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在我们麦地村的名声简直糟糕透了，他死之后，还有人戳他的脊梁骨。然而年轻时，他也曾是个体面的人。
父亲生于一九四六年，十四岁高小毕业后，在村里当了三年放羊娃，就被招到县食品公司工作，成了一名公家人。虽然他的主要工作是杀猪卖肉，但毕竟是吃公粮的人，因此很受人尊重。那些年，父亲在县城里工作，母亲带着我的两个哥哥在村里生活，当父亲穿着四个兜的干部服，背着印有“为人民服务”的帆布包回到麦地的时候，在地里干活的乡亲们都纷纷扔掉锄头，跑过来跟他打招呼。父亲微笑着给他们递纸烟，要是有孩子围上来，他就从兜里掏出水果糖分给他们。总之，那时的父亲春风得意，只要他一回来，我们家就热闹的跟过节一样。然而这样的情景到一九七八年结束了。那年，父亲从一个外地人手中购得了一方古砚。父亲虽然读过几年书，却并非舞文弄墨之人，他只不过是想把砚台转卖之后从中牟利。没想到那砚台竟是别人偷来的，东窗事发后，他被开除公职，据说还被判了缓刑。父亲从风光无限的公家人变成了普通农民，他在人们心里的地位也一落千丈。他回到了麦地，跟着我母亲和两个年幼的哥哥一起生活。父亲回村不久，我姐姐就出生了；一九八一年，我也不合时宜地来到了人世，父亲被村干部们呼拥着，在卫生院做了节育手术。
父亲回村之后，往昔的风光已荡然无存。日子过得不顺，他曾经想重操旧业，在四乡八里杀猪赚几个小钱，但乡下并不缺少杀猪匠，他们显然不愿把生意让给父亲，何况那时乡下并没有多少人养得起猪，父亲只好将杀猪刀收起来藏在床下。我的两个哥哥先后上学，父亲对他们寄予了厚望，他希望他们能够多读点书，长大后离开麦地村，在城里拥有一份体面的工作。
父亲丢了工作，还被判过刑，这已让他抬不起头，回乡后的落魄更无疑是雪上加霜。他总是沉默寡言，要是碰到早些年一起工作的同志，他会远远地躲开他们。那些年如果父亲老老实实地过日子，生活虽然艰苦却也能风平浪静，然而长期积蓄在他内心的苦闷与不满让他再次遭受了挫折。我三岁那时，政府组织群众修村镇公路，我们家分到了一段。父亲和母亲去修路，没想到第三天就出了事，一块大石头从上面滚下来，我母亲躲闪不及，大腿被砸伤了。要是给自己干活伤的，那只怪自己倒霉，可是那是给集体修路伤的，集体就应该有个说法。父亲怒气冲冲地去找村支书王大方，要求村上将我母亲送去县医院治疗。那时王大方虽然还不到三十岁，却已是村里举足轻重的人物，而我父亲早已落魄，因此他对父亲的要求不以为然。王大方摆摆手，说这样的小伤用不着去县医院，让村里的郑医生弄几付药，一个月就好了。父亲的想法没有得到支持，心里很不痛快，他又提出让村上发给我母亲营养补贴和误工补贴，都被王大方驳回了。父亲气愤之极，离开村上的时候，他狠狠地摔了村支书办公室的门。
母亲受伤后村里没怎么管，我们家的日子过得又不顺，父亲心里积储的怨气找不到发泄的地方。没想到我母亲的伤还没痊愈，王大方就带着村干部们来了，催我们家去修路，这令父亲大为光火。
我老婆都差点被砸死了还修什么路？你们另找他人吧！
这是政府安排的，你说不修就可以不修？
天王老子安排的我也不修。要是再出事，你王大方能负责吗？
你的意思不修？
枪毙了我我也不修！
李元胜你的嘴别太硬，你是犯过错误的人，劝你老实点，否则弄出麻烦来不好。
父亲犯了错误丢了工作，这是奇耻大辱的事，王大方竟然在这当口揭他的伤疤，他火了：我就是不修，你还把老子啃了？
父亲逞了一时的口舌之快，却给自己带来了不小的麻烦。当天下午，镇上来了几个人，叫我父亲去修路。父亲说：我正要找你们呢，修路的事情先摆在一边，我老婆给你们修路变成了废人，你们说怎么办？
那时我还小，我看见父亲跟那他们争吵，父亲的脾气似乎很大，而那几人的声音也很大，他们说着说着就推攘起来，父亲被他们推到了屋外，那几个人走了，父亲也被他们带走了。之后父亲好几天没回家，他因为妨碍公务，被派出所拘留了一个星期。父亲把所有的怨气都撒在了支书王大方身上，从派出所出来之后，他在家里抄了一把杀猪刀直奔王大方家，要跟王大方拼个你死我活。王大方原本并不把我父亲放在眼里，以为收拾一下就听话了，他没想到我父亲的火气竟越烧越旺，心里怵了，忙关了槽门躲了起来。父亲见王大方不开门，抱起一块大石头，把王大方家的门板砸破了。他在外面叫嚣：
