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太阳落山了，天渐渐黑下来了，这晚显得特别静，我们家来人很少，都怕三伯父怀疑是来给我妈出主意的。要我妈做活儿的人也只是在栅栏门外喊一声，我妈出去，在门口说几句话，有时来取做好的活计，也是在门口取了就走，无人敢登我们家的门。我们家北房后边就是三伯父家的庭院，妈和我提前吃了晚饭，我还在刷家伙（锅、碗、筷等），收拾屋子。妈听到三伯父一家落座吃饭，她搬了小板凳放在院子里，两手紧紧握住，为自己壮胆儿，胸中的怒火在燃烧。她眼窝深陷，一脸的愁容，耷拉着脑袋，沉思着，念叨着，妇女就这么不如人，任人宰割、任人欺辱？心中的恐惧、紧张汇集在妈妈身上，欲说又咽，欲走不前，又怕大祸临头。妈妈在院子里徘徊了很久，好像终于下了决心，豁出来了！与其让他钝刀子锯锯，还不如叫他一刀杀了我！母亲面向北坐下，提高嗓门叫道：“吕××！你听着，我卖庄窠，你不叫卖，房子是我丈夫留给我和孩子们的，你凭什么不让我卖！与你什么相干！你想怎么着就怎么着，不听你的你就下毒手。我和你打官司，你扎钱（用钱打通），扎钱你也没有赢。你说房子占了你的地方，为什么分单上没有写？你胡搅蛮缠，具结了，你还不叫卖，你安的什么心？你想把我们娘几个困死，饿死，你才得计，你好住过厅，别白日做梦了，我破车就要挡好道！你欺负我们孤儿寡母，你看我大儿子死了，看我没有奔头，你想卡死我们，大律师南品三对你说：‘不要和寡妇弟媳打官司，没什么打头，看在一奶同胞兄弟份上，对孤儿寡母多照顾！’你不听还胡说八道，说我‘卖了房子，收拾、收拾带走了’。我要嫁人可得带着你，你想当带犊子（妇女带着孩子改嫁），我可不要你当后赶（妇女改嫁时没有讲带孩子，孩子因想妈妈又来找母亲）！”因三伯父的老婆是她妈改嫁后又找到她妈家来的，农村称之“后赶”，这也是骂了三伯母。
从20世纪初到二三十年代，虽然是中华民国了，但我们家乡人们的思想行为还是封建旧社会的老道道。对寡妇改嫁的种种说教都是贬低妇女，改嫁的寡妇在村里被人们看不起，比别的女人低三等。如果丈夫待她好，在家中管点事务，又说人家“后老婆子嫁的当院里，她可得意了”。寡妇改嫁不能白天娶亲，不能坐花轿、红轿，丈夫也不来接。都是夜里来顶蓝色或黑色的轿子把新娘接走了事，而且轿帘必须打开，让人们看见坐在轿里的新娘，就是给人难堪。孩子也跟着倒霉，母亲改嫁时讲清带孩子的，叫“带犊”；没有讲带孩子，因为孩子想娘来找母亲的叫“后赶”，还有怀孕改嫁的叫“肚里带”。旧社会就是这样千方百计贬低妇女的。（南品三大律师在县城北关大街上跟人说，我妈“不像吕××说的是收拾收拾钱财带走改嫁的人”，我姐夫在北关大街上开“义昌医院”，听人说了告诉我妈，我妈这才知道三伯父在背后乱造谣。）我妈明白，外人看三伯父心术不正，听不上三伯父那些胡言乱语，劝他改邪归正，他顽固不化，人家才把他说的丧良心的话端弄出来的。顿了一会儿，妈妈继续开讲：“吕××，你把官府的人和买主们都请喝了酒，不叫他们买我的庄窠，你有钱有势，人们都怕你，听从你摆布。你逼得我走投无路、无法生活，叫我们娘儿几个晒干儿（没法生活），你想要我的房产，轮不到你！我还有儿子，你的如意算盘打错了，别欺人太甚！你无中生有，给我造谣，使我不好做人，这更说明你人品恶劣、心术不正。你也不打听打听我李家门里守寡的人，也不光我，哪个改嫁了（我妈家姓李，有几个亲叔伯姐姐，都是二十五岁守寡到八九十岁一直守寡未嫁）？再说你兄弟在外，生死未卜，你就想赶我走，我在你姓吕的家门里没有任何短处（差错，不足），没有可挑剔的，不是你吕××捏造谣言就能把我踩在脚下的！我走得正、站得稳，我人正不怕影子斜，你想赶我走，办不到！看你能把我怎么样！你有本事出来……”
