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能揣想她早上穿过公园去坐车时的境况，因为几个小时后我也是按照相同的方式出门。早上六点未到她临出门前站在阳台上对我说：“下雨了，我得带伞出去。”我那时大约还有七分睡意，我注意到天色已亮，屋子里抹上了窗外水汽的颜色。我还记得几分钟后她刚出门一会儿后又回来敲门：“我忘了带眼镜了。”
厨房对着过道，厨房的排烟口对着过道。下午三点我回到住处，过道里有收音机声音。我的生活，我常常想，只要我能写出它，就一定能知道自己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当然，事实是，我已经七个月没动过笔了。不过我没有为此焦虑，我知道自己的笔放在哪儿，它花上了七个月的时间来灌满墨水。我没有为此焦虑，我仍然常常想“我的生活，我常常想，只要我能写出它……”然后眼下我们便搬到了这个新的住处。
曼德尔施塔姆说：“我住在楼梯间里，嘈杂的门铃∕撞击我的太阳穴……”这令我想起，我们的新住处嵌在一座灰绿色的旧楼上，窗口正对着苏州河。昨天晚上熄灯之后，河水的波光进入窗口，映在天花板上。我记得童年也是会发光的，就像这水光一样。我已换过很多次住处，对于床铺我已渐渐失去了敏感。昨天晚上我们很疲惫——至少她显然如此，她没有与我拥抱的力气。而我那时在努力克服来自发光的童年的一点点不情愿，迫使自己入睡。
今天早上我九点后才起床。我到阳台去打开窗子，看外面是否依然有雨。似乎有，但这又无关紧要。我没有雨伞，照样还是得出门。三月二十一日，我想，一个湿润的日期。雨滴的氛围笼罩着生活，朦朦胧胧，一切都变得可以被理解。
苏州河就像一条围巾，挂在我们的窗外。这条围巾一直飘到外滩，并且在那里用一座小铁桥做了个记号。在初到这个城市时，那座铁桥曾被我不经意地瞥见。有时，你会在事后惊异于自己对于事物的最初印象，尽管当时你更多地感到的是茫然的漫不经心。后来，铁桥从空无变得具体，而今天，在脑海里，我调准了焦距，永远不会忘记这个地标。
离那座铁桥不远的福州路，有两家打折书店。刚到这座城市的时候，我曾每周去那里闲逛。一段时间里，我陆陆续续从那里买了很多书，却读得很少。后来，我为了控制这种不好的习惯，便去得少了。
从那里，我曾沿着邻近的南京路一直步行向西。走了一段时间，到达静安寺，愚园路便与南京路仅有一街之隔。我会踏上满是旧式房屋的窄窄的愚园路，经过一段莫名地变宽后又安静地变窄的马路，经过一座纪念雕塑。再经过一所小学和它对面的面包店，我便会走到一座公园的门前。
眼下，这座公园就在我的楼下。只是，我们的住处对着公园的北门，在这里，如果要出门坐车，我们必须首先穿过公园，从北门走到南门，走到那边的地铁站。是的，今天早上，她就是这样出门去上班的。
她一个星期只上一次班。为了集中时间，她把自己所有的课程都排在星期一。
我们昨天下午搬到这里。因为我们之前的住处，租期终于结束了。我们把所有的日常用品打包，分两次运到了这里。昨天我们忙碌了一整天，与房东、中介交涉，打扫房间、擦拭灰尘。我们把大量的书籍堆积在桌上，没有书架，它们像是一群排列在锅里的生煎包，如我曾在生煎馆的窗口里所见过的那样。
昨天还是晴天。今天，三月二十一日，我看到楼下树是绿色的，同时又是灰色的，我不确定外面是否有雨。无论如何，上午九点过后，我想要出门，这是我的生活方式。我平整好身上的衣服。黑暗的过道，有声控电灯。
在这座城市里，我一直没有工作，尽管我已经在这里待了七个月。工作就像一柄雨伞，在七个月里，我的天空一直没有下雨。说话之间，我走到了公园门口，我感受到扎在皮肤上的雨雾颗粒。我买了一份体育报纸，并抬眼看到公园里翠绿的棕榈树丛，它们挺拔而清新。
