学生放手自制之始”，以后建造的船舶绝大多数由毕业留校学生自行设计监造，共有18艘。船政艰苦创业的历史，充分体现出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民族性格。
（五）窥其精奥的求索精神
1873年船政大臣沈葆祯按时完成左宗棠与法人日意格所签定的技术合同。11月18日日意格上呈沈葆祯有关船政学堂教育成果的禀文中，对首届毕业生中的佼佼者倍加赞赏，更加激发了沈葆祯培养第一流人才的决心。他于12月7日上奏清廷的《船工将竣谨筹善后事宜折》中，力陈应由船政学堂派遣留学生出国深造，后因“无巨款可筹，速难如愿”，且日本侵台事件发生，“倥偬未及定议”。台防结束后，1875年10月29日沈葆祯离闽赴沪，调任两江总督、南洋大臣，仍关心船政派遣留学生事宜。1877年1月13日，沈葆祯联合李鸿章向清廷呈上《闽厂学生出洋学习折》，详析并强调由船政学堂派遣优秀毕业生出国深造的重要意义，认为西洋制造之精，实源本于测算、格致之学，奇才迭出，日新月异。如造船一事，近时轮机铁胁一变前模，中国仿造皆其初时旧式，所谓“随人作计终后人也”，应该去法国探求“制作之源”，到英国学习驾驶之“密钥”。留学目的在于培养世界一流的“良工”和“良将”，充分体现组织者的世界眼光和远大志向。沈葆桢在《续派学生出国学习折》中，也认为西学精益求精，原无止境。我尚刻舟求剑，守其一得，何异废于半途。船政学子的留欧终成制度，自1877年至辛亥革命前夕，主要分四批共达107人，分布在英、法、德等8个国家，专业涵盖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等20个学科。它面向世界开启了中国近代教育史上选派留学生出国深造的先河，造就了中国第一批多学科的优秀人才，推动了近代中国科学技术、经济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对中国近代社会教育和人才培养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六）整肃自律的严谨作风
船政管理严谨整肃。沈葆祯创办船政，把学堂作为根本，首先是重视人才的选拔，通过面试、体检和论文考试，录取优秀者。船政招生要求学生聪慧且为人忠诚纯朴，学堂打破传统人才观念，不分士庶民族，广纳人才。船政弟子多数为家境贫寒子弟，思想纯正，学习刻苦勤奋。船政学堂学风严谨。沈葆祯亲自撰写三对楹联勉励学生。头门是：“且漫道见所未见，闻所未闻，即此是格致关头，认真下手处；何以能精益求精，密益求密，定须从鬼神屋漏，仔细扪心来。”启发教育学生严谨治学，探察真知，获取知识的精髓。大堂是：“见小利则不成，去苟且逢便之私，乃臻神妙；取诸人以为善，体宵奸勤求之意，敢惮艰难。”仪门是：“以一篑为始基，从古天下无难事；致九译之新法，于今中国有圣人。”勉励鼓舞学生奋发进取，坚实基础，博采众长，探索科学奥秘。
为保证学习质量，学堂制定了《章程》和一系列规章制度，规定了“封印日回家、开印日到局”，“端午中秋给假三天，礼拜日不给假”，“不准在外嬉游，致荒学业；不准侮谩教师，欺凌同学”，“派明干正绅，常川住局，稽察师徒勤惰”，“饮食及患病医药之费，均由局中给发，饮食月给银四两”，“三个月考试一次，一等者赏银十元，二等者无赏无罚，三等者记惰一次；两次连考三等者戒责，三次连考一等者另赏衣料，三次连考三等者斥出”，以及“学成后准以水师员弁擢用”，“学成监造者、学成船主者，特加优擢”等教学管理、学生管理、奖惩以及就业等制度[58]。由于管教严厉，“学规极为整肃”，培养出来的学子具有良好的品格。他们自省、自律、勤奋、刻苦，从不苟且偷懒。孟子说过：“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认为真正的仁人贤者，不管他的地位如何，必经过艰苦的磨炼，才能委以重任。林语堂的剧本《风声鹤唳》中有一段精彩的台词对白：“左丘明如果没有失明，哪有《国语》；屈原如果没有被流放，哪有《离骚》；司马迁如果没有受刑，哪有《史记》；文天祥如果没有被捕，哪有千古绝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在沈葆祯等人爱国主义民族精神和开放创新思想的引领下，艰苦的磨砺，忠君报国的氛围，造就了船政弟子勤奋好学、百折不饶的顽强毅力和奋发有为的人生态度。
