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做一次简短的自述。
我非常清楚，我是一个小诗人。小诗人的意思是，我站在自己立足的地面上，向前后看去都是一片雾气。对于我四周的一切，一直以来我都是一知半解。如果说童年时我曾对世界充满好奇，那么到了青年时代，好奇变成了犹疑和畏惧，虽然我不得不说，正是犹疑和畏惧让我开始写作。从童年进入青年，就像踏上一只急流上的小船。摇晃之后，它会慢慢平静下来吗？
至今，写作对我来说仍是酒神式的体验。我不知道自己的每一首诗是如何写出来的，如果重新提笔，它可能会呈现另一种样子。写作九年之后，我仍不懂得该如何去完成一首新的作品。我也想要写作小说；但那应该意味着我进入了某种日神模式，我的青年时期又从身上褪去。我预料自己某日会像诗人奥登那样脸上充满皱纹，那时我还能写出《奥夫特尔丁根》那样的作品吗？像诺瓦利斯那样写作，是我最近数年的幻想；而如果我是老年人，也许我能更加放松地使用文字，说出那本是不言自明的事物。
我幼时习惯于家人的庇护。至今，我仍自视为一个孩子。现在，我处身北京——这座巴比伦式的城市，虽然我在诗艺上受惠于曼德尔施塔姆和帕斯捷尔纳克，但我来自于一个叶赛宁式的世界。我的乡村经验，如海子所说，“今天的花楸树，使我健康、富足，拥有一生”。
昆鸟在初次读到我的诗作时说：这是朴素的小调子诗歌，嗓音低沉。他敏锐地抓住了重点。我知道自己是怎样一步步艰难地发出声音的。现在，我的身边有了一些诗人朋友，他们的音调都比我高。但我的一生，是一个缓慢的、艰难地、从某个虚无之地回归众人之间和历史之中的过程。我的工作是：“试穿它的衣服”。——“它”是“永恒”。我要缓慢地、独自地走向某个青冢；我要留待晚年发声。
我出生在1980年代的中国内地，所受的教育，让我像一只被逐层贴上封条的箱子。我是一个过度被驯化的人，只有在旷野上重新度日十几年，才能找回血管里的另外一半气质。上大学的时候，我在图书馆楼下买到一本《莫地里亚尼》传。我在莫迪身上找到了极度的自我认同感，时至今日，我的行事方式与他并不相同，但始终明白，自己是一个像莫迪那样骄傲的灵魂。用一位友人的说法，我是“一个文雅的歌尔德蒙”。
到现在为止，我的写作只关注了自己的生活，只面向自己抒情；或许这使我相似于早年的勃洛克，如友人张杭所说。无论掺入多少其他因素，我的诗始终只是一首简单的抒情诗。我同样关注公共生活，但那尚未成为我真正的问题意识。在诗里，我曾试图去“观察来自邻人的光”，但那终究只是词句中的幻想。然而在这里，我想引用诗人孙磊的一句诗：“那光必使你抬头。”现在我抬起头。
我从十九岁开始做一个梦，这个梦持续到今天；诗歌之梦。而现在这个梦，指向我身边的人们。我们处在一个雾霾的时代，我们土地上还有很多深浅不一的裂痕。我想，首先我得让自己去关心周围人的生活。我受的市民教育让我封闭、冷漠（尽管那同样也庇护了我）。但我慢慢深入时日之中，像茶叶在热水中慢慢舒展开。文学作为社会启蒙，也是现在的我所怀抱的理想，虽然我的写作距此还相差甚远。对于激情，我要说忍耐；而对于冷漠，我要说行动。我生活在于忍耐与行动之间的一片开阔地，或者说，忍耐也是一种行动。而在这一切的背后，宇宙中的空虚也在窥伺我们。诸多箴言悬挂在空中：“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而“万物有本然，终不为他者”。
天上的星光一直照耀我们。我相信康德心中所存的道德之念，这让我更好地去认识人。
2014年12月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