以前，在那个北方城市，我就已经开始喜欢散步、去书店。“但我在街上走的时候，我常常觉得好像是在一个大图书馆里散步。房子就像是书架，每一层楼就好像放着书的格子……”那时我熟读安徒生的《牙痛姑妈》。“我也许是所有在场的读书者当中衣衫最最褴褛的一个，而且是个外国人，可是——我拥有一位诗人！”那时我也读过里尔克的《马尔特手记》。
关于我的生活，我知道，我们对它都有很多想法。在刚认识她的时候，我曾对她说，我的每一段生活，都是一次文本实验。像安徒生一样——走在街上的时候，我感到自己在阅读小说。“我把大段大段的开头想象成小区外面拾级而上的石阶，而叙述的气息则形成在药房的大厅里……”我知道，这部小说的作者并不是我。我的身体和灵魂都可笑地适应了我国的法律：使用权归我，所有权——属于那个模糊难辨的上帝。
今天上午，我又独自一人。我的笔尖跟随上帝的指示，对准了自己。我已经想好主意，去福州路逛书店。
其实我知道，昨天晚上她的情绪不太好。对于新住处，我的新鲜感仍未散去，但她的情况不是这样。因为这里狭窄而陈旧，整套房间只有一扇朝东的窗口。我住过很多简陋的房间，这里对我来说没有任何问题。可是她却开始了她的某种新生活，显然，她从安稳的家庭生活中走出来，走了一级向下的台阶。“最初的痛苦”，我想起卡夫卡的短文《最初的痛苦》。
但她没有表露出来，只是说自己累了。我明白她的状况，我也无法控制自己的忧心忡忡。后来，“童年”这两个字弥漫在我昨夜的梦中。我没有办法为她做什么，我知道，我的童年是无法为她提供庇护的。
她经常记下自己的梦境。她说，她的梦是有色彩的，而梦境中的色彩显示着焦虑。我没有注意自己的梦境里是否有色彩，或许是没有的，因为它——如果有的话——从未被注意。我所能注意到的是梦境的场所，它们总是我所到过的一些地方。中国地图、世界地图——装在我的脑海里，我从小熟稔于它们，这确保我在梦境中也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不会轻易走失。开玩笑时，我总向她吹嘘自己认路的本事，说自己总是不会忘记走过的路。在梦境中——当然也是这样。可是，有一条路在地图上是难以辨认出来的，那便是归乡之路。
因为，对我而言，家乡——是时间性的存在。“家乡不在空间里，家乡在时间里”，我曾做出了这样的判断。怀乡病，这个古老的词语，落在自己身上时——那是在几年之前——我感到了尘土气味。后来，在成熟之后自省的时候，我知道，怀乡病已经成为我的第二层皮肤。于是那时，我回到家乡，我发现那里空空荡荡。“就这样，我的家乡无法∕保护我，那最能干的侦探——∕来回搜遍了整个灵魂！∕根本找不到与生俱来的胎记！”茨维塔耶娃说。确实，有一年秋天，我一直与父母住在一起，无缘无故地，我无法开口对他们说：“我想回家——”几次我坐在餐桌边上都咽回了这句话，我知道，他们或许能明白我的意思，却提供不了任何帮助。
我想，在我成年之后，我的父母已经不再是童年时的父母，现在，我和他们生活在同一维度。二元的父母概念转换了，指向天空和大地，也可以说是过去和未来——当然，更有可能是上帝和圣母。“他觉得唯有上帝具有爱他的能力。”里尔克说，“然而，上帝还不愿意爱他。”
“夜来幽梦忽还乡。”我注意到古人话语的现代性。昨夜，我在梦里回到了家乡，在童年的街道上，正午的太阳穿透悬铃木的枝叶。阴影和光斑在马路上游弋，我注视着它们，犹如此刻的我注视着自己的梦。
