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7月，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决定，在军事委员会下设公安部，并任命罗瑞卿为部长。罗瑞卿部长亲自起草，经军委同意，公安部设六个局一个厅：分别为政治保卫局、经济保卫局、边防保卫局、武装保卫局、治安保卫局、人事局及办公厅，调65军副政委蔡顺礼任武装保卫局局长。开国大典前，我随部队进入北京，在公安部武装保卫局工作。
进城后，敌我斗争仍很尖锐。由于北京曾被日本鬼子占领，又经历了国民党的统治，国民党撤退时有不少特务潜伏下来。由于当时战争尚未结束，社会不稳定，他们也趁机破坏捣乱。那时，公安部办公厅每天都发简报，通报北京的治安问题。记得多数敌情发生在北京西南宣武门外地区，那里居住的人群较为复杂，便于特务隐藏及搞破坏后逃逸。
1950年，全国范围的内战基本结束，军队缩编。大批干部转业到地方工作，参加新中国的建设。随着社会主义工商业的蓬勃发展，干部队伍中也出现了一些贪污腐化的问题。这时，中央决定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运动，称为“三反运动”。
也有搞过头的地方，在有些单位，不是打击敌人，而是对自己人开火了。一位参加过长征的老干部文化程度稍微高一点儿，被分配到某文化部门当办公室主任，在那些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他很不受欢迎。“三反运动”中，他生了个儿子，他爱人说：“你给孩子起个名字吧。”他说：“现在搞三反运动，热火朝天的，就叫‘三反’吧。”单位知道这事后，认为他给儿子起名“三反”就是反对三反，反对三反就是反革命，后儿子只好改名为“冬青”。但还是有人上报给了领导，他被定为反革命，开除党籍，撤职查办。后来可能觉得处分过分了，又分配这位老干部到××博物院当行政处长。可处长不是党员怎么工作？于是党支部研究工作时，开支部扩大会，吸收他参加。那时，人们“阶级斗争”的弦绷得特别紧。他爱人说：“这刀不快了，切饺子馅切不动，你给磨磨吧。”单位又向领导报告说，他磨刀要杀人了。
1950年4月，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成立。罗荣桓任主任，傅钟、肖华任副主任。公安部武装保卫局（五局）兼总政治部保卫部主管全军保卫工作，由公安部副部长杨奇清兼任部长，蔡顺礼任副部长，由公安部和总政治部双重领导，归中央公安部建制。1952年，公安部武装保卫局（五局）划归总政治部保卫部建制。后杨奇清调中南局任公安厅长，蔡顺礼升任部长。
当时，武装保卫局直接管辖的部队只有纠察总队和治安军。我曾去过纠察总队。每次下部队工作，都使我很为难，因为部队营房没有女厕所，非常不方便。因此，我总想到地方工作。
1953年，中央军委决定：除了专业技术干部和医务人员外，其他党政女干部一律转业到地方工作。于是，我赶紧联系单位。
建工部当时周荣鑫是部长，我不能去，怕人家说走后门，给人家添麻烦。我于是选择了二机部。我报到后，第二机械工业部就让我到第四局干部处领导干部科任副科长，主管科长、车间主任、处长，代管部里管局级干部的生活。
机关的事情复杂，我不习惯。更糟糕的是，机关的业余学习没人重视。我在这工作了五年，年年开学，年年初中。刚开学人挺多的，没过几天一个人也没有了。我还年轻，还想多学一点儿知识，多做贡献，我曾经在外边找了一个青年补习学校学习了一段时间。
制药二厂
1958年，中央号召发展地方工业。北京市政府到我们二机部选调干部，我要求做一些实际工作，就被调到北京市化工局，化工局分配我到地方国营细菌肥料厂做党支部书记。
细菌肥料卖得挺火，我来厂不到一个月，厂里就扩招了七百多名工人，党员也随之增加到六十人左右，于是设立中国共产党总支部，下设三个党支部，两个生产车间各一个党支部，机关和动力车间设一个党支部。没有想到的是，仅一年后，细菌肥料就卖不出去了。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是因为有了化学肥料。化工局就决定把两个药厂和细菌肥料厂并过来，改造成地方国营制药二厂。
1959年雨季，国光制药厂、三星制药厂和地方国营细菌肥料厂合并组成制药二厂。合并后的制药二厂成为北京市生产西药制剂的最大工厂，行政上归属北京市化工局领导，党组织归中共海淀区委领导，我任党委书记。制药二厂主要由三个制药车间组成：位于极乐寺的一车间生产油水酊膏制剂，位于新街口八宝胡同的第二车间生产粉剂产品，位于鼓楼前义溜河沿儿的第三车间生产注射剂。厂部定在极乐寺，全厂职工八百余人，中共党员八十余人，共青团员一百二十余人。
