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师傅袁世明个儿矮,人糙,长得不怎么招人待见。三十好几了,还没说下一房媳妇。但他有绝活,米闸一拉,雪白的大米哗哗放下来,过磅,不短一分,不多一毫。他给人称米从来不拉第二把,人送外号“袁一把”。我不行,我得拉好几把。有时候拉多,有时候拉少,跟人跑肚蹿稀似的,没个准谱。老袁跟我说,熟能生巧,你得常拉,拉熟了就好了。
袁世明不太管我,也不拿什么架子,我们师徒关系和谐。没什么不和谐的,我爱看书,他爱跷着二郎腿喝茶,眼珠子跟着进进出出买粮买面的人转来转去。他有一只印有“C城粮管所某届职工代表大会”的搪瓷缸子,走哪儿端哪儿,寸步不离。据说这只搪瓷缸子的历史悠久而辉煌,是袁世明的门脸儿。
“好家伙,整个粮管所好几百口子人呢,职代会,不是开玩笑的,凭什么呀?就凭这手业务,袁一把!什么时候你成‘丁一把’了,你也能端上这么只缸子。”袁世明吧唧着嘴,把一枚不慎溜进嘴里的茶叶又吐回缸子,抬头跟我说了这么一句。
我其实对那缸子顶瞧不上眼,但嘴上不能说,袁世明是我师傅,师傅的物件是能随便亵渎的吗?我只能点头哈腰地说您这荣誉我一辈子也赶超不了。袁世明心里老鼻子高兴了,笑不唧儿的在那儿装模作样地说,哪里哪里,青出于蓝,青出于蓝哪。我心说你都“一把”了,我再他妈青出于蓝还不就是个“半把”?
饶是如此,我也要加强学习和锻炼,我吃苦耐劳,不耻下问,对领导和群众皆笑脸相迎,很快得到了广泛的认可。有时候面组的陈群会叫我过去扛袋面粉什么的,袁世明也不拦着,都是革命群众嘛,大家相互帮忙。但是油组的梅燕会私下里到米组这边嘀咕:以为自己是谁呢,这点儿活儿还要喊小工呀?小丁新来的抹不开脸,老袁你也不帮着你徒弟,看着他给人剥削!
袁世明有点儿下不来台,但对着这个轻启樱唇啁啾起来挺凌厉的姑娘发不了脾气。梅燕漂亮,是那种有目共睹的漂亮,但凡漂亮的姑娘,有点儿小性子大家都可以忍。尤其是袁世明,几乎是有几分讨好地顺着梅燕。
我们人手宽裕,你要是有活儿的话,只管言语一声儿。袁世明和稀泥地笑笑。
你倒会做人。梅燕嫣然一笑,一扭一扭地走了。
小婊子弄的,就会骚情!陈群到底是知道了,知道了就跳着脚骂,王主任奓着手,拦都拦不住。
“怎么的?老娘给人欺负到头上还不能言语了!”陈群嘴上不饶人,手底下也利索,一闪身,晃过王主任,“刺”地就挠下梅燕一块皮。这一招够狠,饶是我悬梁刺股饱读武侠圣典,没辨出何门何派。陈群的步法和手法皆显示出修炼经年的深厚功力,叫人眼花缭乱。
梅燕被挠得“嗷嗷”直叫唤。袁世明吸溜一口气叫了声“哎呦”,好像他也被挠到了似的。
陈群把梅燕给打了。梅燕心里委屈,要王主任给个说法。王主任说,日恁奶奶个脚,我能给你啥说法!你先骂她没有?
梅燕说我是那么没素质的人吗?
王主任说你那么有素质你跟她计较?她吃着舒必利的,你也吃错药了?
