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孟頫撰书的《裕公和尚道行碑》，元延祐七年（1320）立于翼城县金仙寺。我在市场上捡到一个旧拓本，是剪贴在一本民国早年的学校教科书上的，甚为简陋，但文字尚且完好。
此碑全称：“大元宁晋路翼城县金仙寺住持弘辩兴教大师裕公和尚道行碑。”《山西通志·古迹考》：“金仙寺，在翼城县同颖坊，元延祐间移建，有赵孟頫所书碑。”又《方外录》：“弘辩大师，姓郝氏，翼城金仙寺僧。幼敏慧，日记三千言。讲说法要，人服其精诣。”今山西翼城其碑仍在，惜已裂缝并多处损字。
赵孟頫此作，文与书都很精湛。行书兼楷，墨气隽爽，意态自如，有似《杭州福神观记》，而骨力尤胜之。看书法之外，我更有兴于阅读其碑文。由碑文知，弘辩大师先住寿圣寺，“大开讲席，听众逾百，檀施云兴”；次住华严院、十方仁寿寺，建讲堂安众五百；后影响日益扩展，于是移住金仙寺，其立志弘毅，百废俱举，修阁造像，置大藏经，以致该寺“金碧辉映，为晋伟观”。大师为稷山县人，自九岁落发出家，三十一岁领众住持，至七十二岁迁化，住持说法达四十一年之久，志行精专，能融通三藏，弘佛法于始终，微言玄论，滂沛心胸，利生接物，为四众所宗。山西出过这样一位高僧，值得铭碑纪念，至今只知赵书而忘却大师其人是令人遗憾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