母亲在院子里嚷嚷一阵，伤心极了，嗓子也嘶哑了，也哽咽了。她全身都在颤抖，有说不出的痛苦和悲伤，也没有人来劝说。三伯父自知理亏，也不敢吭声，他家也没人吭声。我怕妈累坏了，就把妈扶进屋里躺下。其实乡亲们都听着呢，但谁也不来劝，一是高兴我妈揭露了三阎王爷的丑恶嘴脸，替大家出了口气；二是怕担给我妈出主意的嫌疑。
妈躺在炕上，翻来覆去一夜未合眼。有时默默沉思，有时自言自语念叨着，低声伤心地哭泣。夜沉人静，我感到孤立无援，有无限的怅恨，听到母亲低声呜咽，觉得母亲太苦了，她的苦难还不想让我这十来岁的孩子分担。因为妈总不许我哭，我只好暗暗地陪她掉泪。妈妈还念叨着：“吕××不出来，也不答腔，不知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他不知又要使出什么鬼花样来害我们。”妈也害怕，虽然决心和他吵一架，是要解决我们卖庄窠的事，但妈还要抚养儿女生活下去，等丈夫回来。妈小声念叨着：“我揭了他的老底儿，他憋气不知道要怎么报复我们。不答腔是为什么？我等着你，明天早晨你总要下地干活儿，我到门口堵去。”妈好像是主意拿定了，我在睡意的侵蚀下渐入梦乡，也不知母亲这晚睡着没有……
天刚蒙蒙亮，屋里还黑洞洞的，院子里也刚能看见人影儿，看不清眉眼，妈一翻身就下炕了，我也一骨碌爬起来，跟在母亲身后。她头不梳、脸不洗，走到外间屋在灶火坑里拿了一根烧火棍子，开门出去了。我紧紧跟上，她直奔三伯父家的栅栏门口。这时只有起早拾粪的，还没有下地干活儿的人。我们娘儿俩站在他们院门口等他下地，左等不出来，右等不出来，我妈就用棍敲着他家的秫秸栅栏，喊着他的名字，他也不搭理。天都大亮了，太阳老高了，吃早饭了，还没有人出来，也没有动静，他儿子也不出来挑水，也没人下地干活儿。我们娘儿俩等得没奈何，垂头丧气地回家了，也不知道饿，也不知渴，只觉得昏沉沉地累得慌，想睡一会儿。我妈上炕躺着，也不说话，也不说叫我做饭，我也上炕躺在妈妈身边睡着了。傍晌午子，听见院子里有人叫“东才、东才”，连叫几声。我娘儿俩一机灵坐起来，掀开窗户上挡玻璃的小布一看，是我六舅爷来了。他叫陈老贤，是我爸爸的叔伯舅舅，他在吴村集上当牙子（做买卖粮食的中间人），矮胖的小老头，满脸皱纹，六十开外的人，很有些阅历，能说会道，是个很会办事的人，但有点儿市侩。过去我妈为此事求过他，可他管不了三伯父，就一再推诿，今天怎么来了？我妈将他迎进屋里，他一见我妈就哈哈大笑。我莫名其妙，不知何故。妈问：“六舅，您干什么来啦？您笑什么？”六舅爷说：“你干得好啊！谁给你出了个好主意？”我妈回答他说：“谁敢给我出主意？谁不怕三阎王爷，连您都怕他！狗急了还跳墙，我给逼得没法子。”六舅爷对妈说：“这下事情好办了，你算把他给制服了。我还没起来呢，你三哥就去找我了，我说我管不了你们的事，你们自己解决。我说谁，谁也不听！我说不来，你三哥非叫我来，要我劝东才他妈别骂了。他说：‘你不去不行，我还没敢开门呢，她早晨就堵在门口，昨夜里把我骂得狗血喷头，已经没脸见人了。我的好六舅，您去一趟吧，救救我！她会听你的话。这都怪我，过去她对我也是敬重的，她是个通情达理的人，你去就好办了，我一切听你的，还不行吗？她早早起来堵着门口叫我出来，我是从东边跳墙到东街坊张老安家里才出来的！’