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读书的人，对于自己钟爱的作家，都会有一个“初次见面”的时刻。我的灵魂总是要回到我的大学图书馆，那座白色的、小教堂般的建筑。2005年初春，我在那儿取回一本旧版《人与事》。作者是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
那本灰白色的小书摆在我的面前，它的开头谈到作者幼时遇见里尔克的经历，他仿佛从很远的地方回头观望。而作为读者的我也意识到，这本书即将成为自己的一份“安全保护证”。像我们这样的人，是往往先在书本中认识世界，然后再在生活中体验世界。我后来在生活中认出在《人与事》中预先见过的场景。它像是旅行前夜，我们在旅行包里放进的镇痛药；我需要在精神上回溯到这本书，依赖于它的精神教诲。
在前夜，任何偶然事件都会变得具有决定性。往后我们会明白，“越是偶然，就越真实”。在马尔堡，他向一个姑娘求婚被拒绝。他当然连夜离开那座城市，但青年时候的痛苦与诗歌粘连在一起。因为，“夜渐渐取胜，棋子纷纷闪开。∕我当面认出白色的凌晨。”——有时候我们暗暗渴望离开任何一座城市。在诗中帕斯捷尔纳克又陈述道：“我走进广场。我可以算作∕第二次诞生”；后来这也成为他另一部诗集的名字。
《马尔堡》所说的是1912年的事情；《二月》也写于那一年，啼音初试。生于1890年的帕斯捷尔纳克时年22岁，他顺理成章地离开马尔堡小城，结束哲学研习生涯。那个时候，古米廖夫（1886年生）和阿赫玛托娃（1889年生）已经结婚两年，前者结束一次非洲之旅，后者和莫迪里阿尼分手，曼德尔施塔姆（1891年生）正在准备诗集《石头》，茨维塔耶娃（1892年生）即将步入婚姻，马雅可夫斯基（1893年生）开始组织“未来派”。
须知人的一生多么漫长。这六个年轻人，只有阿赫玛托娃和帕斯捷尔纳克达至了老年，双手触摸到了“晚期风格”。“我曾听说年老体衰的事。可怕之极的预言！∕不会有一丝泡沫能扬起双手触摸到星群。”帕斯捷尔纳克自己在1917年的《沃罗比耶维山地》（又译《麻雀山》）中如此说道；他是多么敏感。
那一年是帕斯捷尔纳克诗歌生涯的一个高峰。五月，在卡梅申支线的途中，太阳即将落下，诗人在火车车厢里完成了自己的诗学构建。他作为一个写作者有别于勃洛克或者谢维里亚宁的地方，已经清晰地展示出来。他没有直接叩问生死的终极问题（如他所崇拜的里尔克），却在行文中充满蕴藉；我们喝着透明的水，却感知到糖块的甜味。他像一个商人，平静而有把握地缓缓铺开一张张地毯，展示上面的波斯花纹。
而我作为读者，在2008年夏天读到他的1917年诗选。那时距我第一次读到《人与事》已过去三年；我在这里缓缓度日，帕斯捷尔纳克却从1957年回返到1917年。仿佛遵循自己在《梦魇》里所说的，“睡吧，亲爱的，我必如雪崩再来”；他确实是藉由写作而摆脱了时间的重负，如提及吉卜林的那首《眷恋》中所说，“穿过林间空地钻进雾中，∕做起了恒河大梦”。后来的诗人们将会从帕斯捷尔纳克的1917年诗选里，获得那种可以称之为“手艺”的东西。我们先期获得经验，然后再将它转化为修辞；像巴拉肖夫的铜匠，“铆着钉子，上着锡水，烧着焊条”。这过程高低蜿蜒，“穿过热气，∕飘进车厢，落到手提行李上。”
