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一干人在厂长郭运良、总工程师季克良等人的陪同下，参观了酒厂酿造的整个流程，在酒库里，每位客人品尝了一小口上百年的“茅台”原浆。啊哦！黄绿色的，粘稠、拉丝儿，入口很绵、很厚，酱香扑鼻四溢。琼浆玉液嘛！天宫里玉皇大帝请王母娘娘的酒宴上，喝的大概就是这种酒吧。我平生第一次近距离地和酒厂接触，第一次亲眼看着从偌大的酒坛里提取出这种神奇精华的液体来，并且亲口品尝。我突然产生一种认知感和幸福感：喔，酒应该是这样的。好酒应该是这样的。听郭厂长说，中午给来宾备有酒席，请大家开怀畅饮。这无疑给大家一个美好的期待。酒席设在酒厂的宴会厅，建筑并不宏伟，装潢也不豪华，在有些质朴的二楼，窗户是一排可以完全开启的棂式木扇。时值七月，赤水河旁的茅台镇湿热更甚，我们从北方去的客人，领略了茅台盛夏的滋味。郭厂长却说，没有绿色的赤水河，没有赤水河在茅台这儿甩出个坝子来，没有一年一度的坝子里的酷热，哪儿会有赛比黄金的茅台酒啊。他还说：得天独厚，这是天地造化啊。酒桌上放着三种茅台，一种是一斤装的“五星”、五十三度，再一种是一斤装的“凤凰”、五十三度，三一种是半斤装的“凤凰”、四十六度。郭厂长站起来，先将瓶上的商标一一撕破，然后再将瓶盖儿逐个旋开，他说，这是茅台人的习惯，瓶子只装一次酒，防止假冒。酒过三巡，宾主间便不再客气，尤其是好酒者，便可以随意选择地斟饮了。我对酒怀有情结，就对三种不同商标的酒，细细品味，企图找到其不同的奥妙所在。何士光和周明比较活跃，端着酒找各位碰杯。崔道怡当编辑几十年，为人为事谨慎谦虚，喝酒也彬彬有礼，谦让也不例外。从维熙仗义豪爽且善饮，往往一杯酒刚净就立刻补满，毫不客气。周克芹和叶楠属于慢饮者，不慌不忙，慢条斯理，举起杯对着灯光照照，微笑着互相比画一下，算是招呼，只喝酒不吭声。陆文夫是美食家，为人厚道，曾有人问他保养有什么秘诀，他回答说：抽烟喝酒不锻炼，可见他和酒的关系是多么亲密的了。这时，陆文夫对半斤装的“凤凰”找到了感觉，索性将酒瓶据为己有，自斟自饮，不管他人。谌容是酒中侠客，喝到酣处，竟将陆文夫拉出座位，站在窗户边上，边斟边饮边说话，像是久别的兄弟。看着两位赫赫有名的作家喝得高兴我也高兴，只是离窗户太近，窗扇又开着，怕有闪失，就在他俩和窗户之间，端着杯子站着陪他俩说话，同时也尽到了《人民文学》的责任。那天，我们到底喝了多少瓶茅台酒，已无从知晓。总之，作家们一个个眼睛都眯成了一条缝儿，我自己也觉得脚步轻履，像踩了棉花。
二十几年过去了，周克芹离开了我们，陆文夫离开了我们，还有许多值得我们感念的作家离开了我们。已不年轻的我们还在，茅台厂掌门业已易人……“茅台”还是那个“茅台”，它宠辱不惊地和人间一道沧桑。“茅台”和《人民文学》的关系至今绵延，大概是从那时开始的？也未可知。
1989年的5月下旬，昆明宏达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郭友亮一行，就赞助《人民文学》创刊四十周年活动来京。郭友亮是一位极具传奇式人物，他和共和国同龄，不是一个安分守己的人。在“文革”特殊时期，为了吃口饱饭，竟然敢带着十几个哥们儿搞“黑包工”，被当时的政法机构判处死刑，曾陪绑死刑犯执行枪决。他调侃自己说：我是在活下一辈子的人了。这老兄喜欢文化人，更偏爱文人，于是就起了帮帮刘心武的念头。刘心武既然是《人民文学》的主编，那就帮《人民文学》好了。我作为总编室主任，代表《人民文学》在北京饭店和宏达初谈。待一切谈妥之后，我方在国际饭店设宴答谢，宏达方面还邀请了时任中国足球队的队长出席。我们很内行地点茅台酒：“凤凰”五十三度的。饭店电话说有，欣然应允。待一切就绪，刘心武也在路上了，我们围坐在桌子周围等待。我无意识地端起桌前的酒闻闻，很熟悉，酱香的，不错是茅台酒。然后不自觉地抿了一口含在嘴里，只觉一股馨香浸满口腔，然后慢慢咽下，余香仍在口腔，却有那么一丝的异样。
“咦，不对，好像是‘五星’的，不像是‘凤凰’。”我记忆中，这两种商标的茅台还是有些不同的，在那馨香的余味中，它具有一丝淡淡的不同，我小心地向副主编周明说。
周明先是端起杯嗅嗅，然后也抿一小口，也觉得不对。于是向店方提出了质疑。服务员信誓旦旦：我们是大饭店，这酒确实是茅台，绝不会有假的。我们说：我们没有说不是茅台，但不是我们所要的茅台。争执来去还是争不清楚，服务员索性把酒瓶子拿来以证明茅台是真的。
我们就哈哈大笑：“果然是‘五星’的，不是‘凤凰’的，我们点的是‘凤凰’商标的。”
热闹间，餐厅主管过来了，彬彬有礼地询问是怎么回事。服务员伶牙俐齿地辩解：“我的服务是按饭店规定做的，既然是茅台酒，就都是一样的。”对于我们的要求无能为力，也无可奈何。言外之意是我们在鸡蛋里头挑骨头。
我已经可以很自信地以行家的口吻告诉他了：“虽然都是茅台酒，牌子也一样，但商标不同口感就不同，这微妙的区别不是谁都能体会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