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北京文学》2015年第05期
栏目：作家人气榜
狸被我踹了一脚，扁脸抵在地上，屁股撅得老高，嘴里发出呜呜的声响，那块顶着红玫瑰花的蛋糕被压在身底下，成了模糊的一团。
我们哈哈地笑，苏惠抓了一把土撒在狸身上，使狸的面目更加不清爽。苏惠是个安静平和的孩子，不似我，属于“淘得没边儿的”（我妈的评价），苏惠对狸这样做，已经超出了她的行为规范。
狸是杂种，他妈是日本人，带着他妹妹住在横滨。横滨离北京有多远，我们不关注，我们关注的是狸的奇怪长相和傻乎乎的性情，以及他手里常常变换的美食。狸不亏嘴，他爸宠着他，百依百顺，他手里有时是艾窝窝，有时是冰激凌，有时是镶着豆沙的大糖葫芦，甚至还有装在铁盒子里的鱼皮花生，都是我们很向往又很难得到的东西。狸喜欢把这些东西拿到街门外，坐在台阶上，在太阳底下独自慢慢享用，吃得认真又夸张，这是狸之所以没人缘的所在。胡同的孩子家境一般，平日别说奶油蛋糕，就是回民铺子的早点油炸糕，半年也难得吃上一回。我的条件相对优越，知道不能拿着好吃的到外头去显摆，那样会让别人难堪。妈说过，别人吃东西不许在旁边瞅嘴，看人吃东西很掉价，很丢人现眼。但是我知道，看狸吃东西不在“丢人现眼”之列，只要看见狸在台阶上坐着，鬼使神差，我们便会自觉不自觉地凑过去，先是揶揄、调侃，紧接着把他手里的东西打掉，欣赏狸那欲哭无泪的模样。这是我们的恶作剧。小孩子没有不喜欢搞恶作剧的，要不就不是小孩子了，不打架不闹事我们就会精神不爽。
狸的眼睛很小，距离很宽，嘴巴大，牙朝外龇，要哭的时候头一仰嘴一歪，俩眼珠向鼻梁集中，那斗鸡眼的模样不是谁都能做出来的。我们这群人当中，能做出斗鸡眼的只有小四儿。我曾经对着镜子练习斗鸡眼，妈问我在干什么，我说在学狸。妈告诉我不要欺负狸，说狸是个可怜的孩子，身边没有妈妈护着，自个儿又不健全，我们再整治他是伤天害理，是造孽。可是我管不住自己，见了狸就打，见了狸就打。胡同里的孩子都这样，一个群体，总得有个被欺负的小菜碟儿。所谓“小菜碟儿”是北京人饭桌上不值钱的、不上台面的小菜，通常是炒雪里蕻、小酱萝卜一类，谁的筷子头都能往碟里戳，没人在乎。这似乎是习惯，一帮孩子里得找一个“小菜碟儿”才算完整。
狸傻，但是他能准确叫出我们每一个人的名字，这也是我讨厌他的地方，特别是从他那张拢不严的嘴里喊出“王八丫丫”的时候，我总是遏制不住扇他大嘴巴子的冲动。我的小名叫丫丫，我爸常在丫丫前面冠以“王八”二字，我脾气倔而拧，像王八一样。据说王八一旦咬着东西绝不会轻易撒嘴，除非听到驴叫唤。这跟我的性情有所接近，由此我就被划入了王八系列。胡同里的伙伴们也“王八丫丫”“王八丫丫”地叫，谁都有小名，比起兔儿爷、小臭臭、二丫头、蝲蝲蛄，我这个“王八”还是挺有气势的。
别人可以叫，唯独狸不能叫，狸在我们当中是入不了群的另类。狸叫一回“王八丫丫”，我揍他一回，叫一回我揍一回，他为这个挨了我不知多少打。我认为，从另类嘴里叫出的“王八”带有贬低的色彩。其实狸一点儿也没贬低的意思，他对我很崇敬。
狸是一种动物，城里见不着的动物，我们谁也不知道真正的狸是什么模样。我的三哥爱抽外国烟，外国烟的烟盒里装有画片，我们叫洋画儿，十张是一套，凑齐了一套可以去换一盒烟。我的爱好是攒洋画儿，不是为了换烟，是喜欢那些美丽的画面。手里头已经攒了好几套，有法兰西美人的，有欧罗巴洋楼的，有大洋洲花卉的，也有美利坚动物的。动物里头有张狸的图像，白肚尖嘴黑眼圈，毛色棕红像狐狸，比狐狸腿短，腰身肥胖，模样挺滑稽。我管三哥叫老三，随着我爸爸叫，老三很反感，向我妈告状，说我把他烟拆了。妈说，拆就拆了呗，反正你也得抽。
