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在当代中国历史上可谓不寻常的一年。说它不寻常，是因为这一年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特别是年底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纠正了此前20年来党在指导思想上的“左”倾错误，使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在经历20年曲折，尤其是“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后，走上了健康发展的轨道。一个以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主要内容的历史新时期从此开始了。
1978年的不寻常，不仅在于它的伟大辉煌，还在于它在前进中的步履艰难。
这一年，以及在此之前一年多时间里，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每前进一步都经过了艰苦斗争。党和人民高举实事求是的旗帜，冲破了“两个凡是”的束缚。实事求是与“两个凡是”的对立和斗争，清晰地勾画出从粉碎“四人帮”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特别是1978年这一年，党和国家历史发展的脉络。
一、揭批“四人帮”运动的开展和“两个凡是”错误方针的提出
◎粉碎“四人帮”后，广大人民群众纷纷要求尽快让邓小平出来工作，为天安门事件平反
◎华国锋提出：“继续批邓”“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
◎按照华国锋的意图，“两个凡是”出台
◎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王震顶住压力，道出了大多数人的心声
◎邓小平致信党中央，提出“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这一概念
◎粉碎“四人帮”九个月后，邓小平官复原职
◎邓小平同其他老一辈革命家一起倡导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两个凡是”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党内长期存在的“左”倾错误的延续和表现。“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两年间，人们在思想上还有种种禁忌，我国的经济工作又重犯冒进错误，其根源就在“两个凡是”。
其实，实事求是与“两个凡是”的对立和斗争，从粉碎“四人帮”后就已经开始。1976年10月，以“四人帮”的垮台为标志，长达10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终于在事实上结束了。如同处理任何一场大的社会动乱一样，“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党和国家面临的首要任务，是摧毁“四人帮”的帮派体系，清除他们的影响，解决长期动乱遗留的各种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以便为实现社会的安定团结、进行国家各项建设事业奠定基础。这也是全国人民的迫切希望与要求。因此，党中央很快发动了对“四人帮”的揭批运动。
在揭批“四人帮”的运动中，广大群众纷纷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大量冤假错案。这又首先集中在两个影响极大的关键问题上：一是澄清“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是非，尽快让邓小平出来工作；二是为1976年清明节广大人民群众在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而被错误定性为反革命的事件，即天安门事件平反。
粉碎“四人帮”后，叶剑英立即安排改善邓小平的处境，并且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建议，希望尽快让邓小平出来工作。这个建议得到李先念的支持。粉碎“四人帮”后的第6天，即10月12日，叶剑英又让儿子叶选宁去看望胡耀邦。胡耀邦对叶选宁说：请帮我带三句话给叶帅和华主席：“现在我们的事业面临中兴，中兴伟业，人心为上。什么是人心？第一是停止批邓，人心大顺；第二是冤案一理，人心大喜；第三是生产狠狠抓，人心乐开花。”10月18日，陈云通过李先念向党中央转达了他对今后各项工作的几点意见，并写成书面材料。其中提到：要“恢复党的好作风。因为毛主席倡导的许多党的好作风被‘四人帮’破坏干扰了”；“要再查一查今年4月天安门事件的真相；当时绝大多数人是为悼念总理，尤其担心接班人是谁，混在人群中的坏人是极少数；‘四人帮’对这件事有没有诡计？”党内外的许多干部群众，在各级组织的会议上也都向党提出了同样的要求。
众所周知，“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和天安门事件，都是经过重病中的毛泽东的同意和批准、“四人帮”一手制造的两大冤案。要解决这些重大问题，不能不涉及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不能不涉及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由于一些长期形成的严重思想禁锢，这些重大问题一时成为难以触动的禁区。
粉碎“四人帮”之初，1976年10月7日至14日，在中央召开的向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各大军区和中央各部门负责人通报解决“四人帮”问题的打招呼会议上，华国锋要求人们做到“三个正确对待”，即：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还要求“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强调“这是毛主席亲自发动的”。10月18日，中共中央关于粉碎“四人帮”的通知传达了华国锋的讲话精神。10月26日，中央宣传部门负责人向华国锋汇报工作时提到，许多干部和群众要求邓小平出来工作，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华国锋当即对中央宣传部门负责人作了四点指示：（一）要集中力量揭批“四人帮”，连带批邓；（二）“四人帮”的路线是极右路线；（三）凡是毛主席讲过的，点过头的，不要去批；（四）天安门事件要避开不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历史大事记（1919年5月～1990年12月）》，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23页。）
根据华国锋的指示，《人民日报》在粉碎“四人帮”后，还4次整版刊出“批邓”的文章。当时分管宣传工作的党中央领导同志在此前后也多次强调：凡是毛主席批过的文件，凡是毛主席的指示，都不能动。11月中旬召开的全国宣传工作座谈会，再次强调要“继续批邓”和不能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并规定当前宣传工作的任务主要是批判“四人帮”和集中宣传华国锋，希望把群众对天安门事件和邓小平问题的注意力，引导到这些方面来。在部署批判“四人帮”时，沿袭“批林整风”后期认定林彪路线不是极左而是极右的说法，强调要批判林彪、“四人帮”的“极右”实质，而不提批判极左，即便提也限制在批他们的“形左实右”。因此，在一段时间里，报刊上的批判文章仍沿用“文化大革命”时期的语言，把“四人帮”说成是“党内资产阶级的典型代表”，粉碎“四人帮”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彻底揭发批判“四人帮”》，《人民日报》1976年11月28日社论。），等等。
在指导思想未能摆脱“左”倾错误影响的情况下，对“四人帮”的揭发和批判被局限在对“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晚年的理论与实践全部肯定的范围内，人民群众提出的许多合理要求也未能得到解决。
1977年1月8日，是周恩来逝世周年忌日。全国人民被压抑了一年之久的对周总理的怀念之情，又一次迸发出来。1977年新年刚过，纪念活动便在一些地方开始出现，人民通过花圈、诗词和标语、大字报，表达对周总理的怀念之情，也很自然地表达了他们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要求让邓小平出来工作的强烈愿望。不少地方和单位还将1976年四五运动中流传的诗词收集起来，编辑成册，在社会上广为散发。
党中央注意到广大群众的要求，开始着手解决关于天安门事件和让邓小平出来工作的问题，同时，又突出强调要稳定局势和维护毛泽东的旗帜。从1976年11月到1977年7月，北京市对天安门事件中被拘捕的300多人全部予以释放，但并未宣布为这一事件平反。在粉碎“四人帮”时，党中央也认为邓小平的问题应当正确地解决，但不能离开维护毛主席伟大旗帜这个根本立足点，因而在改善邓小平处境的同时，又继续提出“批邓”的口号。然而，上述做法并没有满足广大干部群众的要求，人民群众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和让邓小平出来工作的呼声日益强烈。
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和《解放军报》，即当时著名的“两报一刊”发表题为《学好文件抓住纲》的社论。这篇社论在强调学习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和华国锋1976年12月25日在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讲话的同时，强调揭批“四人帮”是“当前的纲”，要在“抓纲治国”的同时，公开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的方针。这一方针后来被人们称之为“两个凡是”。由于这一方针是以当时传达党中央声音的权威方式公布的，因而得到普遍宣传。