（七）讲求实效的务实品格
船政要设局造船、办学、整顿水师，请洋人包教包会的方案是十分务实的。在本土缺人才、缺技术的情况下，引进人才、引进技术的拿来主义，无疑是个良方。左宗棠请来了日意格，设计了办学方案。采用法国体制，把船舶工程学校与海军学校合二为一，办成一所按技术分设专业的近代高等学堂。前学堂学制造，采用法国军港士官学校的科目训练；后学堂学驾驶，采用英国海军的培养方法训练。并与日意格签订了合同，坚持“权操诸我”的原则，要求在5年合同期间内包教包会。洋员受中国官员制节，听稽查委员示谕，只负责教学，不干预其他。“条约外勿多说一字，条约内勿私取一文。”实践证明，这种引进人才和教学模式的做法是成功的。
船政讲求实效的一个特色是厂校一体、工学结合紧密。船政同时创办船厂与学堂，既不是厂办学校，也不是校办工厂，更不是厂校联合或合作。而是规划统筹，难解难分。监督既管学堂，又管工厂；教习既是教师，又是工程师；学生既学习，又参加劳动，承担生产任务。这种厂校一体的办学体制，是产学研结合的高级形式，比现时所提倡推行的产学研联合体或厂校挂钩合作之类，更能体现教育与生产劳动紧密结合。由于是厂校一体，各个专业都能根据各自的特点安排大量的实习。如制造专业，有蒸汽机制造实习课，船体建造实习课。每门实习课每天要进行数小时的体力劳动。设计专业，三年学习期间，有八个月的工厂实习。管轮专业，先在岸上练习发动机装配，再到新建轮船上安装各种机器。驾驶专业的学生，先以三年左右时间，在学堂中学习基础课程和航海知识，然后上“练船”实习。用两年和更多的时间学习“一个船长所必须具备的理论与实际知识”的航海术以及海战、射击术和指挥。正由于教学与生产劳动紧密结合，船政学堂办了五年之后，制造专业的学生，已有独立制作、管理车间、指挥施工等能力。1875年开工建造的十七号“艺新”轮船，就是由第一届毕业生吴德章、汪乔年等设计监造的。这“为船政学堂学生放手自制之始”，以后建造的船舶绝大多数由毕业留校学生自行设计监造。驾驶专业学生，原定于五年之内，达到能在近海航行的要求，实际在“练船”实习期间，就远航南洋各国，扬威日本。学生“八年四”毕业后，大都能胜任管驾、管轮、大副等职，成为中国近代的航海家和海军将领。
（八）勤奋刻苦的治学态度
对于学业和技术，沈葆桢要求精益求精，密益求密。在船政衙门大门两旁，沈葆桢撰写了这样的楹联：“且慢道见所未见、闻所未闻，即此是格致关头认真下手处；何以能精益求精、密益求密，定须从鬼神屋漏仔细扪心来。”这种人文精神潜移默化，鼓舞学生刻苦学习，克服了外语教材、外语授课、与老师用外语交流等困难，取得了好成绩。1887年驾驶班举行一次考试，以四科成绩为例，最高为392分（总分400分），有7名超过300分，三角、几何最好，有7名得了满分，只有3名学生在80分以下。日意格高度评价这批学生，他说，“他们靠着观察各种计时器及各种计算机，能够把一只轮船驶到地球上任何角落”。船政学生（除从香港等招来的少数学生外）没有一点外文基础，却能听外教讲课，看外国教材。
船政要求学子勤奋学习，船政官员也积极学习科技知识。船政大臣沈葆桢就带头学习。他阅读船政所有相关书籍，还向军机处求助。对于如此好学的官员，军机处一下子给寄来了5套新印的《格物入门》。沈葆桢逐细攻读，认为“较之前人所辑奇器图说、近人所刊重学数等书，尤切实晓畅”，申请再下发5套，以便组织船政官员学习。刻苦攻读物理、高等数学等书籍，成为当时中国官场上的一个奇景。
船政留学生的刻苦治学精神也十分可嘉。船政派出的四批留学生是中国近代第一批人才最多、学科最广、最优秀的人才群体。他们“深知自强之计，舍此无它可求，各怀奋发有为期于穷求洋人秘奥，冀为国家将来驱策”。怀着振兴中华的赤子之心，走出国门，接触西欧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机器工业，民主的法律、议会制度，对他们来说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他们的心灵深处受到强烈的震撼。除正规学习外，他们每年要用60天的时间考察造船厂、海军舰艇、工厂、矿山和要塞，以扩大对西方技术的了解。