我说：‘你那么有能耐，还来求我？又用着我了？’‘六舅，过去的事别再说了，你快去帮帮我吧！我的好舅舅。’”六舅爷当着我妈的面儿学说着：“你算把他的气焰打下去了，真了不起！能治住老三的人没几个！”我妈把事情的主要经过和分歧一一向六舅爷叙述：有姓张的买主出一千五百元大洋买我们的庄窠（因为他们哥仨分家急需房屋，我们的房院与他家连着，很方便又严实）；远房六伯父吕老庆肯出一千块大洋（他也是三个儿子要分家。我们西北墙外就是他们以前买下的一块院落，若买下我们的住房，他们三个儿子每人都可以有里外两套院落）……我们的房子值钱，是因为庄窠心与他们几家财主都相连，住着安全又太平，小偷也进不来，而且恰好都急需，所以肯出高价钱。六舅爷嘴上答应下来，说替我们问问买主，这一去三伯父家就两天没过来。六舅爷去和三伯父商量，三伯父好酒好肉请他吃了两天。他再来我家，就变了嘴脸，说：“二伯父出五百块大洋买，别人家都不要了。”我妈的心一下就凉了，妈妈情知这里头有鬼，也不知他们背后怎么捣鼓的。三伯父请他来，天天敬奉他，百般殷勤，又成了好外甥、好舅舅，亲密无间，把过去互相怄气的事都抛到九霄云外了。六舅爷被三伯父哄得团团转，自然是帮着三伯父讲话。他欺骗我们，说人家不要，又搬出旗人的清规戒律，连哄带压地叫妈妈卖给二伯父。妈妈忍着气说：“我也没说不按旗人的规矩办事，也不是非卖别人，不卖给他。他们待我们不好，我从来没计较过，只是他给的钱太低，比别家差得太远，他总想贱贱地拣便宜，而不顾我们的死活。他已经拣了我们那么多地的便宜，还让我们便宜地把庄窠卖给他。这点钱我不卖！”六舅爷支吾着，话里话外都透着三伯父的意思。三伯父想用一点点儿钱买下来，留着住过厅。但他力不从心，只有十来亩地、手头又无钱，家中只一个儿子，也不需要这庄窠。他怕卖给别家，自己从此沾不到光，就唆使他二哥想贱贱地买下，将来还有机会捉弄他二哥。所以他根本没有给其他买主说，就说人家不要。二伯父也不需要，他只有儿子和媳妇三口人，有三十来亩地，一丰收可以赚不少钱，他自己住房也不小，若是价钱低，他愿意拣便宜留下来。一可以住宽绰点儿，二来可以从我们家门口进出，把他原来临大街的门口改成墙。因为在大街上经常有人磕烟火或者是故意放火烧了他家的栅栏门，他们都想乘人之危占便宜，根本不顾我们的死活。老娘舅吃他们喝他们就为他们说话，为有钱有势的人说话，不为公理说话，倚仗着老娘舅的威望调解家庭纠纷问题。他说：“先卖给家里的，当你有困难时，他们会帮着你们。”妈妈很生气，又不好发作，怕得罪了舅舅，无人管更不好办，旧社会穷人比富人低一等，妇女地位更低，但卖给二伯父，这么低的价，妈心里是一百个不愿意。左思右想，下决心说了几句话：“六舅，话是那么说，我这么难，他们一点儿不帮我，近的还不如远的，家里还不如外头，他们出这么点儿钱让我卖，我们远房当家子，外头的人出的钱都比他们多一倍还多，我实在不能卖给他们。”六舅爷推说：“钱少可以再商量。”说完就溜走了。
这当口，堂叔伯六伯父的长子吕九仲来了，可能是听到了消息。我妈问他，关于我们卖庄窠的事，是不是有人到他家去说了，他含糊着说：“没人去。”但又怕我妈再细问，他又说：“可能去了。”因为他们也怕三伯父，怕牵扯上什么麻烦，后来他又说：“我没看见，不知道。”他说得很是含混不清。我妈知道他是长子，又在家管事，如果有人找他爸问庄窠的事，他父亲一定会和他商量。看来六舅爷根本没有去问，而且过去三伯父都请过买主喝酒，不让他们买我们的庄窠，看来他们是串通好了，非让我们卖给二伯父。