这一方针违背广大干部群众的意愿，给揭批“四人帮”的斗争划定了界限，设置了禁区，给邓小平出来工作和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设置了障碍，其实质就是要维护和坚持毛泽东晚年的“左”倾错误。后来，1980年6月，邓小平在同中央负责同志的一次谈话中论及了这一问题，他说：“‘两个凡是’的观点就是想原封不动地把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思想坚持下去。”（《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98页。）同年12月5日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的《中央政治局会议通报》，对此作了同样的判断：“提出‘两个凡是’，实际上是要把毛泽东晚年‘左’的一套继续照搬下去。”
1977年3月10日至22日，党中央召开工作会议。会前，在起草和讨论华国锋在会上的讲话稿时，叶剑英就有针对性地提出：“讲话稿要对邓小平的提法写得好一点，以利于邓小平快一点出来工作。天安门事件是个冤案，不是反革命事件。”中央工作会议开始时，华国锋向各组召集人打招呼，希望大家在会议发言中不要触及邓小平出来工作和天安门事件这两个敏感问题。但是，这是当时人们最为关注的两个问题，也是一批老同志正准备提出的，不触及很难做到。会议前夕，陈云、王震、萧劲光、耿飚等一批老同志就曾在一起商议，一定要在会上提出这两个问题。（《萧劲光回忆录》（续集），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第356～357页。）陈云并预先准备了在会上的书面发言。3月13日，陈云在书面发言中谈了他对天安门事件的看法，并表示，“为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需要，听说中央有些同志提出让邓小平同志重新参加党中央的领导工作，是完全正确、完全必要的，我完全拥护。”（《陈云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30页。）王震在会上发言呼吁，要让邓小平出来工作，要为天安门事件平反。他们的发言得到许多同志的赞同。但是，由于同“两个凡是”的方针相抵触，这些发言未能在会议简报中刊登。
3月14日，华国锋在会上讲话时着重强调要捍卫毛泽东思想，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指出：“在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一定要注意，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都必须维护；凡是损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须制止。”根据这一指导思想，他继续强调：“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决定的，批是必要的。”“‘四人帮’的罪行在于他们批邓另搞一套，对邓小平进行打击、诬陷，这是他们篡党夺权阴谋的重要组成部分。”“‘四人帮’对邓小平同志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都应当推倒。”同时又提出：“我们的方针是，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多做工作，在适当的时机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但是要有步骤，要有一个过程”，要做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中央政治局的意见是，经过党的十届三中全会和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正式作出决定，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这样做比较适当”。对天安门事件，他仍然讲是“少数反革命分子制造的反革命事件”，但同时又说，“在‘四人帮’迫害敬爱的周总理，压制群众进行悼念活动的情况下，群众在清明节到天安门去表示自己对周恩来总理的悼念之情，是合乎情理的”；关于天安门事件的“实际问题已经解决了”，希望大家“不要在天安门事件这样一些问题上再争论了”。
4月15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出版发行。这一卷收入毛泽东自新中国成立起到1957年的著作。其中有阐述正确和比较正确思想的重要文章，但也有不少不符合事实和带有“左”倾错误内容的文章。华国锋于5月1日发表《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学习第五卷》一文，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说成是贯穿在《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根本指导思想。党中央在4月7日发出的关于学习《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决定中也提出：“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主席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上最伟大的贡献，就是创立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于是，这个发动和指导“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被规定为学习和宣传《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重点内容。
“两个凡是”提出后，人们议论纷纷，不能不思考这样的问题：到底应该用什么样的态度来对待毛泽东思想，对待毛泽东的决策和指示？许多同志表示不能赞同“两个凡是”。
尚未恢复工作的邓小平也向一些同志公开表示了自己的看法。这一年的2月和4月，他同前来看望他的一些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明确指出：“‘两个凡是’不行”，这“不是马克思主义，不是毛泽东思想”。4月10日，他致信华国锋、叶剑英并转党中央，提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思想年编（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48页。）。5月3日，党中央转发这封信，公布了邓小平的意见后，“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的提法很快得到党内许多干部的拥护，成为委婉抵制“两个凡是”的思想武器。
5月24日，邓小平在同中央两位同志谈话时，又一次批评了“两个凡是”。针对3月中央工作会议上华国锋的报告中既肯定“批邓是必要的”，又同意在时机成熟时“让邓小平出来工作”；既肯定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又承认广大群众到天安门广场举行悼念活动是“合乎情理”的矛盾状况，邓小平指出：“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也说不通肯定1976年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活动‘合乎情理’的问题。”“毛泽东同志说，他自己也犯过错误。一个人讲的每句话都对，一个人绝对正确，没有这回事情。”“毛泽东思想是个思想体系……我们要高举旗帜，就是要学习和运用这个思想体系。”（《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8～39页。）
同时，广大干部群众顶着“两个凡是”的巨大压力，以各种形式表达着自己的强烈愿望：让邓小平出来工作，为天安门事件平反。
经过党内外干部群众的努力和斗争，在粉碎“四人帮”9个月之后，邓小平终于官复原职，再次复出，重新回到了党中央的领导工作岗位。1977年7月召开的中共十届三中全会，虽然没有正面回答“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是非，但是也没有再像3月中央工作会议那样重申“批邓”是正确的、必要的。更重要的是，全会决定全部恢复“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时邓小平被撤销的职务，即：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解放军总参谋长。
历史选择了邓小平，使他成为继毛泽东之后党和国家最富治国经验和领导才能的领袖。
在这之后的整整20年里，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就同邓小平的名字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了。他的再次复出，这本身就是对“两个凡是”的一次有力的突破和否定。邓小平重新走上党和国家领导岗位，对于纠正“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恢复党的马克思主义路线，使中国走上改革开放、健康发展的新道路，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这一点，已为后来中国历史的发展证实了。
就在这次全会的闭幕会上，邓小平作了复出后的第一次正式讲话。他首先表达了对为中国革命做出伟大历史贡献的毛泽东的崇敬，对领导全党粉碎和揭批“四人帮”的党中央的拥护。他谈到了重新出来工作时的心情，表示：
