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走进呼伦贝尔这片令人心驰神往的土地的那一刻起，我仿佛是在大自然赋予的幻与真、梦与醒的感觉中度过的。它闪现在我眼前和萦绕在我脑际的，首先是一个“大”字。
静卧神州北陲的呼伦贝尔是个地级市，面积为二十五万三千平方公里，幅员之大，是鲁、苏两省的总和，人口却仅有二百七十余万。境内有八万平方公里的天然牧场，十二万平方公里的天然森林，三千多条河流，五百多个湖泊。那世界三大草原之一、被誉为“北国碧玉”的呼伦贝尔大草原，给予我们的是大辽阔，大安闲；那被称为“中国历史幽静后院”的兴安岭大森林，给予我们的是大神秘，大幽深；那斗折蛇行的条条河流，给予我们的是大蜿蜒，大滋润；那浸润着马背民族精神的呼伦湖，给予我们的是大澄澈，大宁静；而那辉河及根河湿地，给予万千生灵的则又是大接纳，大包容……
这天一大早，我和文友们从呼伦贝尔市驱车东行，去鄂伦春自治旗访古。车刚离开市区，顷刻间便驶进了碧草连天的大草原。隔窗眺望，但见草色浓浓淡淡，起起伏伏，宛如偌大的绿色绒毯，无休止地向天边伸展。时有羊群似团团白云飘落在绿毯之上，偶见马群在葱绿的草地上踱着绅士般悠闲的步子。这脱掉尘埃之气、清逸灵透的意境，已超出了画图的色彩，而化生出人间天堂的意味。途中，我们数度恳请司机停车，以爽耳目。每每见到的是红、白、黄、蓝、紫的各种野花，在草丛里掩映着，在阳光里闪亮着，在微风里绽放着，在蜂蝶轻轻地亲吻下羞晕着。香草在我们的膝边，薰风在我们的脸上，微笑在我们的周围。没有拘束，没有猜忌，没有讥刻，没有督饬，这里留给我们的是放松心灵中的永难抹去的绿的记忆。
经过五个多小时的行程，大兴安岭的万顷苍翠，涌入了我们的眼帘。大兴安岭北起黑龙江漠河县，南至内蒙古赤峰市，南北长一千四百公里，东西宽三百公里，其百分之八十多的林区面积在呼伦贝尔境内。大兴安岭与亚马逊雨林，并称为地球上的两大肺叶。一扑进大兴安岭那阔茫茫、气滔滔的怀抱，我顿生千岭结一绿，世外疑无天的喟叹。大兴安岭林区里，有大小河流七千一百余条，山中有水，水中有山，山缠水绕，水山相亲。
“天地之大德，曰生。”正是地母以她的宽厚和仁慈托起了高高的兴安岭，并以她乳汁饱满的胸脯，孕育着这里的“生”，滋哺着这里的“长”，展示着这里的“茂”，高擎着这里的“美”！
车子在林区的土路上跳荡着。我们在澹澹河溪叠叠岭，蓝蓝湖色青青山的林海里穿行着……日暮时分，我们才住进了大兴安岭东麓的一家林区宾馆。
呼伦贝尔的大草原和大森林，共同谱写了一卷卷游牧民族的充满激情和戏剧性的叙事诗。开国后尤其是近几十年来的考古发现，进一步证明了大兴安岭森林，是人类早期的栖息地之一，是东胡、鲜卑、室韦、契丹、女真、蒙古等众多马背民族的生命源头。
“鲜卑”作为一个民族称谓，意为生活在森林里的百姓。在蒙语中，“鲜卑”和“室韦”也为森林之意。“鲜卑”一名，最早见于周初。《国语·晋语八》中，有周成王在今宝鸡市的岐山会盟天下诸侯时，不屑和南面之荆蛮、北方之鲜卑为盟的只言片语的记载。成稿于公元554年的《魏书》，是二十四史中第一部记述马背民族创建的封建王朝的正史。《魏书·序纪》载：“国有大鲜卑山，因以为号，其后，世为君长，统幽都之北，广漠大野，畜牧迁徙，射猎为业，淳朴为俗，简易为化，不为文字，刻木纪契而已……”北魏第三代皇帝拓跋焘掌国时的真君四年（公元443年），拓跋鲜卑祖先的老邻居——乌洛侯国，遣使朝贡时禀奏：乌洛侯国西北，拓跋先祖的旧墟石室，保存完好，“室有神灵，民多祈请”……拓跋焘闻奏，即派中书侍郎李敞，率队从代京平城（今大同市）出发，北行四千里，来到乌洛侯国使者所言之“石室”，以马、牛、羊为牺牲，告祭天地，并将“祝文”刻于石室之壁。此举在《魏书》的纪、传、志中均有记载。《魏书》不仅誊录了石刻“祝文”的全文，且将石室“南北九十步，东西四十步，高七十尺”的空间大小，也笔录得颇为翔实。然而，大鲜卑山位于北疆何域，石室又藏在哪座山岭？千百年来，却一直是史学界的“哥德巴赫”猜想。