梅燕就不吭声儿了,小肩膀一抽一抽的,睫下缀着一颗颤悠悠的泪珠子。我心下恻然,觉得这颗泪多少跟我有点儿关系。
打这以后,有意无意间,我难免多看梅燕两眼。我发誓这多看的两眼无关情色,梅燕其实不如叶薇薇漂亮,从审美的角度来讲,我已经是曾经沧海的人——那么近距离地接触过叶薇薇之后(我至今还记得叶薇薇一回头,那蓬松的发梢轻拂上我脸颊的清甜味道),我对梅燕基本能够做到目不斜视。但是,那睫下有泪的美人却无法不令我怦然心动。怦然心动,对,这词儿不赖,让我非常有感觉。我遂决定再也不跟彭爱民、付华换班了。
这期间叶薇薇给我写过一封信。她跟我描述了她大学里的美好生活,说她怎么上食堂打饭,怎么去图书馆读书,怎么到学校大礼堂听大师们的讲座,整封信充满了朝气蓬勃的大学生的理想色彩。最后她问我复习得怎么样了。这让我感觉很不舒服,在我心中不知怎么就生成这样一幅画面:一位年少多金的富姐儿,正拿鎏金坠儿的扇把子挑着一个衣衫褴褛的倒霉后生的下巴。我决定不给叶薇薇回信,因为我不能顺着这只扇把子抬起我高贵的头。操,我怎么就认为我的头是“高贵”的?
日子过得四平八稳,稳得我都快睡着了。后来冷不丁出了一档子事,让我好一激灵。事主是李涛,那个常跟我混在一起飙“飞鸽”的哥们儿。虽说很多年后,李涛开始飙“保时捷”,但他坦承远不及当年撒着把儿跨在“飞鸽”上的感觉过瘾。那时他已经有了充满真知灼见和厚油肥膘的大肚腩,对速度的要求非常严格,就连百公里提速若干秒的跑车,他也说没啥感觉。他总是无限回味地念叨,跨上“飞鸽”,那他妈才真是风的速度。不过在那个扯淡的仲夏夜里,即使骑上“飞鸽”也难得拉出一丝儿风。空气稠滞,似乎被七月的溽热黏住了,我和李涛骑着单车穿行在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像两个不必御风就能随意飘荡东西南北的幽灵。繁星满天,若有所思地追视着我们的青春。如果我停下来,也许就能有所体悟,历史的天空其实缀满无限可能。但我没有。我一路吆喝着,把时间洒在了许多庸常的荒唐路上。
我来红星粮店已经一年多了,李涛还在待业,他的时间就比我更宽裕,接触的人也多,但据我爹讲,这些人大多“来路不正”。我和李涛玩得来,李涛和另一些人玩得来,所以偶尔,我也和另一些人玩儿。我无所谓。我不管他们来路正不正,我又不是跟他们干革命,不需要根正苗红。但问题是在这一堆无业游民当中,唯独我有根有底,所以一出事儿,到底是我最吃亏。
李涛跟我说他看上一个姑娘,为了这个姑娘,得跟人干一场。我说你不是在追叶薇薇吗,怎么又看上别的姑娘了?李涛说,操,远水解不了近渴!明晚八点,回龙桥,揍那小子,去不去?
第二天晚上,我从床底下把念书时背的黄军挎翻了出来,没款没型地往身上一挂,就出了门。我没骑车,直接撒丫子去的回龙桥。按李涛事先的部署,埋伏在东面桥墩子下。我到的时候已经有人来了,相互都认识,知道是自己这部分的,点了个头,蹲下。暗里我一数,黑魆魆的有七八颗脑袋。心想这阵势不算小,待会儿老子得警醒点儿,人多,混战起来顶好光吆喝不出力。摸了摸黄军挎里的半截砖头,心里稍定。本来说好了把我妈的菜刀摸出来的,但临出门的时候我忽然觉得目标太大,就改了主意。幸好这主意改得及时,后来我们被掐进局子的时候,我是唯一一个没有携带“凶器”的。
李涛跟那小子在桥面儿上“谈判”。赌注是一个姑娘,筹码是桥下边这七八个弟兄。我觉得这情况相当滑稽,心情非但不紧张,居然还挺他妈雀跃。我们无比期待地支棱着耳朵听着上面的动静,单等李涛“啪”一摔汽水瓶子,就一跃而起,冲上桥去一番厮杀。
“对方有多少人?”这时我听到暗里有人叽咕了一句,才想起这是一个重大问题。
“啪!”没等到明确回答,桥上汽水瓶子就摔了个脆的,战斗的号角吹响了。
我几乎是迷迷瞪瞪地跟着人群跳出战壕的,我看到黑魆魆的一片人头,肱二头肌不由自主地就绷紧了,我呐喊,我冲锋,我奋力地抡起了黄军挎……混乱中我大致估摸了一下,对方在人数上应该跟我们不相上下,因为几乎每个人都可以分到一个同样咬牙切齿的对手。这样一来势均力敌的战斗令人热血沸腾。我先前那种“只吆喝不出力”的投机念头完全被暴风雨般的力量压制住了,我怀疑自己在不知情的状况下被偷偷注射过鸡血,此时完全处于谵妄状态,病毒感染一般歇斯底里地手舞足蹈,形容狰狞,壮怀激烈。而大家看起来和我没有两样,全部都是严重子宫脱位的症状!