坦率地说，我自己也考虑了一下，出来工作，可以有两种态度，一个是做官，一个是做点工作。我想，谁叫你当共产党人呢。既然当了，就不能够做官，不能够有私心杂念，不能够有别的选择，应该老老实实地履行党员的责任，听从党的安排。这是我一种交心的话。
这段话，坦率真诚，朴实无华，但它将一个为党的事业奋斗50多年的老共产党员的心迹表露无遗，读来真是感人肺腑！
接着，他着重讲了如何正确理解和坚持毛泽东思想的问题，再一次强调：我们要对毛泽东思想有一个完整的准确的认识，要善于学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指导我们各项工作，只有这样，才不至于割裂、歪曲毛泽东思想，损害毛泽东思想；我们不能够只从个别词句来理解毛泽东思想，而必须从毛泽东思想的整个体系去获得正确的认识；我们要花相当多的功夫，从各个领域阐明毛泽东思想的体系，要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教育我们的党，来引导我们前进；毛泽东同志倡导的作风，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这两条是最根本的东西，对我们党的现状来说，我个人觉得，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特别重要。
复出伊始，邓小平即倡导实事求是，其鲜明的针对性不言自明。正是实事求是这个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和我们党的最根本的思想路线，才是反对“两个凡是”最有力、最锐利的思想武器。
1977年9月前后，在纪念毛泽东逝世一周年之际，陈云等党内一批德高望重的老同志纷纷发表讲话或撰写纪念文章，阐述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聂荣臻在《红旗》杂志第9期发表了题为《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作风》一文。《人民日报》于9月5日全文转载。文章结合中国革命斗争的历史实际，针对“两个凡是”，提出要坚持用正确的态度对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徐向前在9月19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了题为《永远坚持党指挥枪的原则》一文。文章通过回顾党同张国焘、林彪、“四人帮”在军队问题上斗争的经验，提出要恢复和发扬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陈云在9月28日《人民日报》上发表题为《坚持实事求是的革命作风》的文章，从党的根本思想路线的高度论述了坚持实事求是的必要性，指出，实事求是，这不是一个普通的作风问题，这是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的根本思想路线问题。我们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坚持毛泽东思想，就必须坚持实事求是。是否坚持实事求是的革命作风，实际上是区别真假马列主义、真假毛泽东思想的根本标志之一。
实事求是的原则一经重新提出，很快就在党内外激起强烈共鸣。它给了广大干部群众一个有力、锐利的思想武器，使他们能够真正从思想路线上认清和批判“两个凡是”。但是，长期的“左”倾错误给党和国家、给人们思想造成的影响和危害是深重的，短期内难以完全消除。实际上，在当时，很多人还没有认识到，甚至还没有敢想到毛泽东晚年的思想理论与实践有什么错误。因而“两个凡是”在党内和社会上还有一些基础，还有一定的市场。这就使得实事求是和“两个凡是”的斗争，不仅在邓小平复出和天安门事件这两个关键问题上，而且在所有需要拨乱反正的问题上都尖锐地存在着，何况天安门事件这时还没有得到平反。中国历史在进入1978年的时候，在实事求是和“两个凡是”之间，一场更为尖锐的斗争正在酝酿。
二、揭批“四人帮”遇到种种障碍
◎揭批“四人帮”的斗争，党中央部署了“三个战役”
◎“两个凡是”给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揭批“四人帮”设置了重重障碍
◎只能批“极右实质”，不能批极左
◎粉碎“四人帮”竟被说成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
◎对“四人帮”的“代表作”，汪东兴批示：不能点名批判
1976年10月6日晚，华国锋、叶剑英等代表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采取果断措施，对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及其在北京的帮派骨干实行隔离审查，从而一举摧毁了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集团，彻底粉碎了他们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阴谋。这是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长期斗争取得的伟大胜利。在粉碎江青集团的斗争中，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起了重要作用。
随后，当晚11时至次日凌晨4时，中央政治局在北京玉泉山召开紧急会议。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陈锡联、纪登奎、吴德、陈永贵，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吴桂贤、苏振华、倪志福等共11人全部出席会议。会议向政治局委员通报粉碎“四人帮”的情况，并通过了由华国锋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决议，并要求立即传达到全党。后来举行的中共十届三中全会追认了这个决议。10月7日凌晨，中央政治局会议结束后，由汪东兴用电话将会议决定通报给当时在外地的政治局委员李德生、韦国清、许世友、赛福鼎。他们都表示完全拥护中央政治局的决定。
接着，从10月7日至14日，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分批召开了中央党、政、军机关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各大军区负责人参加的打招呼会议，通报粉碎“四人帮”的情况。
打招呼会议期间，中央作出决定：撤销王、张、姚在上海市的党内外一切职务，派苏振华、倪志福、彭冲去上海市主持工作，接管了被“四人帮”一伙长期控制的上海市的党政大权。10月14日，党中央向国内外公布了粉碎“四人帮”的消息。随后，中央决定成立专案组，审查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的罪行，收集其罪行材料。专案组由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组成，下设办公室，并立即开展工作。11月15日至19日，党中央在北京召开全国宣传工作座谈会，对揭批“四人帮”的工作做了部署：决定放手发动群众，组织几个揭批战役，分别对“四人帮”的篡党夺权阴谋活动、罪恶历史和反革命理论，逐步深入地进行批判，打一场揭批“四人帮”的人民战争。
按照上述部署，揭批“四人帮”的斗争分为三个战役，也是三个阶段。
1976年12月10日，党中央向全党转发《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即“材料之一”，首先公布了“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随即发动了以揭批“四人帮”篡党夺权为中心内容的第一个战役。这批材料主要是揭露和批判江青等人如何搞分裂党的宗派活动，组织反革命的帮派体系，提拔亲信，重用坏人，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阴谋活动；公布了江青等人利用“文化大革命”之机，煽动“打倒一切、全面内战”，以及陷害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彭德怀、陶铸、贺龙、陈毅等老一辈革命家的罪行；公布了自1974年起，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及其他一些场合，批评江青等人搞“四人帮”的一些谈话。这些谈话是当时批判江青集团的主要思想武器。
1977年3月6日，党中央转发“四人帮”罪证“材料之二”，即《“四人帮”的反革命面目及其罪恶历史》，公布了“四人帮”在个人或家庭历史方面的罪证材料，随即开始了以揭批“四人帮”罪恶历史为中心的第二个战役。“材料之二”主要是用大量材料说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向党组织长期隐瞒了他们本人或家庭在历史上的政治问题，以及他们如何利用“文化大革命”之机，结党营私，钻进党和国家领导核心，进行篡夺最高权力的阴谋活动，给党和国家造成了严重危害。7月，在党的十届三中全会上，对江青集团做出了组织处理。全会通过了《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的决议》，决定永远开除王、张、江、姚四人的党籍，撤销他们的党内外一切职务。
同年9月23日，党中央转发了“四人帮”罪证“材料之三”，即《“四人帮”在各个领域散布的反动谬论》，公布了他们在理论上散布的种种谬论，并随之开始揭批“四人帮”的第三个战役。但是，“材料之三”虽然是在思想、理论、路线方面揭露“四人帮”，但实际上对“四人帮”散布的许多反动谬论很少触及。例如：对1976年的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以及“四人帮”坚持批判的所谓“唯生产力论”，鼓吹的所谓“全面专政论”“按劳分配中存在着资产阶级法权，是产生资产阶级的根源”等谬论都没有列入。