历史的经经纬纬里，总是沉潜着若干神秘；有时候，历史最精彩的笺页，往往匿藏得很深很深。自北宋以降，修史者对《魏书》中的“旧墟石室（亦称石庙）”的记载，凭主观臆断，多有修改。司马光编著《资治通鉴》时，避开“石室”之谓，屡称“旧墟”为“石庙”。宋人王钦若等辈所编的《册府元龟》一书中，数黑论黄，竟将《魏书》中“石室南距代京可四千余里”，改为“石室南距岱宗可四千余里”。这将“大同”变为“泰山”的篡改，虽两字之易，却谬以千里。后来，有人把大鲜卑山推定为燕山；有人则认为大鲜卑山不过是神话传说之山，难定其真实位置，可谓以讹传讹，三纸无驴……
惟坚忍者方能遂其志。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考古学家米文平，便痴迷于对拓跋鲜卑的“石室”及“祝文”石刻的寻找。他曾费时年余，查访了呼伦贝尔域内的诸多山洞，均因与《魏书》记载之“石室”不符而告返。1979年盛夏，米文平偶闻鄂伦春自治旗境内有一嘎仙洞，便抱一线希望，前来探究。见洞之规模，与《魏书》记述凿枘相应，遂喜出望外。然而，考古毕竟是将结论建立在实据上的学问。米文平三探嘎仙洞，仍未觅见“祝文”之踪影。有“石室”而不见“祝文”，无疑是劳而无功，苗而不秀。1980年7月29日，他率同行四进嘎仙洞，终在石壁的苔垢下发现一凹痕，经洗苔除垢后，北魏“祝文”惊现于世。如同虎符的一半与另一半得到了对接，一个千古历史谜题，终于破解！
继而，米文平又带人对洞内的泥土进行挖掘，先是见到了一千五百余年前，北魏人刻石时所遗下的花岗岩碎片；再行开掘，除发现了獐、狍、犭罕、鹿、野猪、黑熊的众多兽骨外，还发现了大批旧、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又印证了《魏书》所记的拓跋氏在大鲜卑山积“六十七世”之言，绝非无妄之说。
嘎仙洞石刻祝文的“显身”石破天惊，它向世人宣示，嘎仙洞就是鲜卑人先祖的“旧墟石室”，大鲜卑山就是大兴安岭！
我这次来大兴安岭的首要目的，就是去探访嘎仙洞。我和文友们从鄂伦春自治旗政府所在地阿里河镇出发，乘车沿嘎仙河边狭窄的柏油路，向西北方向而行，只见河两岸高林巨树，遮天蔽日，悬葛垂藤，绕岩挂石。不到半个小时，车子便在浓密的树荫下停了下来。举目仰望，但见一巍然高耸、陡似斧削的悬崖，矗立于浩茫的原始森林之中。悬崖的石壁上，赫赫然有一宛若三角形的巨大洞口，这便是我心仪已久的嘎仙洞了。沿人工铺凿的石阶登攀而上，进得洞中，我神情为之一振。这天然山洞，深达一百余米，宽近三十米，高有二十余米；穹顶高旷，浑然天成，石壁平直，细滑如切。看上去，古意苍苍，威严肃穆。
北魏石刻镌于洞内西侧的石壁上，刻辞十九行，全文二〇一字。这颂扬拓跋先祖功德，祈祷皇天之神护佑鲜卑子孙福禄永延的祝文，字大如拳，古朴刚劲。字里行间，折射出一种玄奥、雍容的宫廷气象。
我紧靠着护栏，久久凝视着栏内石壁上的祝文。嘎仙洞祝文的“惊艳”于世，除印证史实外，最关键的是，大鲜卑山地理方位的确定，不仅校正了北国历史地理上的几处谬误，厘清了历史地理上的一些疑团，而且还为后人研究游牧民族的地缘、天缘、人缘和风神脉息，提供了一个向四周辐射的基准点。从这多重意义上讲，嘎仙洞的祝文，作为马背民族的第一份石刻原始档案，和璧隋珠不足方其珍，凤毛麟角无以喻其贵！
嘎仙洞是鲜卑民族最古老、最真实的历史证人。它曾见证过一个坚忍的民族，是怎样面对凶兽的觊觎、蛇虫的叮咬，不畏雷霆的炸响，不惧雪暴的肆虐，一代又一代顽强生存的。它也见证了一个无畏的民族，是怎样以强烈的求生意识，在部落首领推寅的率领下，让那似马非马、似牛非牛的森林“神兽”——驯鹿，驮着兽皮，驮着桦皮制作的生活器皿，驮着老人，驮着稚童，驮着渡河用的桦木舟，西迁，西迁，南行，南行，奔向呼伦湖畔，奔向大草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