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在饭桌上，阿嫂却极力反对我回上海，说上海又勿是天堂，新疆也勿是地狱喽，人走啊走了，再回来轧啥闹猛。母亲说，我就要叫阿垫回来轧闹猛，因为现在我太孤单。阿嫂不愿意了，把筷子往桌上一拍，气咻咻地回到自己房里。阿哥为难地一摊手说：“作啥？作啥？你们咯是作啥？”我也把筷子往桌上一拍说：“姆妈，我一定回来！”
我把行李一件件搬进已属于我的那间大房子里，对着母亲的遗像鞠了三个躬，鼻子一酸，竟哭了。觉得自己很对不起母亲，母亲用她那二十几年积累起来的内疚补尝了我那些年所遭受的苦难。她又把那一大笔财产和这间几十平米的房子留给我。那笔财产就深藏在一个角落的隔墙里，母亲没有讲过这笔财产的来历。我想，也许是母亲当富家小姐时的积蓄，也许是外祖母偷偷给她的，但也不能排除外祖父原谅她后的馈赠。我还记得文革刚开始时的一个深夜，外祖父曾偷偷地来找过母亲，但以后不久他就死在“牛棚”里，那些东西会不会是那晚送来的？这一切都随着母亲的去世而成了个迷。
据阿哥讲，母亲感到自己快不行时，就催逼他尽快办我调回来的手续，但由于阿嫂的从中作梗，这事一直没有大进展。有一天晚上，母亲拿出两根金灿灿的条子放在桌上，说：“这是你外祖母在我同你们阿爸结婚时塞给我的，我一直保存到现在。阿堑调回来的事你们办成了，有你们一份，要是办不成，我统统给阿堃，这三间房子的产权也给阿堃，你们每月就给阿堃付房租！明天我就去找律师来写遗嘱。”母亲这话说得很坚决，阿嫂的脸吓黄了，说：“都是阿森呀！我催他赶快把阿弟的事办好，他就是拖！”
当我调回的手续都办好后，母亲没有食言，把一根条子给了他们，那一中一小的房产权也转给了他们。在请公证所的人来办转划手续时，阿嫂说：“姆妈，是勿是把那间中的留给阿堃，他只有一个人，一间中的就足够了。”母亲说：“他就不再结婚了？他就不把孩子领回来了？你要叫他做一辈子的鳏夫？你的心也太狠了。”她对两个公证员说，“现在勿办了！要办，我就统统办给阿堑。”又一次吓黄脸的阿嫂说：“姆妈，你看你，我只是同你商量商量么，不肯就算了，值得生那么大的气吗？”
母亲临终前我及时地赶回来了。她握着我的手宽慰地一笑说：“阿堃，好了，都好了……”她感到作为一个母亲，已经尽到了应尽的责任，对我们兄弟两个她也摆平了，于是她安心地去了。那时我才感到要当好一个母亲有多么的难啊。我再次朝母亲的遗像鞠躬，又泪流满面了。其实母亲并没有欠我什么，而是我欠母亲的太多太多……
我们这幢三层楼的房子住着六户人家。一楼是余家外婆的，二楼是我们家，以前三楼也住一户人家，但那家人搬走后，竟住进了四户人家。三楼也是三间房，大间住着刘老师一家五口，刘老师以前当过小学教员，文革时因一点历史问题把他弄到居委会去当杂务工。但对他的问题并没作结论，文革后，他到处找着要求落实政策，可人家说并没有对你的问题作过什么结论呀，落实什么政策？你的工作调动纯属正常的工作调动。弄得他哭笑不得，只好继续当他的杂务工。在居委会别人都叫他刘师傅，但在这幢楼里大家还是叫他刘老师，他感到很满意。中间住着林家姆妈一家三口，男人在厂里跑供销，一年里在家住不上几天。林家姆妈是个纺织女工，十几岁进厂跑了几十年的车，两条静脉曲张的小腿里仿佛弓着一堆又粗又青的蚯蚓。夏天她穿着短裤，我都不敢朝她的腿肚看。她心直口快，没有什么文化，头脑又有些简单，喜欢凑热闹。小间住着一对小夫妻，女的生孩子后，把孩子留在婆家。他俩好像很忙，也勿同别人搭讪，又很少在家做饭吃，有时晚上做顿饭也是女的匆匆做好，端上去后就再也不下来了。大家至今不知这对男女姓啥叫啥。背后说到他们时就叫“咯个男的”，“咯个女的”。而连生家则住在阳台边上架起来的一个小搁楼里，一张铺挤在叠压着的家俱里面。天热时，弄出一张折叠式小桌在弄堂里吃饭，天冷时就把折叠桌搁在床上吃。那张铺就是他们一家三口吃饭、睡觉、活动的场所，但他们一家却活得挺滋润。我那天坐在门口帮阿嫂剥毛豆，连生也在门口收拾几条手指头长的小鲫鱼，他问我，小擂爷叔，你在江西插了几年队啊？我说三年。他一摇头说，喔哟作孽。在新疆呢？我说有十几年。他又一晃脑袋说喔哟作孽，结婚勒口伐？我说结过婚但离了。他瞪大眼睛说离婚？哪能会离婚咯？我说女人有了另外咯相好。他连摇两下脑袋说喔哟作孽作孽，有小人口伐？我说有个女儿判给女方了。这次他没有说作孽，把鱼弄好后，放在一个碟子里，撒上作料准备清蒸。然后回过头来说：“阿堃哥，你的命真苦。”我不知道他是在同情我还是要以我的命苦来衬托他的滋润和满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