是的，发光的童年……她也知道这些。她曾对我说，她小时候生活过的那片街区，已经被拆除了，现在，那里只有一些她不认识的新房子。也就是说，如果她在一次噩梦中被惊醒，需要趁着夜色去车站的车次栏寻找目的地的时候，那时她是无法找到一个熟悉而烦躁的名词的。
“你说，你懂做梦吗？”罗伯特·瓦尔泽在他的小说里问询。这位作家传达了什么意思呢？他是真的想要说点什么吗？让莎士比亚回答他吧——尽管他们俩的对答听起来是那么地怪异——“我们的本质也如梦一般。”
在我的设想中，提问和回答都消失了。真实与虚幻，并不值得我们去甑辨。说到底，家乡对我到底有什么意义呢？有一次，在书堆里我找到了一段文字：“诺斯替……让他回归到他的光明的故乡中去……”之后，我继续读着那本书，困倦之时，我沉沉地睡去。那一次我又做梦了，我梦到自己的书桌在漂浮，没有前，没有后，没有上，没有下，没有肯定，没有否定。我的结论是——让我紧紧抱住自己的梦境，抱住它，抱住它在家乡生儿育女。——而那是诗人海子的句式，在某处的海滩上，我不停地拾捡着智者们的絮语。像踩入了泥潭似的——我陷入了轮回。
“已有之事，后必再有，已行之事，后必再行。”有一天晚上，我大声地向她念出这句话。她回答说，但人总是具有开端启新的能力。
这个世界也曾经有过开端吗？如果有开端，那就一定有终结。“关于《启示录》的国际会议也举行了”，我在伊凡·克里玛的小说里读到这条过时的讯息，我想，这是永远的人间常态。不断地开始，不断地结束，也许，为我带来轮回之感的是我的基因，那儿储存着我的祖先的记忆。我做着他们做过的梦，重复着他们说过的话。难怪一位当代诗人要说“那儿，∕那儿，时代总是重复这样的絮语”，或者是本雅明的结论，“……这场风暴就是我们所称的进步。”
“我做着他们做过的梦”——我又顺口回到了梦这个词语。她告诉我，荣格做过一个“提灯夜行者”的梦，而它又有着神话历史中的原型。她还说，一切文本都已相互约定，指向共同的某处。确实是这样，走在深黑的大雾里，我深深地感到自己需要一盏灯。沈从文说：“这些携灯夜行者，那么显得匆忙。”
在文本之网中，思想家的夜灯传递到了洛尔迦这儿。“犹如一幅地图，然而不可能，∕那不可能的花园，∕每一秒∕它都被加深和更新。”顺着我们的逻辑，他在这几行诗里谈到了世界的普遍规律，但我更看重的是他为我的这段引语之网缝上了最后一针，因为我知道，他提到的那幅地图正是我的梦之地图。
思想自有其规律，此一时，彼一时。家乡的需要，梦的意义，甚至是永生的渴望（我还未提及），现在，全都被暂时地消解了。最近几个月，我和她形影不离，逛街、吃饭、吵架、睡觉。我懒散地想起毕希纳笔下的丹东：“真是无聊极了，总是要先穿衬衫，再往上面穿裤子，夜里上床，早晨再从床上爬起来，先迈一只脚，再迈第二只脚……”我浸泡在生活中，像是浸泡在惬意的福尔马林里——未来的我将会看清楚这一点。
同样是毕希纳的言论，“我在和死亡调情，从那么远的地方用长柄眼镜向它送媚眼，这倒是一件十分惬意的事情。”我想起死亡，同时也想起它的反面。孔子的调情方式略有不同，“未知生，焉知死？”里尔克也抓住了辩证的支点，“你低声说死，高声说生……”
我还想起宇宙的形态，人们曾将它绘制在我的学校课本上。曼德尔施塔姆说它像一只黑色的大理石牡蛎；在我看来，它的外形或许相似于达利画笔下的钟表。或许宇宙也是一只懒散的怪物，它懒于思索，随意地将空间与时间归于同一种尺度。
家乡不在空间里，家乡在时间里。当然，是这样，对于认识世界的人们来说，有的人兴趣在空间，有的人兴趣在时间。这么说来，我属于后者——否则我无法完成我的作品，而只能做一个分成两半的疯子。“不要追踪海子的脚步，要像博尔赫斯那样——迷宫里的盲诗人，固执地询问自我。”她曾在信里这样对我说。那时，我则对她说，“今天我在记事本里做了个标记，我假定我和时间的关系解除了。”