当时二哥外出赶庙会，要待几天才能回来，姐姐在婆家，妈也不愿麻烦他们。我当时只有十一岁，妈常说“丫头不能多嘴”，有事也不和我商量。妈真为难，连个商量的人都没有。村里人都怕他们，谁也不肯为别家的事得罪人。现在只有六舅爷管，六舅爷吃了喝了他们的，净替他们说话。如果硬坚持自己的意见，怕六舅爷不管了；如果不坚持自己的意见，又太吃亏了。六舅爷来回说和，时间拖长了，我们也拖不起。在这些心怀不轨的家人和亲戚们的胁迫下，妈只好忍气吞声以低价五百五十元把房屋卖给二伯父，事情虽然办成了，好像我们能卖庄窠就是胜利了，其实我们是被他们狠狠地敲诈了一笔，吃了一个大亏，而且我妈心里窝了口气，把庄窠卖给了她最不愿卖给的人——一贯坑害我们的二伯父。妈妈从此憋了一肚子的气，无处发泄，一年后就抑郁成病。这件冤枉事妈妈一直耿耿于怀，至死都不能瞑目。
妈妈去世
妈用卖庄窠的钱买了些口粮，在村东边当了一个院落，院子不小，种了几棵枣树，房子能住，但比我们原来的房差了。当了二伯父家六亩地（他没有五百五十元现钱，就当给我们六亩地，当期三年，用这抵钱），妈又当了王老宗家五亩地，孙老金家二亩，共十三亩地。这样我们娘儿仨过上了种地的生涯，算是有吃有烧，也能填饱肚子了。哥哥种地，利用空闲时间做洋铁工活计，我和妈在家纺线、织布、喂猪、喂鸡，农忙时去地里干活儿，有时也去采野菜、割猪草。妈妈身体越来越差，一年后就病倒了。没钱看病，妈也不想为自己的病花钱，只吃过两付中药。我姐夫当医生，妈妈又封建，不让女婿给看病。妈妈十几天来一次月经，流血不止。现在回想起来，妈可能是得了子宫肌瘤或者说是气血虚引起的血崩，若是有钱去保定府外国教会开的医院做了手术就会好的。妈妈又黄又瘦又苍老，最后家中的轻活儿也做不动了，躺在炕上病了两年。两年来都是我伺候妈，给妈妈洗浸了血的衣裳和被褥，看着妈妈流了这么多血，我的心都在颤抖，既心疼妈妈又为她难过。
妈在生病期间心情很沉重：丈夫一直没有消息，自己也可能将不久于人世了。想起这些年来抚养儿女，操持这个家所受的罪、受的气，活的苦、活的难，想起一生的不幸，想起一桩桩、一件件痛苦的往事，妈开始跟我述说家中的不平事，述说亲兄弟们如何坑害我们，述说他们怎么想置我们于死地而后快，让我别忘了给她出气、报仇。她所谓的出气、报仇，只是等我父亲回来，告诉我父亲，让父亲认清他兄弟们根本没有手足之情的真面目，认清他亲哥哥是怎么加害自己亲兄弟的骨肉。妈妈含恨去世了，她只活了四十五周岁，她奋斗了十一年，含辛茹苦把我们养育成人。
共产党来了，领导我们闹革命。为了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我们村组织了贫农团，贫农团叫我向乡亲们控诉他们作为长辈，不是帮助我妈渡过难关，把侄男侄女养大成人，而是落井下石、想方设法欺压和剥削我们。我在大会上讲述了二伯父、三伯父怎样欺压、迫害我们，使我母亲精神上受到极大的折磨，身体受到严重的摧残，含恨离开了人世，她死不瞑目。全村贫下中农都拍手称快，说我讲得都是实实在在的事。我控诉完一切，觉得身心无比轻松愉快。我真正为母亲申了冤、报了仇，母亲在九泉之下若有灵可以安息了。我敬爱的、伟大的母亲，我聪明能干的母亲，我勤劳坚强的母亲，我苦难的母亲，你若能活着看到这一切该多么好哇！共产党带领我们翻了身，当家做主，推翻了剥削阶级，推翻了封建主义，妇女也能和男人一样，直起腰杆做人了，劳动人民再也不受人奴役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