老三说，这只王八把一条烟都拆开啦，烟卷都成干柴火了！
妈说，干了你就别抽，我烦你们哥儿几个抽烟。
老三说妈惯着我，说妈偏心眼儿，说妈不是他亲妈。妈当下脸一吊，说，老三的话说多了。老三再不敢吭声。
妈的确不是老三的亲妈，老三的妈死了，我妈是他的继母。
我把画片拿给爸看，让他确认画上的动物是不是狸。爸说，是狸，很珍贵的动物，山里才有。我问狸平时吃什么。爸说狸吃蚯蚓，吃小虫子，也吃果子，中国人习惯叫果子狸。我说，老唐的傻儿子就是这个东西，叫元宝啊，叫大顺啊，叫什么不好，偏叫个吃虫子的狸，不知老唐怎么挑的。爸说，狸的母亲是日本人，狸是日本人崇尚的动物，叫“他奴ki”，日本人好多家门口都蹲着一只陶瓷的“他奴ki”。“他奴ki”是招财进宝的吉祥物，商家最看重，唐先生岳丈家是有钱人，管外孙叫狸没什么不正常。
狸的日语发音轻柔好听，有昵称的感觉，比我的“王八丫丫”可爱多了。我问爸日语“王八”叫什么，爸说叫“卡妹”。我说，“卡妹”比“王八”好听，以后我改名“卡妹丫丫”了。爸笑笑说，还真是。
妈也说这个名字改得好。
可是“卡妹丫丫”在我们家硬是叫不起来，好听归好听，没人认可。
我把狸的画片和信息传递给胡同的伙伴，于是大家知道了狸的来龙去脉。7号的兔儿爷和大芳端详着画片说，跟唐家的狸长得还真有点儿像，特别是那双眼睛。
狸是个记吃不记打的主儿，挨过打没两天又举着块萨其马出现在了门口台阶上。吧唧着嘴，流着哈喇子，一脸点心渣，模样丑陋。我正在胡同里看卖小金鱼儿的。卖金鱼的汉子挑着两个木盆，正拿着纱网子给赵老太太捞小鱼儿，鲜红的鱼儿在水里灵动无比，在网子下钻来绕去，就是捞不上老太太要的那条脑袋上顶黑斑的。我看得心急，学着我们家的猫黄黄儿朝盆里伸进手去，鱼儿们立刻惊恐四散，乱成了一锅粥。卖鱼的急了说，丫头，不带这样的啊！你们家大人哪？
挨了呲嗒有些无趣，远远看见狸出来，就溜达过去，轻声问，狸，吃什么哪？
我的态度和蔼又亲切，像是狸的好友。狸没看出我黄鼠狼给鸡拜年的假模假式，咬着萨其马说，马……马，大马……
我问他，萨其马好吃吗？
狸笑眯眯地说，王八丫丫。
我蹲在狸对面，作出了扇他的准备。
狸见我对他好，高兴得大鼻涕泡儿都冒出来了，把那块萨其马更使劲地咬了一大块，仰着脑袋肆无忌惮地嚼着，吃相像我们家的狗玛丽。我张开巴掌，正要朝那张幸福无比的扁脸拍过去，狸的爸爸老唐从街门里走出来，老唐见了我说，七格格跟狸玩哪！
胡同的街坊里，只有老唐叫我七格格，我们家在旗，女孩里我是老七，最小，属于垫窝儿的。妈四十多了才生我，说我是拉秧的瓜，没长熟，黄毛小眼，嘴碎手贱，是我们家女孩里最不成功的一个。没人叫我格格，也没人把我当格格，我也没认为自己是什么格格，我没那么娇贵。
老唐叫我七格格那是尊称，是看在我爸爸的份儿上才这么叫的。他管我爸爸叫四爷，有时候叫“先辈”，因为他们都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念过书，都是国家派去的留学生。我爸爸是民国初年回来的，老唐是抗战全面爆发第二年回来的，差着20年呢。
当着老唐的面，张开的手掌不好立即收回，我说，我正教狸数手指头认数呢！
