厂运输队队长已候在厂里的篮球场上，旁边还停了一台叉车。厂里的叉车不少，卸棉包，送纱锭，装卸专用线送进来的火车皮，东奔西窜，见缝插针，叉起大货件起起落落，看了让人惊羡。运输队长让女孩子们站在场边看台上，自己站在叉车前讲操作原理，哪里管进，哪里管退，哪里管拐弯转圈，哪里管叉位升降。讲完了，运输队长便问，哪位想来试试？女工们多是摇头，也有几位坐上去，还笨手笨脚地开出几步。等到孟芙蓉坐上去，情景就不一样了。起初，叉车也像从没上过套的生犊子，跌跌撞撞，愣头愣脑，但很快，生犊子就变成了温顺的耕牛，只是那两只大铁叉还不敢轻易升降。运输队长问，你以前开过叉车吧？孟芙蓉摇头答，没，以前只是在乡下家里开过小四轮。人们轰地笑起来，小四轮是一种小型拖拉机，当时在农村已很普及。运输队长说，还不知你叫什么名字，你回去跟车间主任说一声，明天来运输队报到。又对大家摆摆手说，都散了吧，想来运输队的，以后再等机会。人们却不散，有人喊，开叉车还挑模样呀？运输队长说，这个小孟同志在方向盘上的感觉特别好。你们也别不服气，天下三百六十行，哪行都得看天分。一样的活计，有人一搭眼，就有了个武把操，可也有的人，吭哧瘪肚地操练半年，照样笨笨呵呵。就说你们挡车工接纱线断头，也是这么个理儿吧？运输队长这么一说，人们便不吭声了，纷纷散去。
到了纺织厂不久，罗玉林也成了香饽饽，身后不时有女工追，不光有年轻的，还有那些大姐大姨们。纺织行业是女人的天下，男女比例不止三比七，甚至是二比八。罗玉林身高一米八，模样俊朗，手脚勤快，技术上也如他投球般精准，进步飞快。再加他为人本分朴实，从不见他在女工面前嘻皮笑脸，这些都是那个年月女工心目中好男人的标准。年轻的追他是明送秋波直抛绣球，大姐大姨们则是保媒牵线当月下老人。女人们有了一些年纪，多好这一口，没办法。这回是罗玉林求到孟芙蓉了，说，下班后你也实行人盯人战术吧，我快招架不住了。孟芙蓉脸又红，说，我可别耽误了你的好姻缘。罗玉林说，这话我也正想说，你要真相中了哪只臭苍蝇，那就别管我。
在纺织厂的那几年，是罗玉林和孟芙蓉人生中最美好最值得回味的时光。三年后，两人在城里租了一间小房，有了自己的家。一年后，孟芙蓉生下一男孩，七斤八两，全须全尾，一无瑕疵。私下里，男工友逗罗玉林，你小子可是太准了，入栏就是儿子，这个球可不止三分，就叫孩子球球吧。罗玉林哈哈一笑，果然就喊儿子球球。又三年，厂里的新建住宅楼告峻。因罗玉林连年都是厂里先进生产者，还防止一次重大事故荣立了三等功，分房计分榜上高出一截，有幸分得了一套五十多平米的旧楼房。再三年，满社会都实行公房产权改革，罗玉林和孟芙蓉将攒的几千元钱倾囊交出，那套房便成了私人的产权。产权证到手那一天，孟芙蓉说，一直到今天，咱们才真成了城里人呀！罗玉林说，北纺对咱俩不薄，豁出命来好好干吧！
北方纺织厂是个中型企业，职工五六千人。从仓库库门上方留下的石刻“株式会社”字迹上看，可知始建于日伪时期。在中等城市北口，北纺厂声名显赫，每到节假日有群众游行时，总会单独组建一支颇具规模的队伍，尤其是女工方队，清一色的雪白衣褂工作帽，在清脆整齐的口号声中，手中的彩旗起起落落，给城市平添了几分喜兴与欢乐。
谁也没想到，突然有一天，报纸和电视里有了企业体制改革的提法。又突然有一天，厂里召开职工代表大会，宣布北纺厂从此改制，变为民营企业，厂长不再叫厂长，而是叫董事长兼总经理，工人们的政治待遇、福利待遇和工资制度一切不变。工人们惊愕了一些日子，也就释然了，它愿叫什么叫什么，只要药罐子里没换药，只要还是按月给我们开工资，那就是外甥打灯笼，照旧（舅）。“文革”时比这折腾得凶不凶？连党委和政府都不叫了，叫革命委员会。后来怎样？还不耍猴似的，扔了锣鼓和衣冠，也就停止了把戏。当官的还不就是这样，哪个上来不耍出点新花样，还能显出他的水平吗？那就耍吧，只要别换药就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