与此同时，那一年的曼德尔施塔姆写道，“奥德修斯回家，满身都是空间和时间”。历史是个永恒的女人，那年的俄罗斯——对着镜子反复审视自己的姿态。于是，诗人们终究将从恒河大梦中再次回来，回到他们的时代；回到他们的野兽眼中。
帕斯捷尔纳克有过长期的沉默。而他替身体里面的日瓦戈生活。他长途旅行，坐漫长的火车线路，车厢外是俄国的森林和积雪。《日瓦戈医生》里谈到诗人的写作状况：“他在重读这些草稿时，往往感到失望。夜间这些诗稿曾使他感动得泫然泪下，觉得有些地方写得非常成功，简直是神来之笔，但此刻他觉得这些自以为成功的诗行十分生硬牵强，因而怏怏不乐。”
帕斯捷尔纳克不似葡萄牙人佩索阿那样热衷于给自己另起假名，但他毕竟有一部分诗作署名尤里·日瓦戈。在那些诗章里，作者仿佛已经离世，站在天上重新温习一遍人生旅途。“但到午夜，万籁俱寂，∕一起听到了春的声音。”帕斯捷尔纳克把自己的物质生活压缩成了字母符号，寄寓了漫长岁月中的朴素衷情。“但他们的心跳动着，∕时而她，时而他∕挣扎着苏醒，∕但又陷入梦境。”
他也没有像左琴科那样患上忧郁症。1941年的《在早班火车上》如是说：“通过往事的一波三折，∕通过战争和贫困的岁月，∕我默默地认识了俄罗斯∕那种种独一无二的特色。”正如阿赫玛托娃在《安魂曲》里说：“不，我并非在异域他邦，∕也不是在别人的羽翼下躲藏，——∕我当时是和我的人民一起，∕处在我的人民不幸而在的地方。”也许火车车厢和监狱的探监处，是极权制度下仅存的公共场所。
我曾在自己的生活困境里理解帕斯捷尔纳克中年以后的漫长生涯。诗歌是语言的极致形式，最终它向永恒的“你”敞开。那个“你”或许不在茨维塔耶娃所言的一百年后；走到人生中途的人会意识到，贝雅特丽齐就在我们的邻人之中。“因此不要悲伤，不要难过，∕我起誓以全部弱点留在你们身上。”
诗作《雨霁》让我辨认出歌德的气质（帕斯捷尔纳克是其《浮士德》的俄文译者之一）：“大自然，世界，深邃的宇宙，∕我流淌着幸福的泪珠，∕被隐隐的战栗笼罩着，∕定站到你久久的祈祷式结束。”德国哲学家本雅明曾在梦中见到歌德，感动得流泪。因为那位老年艺术家，站定在他的土地之上如一尊雕塑；雕塑的口中述出那些话语，从心所欲而不逾矩。
我也曾得到一本八十年代出版的《含泪的圆舞曲》。在翻阅那本来自图书馆的旧书之时，我仿佛看到老年的帕斯捷尔纳克走入一片树林，与他年幼时所经历的一切再次相遇，遇见1912年的伙伴们。那么，“一切应验了”；“我透过林中的树间空隙，∕能把全部未来的生活看穿。∕小到百分之一的一切∕在它里面得到证实和应验。”
他回到了曾在麻雀山目睹的年老体衰之预言，在先验的巨大光芒中。曾经环绕着诗人的众多比喻纷纷悉数掉落。像一位准备进入大海的泳者，他脱去自己的衣物，如仪式一般庄重。他成为“永恒的人质”和“时间的俘虏”，并且已经看见，“昏昏欲睡的时针和分针∕已懒得在刻度盘上旋转，∕可是一日长于百年，∕拥抱永远没完没了。”
帕斯捷尔纳克伴我走过了十年岁月。日光之下并无新事，每日我在北京的街巷间步行，正如前辈诗人王家新表达过的经验（他说“这是耻辱！这是北京的十二月的冬天”）。我带着《帕斯捷尔纳克诗全集》参加聚会，迷蒙之时想起“一日长于百年”，散场后，我把这句话转述给一位友人。友人喟然答复说：“有它在，我辈还怕甚。有它在，这就是一次永不散场的筵席。”
2014年9月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