后来呢？后来，我看到本雅明提到，“在革命的第一个夜晚，巴黎好几个地方的钟楼同时遭到射击。”我在历史上找到了同行，只是他们想必也没有成功。
现在，住在城市一隅，我懒散地生活。我和时间的关系仍在这里，谁知道当时我只是随口说说而已？她曾摘抄过一句诗：“我是积聚大风∕骑牛猎兔的阿尔诺∕我逆流而上”。我将它引为己用，因为我知道自己终要逆流而上——人们总是把时间比喻成河水。“我们一定要返回故乡……”我又在书本里找到谶语了，这一次它来自于诺瓦利斯。
上午十点。我穿过潮湿的公园，从北门走到南门。时间浮起，但那是不准确的。我仿佛在公园的上空走动，而这条道路已然进入了永恒。两天的永恒。
——似乎过了很久了，但那也不过是两天前的事情。上个星期，我们在一次散步中来到这里。那是在入夜之后，我们刚刚吵了一次架，随后又和好了；我们坐了很远的公交车，到了一个陌生的街区。我们一下子被这里吸引住了，谁知道，我们当时竟也真的在寻找新的住处。
坐上地铁，四站车程，之后，我在福州路下车。
前些日子，在搬家之前，我们已经连续两个周末前去福州路。第一个周末，我们买完书后在来福士广场休息，并且在那儿吃了晚饭。那天也在下雨，一大群人站在屋檐下避雨，我们假装对此全无察觉，内心实则暗暗兴奋。“谁不曾有过从地铁里走出来……而大吃一惊的时候呢。”须知，来福士广场正是我们地铁站的出口。第二个星期，当我们走上地面之后，雨仍然在下，人们稀稀落落地撑开了五颜六色的雨伞，我们从来福士北侧的汉口路走过，看到排成一长列严阵以待的警车。
“在革命的第一个夜晚”，我将去修饰那只猫头鹰的眼睛。“向你致敬，我远古的谵妄”，彼时我正想起兰波的一个句子，和她一起站在黄河路候车亭的那个特定角度看到美术馆的钟楼。这并不新鲜，聪慧的阿Q就曾躺在祠堂里幻想革命果实。向你致敬，鲁迅；随后，——我又想起听过的一句歌词，向你致敬，中国人的惰性。
两个星期之后，一切已经烟消云散了。两个星期里我每日上网关注事情的进展。然而就在几天之内，日本的地震和海啸吸引走了全世界的注意。我眼睁睁地在电视直播上看到，海啸的波浪如何卷走一片民居，而轮船和大桥一同被毁坏。我想起烟消云散的一些方式，我们这儿的公共事件，可能也选择了灾区大桥和民居的那一种。
这幅画面，我在哪里见过吗？永恒摆出了它的取景框。它随意地取走它所需要的东西——仅仅用一个取景框，就如拓印模型一般——取走事物的灵魂。
所有的消逝都指向原初。我们会在起始的地方重新团聚。每个人都要面临最后的审判，每一样事物都要从死亡中再度复活。
让这里的雨势变得更大一些，让我只好快步而行，向南走到福州路。我要去的几家书店就在那儿。写作就像乘着木筏顺流而下，我信步走入书店。
生活是一本小说。我的这句话是想说明，我对我的小说也并无把握；我并不知道它会导向什么样的结局。难道这是一个寓言吗？我在书店里看到了卡夫卡文集，顺手翻到了被我提及的那篇故事。
《初次痛苦》。“如果这些念头开始折磨他，它们会有朝一日完全消失吗？它们难道不会变得越发强烈吗？它们对空中飞人的生存不会构成威胁吗？就像看到他现在停止哭泣，表面平静的睡眠一样，经理确信将会看到，最初的皱纹已经开始在空中飞人孩子般光滑的额头上烙下印记。”
这是一段关于开端的箴言。开端决定着终结。我触摸着她的忧愁，她就要与我密不可分了，她的忧愁与我的作品密不可分。
2011年3月2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