渐渐地我认为，要成为一个伟大诗人，必须经过足够多的旅行。这个观点可能有些偏颇，但我是在读密茨凯维奇的传记时，产生这个想法的。——好吧，更确切地说，我同时还在读王炜的新书《大地报告》；如这位苛刻的写作者所愿，我不能在这里夸赞他。这几件事是同时发生的。
无论如何，我的朋友王炜，正走在这样“忽明忽暗”的道路上。两年前我第一次在聚会上见到他，在交谈的最后时分，他提起自己曾经在沱沱河岸边的夜晚，听到水中浮冰碰撞的声音。他说在那一刻，自己理解了曼德尔施塔姆的诗句，“我听见那最初的冰”。后来在另一个场合，他在庞杂的文学言谈中又提到这种意象，“黑夜的浮冰”。可是当时我却理解错了，以为他说的是“黑夜的伏兵”。不过，王炜不会反对这种错误。我们都同意，此时的空气中就有着隐隐的伏兵，如同远山。
王炜又一次以类似的言谈打动我，是在他为电影《诗人出差了》所写的评论中。在那篇文章的结尾，他居然谈起自己做过的一个梦：他梦见自己身处新疆的棉花田里，有一个维族老农朝他微笑，咧开有着发黄牙齿的嘴，这个人就是索福克勒斯。索福克勒斯向他建议，“把这一切，把已经发生和即将发生的，写成一首‘银灰色的叙事诗’。”——我在这里请人们注意，这是一个在中文梦境里见到过索福克勒斯的家伙。
在认识他两年之后，我终于见到了这本《大地报告》的出版。王炜是一位诗人，但他为当代散文提供了范本，这是我从一开始就确信不疑的，自从读过他的评论文章之后。坦诚地说，两年以来我喜欢王炜的文论，胜过喜欢他的诗作。因为王炜的诗歌写作，并不是普通读者能够一眼辨明的。庞杂的观念和思考存在于他的头脑，假如它们像雅典娜一样离开王炜，那它们会转而压垮一座城市。然而，散文以其文体，却能够很好地承载它们，使它们舒展、铺开。
可是话说回来，《大地报告》真像是一本诗集；当我翻开书，读完第一篇《穹窿史》之后，我不禁如此感叹。在叙述完一位旧日友人的陨石故事之后，王炜开始做梦——或者说，想起自己过去曾做过的一个梦。一位谈吐敏捷的老人在梦中给他一本书，“封面是简朴单纯的天蓝色，印着三个宋体字：‘穹窿史’。”（王炜总能适时做梦，我真羡慕这一点。）这是陨石故事的结尾：这位昔日爱好聂鲁达的仡佬族青年、今天的“中年文官”，明白“我们要带着一种家传的奴性去生活”。但他也仍然“酷爱流星”。
如果下次与他聊天，我或许会提及兰佩杜萨写过的萨利纳亲王。在小说《豹》的平庸和混乱中，亲王也能够在天文望远镜的另一端，勉强获得一份平静。那是“穹窿史”的另一种可能性，在另一个时代、另一块土地。但王炜更加感兴趣的，可能并不是这种诗意的瞬间。而是他自己所说的——在边缘地带阐明，在《大地报告》的前言里他说，“我在一首诗中称之为‘返工’。”那么也许我们会换个话题，聊起乞乞科夫对俄罗斯内地的游历。
他感兴趣的是更为庞大、但也更为具体的东西。我已经多次听到他用这个提问来为自己的小型演说做结尾：“何为中国人？”他的全部写作，都源自一种纯正而实际的问题意识。他会在不同的文体里重复他的措辞：一系列“小长诗”，组诗《成为同时代人》，诗剧三种《韩非与李斯》《罗曼·冯·恩琴》《MAO》，文论集《近代作者》，以及这本《大地报告》。在这一点上他倒真的像一位不拘小节的近代作者，对他来说，重复不是问题。
所以当我读到《波浪公路》的时候，就认出已经熟悉的东西了。王炜在文中记录下这样的句子：“人活着用不着很多才能，我越来越明白这个，不过，这正好也是对人的挑战，没有才能地活。”这是甘肃人老朱所说的话，他工作于青藏公路上某个冻土观测站。而我所知道的王炜诗作《关于才能》，就是老朱这段箴言的另一块棱镜面。在诗作《中亚的格列佛》中，王炜的诗句又是这样的：“我沿着一座波浪公路寻觅∕缺氧中摸到了雷霆的开关。”