要把各地观察到的新技术的发展，包括图样和说明作详细报告。所到之处，悉心观察、探究和思考。海军宿将萨镇冰在回忆留学生活时深有感触地说：“我对于所学各科知识格外重视，同时于课余之时细察当地人民的思想，风俗习惯、对华人之批判，以为将来回国服务时之借鉴。”留学生们身负国家重任，学习十分勤奋、刻苦。如船政派出的第一批留学生梁炳年，在法国多朗官厂学习，“锐志精思”，病中“犹据床捧卷不肯因病废学”，因过劳而卒。又如船政第三批留学生陈鹤潭，先在英国高士博伯呢学堂温习英语，又在苏格兰制造厂学习轮机造法，“操秘穷微，晓夜攻苦，遂得咯血之疾病，殁于法国医院”。船政第三批留学生林志荣也因苦读咯血，“回闽随即身故”。船政学子的治学态度和献身精神，是可歌可泣的。
（九）舍身成仁的民族气节
马尾船政成为中国近代海军的摇篮，仅在沈葆祯主持和在世时期培养出来的我国早期海军舰长以上的将领就有吕翰、许寿山、陈英、林森林、叶琛、邓世昌、林永升、刘步蟾、林泰曾、林履中、黄建勋、方伯谦、叶祖珪、萨镇冰等人。1884年中法甲申海战，船政学生参战25人，其中英勇捐躯18人，他们与法国侵略者浴血奋战，壮烈牺牲。炮舰“福星”号离法国军舰最近，一开始就受了重创，船上燃起了熊熊烈火。管驾陈英当众宣誓：“这是我们报效祖国的时候！”他的侍从劝说将船开到上游。陈英大声怒斥：“大丈夫食君之禄，当以死报国，今日之事，有进无退！”他下令断锚转向，一边命令士兵猛烈开炮，一边亲自驾驶，开足马力，冲向敌阵。“福星”号像一条愤怒的火龙，冒着枪林弹雨，直奔孤拔的坐骑“窝尔达”号。瞄准“窝尔达”号猛烈射击，连续命中，并击退了45号敌鱼雷艇的进攻。孤拔看到形势不妙，指挥3艘法国军舰围攻“福星”号。一颗炮弹飞了过来，正中陈英的腹部，他的身体被炸成两截，但是他的上半身仍然牢牢固定在望台上，怒视着敌人。这时，三副王涟前仆后继，奔上望台，指挥官兵，继续战斗，不幸也中弹牺牲。敌舰“伏尔他”号赶忙发射鱼雷，“福星”号火药舱被击中，舰船迅速下沉，船上70名将士英勇献身。“福胜”号和“建胜”号，是两艘小型炮艇，由游击吕翰统领。面对强敌，他毫无畏惧，站在大炮旁，抚摸着大炮，大声笑道：“酬我志者，此也！”当战斗打响，他立刻命令砍断锚链，掉转船头，向敌舰猛烈开炮。他看到“扬武”号遭受敌舰围攻，立即冲过去解救。站在甲板上的他，身穿短衣，手挥长剑，指挥将士发射大炮，进攻敌舰。敌舰火力如暴风骤雨般倾泻而下，他脸部中弹，鲜血直流；但毫不退却，用布裹住脸部，一往如故，继续作战。不幸，当舰船快要冲到敌舰时，他又被炮弹击中，终于身碎船沉，为国献出32岁的生命。
停泊在海关附近的福建水师“振威”号，一听炮声就立即对准法舰“德斯丹”号迅速回击。但是，遭到法巡洋舰“凯旋”号等攻击，船身中弹累累，管驾许寿山带伤指挥奋起还击，并下令全速向“凯旋”号冲去，决心与敌舰同归于尽。“振威”号半途又遭侧面法国军舰重炮轰击，官兵在烈火浓烟中仍奋战不止，在被敌鱼雷击中沉没前一瞬间，还发射了最后一颗炮弹，击伤一法国军舰舰长和两名士兵。后来，一位外国目击者罗蚩高文在《法国人在福州》一书中这样称赞道：这位舰长具有独特的英雄气概，这样的战术，在最古老的海战记录上也绝无先例！
“飞云”号管驾高腾云，作战之前，张佩纶曾想让他担任统带，即舰队总指挥，而他以国家利益为重，认为自己并不熟悉海战，就让位给他人。但在战场上，他却毫不退缩，勇往直前，当大腿被炮弹炸断时，仍然挺直脊梁，指挥战斗。最后，不幸被敌炮轰入水中，以身许国。带着46具英魂的“飞云”号，燃烧着熊熊烈火，缓缓顺水漂向下游。
战斗不到半个小时，法国军队被击沉鱼雷艇1艘，伤军舰3艘；福建水师11艘舰船，9艘沉没，2艘重伤搁浅，尚存官兵攀援碎木板、断桅杆沉浮江中。惨无人道的法国侵略军又向漂浮于江面、已经丧失抵抗能力的中国官兵射击，江水顿时染成了红色。此役，清政府阵亡官兵近八百人。
在1894年中日甲午海战中，船政学生更上演了可歌可泣悲壮的一幕。如邓世昌、林永升等管带，大义凛然，浩气长存，永远值得后人怀念。船政学堂的学生以满腔的爱国热忱，忠实地实践者民族英雄林则徐毕生追求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崇高人生真谛，他们不愧为中华民族的脊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