王大方你狗日的有本事再叫人把老子抓去关了！老子不怕你，只要老子出得来，就杀你全家！
父亲的蛮横和凶恶起了效果，我们家没有再去修路，村上也没有再过问。之后的年月里，王大方事事都避着我父亲三分，父亲呢，愈加得寸进尺，凡是跟王大方扯得上关系的麻烦事，他必然要大做文章。我们麦地村地下煤藏丰富，村里有好几口煤窑，但大多是小打小闹，只有王大方家的煤窑规模最大，那口窑的矿道已经伸到了村子底下。有一回父亲发现我们家的猪圈墙裂开了一条缝，硬说是王大方家在煤窑里放炮震裂的，还去矿上阻止工人施工，要王大方赔我们家的猪圈，虽然经上级领导调停，事情最终不了了之，但王大方家的煤矿却前后停产了半个月，收入损失了不少。还有一次，王大方的舅子张厚才家的牛闯进我家玉米地，啃了十几棵玉米苗，父亲操了根木棒把那头牛打得背脊出血，还气势汹汹地闯到村上找王大方说理。结果，张厚才家赔了我家五十斤玉米。
人们早已忘记了那个曾经很体面的干部李元胜，而父亲也从来不在人前提起自己曾经的光辉岁月。我们一家人在麦地村生活，过着艰难的日子。后来哥哥成家了，他跟着父亲在村里开煤矿，矿没开成，却遭遇煤矿塌方，哥哥的腰受了伤，落下了一辈子的残疾。哥哥躺在床上，对父亲充满怨恨。他对我二哥说：要是爸爸当年不被开除工作，我们现在就是县城里的人，我又怎么会受这样的苦呢？二哥说：不仅是县城里的人，我们还会有一份稳定的工作，都怪老头子利欲熏心！
而我不像两个哥哥那么想。我是超生的，要是父亲不犯错误，我就没机会来到这个世界。所以，我要感激父亲，或者说，感激他犯的那个我错误。我是理解父亲的，我们家的日子虽然过得不顺，但父亲是个有眼光的人。村里像哥哥二哥那么大的人，很少有读完小学的，但我们家里再困难，父亲都要求自己的儿子们读书，他希望我们能够跳出农门。哥哥读书的脑子笨，小学毕业后没考上初中，父亲硬逼他去补习，补了两年终于考上了初中。他在初中还留了一个级，毕业后却什么也没考上，只好回家务农，娶妻生子。父亲失望之极，哥哥结婚一年后，父亲便让他自己修房子，分开单过。二哥比哥哥精灵得多，却不用心读书，读完初中后，没考上学校，父亲咬着牙让他补习了两年，终于考上了高中，可是他读了半年就回家了，从学校带回来一个姑娘，不久之后两人奉子成了婚。二哥二嫂在家里呆了两年多，把孩子丢在家，两口子相约出门打工去了。父亲对二哥的期望也落空，每天拧着一张脸，谁见了都害怕。我姐姐人老实，读完四年级便自己回家了，长大后嫁到了邻村，姐夫也是一个老实人。父亲有重男轻女的思想，并不在意姐姐读不读书，见两个儿子读书已经废了，便把希望寄托在我的身上。我还算争气，高中毕业后考上了市里的师专。其实师专算不上什么大学，它介于大学和中专之间，好比介于摩托车和自行车之间的电动车、马与驴之间的骡子一样，叫它大学实在是很勉强。但父亲还是很兴奋，逢人说话的声音也大了许多。按父亲的想法，我毕业之后自然是当官，最不济也能在镇上当个一般干部，没想到我公务员没考上，只在麦地小学当了个老师，这令他大失所望；我结婚后，他对我更是失望之极。我妻子只读过初中，家庭条件一般，我们结婚后，她在镇上租了个门面摆了个服装店，收入微薄。我在麦地小学教书，但大多时候住在镇上，老家的活多了，偶尔也回帮帮忙。我回家帮忙干活，父亲既不拒绝也不欢迎，我从他落寞的目光中看到了他对我的失望。
时光荏苒。如今，我的大哥已经显出了老相，时常腰疼，那是当年他跟着父亲去开煤窑时留下的旧伤；二哥又外出打工去了，二嫂自从跟一个山西人私奔之后，一直杳无消息，二哥在外面形单影只，偶尔打个电话回家，却经常换号码；姐姐和姐夫仍旧守着土地，种点烤烟，日子过得不好也不坏；我呢，依然在麦地小学教书，每天来回在村里和镇上奔跑。生活并没有什么改变，唯有我们的父亲长眠于地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