随机应变，自然得体，我编瞎话的能力相当了得，我妈管我叫“瞎话篓子”，说我一天无数的话语中，能有两成是真的就很让人吃惊了。的确，我思维的想象力、延伸力、组织力、变通力是金家的佼佼者，有时候能把我爸爸那个大学教授哄得一愣一愣的。我说下午后院树上落过一只鹦鹉，雪白的，黄嘴，脚上还戴着金属链子。爸就以为真落过鹦鹉，说八成是南边傅家的那只大白飞过来了。其实呢，是只黑老鸹。老鸹和鹦鹉都是鸟类，我也没胡说，顶多认错了而已，至于黑的、白的，可以忽略不计，干吗那么较真儿？我编瞎话顺嘴而来，脱口而出，脸不变色心不跳，刚说过就忘了，一遍跟一遍不一样，但有时候让我多重复几遍就成了真的，赌咒发誓，煞有介事，地老天荒地再不会更改，甚至成了记忆。这也是为什么金家十几个孩子，只有我后来成了作家的原因。至今我坚信，感受力、创造力和表达力是作家的基本功力，尤其是创造力，缺了这个不行。
老唐看着我的巴掌说，狸认数，不用教，他能从一数到一百呢。
狸一听，马上点着脑袋，晃着身子，一二三四五地数起来，拦也拦不住。
狸姓唐，住在3号。我们家住2号，形成直角，戏楼胡同在这儿窝成了一个长方形的大院，从2号到9号，都在方形的场子内，10号以后就甩出去了，这几个院门的街坊相对就走得近，彼此知根知底儿。老唐的媳妇长得白皙漂亮，梳着大包头，说话细声细语，不似小四儿的妈，一嗓子“小四儿回家吃饭了”，半条胡同都能听见。也不似兔儿爷他妈，一天到晚蓬头垢面的，穿着大裤衩子就敢坐在门墩上抡芭蕉扇。老唐媳妇属于老派人，她嫁给老唐就随着老唐姓，像小四儿的奶奶，官面上称呼是“赵门刘氏”，其实人家娘家姓刘，嫁给了姓赵的。高家老太太是“高门隋氏”，都把夫家的姓顶在头里。老唐的媳妇姓吉田，不叫“唐门吉田氏”而是叫唐和子，她虽然姓吉田，但本人叫和子，户籍簿上记录的是“唐和子”，我们都管她叫“糖盒子”。兔儿爷遗憾地说，可惜老唐姓唐，他要是像日本人一样姓两个字儿，比如“王八”，那么糖盒子就是“王八盒子”了，听着更像日本人。
小四儿说，他爷爷早先在河北乡下见过王八盒子，半自动手枪，日本人造的，大而扁，汉奸用得比较多。兔儿爷说，要是抗日的人使用就得拴上一条红绸子。枪是同一种枪，有了绸子就不可同日而语了。
小四儿说他比较看好“鸡腿撸子”，撸子个小，也是日本造的，能别在腰里，威风有派，不像“王八盒子”，斜挎在屁股后头，一看就是碎催模样。“碎催”是北京话，跟班的意思，小四儿说兔儿爷就是他的碎催。
男孩们都喜欢枪，于是有关王八盒子的讨论延续了一个上午。我们研讨的话题随意性很大，谁也无法控制。
老唐是天津人，在留学期间娶了日本媳妇吉田和子，听说糖盒子她爹是制糖业的大老板。按吉田家的意愿是让老唐入赘，老唐说，如果唐家有哥儿两个，他入赘可以；可是他们唐家只有他一个，他是独子，这个问题就不能考虑了。婚后的糖盒子跟丈夫回到中国，难改日本生活习惯，把3号的房子作了大改造，屋内地面被抬得很高，进屋先上一层台阶，地面铺了草席一样的榻榻米，给人的感觉是进门就脱鞋上炕。窗户又开得很低，坐在屋地上能看见院里跑的猫。屋里的隔断是推拉的，糊着纸，没有床，晚上一家人睡觉就躺在榻榻米上。依我的想象，睡醒了一睁眼，满目是桌子、椅子腿儿，视觉角度变成了耗子，真够别扭的。因为房子多，他们一家住不过来，就租出去一部分，也都是租给日本人，那时候北平正让日本人占领着。3号门口常停着东洋车，下来些宽袍大袖、留着小黑胡子的日本人，日本人管3号叫“扶桑馆”。中国街坊当面也称“扶桑馆”，背后却叫“鬼子馆”，就跟胡同东边的南馆、北馆似的。南北馆是俄国东正教的地盘，住的都是金发碧眼的老毛子，建筑是尖顶子，圆拱门，长条窗户，很是各色。我认为洋人待的地方一般称作“馆”，把这个观点和爸作为学术问题探讨。爸说不一定，中国叫馆的地方也很多，比如朝廷的同文馆，颐和园的听鹂馆，府右街的图书馆，他们大学的资料馆，都和洋人没关系，我的论题不能成立。我说，北京的洋人不少，赵大爷说过，东交民巷一带，洋人多，馆也多，老百姓不待见洋人，把东交民巷改叫“切洋鸡巴巷”。