在揭批“四人帮”的同时，清查“四人帮”帮派体系的工作也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起来。在“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为篡党夺权的政治需要，采取种种手段，在党内和社会上罗织起了一个有纲领、有路线、有组织的帮派体系。其帮派体系的大多数成员及骨干分子，是在“文化大革命”中靠造反起家的所谓造反派。十年动乱中，他们在相当一部分地区和部门，甚至在党和国家机关某些重要部门中，篡夺了领导权。粉碎“四人帮”后，尽管党中央、国务院采取了一些必要的组织措施，清理了那些占据重要领导岗位的“四人帮”帮派骨干分子。但是，他们的帮派体系并没有被彻底摧毁，有些地方帮派势力盘根错节，帮派活动没有完全停止，动乱局面仍在继续。因此，清查他们的帮派体系，清查与他们篡党夺权有牵连的人和事，是揭批查“四人帮”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稳定全国政治局势的必要措施。
党中央要求，在揭批查工作中，对那些与“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要一件件、一桩桩查清楚。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揭露和摧毁“四人帮”的帮派体系。同时，也是为了教育和挽救那些在斗争中犯有错误的人。
按照党的十一大的要求，清查工作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中央各部门的各级党委统一领导下进行。在清查工作中，还整顿了各级领导班子。经过两年的清查工作，基本上查清了同“四人帮”篡党夺权有牵连的人和事，摧毁了他们的帮派体系。在当时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不包括台湾省）的主要负责人中，查出同“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因而被撤换的有9人。同时，中央初步调整了中央机关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领导班子。其中，调整面较大的有14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23个部、委、局。（王洪模等：《改革开放的历程》，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40页。）到1978年年底，全国绝大多数地区和单位的清查工作基本结束。
进入1978年后，在揭批斗争的第三个战役中，主要在思想、理论和路线上深入揭批“四人帮”的谬论和错误。进行这方面的拨乱反正时，揭批工作所遇到的阻力也越来越大，在很多方面几乎难以深入进行。这种阻力主要来自于“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
由于“四人帮”的很多罪行不仅是利用“文化大革命”的动乱犯下的，而且常常和“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混在一起。他们鼓吹的某些极左的理论，不仅是利用毛泽东晚年错误才得逞的，而且又大多和毛泽东晚年错误搅在一起。所以，批判“四人帮”难免触及“文化大革命”的是非和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但是，这又同“两个凡是”的方针相矛盾。
首先，揭批斗争只能批“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并且重点放在党的十大以后，特别是批林批孔以后，不能否定“文化大革命”。粉碎“四人帮”后，肯定“文化大革命”，是当时党中央主要负责同志强调最多的问题之一。在两年时间里，在几乎所有重要场合，华国锋都要重申“文化大革命”的所谓“完全必要性”，“文化大革命”是“七分成绩，三分错误”。强调要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等“文化大革命”那一套“左”的东西。华国锋采取这样的态度，根据是这些都是毛泽东生前肯定了的，而毛泽东肯定了的是不能动的。按照这样的逻辑，揭批斗争根本无法深入，因为“四人帮”干的不少坏事，提出的许多荒谬理论，大都是利用“文化大革命”之机，披着马列主义的外衣，打着“继续革命”的招牌，并且有些东西得到了毛泽东的认可或同意。
其次，揭批“四人帮”，只能批他们的“极右实质”，而不能批极左。不难理解，即使是在今天，对于一条政治路线、一种政治倾向，分清其是“左”还是右，是极左还是极右，都是一个事关重大的问题。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本质上是“左”的错误，而不是右的错误，这本来是不难判断的。利用毛泽东晚年错误，在“文化大革命”中大搞阴谋活动的“四人帮”，他们那些所谓的理论和路线，究竟是极左，还是极右，本来也是不难判断的。显然，他们搞的那一套是极左，而不是极右。
但是，在部署批判“四人帮”时，华国锋等仍然沿袭“批林整风”后期，认定林彪路线不是极左而是极右的思维定式，认定“‘四人帮’是一伙极右派，他们那条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是一条极右路线”。“他们是极右派，是彻头彻尾的走资派，是穷凶极恶的反革命派。什么‘左派’，什么‘激进派’！他们的路线，右的不能再右了！”（见《人民日报》1976年12月28日。）1977年8月，党的十一大政治报告仍坚持认定“四人帮”推行的是一条“极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并提出党面临的任务是“反右”而不是“纠左”。因此，强调在揭批斗争中要批判林彪、“四人帮”的极右实质，而不提批极左，即使批也要限制在批所谓“形左实右”的名目下。对“四人帮”错误倾向的判断，从根本上说是为了维护和肯定毛泽东晚年的错误。
在1977年3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以及在其他一些会议上，很多同志曾表示不同意把“四人帮”的路线说成是极右，他们认为，林彪、“四人帮”都是极左。还有一些同志认为，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注意了反右，但对“左”的倾向注意不够，致使党内和社会上长期存在着“左”比右好，宁“左”勿右的思想观点，这应当引起我们的注意。但这些正确的意见没有被接受。于是，在一段时间里，报刊上的批判文章仍沿用“文化大革命”时期的语言，把“四人帮”说成是“党内资产阶级的典型代表”“死不改悔的党内走资派”，粉碎“四人帮”是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伟大胜利”，等等。这些错误及其影响，一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逐步得以纠正。
再次，揭批斗争不能批张春桥、姚文元的“代表作”。随着揭批“四人帮”斗争的深入开展和“文化大革命”危害的进一步暴露，揭批斗争的矛头不能不触及“四人帮”的极左实质，甚至也不能不触及毛泽东晚年的某些错误理论观点。这样就引发了能不能批张、姚“代表作”的问题。1975年春，《红旗》杂志接连发表了两篇影响极大的重头文章，即姚文元的《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和张春桥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这两篇文章的核心是论证“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文化大革命”后期对“左”倾理论观点进行系统阐述的代表作，给人们的思想造成了极大的混乱，其影响极其恶劣。
众所周知，这两篇文章是毛泽东授意张春桥、姚文元按照他晚年的一些错误理论观点撰写的。文章发表前都经过中央政治局讨论，并经毛泽东看过和同意、由毛泽东批准发表的。（毛泽东关于理论问题的谈话要点，1974年12月，载《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第413～415页；马齐彬等编：《中国共产党执政40年（1949～1989）》（增订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381页。）但是，既然要从理论上批判“四人帮”，分清思想、理论和政治路线的是非，这两篇文章无论如何是绕不过去的。它们所阐述的错误理论观点，毫无疑问，应当予以批判，这样才能正本清源、拨乱反正。但是，由于这两篇文章都经过毛泽东看过，因而也一时成为难以触及的禁区。
正因为不能名正言顺地批判“四人帮”最重要的错误理论观点，所以，思想理论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拨乱反正，在一段时间里阻力重重，难以真正深入。这就使得“四人帮”的许多荒谬理论在他们倒台后，又以某种形式被“两个凡是”论者以毛泽东的名义继承下来，用以指导党和国家的工作。例如，关于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的理论、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等等。指导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这些问题，导致了党和国家其他方面工作的拨乱反正出现了步履蹒跚、徘徊难进的局面。
这种状况，党内外广大干部群众当然是不满意的。这种不满意随着实事求是原则的重新提出，与日俱增、不断积累。
三、国民经济的好转与新的冒进
◎党中央、国务院采取了一系列恢复和发展生产的措施，国民经济状况迅速好转
◎由于“两个凡是”，经济工作仍沿袭了“大跃进”和“抓革命，促生产”的办法和思路
◎第二次农业学大寨会议上，开始提出不切实际的高指标
◎工业学大庆会议发动了“新跃进”
◎各部门纷纷制订“跃进”计划
◎五届人大一次会议贸然通过冒进计划
◎冒进使整个经济发展陷入困境
