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后一大早,丈夫的车刚一溜烟消失在街角,老太太的电话便打到楼上,约我去逛一周两次的集市。路上集上见谁跟谁说,我是她的新房客,来自中国北京。我上身深粉色呢子大衣,下身红色灯芯绒裤子,脚蹬高统半跟皮靴,周身簇新,全是国内带过来,这辈子穿过的最好的。对着老太太那些衣冠楚楚的熟人点头微笑,我暗自庆幸自己穿戴得体,没丢国人的脸。
逛了集,买了菜,刚进家门她便留我吃饭。三面之交彼此不熟,心下不免忐忑。在熟识的人面前我才可以放松自如,德语又差,面对的还是个我妈的同龄人,我已经看见自己饭桌旁边没话找话又怎么说也说不利落的傻相。我脸上依然挂着亚洲的微笑,心里已开始琢磨可聊的话题。
进得客厅,“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扑面而来。老式棕色古董家具散居屋内,贵重考究,虽过于沉重,却也皇室般凝重典雅。地毯铺就于硬木地板,圆形的一块白底子上淡雅的花朵花枝,古色古香,知道它不远万里从我的故乡来此安家,已是半年以后。我的手足有些无措,站不是,坐也不是的。那日是个好天,阳光金黄,透过白纱窗帘扑洒进来,客厅连带里面的餐室,被金晃晃的阳光抹成一幅色调和暖的油画。远远地,透过落地玻璃门,我见餐室一个黄衣老头仰靠于倚窗的黄沙发里,浑身上下金碧辉煌,乍一看,真有帝王气。近了,看清“帝王”头勾在胸前,头顶一个圆秃,看不见脸。推开玻璃门,老太太告诉我,老头就是她的丈夫。我想,她的丈夫一定累了,正打个短盹儿。“宝贝,看,楼上的葛女士。”说话时,像哄婴儿。老头抬起的脸,令我呆愣住了。这是张对周围的事物作不出任何反应的脸。眼珠似被眼窝后面的什么东西收紧了,缩进深凹的眼眶里,目光散淡,散落在我的身上,眼珠一转不转,眼皮一眨不眨,嘴里叨叨咕咕的,发出些我听不懂的音节,我当他在跟我说话,发现他其实在自言自语。一个声音低低的,幽而不怨,却像旷野的风“嗖嗖”地灌入我的耳朵:“我丈夫患有老年痴呆。”这一刻,将我身处异国他乡陌生之家的生分呼啦啦赶得一干二净。我读懂了老太太脸上的春色,以及春色间隐现的一丝丝秋凉。我窥见到一个被命运捉弄的老人空落落的心底。思维的碎片飘飘洒洒地在歌中沉落:你从哪里来,我的朋友?好像一只蝴蝶飞进我的窗口。原来,我就是一只蝴蝶,一只飞进了她的窗口的蝴蝶。我们见面的第一分钟,她就把我当成了朋友。不,我们一直就是朋友,不曾相识,却已分别得太久,太久。
老头脸上的肌肉是僵的,不会动,嘴也不会咧开,可是他笑了,冲我笑呢,是眼睛在笑,脸上的肌肉松弛了,眼里笼着极弱的光点。“有人来,他就高兴。”说着,老太太站到丈夫跟前,双手攥紧他的手,用力将他从沙发里拉起。老头立起来,背驼着,鼓起个包,像是衣服下面有一团棉絮。他体型粗大,若不是病着,应是高大健硕的。我注意到他的手出奇地大,出奇地厚。老头由人扶着,还能走。
三人在桌边落座。盘中的鱼是老太太刚从集市上买回,亲手烧的。我一叉子杵进鱼肉,她忍不住笑了,指给我鱼盘里公用的餐具,我也笑了,挺难为情。中西文化的冲突,够我体验的。说实话,那天吃进嘴的,没一样合我的胃口。土豆淡而无味,鱼怎么可以用黄油煮呢?可感受在心的,已没有紧张,尴尬和拘束。打从我呆愣在她丈夫面前的一刻起,我们的距离就拉近了。凭我蹩脚的德语,我们交流起来却并不困难。有些东西意会足矣,不需言传。“我丈夫已经病了八年,他不是一下子病成这样的。开始,只是健忘,后来,出去散步就找不着回家的路了。有次我花了两个小时没能找见他,只好报警。我和警察看到他时,他正站在高速公路旁边张望。我四处求医,死也不信这种病无药可治。可惜,上帝也帮不了我们的忙,我眼睁睁看着他一天天一年年成了这样。我丈夫原是中学教导主任,学识渊博,讲一口流利的法语,他自言自语时,还时常蹦出法语单词。我小他十五岁,曾经是他的学生。别看我这么胖,年轻时苗条着呢,像你一样。许多高个子男人专喜欢小巧的女人。我们恋爱的时候,他可会浪漫了。”她一口气说了上面的话,酒杯放到唇边,喝一口,接下去:“看他表面什么都不懂,其实他心里明白。我跟他说的话,他都清楚。只要他活着,就是我的丈夫,我的伴儿,我的寄托。每到圣诞,我都按照老习惯,送给他圣诞礼物。”她突然为自己在一个还不熟悉的人面前滔滔不绝不好意思起来:“对不起,我太嗦了。那天,我一眼就看出你们可以信赖,所以我谢绝了其他人。你们住在上面,我心里就踏实了。哦,你看,我还在不停地说,我现在有个毛病,不让别人说话。”德国的住宅区静得不像有人住,静得能听见自己在想什么。无数个声音从我的脑壳里钻出,密匝匝的,在午后寂静的空中回旋。看得出老头是个有学问的人,宽大凸出的前额,上大下小的头形,正是典型的智者的特征。太遗憾了,摊上什么病不比痴呆强,哪怕心脏病癌症肝硬化。老太太说老头听得懂她的话,是安慰自己的,老头怎么听得懂呢?听得懂,她哪来几大箩筐的话对着我倾倒呢?她说老头喜欢有人来,她又何尝不是?真正寂寞的不是老头,是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