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走进我们的房间关窗时，我们还没起床，他看起来像是生病了。他在发抖，脸色苍白，走起路来步履蹒跚，好像每走一步都会痛。
“怎么了，宝贝？”
“头疼。”
“你还是回床上躺着吧。”
“不用。我没事儿。”
等我到楼下的时候，他已经穿好了衣服，坐在炉火旁，一看就是个无比憔悴和可怜的九岁男孩。我用手摸了摸他的额头，他发烧了。
“回床上去，你病了。”我说。
“我没病。”他说。
医生来了，给孩子测了体温。
“怎么样？”我问医生。
“一百零二度（此处为华氏温度，下同。）。”
下楼后，医生开了三种不同颜色的胶囊，并写下了服药说明。一种是退烧药，另一种是泻药，还有一种有抑制酸性的作用。医生解释说，流感病菌只有在酸性环境下才能存活。他看起来对流感了如指掌，还说只要体温不超过一百零四度，就没什么好担心的。这只是轻微流感的症状，只要别引起肺炎，就一点儿危险都没有。
我回到房间里，记下孩子的体温，还有服用各种胶囊的时间。
“我读书给你听，怎么样？”
“好吧，您愿意读就读吧。”孩子说。他的脸色煞白，眼窝的位置发黑。他一动不动地躺在床上，好似有些毫不在意周围的一切。
我大声地朗读着霍华德·派尔的《海盗传说》，可我看得出，他听不进去。
“你觉得怎么样啦，宝贝？”我问他。
“还是老样子。”他说。
我坐在床角，一边读给自己听，一边等着到时间喂他吃另一种胶囊。按理说，他应该睡着了，可是，当我抬起头时，看见他正盯着床角看，样子异常奇怪。
“你怎么不睡会儿？吃药的时候，我会叫醒你的。”
“我想醒着。”
过了一会儿，他对我说：“爸爸，如果您很烦，就不用在这里陪我。”
“一点儿也不烦。”
“不，我是说，如果这会让你感到烦恼，你就不用留下来陪着我了。”
我估计他有些神志不清了，十一点喂他吃下另一种药以后，我就出去了。
这一天天气晴朗，带着些许寒冷，下过的雨夹雪洒落在地上，结了一层冰，这让那些光秃秃的树木、灌木丛、修剪过的树枝、草坪和寸草不生的土地都像消失在了冰下。我带着小爱尔兰塞特猎犬出门，沿着马路和一条结冰的小河走了一段。可是在这镜子般的路上走路或者站立都很困难，那只红毛犬踉踉跄跄，跌了一跤又一跤。我也重重地滑倒了两次，有一次还把猎枪甩了出去，在冰面上滑出去很远。
一群鹌鹑躲在树枝覆盖的高高堤岸上，被我们惊了起来。趁它们从堤岸上逃走的时候，我迅速打死了两只。它们中有些还藏在树枝上，但大部分都逃进灌木丛了。要想把它们赶出来，你得在冰层覆盖的灌木丛上跳上好几次。你在这滑溜溜、摇摇晃晃的灌木丛上都站不稳，这时它们又飞了出来，这可给射击增加了难度。我打死了两只，漏掉了五只。回家的路上，想到在自家附近发现这么一群鹌鹑，还剩了那么多只，可以改日再来继续打猎，我不禁心里一阵窃喜。
回到家，家人说，孩子不让任何人进他的房间。
“你们别进来，”他说，“不能让你们传染上我这种病。”
我进去后，发现他还是我走时的那副样子，脸色煞白，只是脸颊烧得通红，依旧目光呆滞地盯着床角。
我给他测了体温。
“多少度？”
“好像是一百度，”我说。实际上是一百零二度四分。
“肯定是一百零二。”他说。
“谁说的？”
“医生说的。”
“你的体温很正常，”我说，“不用担心。”
“我不担心，”他说，“但我忍不住，不停地想。”
“别想了，”我说，“别紧张。”
“我没紧张。”他目光直愣愣地盯着前方说。显然，他在努力克制着什么。
“喝点儿水，把药吃了吧。”
“您觉得有用吗？”
“当然会有用了。”
我坐下来，打开《海盗传说》，读了起来。不过，我能看出来他还是心不在焉，于是停了下来。
“您觉得我什么时候会死？”他问。
“什么？”
“我还能活多久？”
“你不会死的。你这是怎么了？”
“哦，我会死的。我听见医生说，我烧到一百零二度了。”
“人们才不会因为一百零二度的低烧就死呢。这么说简直太傻了。”
“我知道我会死的。在法国的时候，学校的同学告诉我超过四十度就得死。我都一百零二度了。”
原来从早上九点开始，他这一整天都在等死。
“我可怜的宝贝，”我说，“可怜的好宝贝。这就像英里和千米的关系，你不会死的，那是不同的计量方法。在那种温度计上，三十七度是正常的体温。而在这种温度计上，九十八度是正常体温。”
“你确定？”
“当然啦，”我说，“这就像英里和千米的关系。比如，我们开车开到七十英里的时候，等于开了多少千米。”
“哦。”他说。
他紧盯着床角的目光慢慢地放松了，紧绷的神经逐渐缓解了。第二天，他完全松弛下来了，一些无关紧要的小事就能轻易惹得他大哭大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