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今天，搞好生产，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是党和国家、全国人民不容置疑、理所当然的头等大事。但是，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们一定不会忘记，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和“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荒谬年代，抓生产、搞建设可不敢这么理直气壮，弄不好随时会被戴上“唯生产力论”或“经济主义”的大帽子，从而横遭批判，甚至受到残酷迫害。
1975年，在邓小平领导下开展的各项整顿，其实质就是要把“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混乱状况整顿好，从而恢复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恢复社会政治经济秩序，“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实现四个现代化。但是，整顿工作初见成效时，很快就被“四人帮”诬指为所谓“右倾翻案风”，横加批判。邓小平本人也因此遭到诬陷和迫害，直至被罢官。正是由于毛泽东晚年的错误，特别是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十年动乱严重阻碍了中国社会经济文化的正常发展，拉大了我国同世界经济文化发展进程的差距。
“四人帮”的倒台，十年动乱的结束，人们终于可以理直气壮地抓生产、搞建设了。
“文化大革命”结束时，党和国家面临的一项紧迫任务，就是尽快恢复和发展生产，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在这方面，华国锋顺应了历史发展的要求和全国人民的愿望，他代表党中央重申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曾多次提出、全国人民向往已久的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强调要努力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并为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但是，他在经济工作的指导方针上仍然没有摆脱“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束缚，并因此给国民经济的发展造成了新的困难。
粉碎“四人帮”后，党中央、国务院在稳定政治局势的同时，采取一系列措施恢复和发展工农业生产。从1976年年底开始，党中央相继召开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和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这两个会议号召全国人民在揭批“四人帮”的同时，掀起一个“抓革命、促生产”的高潮，努力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毛泽东《论十大关系》一文的公开发表和广泛学习，对调整经济关系，整顿经济秩序，发动广大干部群众努力搞好生产，为实现现代化建设的目标而奋斗起了重要的动员作用。
党中央、国务院在着手恢复国民经济的工作中，采取果断措施，首先抓了影响全局的铁路和煤炭运输的整顿。1975年，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进行各方面整顿，也是首先拿当时最为混乱、且关系全局的铁路运输“开刀”，进而着手各条战线的整顿，并速见成效。但是，整顿后明显好转的铁路运输秩序，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再度急剧恶化。铁路运输堵塞，电厂断煤、工厂断电，严重破坏了国民经济。1977年2月2日至15日，国务院召开全国铁路工作会议，明确指出，1975年中央《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即1975年中央9号文件）是正确的，仍然要贯彻执行。铁路会议还下达了当前铁路运输的任务，并规定铁路运输由铁道部统一指挥，千方百计把铁路运输搞上去，以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好转。随后，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主要领导也先后主持召开铁路工作会议，贯彻落实中央对铁路工作的部署和要求。
经过这次整顿，原来长期堵塞、混乱不堪的铁路运输状况又得到了改善，生产运输稳步上升，全路日装车从年初的3.8万车，很快上升到3月份的5.1万车；二季度装车数持续上升，达到5.7万车（《当代中国的铁道事业》上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86～87页。）；平均日卸车和煤炭运量也达到历史最高水平。铁路工作会议和铁路运输的整顿工作，带动了国民经济全局的好转。
针对当时经济领域存在的思想混乱状况，1977年3月3日至16日召开的全国计划会议就要不要抓好生产，要不要规章制度，要不要社会主义积累，要不要实行按劳分配，要不要引进新技术等10个需要澄清的是非问题展开了讨论。同时，国务院还先后召开了一系列全国性的生产建设的专业会议，如农业、工业、财贸、冶金、煤炭、粮食等会议，揭发批判林彪、“四人帮”破坏生产的罪行，强调要狠抓企业整顿，恢复合理的规章制度，反对派性，加强职工队伍团结，健全和加强企业领导班子，重建各级生产指挥系统，确保生产任务的完成，以全面恢复和发展经济。
经过各方面整顿，经济战线的生产和工作秩序逐步得到恢复，一批企业陷于瘫痪半瘫痪的状况有所改善，生产的混乱情况开始好转，工业生产有了较快回升，国民经济长期停滞不前甚至下降局面得以扭转。全国工业总产值从1977年3月份起逐月增加。1977年全国工业总产值比1976年增长14.3%，财政收入扭转了连续3年完不成国家计划、支大于收的状况。这一年，全国有60%的职工10多年来第一次不同程度地增加了工资。整个国民经济初步摆脱了急剧滑坡的危险局面。
在此基础上，1978年我国工农业生产进一步恢复，国民经济的主要指标都完成或超额完成国家计划。工业总产值比1977年增长13.5%；全国80种主要工业产品中，有70多种产品的产量比上年又有增加，并且大多增幅在15%以上；财政收入比上年增长28.2%；粮食产量达到6095亿斤，（房维中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大事记（1949～1980年）》（本节其他数字凡未特别注明者，均引自该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主要农产品都有较多增长。整个国民经济的状况进一步好转，人民生活也有所改善。
然而，这两年的经济增长带有明显的恢复性质，是多年停滞以后的回升。这种回升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国民经济中很多有待解决的问题，例如经济比例失调，经济管理体制僵化，经济结构不合理，整个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并且发展不平衡，人民生活还有许多困难。这些本来应该通过进一步调整，理顺各种比例关系，使社会经济能够得到更好的恢复，使人民能够更好地休养生息，从而为国民经济更好的发展打好基础。
但是，随着国内政治局面的安定和经济形势的好转，再加上对十年动乱给国民经济造成的后果估计不足，党内在经济建设问题上长期存在的急于求成倾向再度出现。当然，更为重要的是，由于党在指导思想上的“左”倾错误未能及时清理和纠正，特别是当时担任党中央主席和国务院总理的华国锋同志，继续沿袭过去搞“大跃进”和“抓革命，促生产”的那一套办法和思路，来领导和组织经济工作，这就使党在经济建设的指导上出现了新的失误，给国民经济造成了比例严重失调的局面。
经济冒进倾向从粉碎“四人帮”后不久就开始了。
在1976年12月的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根据毛泽东1955年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中提出的用25年时间完成农业技术改造的设想，华国锋代表党中央，提出了到1980年要在全国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为此，会议提出了不切实际的高指标、大口号，例如：到1980年，使农、林、牧、副、渔主要作业的机械化水平，达到70%左右，其中，拖拉机和手扶拖拉机的拥有量，分别从40万台和80万台，增加到65万台到80万台和150万台，机耕面积达到8亿亩到9亿亩，由使用畜力农具的小规模经营“跃进”到使用机器的大规模经营；全国灌溉面积增加到8亿亩至8.5亿亩，实现每个农业人口有一亩旱涝保收、高产稳产农田；充分发挥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优越性，促进公社和大队两级经济发展，为逐步过渡创造条件，并将全国1/3的县建成为大寨县。同时，继续推行过去瞎指挥的“左”的农业政策，仍然强调“必须坚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仍然坚持所谓“以阶级斗争为纲”，实行“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大搞群众运动”，等等（《农业集体化文件汇编（1958～1981）》下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926～933页。）。
从1977年上半年起，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急于求成的冒进倾向进一步发展。在农业学大寨会议之后召开的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发动了经济建设的“新跃进”。
