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的严冬，古老的辽阳车站。
车台上，两道冰冷、锃亮的钢轨，像一副超长的滑雪板，静静地伸向那皑皑白雪的远方世界。只有当那南来北往的火车，喷吐着白烟，发出低沉的隆隆声响，从远方奔来，它才会伴随着火车那铿锵有力的节奏，发出人们无法听到的声音……
我在等车之暇，那目光也伴随着两道钢轨，伸向那白雪皑皑的远方世界。
天冷，我的心更冷。仿佛广漠、空旷的宇宙，就像一个包容万物的大冷藏箱，用纯洁的白雪，把人世间一切阴谋、丑恶都遮掩了。
我被那一排排生命的热浪簇拥着、掀卷着、推举着。
车厢内嘈杂、拥挤、昏暗、肮脏，这是一列普通旅客慢车。座位上坐着的，过道上站着的，多数都是普通人，他们大声喧哗，大口喷云吐雾，在人群中来回钻动。
我猛然回首，突然产生了一种超然的联想：20年前的1985年夏天，如果没有普通火车这个载体，如果那列普通列车不是开往北京，袁宝璟和汪兴这两个志趣、爱好，性格截然不同的人，没有坐上同一列火车、同在一节车厢，那么他们的命运，今天该是什么样子呢？会不会就像那两道永远不交叉的钢轨呢？
但是，历史拒绝如果。前进的列车永远也不会停顿下来。
我不由想起了这座古老城市的两个鲜活生命：袁宝璟与汪兴。
1985年的夏天，他们就是坐着这样的普通列车，走出辽阳的。无疑，那也是袁宝璟和汪兴两个人生命共同的第一个转折点。
汪兴是父母的独生子，1958年12月27日出生在古城辽阳。1976年下乡，1978年考入大连警官学校，1981年毕业，在辽阳市刑警队当警察。他由于是科班出身、智勇双全，很快就成长为辽阳警方的骨干。可以说为古城的安宁，汪兴身经百战、屡建奇功，破获了百起以上大案要案，如“智破灯塔枪库被盗案”、“一家三口灭门惨遭杀害血案“等等。特别是他在一起歹徒持枪的敲诈勒索案中，曾英雄虎胆地在一个漆黑的深夜，化装成那位被勒索老人，在荒郊野外，空拳与持枪歹徒搏斗，并制服了持枪歹徒，从而广播有声、报上有名，被辽阳人民誉为“辽阳亨特“，荣立了二等功，随后被提拔为辽阳市公安局刑警队专案队长。因此，1985年他27岁时，作为一个优秀的刑警，曾再一次被批准带职培训，送到北京的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深造两年。
就是在那天进京的路上，汪兴与袁宝璟相遇了。
那时袁宝璟大概看他是个人民警察，很有一股英武之气，便主动热情地帮助他安放行李。也许是职业习惯，也许是见多识广，开始时，汪兴对衣着朴实、过于殷勤的袁宝璟并不看好。伴随着他们谈话越来越多，才感觉对方谈吐不凡，有些志向，因而话也多了起来。
在聊天中，汪兴知道袁宝璟1966年2月16日出生在辽阳市的一个贫穷家庭，家中兄妹五人，他排行老三。袁宝璟本人，在以后的岁月里，也曾不止一次地描述自己以前的苦难，称自己出身寒门，是“贫民窟“里最穷的人家。8岁时，家里养不起那么多孩子了，就把他送到乡下亲戚家，一边干活一边念书。中学时，为拿到每天两毛钱的伙食补贴，袁宝璟称自己从不间断地参加学校体育运动队。他家当时全靠父亲一个人的工资生活，有时穷得连衣服都穿不起。他就盼着开运动会，那样就有希望获奖，就有可能获得一件运动服，这样他就可以不买衣服了。正所谓穷则思变，他从小就渴望着早日摆脱困苦的生活，致富成了他最大的梦想。而在袁宝璟的思想深处，他以为像他这样的孩子，只有考上理想大学，才能改变命运。因此，1983年在辽阳市第二高中毕业时，他的高考志愿填写得非常明确：那就是要考进北京的高校。然而毕业那年，命运却与他开了一个玩笑，他本来已过了高考的录取分数线，但因学校不理想，便宁愿在辽阳市第一高级中学补习了两年。1985年，他如愿以偿地考入了北京的中国政法大学。
辽阳本来就只是一个小城市，在那个百废待兴的年代，能到北京去上大学就已经是凤毛麟角，袁宝璟和汪兴都是喝辽河水长大的，又都与政法公安部门沾边，两人自然惺惺相惜，相见恨晚，彼此都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
在北京期间，汪兴经常与比他小8岁的袁宝璟通电话，很快他们便成为几乎无所不谈的好朋友。在汪兴学习那两年里，他亲眼看到袁宝璟为了挣出生活费，放弃了所有的娱乐，一边挣钱一边学习……一段时间之后，他用挣来的钱，买了一辆旧三轮车，和外地民工抢饭吃；几年间，数不清有多少油盐酱醋、烟酒糖茶通过他的三轮车，流进了京城大小胡同的杂货店。1989年毕业前夕，他背起一只大书包，从建国门开始瞄准大公司和银行，凡见有牌匾的就进去，到一个单位就向人家送发一张“自我推荐表“。最终，他如愿地选择了银行，这是世人眼中的一个“金饭碗“。后来，他又在政法大学修习经济法，成为在职研究生。
冥冥之中，好像有一双看不见的上帝之手，在牵着他们俩走到一起。是命运的巧合？还是历史奇妙的安排？这大起大落的人生回旋里，这无法理解的急速兴衰史中，一定蕴涵着值得追溯的秘密，隐藏着振聋发聩的启迪呀……
当然，这些秘密伴随着他们不光彩的人生谢幕，也将成为永久的遗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