显然，随笔集里的诸多篇目，可以成为王炜那些晦涩沉重诗作的注释。《大地报告》里直接提到了他自己这些作品的创作：小说《亚欧铁路》，诗剧《罗曼·冯·恩琴》，还有小长诗《洪水》。去年秋天我读到刚刚写成的《洪水》的时候，还不知道有《大地报告》这一批文章的存在。我惊讶于他这样的诗句：“不论大地的纠正还是鬼魂的看法∕我必须重新接受，在一阵溃决的∕严寒中，中国永不完成。”王炜仍然是一个写作警句的人，但他几乎比任何人都谨慎，除非他对此有把握——自己写下的是穆旦式的营养的苦汁。
“土地越来越明亮。开发区∕浓烟起伏……”我已经适应王炜诗句的节奏，而《洪水》中的这另一句，我曾经在交谈之间随口诵出。王炜对“那个永久的前统治者”并不陌生，他动身去过某个斯威登堡式的“忿怒界”，他是一个21世纪的俄耳甫斯。
我已经把话题拉得有些远了。《MAO》的第四幕献词是：“听，歪瓜裂枣的共同体在发疯。”这就又回到了《大地报告》的主题，这共同体既是我们这些“新人”，也是这片浓烟起伏的土地。王炜在返工的过程中前往了西藏、新疆、内蒙古、山西和东北，沈阳、西安、杭州，最后笔尖停在他所出生的贵州。他记录下了满洲里的普希金像、盐湖之光、“辽宁阿特拉斯”、乌拉泊水库的天鹅，雅鲁藏布大峡谷的建设者、喀什的文物爱好者，还有落在生活中的“常见之鹰”。在周游东北的路上，他在这本书中又做了一次梦——和前几次类似，这次他梦到的是一个“絮叨、平凡的海神”，“戴着顶老年帽”。
早些时候，王炜对我随意地说，这本《大地报告》不值一看，里面文章的质量参差不齐。读完后我承认后半句是对的，但这是因为，部分文章给出了过高的标准。第一辑中的《穹窿史》、第四辑中的《身边的溪流》等篇，正如我前面提到的，已经是当代散文的范本。在《身边的溪流》中王炜自述道，“我等待着，经历了时代的、工作的乱石堆后，还有时间去写一些溪流般的句子。”这一点他显然已经做到了。到了最后一篇《不可能的还乡》的结尾，他回忆起外婆和少年时光，令人动容地说，“故乡等于年轻时在空无中的平静和外婆的山地”。
在后记中，王炜按照埃利蒂斯的方式列出了自己喜爱的事物，其中一项是“一些从西藏阿里地区、雅鲁藏布峡谷，青海可可西里和江源地带，新疆可可托海、艾丁湖，黑龙江边，呼伦贝尔草原以及黄海边带回来的普通石头”。说到这儿，我想起曼德尔施塔姆以石头命名他的诗集。书中的这一批散文，是王炜从旅行中带回的另一些石头。我还想起了自己喜欢的短篇小说《乌鸫》，大概理解了穆齐尔何以能够沙沙作响地讲出三个小故事。
事实上，在这些文章面前，我已经失去了使用比喻的动力。也是在这之后，我才读懂了他的诗歌。用了很多年，他才收集到一定数量的“朋友的幽灵”。（在某种误读之后，我还是在王炜身上找到了乞乞科夫。）除了各种文体之间的相互联系之外，他的具体生活也许才是更为吸引人的最后一种文体。还是像某个近代作者一样，多年之后，朋友们的生活乏善可陈，王炜的生活却还值得被传记研究。
我总是不能免于把事情弄成二元的。王炜兄年长我十一岁。家坪兄曾向我谈及他们这群友人的故事，他们几位前后脚从北京前往乌鲁木齐工作。我只有视自己即将离开这座城市、这段生活，才能写下这样的文章。但也许，我要离开的只是自己业已逝去的三十年时日。我可能不会像马骅那样动身前往澜沧江，尽管他在那里写下了“我最喜爱的不是白，也不是绿，是山顶上被云脚所掩盖的透明和空无”。我现在想到，北京城也有地理学。在地铁十三号线上，我时而放下书，看车窗外的傍晚，宁静而有橙色和黑暗。这也是王炜给我的启示。然而，“我刚刚才适应这青年时刻∕大地上就浓烟汹涌，犹如集合的儿童”。
2016年11月14日凌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