4月18日，工业学大庆会议召开前夕，华国锋在没有掌握可靠地质资料的情况下，在会见出席会议的各地区、各部门负责人时贸然提出：“石油光有一个大庆不行，要有十来个大庆。”5月9日，在工业学大庆会议上，华国锋肯定了社会上已经出现的“跃进”“大跃进”的提法，指出：“我国国民经济必将出现一个全面跃进的新局面。”因此，他号召全国人民加快建设速度，并强调，“建设速度问题，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7月30日，中共中央向各地转发国务院《关于1977年上半年工业生产情况的报告》。这个报告过高地估计了工业生产恢复和好转的形势，认为这标志着“国民经济的新的跃进局面正在出现”。8月中旬召开的党的十一大在政治报告中也指出：“一个国民经济新跃进的局面正在出现。”因此，报告号召全党全国人民“要认真贯彻执行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实现全面跃进”。9月11日，华国锋在召集国务院领导和有关部委负责人研究加快经济建设速度问题时，批评国家计委制定的工业增长速度“太保守”。他强调，“今后工业部门要开足马力，挽起袖子大干”，“明年的积累要加快”。
根据上述精神，从工业学大庆会议筹备和召开前后起，全国各地的报刊和广播电台、电视台等新闻媒体，中共中央、国务院的文件，以及中央到地方各级领导人的讲话和报告，不断地出现关于各行各业、各地各部门“跃进”的宣传报道。《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两报一刊”接连发表社论，欢呼“革命和生产的形势越来越好，其进展速度，超出人们的意料，一个新的跃进形势正在形成”。“国民经济新的跃进局面确实到来了”。“国民经济新跃进的局面正在出现，各行各业都在大干快上”。因此，这些社论号召全国人民“鼓足干劲，力争上游，推动国民经济新的跃进”。“掀起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新高潮”。（见《人民日报》1977年3月24日、4月11日、4月19日、4月23日、5月8日、5月14日。）一时间，“总路线”“大跃进”又成了时髦字眼，充斥于报刊，一种“争时间、抢速度”“全党动员”“大干快上”“抓纲治国、大见成效”的情绪和气氛开始弥漫于全国。
应该说，在当时，这种气氛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十年动乱结束后，广大干部群众尽快恢复和发展生产，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强烈愿望和迫切要求。但是，这种过分强调高速度和搞群众运动的宣传鼓动，助长了经济建设中已经出现的急于求成的冒进倾向。正是在这种类似1958年“大跃进”的气氛中，各地各部门纷纷开始制订“跃进”计划和脱离实际的、在短期内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高指标。
10月29日，煤炭部向中央提出：要在“拿下前所未有的高速度”的总的指导思想下，争取到1985年使煤炭总产量达到8.8亿吨；到1987年突破10亿吨，赶上美国；到本世纪末达到20亿吨。为了达到上述目标，今后8年内要建成10个年产5000万吨和10个年产3000万吨的大型煤炭基地。
11月9日，冶金部向中央提出：钢产量，到1980年力争达到3800万吨；到1985年达到6000万吨，力争达到7000万吨；到1990年达到1亿吨；到本世纪末，要拿下二十几个鞍钢，使钢产量达到1.6亿吨，超过美国。
11月24日至12月11日，全国计划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经过讨论，由国家计委向中央政治局提出一个《关于经济计划的汇报要点》（简称《汇报要点》）。1978年2月5日，中央政治局批准了《汇报要点》，并连同《1978年国民经济计划指标》一起下达，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贯彻执行。《汇报要点》提出：在“五五”计划的后三年，即1978～1980年，农业每年以4%～5%的速度，工业每年以10%以上的速度持续地大步前进，为“六五”大上做准备。在“六五”期间，即到1985年，粮食产量达到8000亿斤，钢产量达到6000万吨，原油产量达到2.5亿吨，煤炭产量达到9亿吨，发电量达到5000亿度。
为了实现这些高指标，《汇报要点》还相应地提出了一个庞大的基本建设计划，提出在工交方面，新建和续建120个大型项目，其中主要包括30个大电站、8个大型煤炭基地、10个大油气田、10个大钢铁基地、9个大有色金属基地、10个大化纤厂、10个大石油化工厂、十几个大化肥厂，以及新建续建6条铁路干线和几个大港口，等等。按照这个建设方案，基建投资将相当于过去28年的总和。《汇报要点》提出：到2000年以前，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粮食总产量将要由1976年的5720多亿斤达到13000亿斤至15000亿斤（1997年是9883亿斤），钢产量将要由1976年的2040万吨达到1.3亿吨至1.5亿吨；各个生产领域、各项经济技术指标，都要分别接近、赶上或超过当时的世界先进水平；农业生产的主要部分要自动化，农业将成为世界上第一个高产国家；许多省的工业水平将赶上和超过欧洲的某些工业发达国家，我国国民经济将走在世界的前列。
对这个指标明显过高的《汇报要点》，中央政治局给予了充分肯定，认为这个设想是积极的，经过努力是可以实现的。
对这个《汇报要点》提出的指标，主管经济工作的中央领导人李先念曾表示，这些指标正在讨论中，还没有研究清楚，暂不要拿到人大会议上去通过。但是，在未经充分论证和反复研究的情况下，1978年2月，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还是讨论通过，并形成为《1976至1985年发展国民经济十年规划纲要》。尽管这个纲要最终没有公布和下达，但它仍然是当时指导经济建设的纲领性文件，并且在实际工作中产生了很大的消极作用：一方面，它助长了脱离实际、急于求成的倾向；另一方面，它加剧了业已存在的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状况，在实际经济生活中造成了严重后果。
在此期间，党中央、国务院还采取措施，进一步整顿工业企业。4月20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加快工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简称“工业三十条”），发到各工交企业试行。这是当时指导工交战线拨乱反正的重要文件。这个文件继承了1975年邓小平主持整顿工作时制定的《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简称“工业二十条”，未正式下发）的基本精神，对企业整顿提出了明确要求和具体标准。它强调，通过整顿，企业要建立起精干的、强有力的领导班子；逐步建设一支思想红、干劲大、技术精、作风好、团结紧、纪律严的产业大军；要建立和健全以岗位责任制为核心的各项规章制度，切实搞好各项管理工作。这个文件下达后，取得了初步的效果。通过整顿，一批关系国民经济全局的国家重点企业，如鞍钢、包钢、郑州铁路局、上海港等，比较快地改变了落后面貌，对促进经济的恢复与发展起到了一定作用。但是，由于当时整个经济建设仍处在急于求成思想的指导下，企业整顿不可能使整个经济发展摆脱冒进所造成的困难局面。
9月，国务院召开全国计划会议，讨论1979年和1980年的计划安排。在当时冒进的气氛中，计划会议拟订的生产计划和基本建设计划，都存在着过高过急的问题。例如，计划要求：1979年和1980年，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5%到6%；工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10%到12%；1979年国家直接安排的基建投资为457亿元，比投资规模急剧膨胀的1978年又增长了15.7%。由于生产和建设任务都安排得过大，物资、财政、外汇都留下了相当大的缺口。1979年的计划中，燃料缺1500万吨，财政收入指标有20多亿元地方部门不接受而无法落实，外汇支出也大于收入100亿美元。
为了适应经济建设规模扩大和引进项目增加的需要，国务院不得不一再追加基建投资。1978年国家预算内直接安排的基建投资总规模由年初的332亿元，追加到415亿元，实际完成了501亿元，比上年实际完成数增加118亿多元，增长31%。（《当代中国经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393页；《奋进的40年》，中国统计出版社1989年版，第354页。）基建投资规模的急速扩大，使1978年的积累率由1977年的32.3%提高到36.6%，已经失调的国民经济比例关系问题因此更加严重，从而给我国经济发展，特别是1979年、1980年经济的发展造成了新的困难。事实上，问题并不仅仅在于上述那些高指标能否实现，更重要的还在于这些指标的形成，表明我们依然没有摆脱“大跃进”以来搞经济建设的那一套“左”的思路和办法，即“抓革命，促生产”，以大规模政治运动推动经济发展，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框架内搞经济建设的模式。
1977年和1978年的经济冒进，给我国经济发展造成的困难是严重的，它使我们不得不下很大的气力进行大规模经济调整。同时，也表明我们过去搞经济建设的那一套思路和办法，以及我们的经济体制，都存在着弊病，需要改革。
四、各项工作恢复，指导思想依旧
◎党的十一大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却仍肯定“文化大革命”的理论
◎五届人大一次会议重申“四个现代化”的目标
◎五届政协会议召开，邓小平当选为全国政协主席，对恢复和加强统一战线工作具有指导意义
◎因“文革”而拖延了十余年的妇联、工会和共青团全国代表大会相继召开
◎党和国家各项工作开始恢复正常秩序，但仍未走出“文化大革命”的阴影
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和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相继提前召开。两个大会都取得了一定的积极成果，但在总的指导思想上仍然没有能够从根本上摆脱“左”的理论和政策。
