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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夏天我曾在宋庄美术馆看过一场电影，放映的是《被嫌弃的松子的一生》。日本姑娘松子，小时候总是被父亲责骂，留下心理阴影；而长大后在与别人的恋爱关系中，一次次地陷入各种困境；与她相处过的男性们，因为各种原因，每次都离开了她。然而，松子从没有停止去爱他人。最后一位男友在拒绝了她之后，猛然醒悟说，“只有上帝才能像松子这样地去爱别人。”
这个故事似曾相识，随后，我想起了福楼拜的《淳朴的心》。这种拾级而下、逐步坠落的步调，这种心理结构，可能已经先验地存在于我们的头脑中。而《松子》的导演中岛哲也，和19世纪作家福楼拜，他们在一切坠落之中准确地把握住了它。
极有可能，那位日本导演是福楼拜的读者；中岛是我们的同时代人，而福楼拜长于我们一个半世纪。我步行回到住处，摊开福楼拜文集。在我们的情感接受教育的时候，我总是需要回到经典之中；它们就像缚住尤利西斯的桅杆，使你确定自己的位置。
我再次复述《淳朴的心》，它是短篇集《三故事》中的第一篇。女仆费莉西泰是个孤儿，从小寄人篱下。十八岁时，有个男人追求她，可最终却因为逃避兵役与别人结婚，离开了她。从此她进入了封闭的成人生活，到欧班夫人家中当女仆。她先后将自己内心里多余的爱意倾注给主人的女儿维尔吉妮、自己的外甥维克托，但他们俩先后离世。后来她得到一只叫做鹭鹭的鹦鹉，然而，鹦鹉不久也死了。她按别人的劝告把它制成了标本，继续留在自己身边。在女主人也先于她而去世之后，她孤身一人，在临死之前，她把自己最爱的鹦鹉标本献给了教堂的祭坛。“她恍惚在敞开的天幕里，看到一只巨大的鹦鹉，在她的头顶翱翔。”
我概括得很简单——但这故事拥有典范性的情节。所有的故事，都是在讲同一个故事，它们都来自于宇宙起源时的爆炸；但它变换自己的样貌，戴着不同的帽子向我们走来。我想继续复述故事们，这一次它转自卡尔维诺。
在《新千年文学备忘录》中，卡尔维诺引述查理曼大帝的故事。查理曼晚年爱上一个姑娘，姑娘死去后，他下令把涂了香膏的姑娘遗体搬进寝宫，寸步不离。大主教图尔平怀疑皇帝中邪，坚持要检查尸体，果然在姑娘的舌头下面发现了一枚指环。但是，指环一到大主教手中，查理曼便爱上了大主教，草草埋葬了姑娘。为了摆脱这局面，大主教把戒指扔进康斯坦茨湖。查理曼从此爱上那个湖，再也不愿离开湖岸。
卡尔维诺称这个指环为“叙述线”，“在各个插曲之间建立逻辑上的因果关系”。我在《被嫌弃的松子的一生》和《淳朴的心》之中也找到了这枚指环，它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对他者的爱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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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我们也能将那爱意扔进湖底，可惜这很难办到。除非一个终结在等着我们，像《三故事》中第二篇《圣朱利安传奇》的结尾，救世主耶稣亲自来临人世，紧紧抱住善者升入天国。这个结尾同样出现在王尔德童话《自私的巨人》之中，后者的基督形象带有孩童气息。这是匠人们的艺术，例如在果戈理那儿，飞上天空的方式则是坐上火马车；而在尤瑟纳尔那儿，老画家用画笔画出大海和小船，然后悠然乘船远去。
我们的爱意无可解释；我们的其他欲望同样如此。朱利安拥有一个希腊化的早年，那是狄安娜和俄狄浦斯的世界；然而他的晚年降落在基督教，在一切事物之中，只有最严格的苦修认出了他。唯一的转折只能来自于超验性。
基督可曾去看望过灵薄狱中的索福克勒斯，甚至是俄狄浦斯？在福楼拜的时代，历史已经被认为是在逐渐进步的。但这也许不是他所关注的事物。对比福楼拜的另一部作品《圣安东尼的诱惑》中的激情，在行文风格的区别中看得出这样的改变痕迹：作者清扫去了多余的事物。
然而，我着迷于朱利安升天的那段描写。层层叠叠、斑驳有序，通过叙述的节奏，作者一步步地揭示出美感，这样的文字篇章，好像莎乐美的七层纱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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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克里斯托弗·马洛在歌德之前写浮士德一样，福楼拜也在王尔德之前写到莎乐美。在三故事的最后一篇《希罗迪娅》里，这位往后将变得家喻户晓的姑娘，还处在她的前夜状态；在那次著名的舞蹈之后，在向希罗特提出要求的时候，她甚至还说不清楚约喀南的名字。确实是需要经过文学史的艰难练习，她才能在王尔德那里准确说出它。
写作永远无法成为一门科学；但福楼拜是一位科学家。在文本中，所有语句的质地都被称量过，犹如巴勒斯坦地区的砾石。他的写作方式会带来一连串的结果，从卡夫卡到阿兰·罗伯—格里耶。
在现代南斯拉夫作家安德里奇的《特拉夫尼克风云》一书中，各种人事紧紧相互纠缠，呈现在一张被固定的画布上。《希罗迪娅》正是类似作品中的典范，每一位人物都带来关系网之中的一个线头，在这一切之中，我们区分出称其为“民族”“宗教”“利益”和“情感”的各种事物。但福楼拜在这种时刻，又轻飘飘地扔下了它们。他的桌上似乎还缺少一块镇纸的石头——这也是为什么《圣安东尼的诱惑》无法成为《浮士德》那样沉重的作品。
他也许知道自己处在某种旅程的中间，离开端和结束都很遥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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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奥地利作家罗伯特·穆齐尔出版了《三个女人》，文本结构与福楼拜的《三故事》如出一辙。穆齐尔说，“中篇小说……是某种突然向他袭来的东西”，相较于德语文学的“Novelle”传统，他离法国人福楼拜距离更近。1940年初，我国作家沈从文写作了短篇小说《王嫂》，王嫂是一名帮工，生活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内地，身份和费莉西泰类似，但她们的淳朴却有很大的差别：王嫂的女儿在一次不幸中偶然去世，但王嫂在生活中仍然一切照常，心存古老的价值观“生死有命”。沈从文写道，“一切事都简单具体，使这个简单的人生活下来觉得健康而快乐”。
而“费莉西泰在她一堆杂七杂八的零碎物品中找到了慰藉”；这句话我引用自英国当代作家朱利安·巴恩斯的《福楼拜的鹦鹉》。我接着引用那本书中的句子：“随着费莉西泰最后的心跳，故事渐渐接近结尾，‘就像泉水在干涸、回声在消失一样’。也许，大概那就是事物可能有的面貌吧。”
2015年5月2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