细菌肥料产品和药品种类一下子就增加了二十几个，有油、酊、水、膏、大输液剂、粉和片剂，等等。
药品生产技术要求高，技术干部是制药行业的宝贵财富，生产、检验全靠他们把关。因此，安排好他们的工作岗位、发挥他们的工作积极性至关重要。
从细菌肥料厂到制药二厂我工作了六年左右的时间。值得欣慰的是，我们党委一班人工作积极性高，有干劲儿，不怕难。不管是上级党委还是化工局，布置的工作任务经过党委讨论作出决定都能贯彻到基层。党员、积极分子团结群众，有的工人党员端着饭碗找群众谈话。
二十七工作在北京对个别政策性问题，有时也盲目执行，但发现问题后都能及时纠正。比如困难时期，化工局安排工人吃双蒸饭。工人们找党委反映说：“双蒸饭卖给我们的量挺大，不过吃了一会儿就饿。”化验科马上做化验，证实双蒸饭把米的营养蒸发掉了大半。我们报告上级后不再执行。
工厂党委为国家培养了一批干部，有的到区政府做秘书工作，有的靠自己努力当了统战部长、政协主席、公司经理，好几位当了厂长，就连包装女工贯××都当了厂长，还有弱不禁风的李××也当上了“支左”工作队的负责人，我真为他们的成长感到高兴。化工局为了使局机关干部参加劳动，专门派人来我厂调查，他们看了以后，认为包装活儿适合女干部做。他们也来我厂劳动过一次。干部也到车间参加劳动，干包装工的活儿，用二寸五见方的一张薄纸，再加上一勺药面儿，包成一个七分长、四分宽的小包。这活儿看起来挺轻巧，可我们参加劳动后才发现，这个工作也很有技巧。干活儿时，有工人专门把纸铺好，放上药面儿，我们只管包，一点儿也不敢耽搁，半天才包百八十包，而我们厂有位包装能手，一天能包一千包。她们动作麻利，手像飞一样快，坐在那里不声不响，半天也不起身。我们担心这样下去工人们会得肾病，于是厂里要求传达室工作人员按时打铃，让他们有时间上厕所或者做工间操等。
我不甘心业余学习半途而废，看到又有一批下放到我们厂劳动锻炼的大学生，他们个个都是有用之才。另外，我们厂生产科还有位老学究。我觉得学习条件不错，就主持办起了业余高中。算术讲什么不太记得了，只知道是邓宝林讲的；语文是彭科和生产科的郝宝林等教。郝老师还曾经教我们填词，因为有作业，我曾经填了一些词，但都不合格。
经过三年的学习，我高中毕业了，考上了电视大学，我家还专门买了一台电视供我上电大用。
化工三厂
1964年6月间，我调到化工三厂，任党总支书记。进厂就到北京市委党校受训一个月，学习讨论“四清”与“四不清”问题。
等工回厂后，“四清工作队”随之进厂。队长石侠枫，副队长王淮江，还有马女士等一大群人。我从制药二厂到化工三厂都是自己带碗筷，到食堂和职工们一起排队买饭吃，化工三厂的领导早就自动把小厨房取消了。我刚来也不了解情况，陪着工作队、厂长，今儿检查明儿检查。工作队号召工作揭发工厂的问题。还没调查清楚化工三厂领导的小厨房多吃多占的事实，又揭发出厂长修房子、做大衣柜的问题。石侠枫派我去厂长家看看。我来到厂长家里一看，屋里只有一个不足我身高的柜子，前面挂着一块布。我揿开一看里面放了些衣服，也没有挂衣服的横杆，柜子后面靠在墙上，都没钉上木板，也就是横着两块板，竖着两块板，是个空架子，高也不够大衣柜。另外是关于修房子的事，厂长家的墙壁黑乎乎的，屋顶上篱笆破得都露出了抹房的泥土，有时还往下掉土。只因房子年久失修常漏雨水，就抹了抹房顶儿，屋内也没有修什么。我实事求是地反映了所看见的情况，澄清了对于厂长提出的不实之词。
没等“四清工作队”来得及撤出，“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此后，我和我的家人与全国人民一样经历了十年浩劫。在异常艰难的环境中，我相信党，相信群众，相信终有拨乱反正的一天。1976年10月，党中央领导全国人民粉碎了“四人帮”，我们的国家从此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各行各业欣欣向荣，历史掀开了崭新的一页。1964年6月间，我被调到化工三厂任党总支部书记。一进厂，就到北京市委党校受训一个月，学习讨论“四清”、“四不清”问题。
我回到厂里，四清工作队也随之进厂。包括队长石侠枫、副队长王淮江，还有马女士等一大群人。我从制药二厂到化工三厂，都是自己带碗筷到食堂和职工们一起排队买饭吃，化三领导已经自动把小厨房取消了。我刚来，也不了解情况，陪着工作队、厂长今儿检查明儿检查。工作队号召工人揭发工厂的问题，还没弄清化三领导的小厨房多吃多占的事实，又揭发出厂长修房子、做大衣柜的问题！石侠枫派我去厂长家看看。我进屋一看，厂长家里只有一个不足我身高的柜子，前面挂着一块布。我掀开一看，里面放了些衣服，也没有挂衣服的横杆，柜子后面靠在墙上，都没钉上木板，就是横着两块儿板、竖着两块儿板，是个空架子，高也不够大衣柜的高。另外，厂长家的墙壁黑糊糊的，屋顶破得都露出了抹房泥土，有时还往下掉。因房子年久失修常漏雨水，只抹了抹房顶，屋内也没有修什么。我实事求是地反映了所看见的情况，澄清了对于厂长提出的不实之词。