按照惯例，党的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应5年举行一次。党的十一大和五届全国人大的提前召开，是因为党的十大和四届全国人大以来国内政治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为彻底清除“四人帮”的影响，根据新情况确定新的方针和任务，以适应新的历史时期的需要，1977年3月的中央工作会议提出提前召开党的十一大的建议，7月的中共十届三中全会批准了这一建议，并为大会做了必要的准备。
1977年8月12日至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出席大会的代表共1510名，这时全国有党员3500多万。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华国锋代表中央委员会所作的政治报告；听取了叶剑英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通过了经过修改的《中国共产党章程》；选出了新一届中央委员会，当选的中央委员有201名，候补中央委员132名。
8月19日，党的十一届一中全会选出中央领导机构。华国锋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并由他们组成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华国锋、韦国清、乌兰夫、方毅、邓小平、叶剑英、刘伯承、许世友、纪登奎、苏振华、李先念、李德生、吴德、余秋里、汪东兴、张廷发、陈永贵、陈锡联、耿颷、聂荣臻、倪志福、徐向前、彭冲为中央政治局委员；陈慕华、赵紫阳、赛福鼎·艾则孜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党的十一大明确宣布了以粉碎“四人帮”为标志，持续10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宣告结束；初步总结了揭批“四人帮”的斗争，批判了“四人帮”宣扬的“老干部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等谬论，顺应了民心；在此基础上，它提出党在新时期的根本任务是：动员党内外、国内外的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伟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对全国各族人民起了积极的动员和鼓舞作用。
但是，这次大会的缺点和错误是明显的。
首先，十一大依然肯定“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实践，认为它“必将作为无产阶级专政历史上的伟大创举而载入史册”，“粉碎‘四人帮’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又一伟大胜利”。大会用毛泽东的话，从理论上论证说：“‘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同时，强调“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决不是阶级斗争的结束，决不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结束”。因此，“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文化大革命’这种性质的政治大革命今后还要进行多次”。
其次，它对指导“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理论，即所谓“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继续给予高度肯定的评价，认为“这是当代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成果”，“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有着特别重要的地位”；“四人帮”的问题是全面篡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因此，十一大仍把这个错误理论作为制定路线的重要内容和依据，并强调，要在我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对外工作的各个领域，全面地贯彻执行毛泽东的这些理论和路线。这就给思想理论上的拨乱反正设置了障碍。
再次，它坚持认为“四人帮”的问题是右而不是“左”，是极右而不是极左。大会报告肯定党的十大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都是正确的，认为在十大以后“四人帮”推行了一条“极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因此，揭批“四人帮”的斗争是批极右而不是批极左。这就给深入揭批“四人帮”划了一个大禁区。
在讨论十一大报告时，一些同志对报告中一些“左”的观点提出批评。有的同志说，毛泽东本人就曾讲过“文化大革命”犯有“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错误，而报告对“文化大革命”全盘肯定，高度赞扬，是不合适的。还有的同志针对报告里关于“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始终存在阶级斗争”的论断指出，“始终”的提法在理论上说不通。聂荣臻在书面发言中针对“两个凡是”的提法指出，我们学习和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定要掌握精神实质，把基本原理当作行动的指南，坚决反对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每一句话当作脱离时间、地点、条件的教条。然而，在政治报告定稿时，这些意见没有被接受，从而使“文化大革命”的一些错误理论仍然得以延续。
大会通过的新党章对十大党章作了一些必要的修改，把“在本世纪内，党要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把我国建设成为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写进总纲。叶剑英在修改党章的报告中着重指出，全党要保持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优良作风，特别要恢复党的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并使之不断健全。但新党章未能从根本上纠正十大党章中一些“左”倾错误观点，继续肯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等导致“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
在8月18日的闭幕式上，邓小平致闭幕词。他针对“两个凡是”的错误，以及多年来党的优良传统被破坏的状况，再次论述了实事求是等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他指出：我们一定要恢复和发扬毛主席为我们党树立的群众路线、实事求是、批评和自我批评、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艰苦奋斗、民主集中制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在全党、全军、全国努力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那样一种政治局面；要真正相信和依靠群众，细心倾听群众呼声，关心群众疾苦，一刻也不脱离群众；要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言行一致，理论与实践密切结合，反对华而不实和任何的虚夸，少说空话，多做工作，扎扎实实，埋头苦干，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服务。（见《人民日报》1977年8月25日。）
党的十一大虽然在揭批“四人帮”和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方面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但是，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大会没有能够承担起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为实现历史转折制定正确路线和方针政策这一任务。这一重要历史使命，将由一年半之后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来承担。
根据十一大通过的党章，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从1977年10月起相继召开新一届党代表大会，选举产生新一届党委。与此同时，在中央、国家机关及各人民团体中，也陆续恢复建立党委或党组。在新产生的各级领导班子中，追随“四人帮”的帮派分子大多被清除了，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的一大批久经考验的老干部重新走上工作岗位，党在各地区、各部门的领导力量得到了充实和加强。
同提前召开党的十一大一样，鉴于国内政治形势发生的巨大变化，提前召开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对各级政权组织进行调整和更新也势在必行。根据中央的部署，从1977年11月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先后召开新一届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了新一届领导人。