妈在旁边插嘴，这可不是姑娘家说的话啊！
我说，不是我说的，是赵大爷说的。
妈说，赵大爷说的你也不能学。
我问，为什么？妈说，什么也不为。
3号叫作扶桑馆还有一个原因，唐家正屋墙上挂着个镜框，白纸黑字，写着“扶桑馆”三个字。字写得不怎么样，没有格局，比较率性，有些信马由缰。这块匾，我姑且把它叫匾吧，“文革”的时候还在唐家高高地挂着，没有被触动。爸说，唐家那块“扶桑馆”是个大人物写的，原本是写给老唐的老丈人的，糖盒子来中国，就把它带来了，作为家乡的一个念想。我问，大人物有多大，比地下管道局的局长还大么？我没见过大官，见过最大的官就是管北京下水道的局长。局长派头很大，戴着白手套，把汽车停在马路的窨井口，让手下把井盖掀开，让那些人拿着长竹片往里探。大热天，那些小碎催们整得满头大汗，烂脏腥臭，局长则让人打着黑阳伞很悠闲地坐在旁边喝茶。可见局长是大人物，当官当成这样，那才是值！
爸最终也没告诉我“扶桑馆”是谁写的，他有点儿讳莫如深。
听妈说，以前糖盒子出门，常穿和服，花枝招展，五光十色，发髻绾得很高，脸擦得很白，穿着木屐，嘀嘀哒哒，像一只大花蛾子，吸引着胡同集体的眼球，连正在院里打袼褙的赵奶奶也扎着一手糨子跑出来观看。有好事的街坊问糖盒子，后背上背的小包袱里头装的什么？糖盒子听不懂，弯着腰叽里咕噜说了一通日本话，这边自然也听不明白。有“内行”翻译说，小包袱里装的是她们祖上的骨灰，把祖先背在脊梁后头，走哪儿都带着，省得买坟地了。后来经老唐解释才知道，就是一个宽带子，在后腰上绕了两道弯罢了。中国人还是不能理解，穿成这样，累赘不累赘啊！
日本一投降，除了唐家以外，扶桑馆的日本人全撤了，他们走得很匆忙，许多手使的东西堆在街门口，上面写着“自由持取”的白条子。“自由持取”是日本话，用咱们的话说就是“随便拿”。整条胡同的人都来“捡洋落儿”，小四儿家捡了一摞写着“有田烧”的大盘子。“有田烧”是日本有名的瓷窑，就跟中国的景德镇似的，几十年来，那些华丽的瓷器在小四儿家一直充任着盛炒萝卜条、炒疙瘩丝和凉拌黄瓜的功能，尽职尽责。兔儿爷他妈发现“自由持取”最早，推走了一辆自行车。这辆车兔儿爷他爸爸从东城国子监到西城白石桥，上下班都骑它，每天几十公里，风雨无阻，一直骑到解放以后，要不是轮胎配不上，还能骑呢。大芳他们家“持取”了两把理发的推子，嚓嚓嚓，推起头发很快，不夹头发，以致大芳的哥哥由踩着平板小车捡烂纸改行做了理发匠。两把推子改变了一个少年的命运，这样的事儿还真不多。给我们家做饭的老王捡了一个大号带沿的铁锅，生铁的，挺沉，挺深，他到底也没弄明白怎么用这个锅做饭，后来卖给了背着柳条筐沿街收破烂的孙婆子，换了两包洋取灯。洋取灯就是火柴，一包12盒，相对铁锅来说还比较实用。高老太太是小脚，来得晚，挑了半天，抱回去一个小和尚石雕，原本是个摆设，老太太拿回去没用，放炕上拴孙子，拿根裤腰带，一头系在孙子腰里，一头套在日本和尚脖子上，裤腰带范围之内，是孩子的活动天地。高家几个孩子，都是日本和尚看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