这么大的动静,当然很快就引来了人民警察。我们被一网打尽,没收了十几支裹着电工胶布的钢管、若干条铁链子和一把西瓜刀。从装备来看,我显然不够专业。
在红星派出所,我们被要求抽下裤腰带双手抱头做下蹲静止运动。我们的裤子因为缺乏必要的束缚,一律没有尊严地垂到胯下,充满了滑稽的悲怆意味。当我蹲在墙角的时候,悔恨汹涌地漫上心头,几乎从眼角溢出来。
几个民警分头给我们做笔录,其中一个看起来还算比较慈和的老头非常认真地凑到我面前,剜了我一眼后,说了一句话。我终于再也憋不住,让一颗水滴状的悔恨痛心疾首地溢出了眼眶。他说:“呦,这不是红星粮店的吗?”
这老头的眼睛真他妈毒!
我飞快地胡噜了一把脸,像是努力把一张变形的面具恢复原状。
事情其实不算大,没造成什么后果,主要是批评教育,再就是罚款,然后找人签字作保领回去。李涛的爸爸来了,我爸爸也来了。但李涛他爸爸交完罚款、签完保证书之后就把他领出去了,我不行。我爸爸急了,找派出所领导。派出所领导,也就是那个拥有一双火眼金睛的老头说,李涛是社会闲散人员,家长能作主;你儿子不行,得他们单位来领。
我的单位是红星粮店,所以必须由粮店主任王洪生来领我。
“日恁奶奶个脚!”王洪生来领我的时候,一拳捣在我的胸口,“你小子不孬啊!”
我无法不对王主任感激涕零,据说他为了把我捞出局子,帮“火眼金睛”他们搞了一批计划粮。后来他把我叫到僻静处,拔出一根烟,眯起了眼睛问我怎么想起来在书包里装砖头的。我说书上看的。王主任饶有兴趣地问哪本书还教这个?我搔着脑袋,确实想不起来了,但是又似乎记得每一本书里的高手都说,要手中无剑,心中有剑。王主任笑起来,络腮胡子一抖一抖的:“日恁奶奶个脚,你小子不孬!好个‘手中无剑,心中有剑’,省下两百斤。”原来,因为我未随身携带“凶器”,不属“蓄意”,“火眼金睛”原则上做出了让步:原定两百公斤的计划粮减半。
我出去那天,整个派出所像过节一样,大盖帽们喜气洋洋,呼朋唤友,分油分粮。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因为我,红星粮店被红星派出所吃了大户?日恁奶奶个脚!一种与红星粮店荣辱与共的崇高情感油然而生,我感到自己很严重地拖了一个伟大而光荣的集体的后腿,我为自己做出这种卑琐放诞的行为感到羞愧。从此,“我是红星粮店的”,俨然成为一个信念,牢固占领了我的精神高地,并且在后来的岁月里历久弥坚。以至于很多年后,当“红星粮店”作为一个时代符号不复存在,我还在固执地寻找那个被历史吊销的名字。真他妈不可思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