1978年2月26日至3月5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共3456人。华国锋代表国务院作了题为《团结起来，为建设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而奋斗》的政府工作报告。大会选举叶剑英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庆龄等20人为副委员长；任命华国锋为国务院总理，邓小平、李先念等13人为副总理，并确定了国务院其他组成人选。同三年前的1975年1月召开的四届全国人大相比，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和国务院领导成员中，“文化大革命”中上台的造反派的代表人物没有了，一批德高望重的老一辈革命家重新回到了党和国家的领导工作岗位。
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再次重申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奋斗目标，通过了《发展国民经济十年规划纲要》和重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这部宪法基本上恢复了1954年宪法的好的原则和制度，并且用根本大法的形式规定了全国人民在历史新时期的总目标，就是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四个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但是，它未能彻底纠正1975年宪法中的错误，仍然把“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列入历史新时期的总任务中，还保留了公民有“运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权利”，以及列入了将“文化大革命”的产物“革命委员会”作为国家行政机关的条款。这次大会还恢复了四届全国人大时撤销的最高人民检察院。会后，各地很快恢复建立了各级检察机关。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召开，对国家各项制度的尽快恢复，各项工作的迅速走上正轨，促进社会的进一步安定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由于仍然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没有能够对“文化大革命”给国家政治、经济生活所造成的破坏作进一步的清理。同时，对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状况和经济建设中急于求成的错误估计不足，批准了以一系列高指标为特征的经济规划。这个规划在实际工作中的贯彻执行，造成了国家财政困难和国民经济比例更加失调的严重后果。
在五届全国人大召开的同时，1978年2月24日至3月8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也在北京举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政治协商会议，本来也是中国历史发展和政治制度的一个特点，但是，它在“文化大革命”中也被破坏了。这样的政协会议，已经有13年没有开过了。出席这次会议的政协委员有1862人。会议听取了第四届全国政协常委会的工作报告，选举产生了新一届政协领导成员，邓小平当选为第五届全国政协主席，乌兰夫等22人当选为副主席。政协组织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基本停止了活动。它恢复活动，对于加强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的合作，加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有着重要意义。随着政协会议的召开，各民主党派和全国工商联陆续调整，或重建组织机构，逐渐恢复正常工作。
在此前后，为适应党和国家建设四个现代化总任务的要求，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发展新时期的革命统一战线，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恢复和加强了党的统一战线工作。
加强对台、港、澳的工作。党对台湾、香港和澳门的工作，是统一战线工作中重要的方面。这项工作在十年动乱期间并未完全中断，但由于“文化大革命”使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秩序被破坏，再加上“左”的错误的严重干扰，党对台、港、澳的工作受到了影响而被削弱。党的十一大后，这方面的工作开始得到加强。1978年1月31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关于对台湾工作的建议。中央指出，我们力争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对台湾工作是当前最大的统一战线工作。同年8月12日，中共中央批转了《关于港澳工作会议预备会议的报告》。中央批示：港澳工作必须深入调查研究，实事求是，一切工作都要从当地实际情况出发，不能照搬照套内地的做法，要解放思想，大胆放手，多想办法，加快步伐，为实现我国四个现代化做出更大贡献。中央决定，成立中央港澳小组，协助中央掌管港澳工作。
11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对台工作任务和组织机构问题的通知，要求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都要把对台工作提到具体议事日程，贯彻执行中央对台方针政策。
与此同时，在民族、侨务、宗教等领域，开展揭批林彪、“四人帮”对这几方面工作的破坏，并开始纠正一些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影响大的、违反统一战线政策的若干错误。例如：在民族工作中，对少数民族地区影响重大的“新内人党”冤案终于获得平反；在侨务工作中，开始纠正因所谓“海外关系”而歧视、迫害归国华侨和侨眷的现象；对宗教问题，开始纠正违反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做法，恢复了信教群众的正当宗教活动。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严重破坏的统一战线工作逐步得到恢复。
此外，因“文化大革命”而被拖延耽搁了十余年的妇联、工会、共青团的全国代表大会也相继召开。
9月8日至17日，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近2000名代表出席了这次盛会。此前，全国妇联的工作因“文化大革命”中断了11年之久，全国妇女代表大会也已21年没有召开过。汪东兴代表党中央向大会致辞。大会讨论了全国妇联第三届执委会的工作报告，讨论和制定了新时期妇女工作的新任务，选举了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第四届执委会，选举宋庆龄、蔡畅、邓颖超为全国妇联名誉主席，康克清任主席，史良等12人为副主席。
10月11日至21日，中国工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1967名。中国工会代表大会也是21年没有召开过了，并且同样也是全国总工会因十年“文化大革命”而中断活动后，召开的第一次执委会和代表大会。大会揭露和批判了林彪、“四人帮”迫害工人阶级、破坏工人运动的罪行。邓小平代表党中央向中国工会九大致辞。倪志福代表中华全国总工会第八届执委会向大会作《中国工人阶级新的伟大历史使命》的报告。中国工会九大选举产生了中华全国总工会第九届执委会，选举倪志福为全国总工会主席，朱学范等9人为副主席。
10月16日至26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共青团代表大会也有14年没有召开过。全国各民族的2000名优秀青年代表出席了大会。李先念代表中共中央致辞。大会号召全国青年团结起来，努力学习，勤奋工作，在新长征中做贡献。大会选举产生了共青团第十届中央委员会，共选出中央委员201名，候补中央委员99名，韩英为共青团第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胡启立等7人为书记。
经中共中央批准，共青团第十届中央委员会作出决议：我国少年儿童组织仍恢复中国少年先锋队的名称。同时，本届团中央还通过了经修改过的《中国少年先锋队队章》和《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共青团十大之后，各地少先队组织陆续恢复，在“文化大革命”中成立的“红卫兵”和“红小兵”组织随之撤销。
工、青、妇代表大会的召开及其各自组织恢复正常工作，对消除“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混乱状况，促进社会的安定和各项秩序的重建，迎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都有十分重要的积极作用。但是，由于党和国家的整个指导思想还没有转到正确的轨道，“两个凡是”的禁锢还没有被完全冲破。因此，这些组织的代表大会所通过的文件和作出的决议，也就不能不带有那个时代的烙印，即它们无例外地沿用了“以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等一类错误提法。
总之，在粉碎“四人帮”后的一年多时间里，党和国家各项工作虽有所恢复，甚至有了一些起色，但一直没有能走出“文化大革命”的阴影，历史是在徘徊中前进的。邓小平的复出和一批老同志的重新工作，增强了广大干部群众同“两个凡是”斗争的力量。但是，党在根本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还没有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