第一张大字报
四清工作队还没有来得及撤出，“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自1966年元月3日《北京日报》刊登了中央改组北京市委的决定，化工三厂贴出了第一张大字报。题目叫做《树倒猢狲散》，作者是我厂一位工作人员钱××。各单位自此乱了套，职工分成两派，生产也无法进行。人家说“造反”有理，谁也不敢管。我们厂只是夺了书记的权，副厂长留用，生产管理、行政工作还照常进行。我们厂的文化大革命开始热闹起来了。
1）第一次被批斗。一天吃过晚饭，我和工会主席刘永善同志正在谈工作，突然闯进来一帮人。为首的王××说，他们是造反派派来的，要造我们的反。他们手里拿着别针，把我们两人用红绿条子从肩膀到腰间呈斜十字架状封了起来。纸条上写着：“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抓出旧市委黑爪牙！让海淀区委黑干将彻底灭亡！”后来，各种诬蔑的帽子多得让我也记不清了。
2）“一月风暴”。我们厂的一位姓王的同志一天来到办公室，对我说：“咱们周边厂子都是群众开除党员了！咱们厂怎么办？”我回答说：“人家厂怎么办我管不着，我们厂按八大的党章办事。如果毛主席说八大的党章作废了，你们随便，愿意怎么处治就怎么处治，我不管；如果毛主席没有说这话，还是照八大党章办事。”他没有再说什么就走了。
3）造反派夺权后，他们把我下放到供销科劳动。我在供销科学到了很多东西，有个女干部教我认识了很多机器部件。
在供销科期间，厂里造反派头头儿王××找我谈话，他说了些什么话我也不在意，但我对他说的话我记得很清楚。我说他是被人操纵了，他很惊讶地说：“我能被人操纵？”我说：“是！一点儿也不会错。”后来在全厂职工大会上，这个造反派头头儿承认说：“我们是被人操纵了！”这是后话。后来又谣传，说我在供销科劳动太轻松了，是造反总部把我保护起来了，太享福了。于是，就又把我调到重体力劳动部门锻炼。师傅们砌墙，叫我供泥。锄一铁锨泥倒在墙上，师傅们抹好一会儿的时间，我就在旁边站着休息。看他们砌砖抹泥，我心中暗想，轻活儿不轻，重活儿不重。当年我包药包，紧张死了也赶不上人家。
4）可笑的派系斗争。工厂的两个造反派态度各异。一派斗争我，目的是让我站在他们那边。开斗争会时就有人不断地问：“你站在哪一边？你站在哪一边？”我暗想，已经有一位厂领导站在他们那边了，已经是犯了错误。我回答说：“我哪边也不站。”或者说：“我站在毛主席一边。”你不表态跟他们站在一起，他们就斗你。有一天，造反派头头儿王××和几个人纠缠了我一夜不让我睡觉，早上天色渐渐亮起来，造反派头头儿发话说：“照顾你身体不好，你睡觉去吧！”我对他说：“谢谢你照顾，要不照顾该怎么样？”他没有吱声。我到传达室拿《参考消息》，就是想让看门儿的同志知道，他们开斗争会斗我才结束。我寻思着，白天他们开斗争会斗我多少次也无所谓，晚上若不睡觉，长期下去我身体会被搞垮，他们还会说装病。怎么办？我不管三七二十一，先到北京市革委会告他们一状再说，回来顺便到天坛医院去看病。量血压时，医生说：“你的低压只有40mmHg了，要住院休息。”我想，如果住了医院，王××又会说我怕挨斗躲进医院享清福了。我说：“我不住医院，要回工厂。”
王××又说我“啊！你还告我们去？”我说：“是啊！因为你的做法不符合党的政策，就要告。”我心想：已经告下你们来了。文化大革命是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我自己认为我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又对他说：“也没有不让当权派睡觉的道理。”以后，他们再没有连夜斗争过我，也没有打过我。但是，坐喷气式弯腰是常事。
有一次，造反派在我办公室的前院开大会斗争我和厂长王家英同志。造反派拽着被斗人的胳膊，摁着头不让被斗人直腰，不能仰头或抬头，只能弯腰。我只看见有拳头打在王厂长背上，但看不见谁在打人。
我一天除了参加劳动就挨斗，天天参加几个斗争会，哪个小组开斗争会，我就去哪里。有一天，我参加了七次小组斗争会。一开斗争会，就有人逼着问“站哪边”。也有好心的职工，看我可怜，就劝我说：“你站在他们那边吧！这样他们就不斗你了。”我心里知道，作为厂的一把手，全厂职工都归我管，都是我们的好职工、好同志，我决心哪边都不站。实在逼得紧，我就说：“我站在毛主席一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