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午九点，从香港来的旅客排队进入检查站宽敞明亮的检查棚。
站长亲自参加了检查。在他面前的，是一位身着笔挺的凡尔丁浅灰色西服的中年人，戴着度数不深的近视眼镜，有着宽宽的额头和方正的鼻梁。从他那一派斯文的风度来看，他是一个知识分子。果然，他说他是一个音乐家。确实，他带着一把小提琴呢。站长看了他一会儿，忽然走过去按了按他那梳得十分匀整的头发：
“音乐家先生，你的头发梳得不怎么协调啊！”
他把音乐家的长发掀起，竟从那里拿下一块假发，又从这块假发的反面取下一块手表来。原来对站长的行为莫名其妙的旅客，这时不禁哄堂大笑，连那位文质彬彬的“音乐家”，也不得不陪着干笑了几声。
又过去几个人，轮到一位二十来岁的女郎。她的名子叫李曼华，省城六一小学的教员，家住在香港，这次是回家探望生病的母亲，住了大约一个月。看到这个名字，站长的大眼反而眯缝起来，他仔细地打量着这个女郎。她和一般入境的红男绿女不同，不施脂粉，穿着也很朴素。一张白净的、鸭蛋形的俏脸上，两只眼睛黑白分明。黑得发亮的头发，在脑后松松地挽成一个长卷儿，前额的刘海直盖到弯曲的长眉上。瘦削的但是匀称的身上，穿了一件白底红花的布拉吉，脚蹬半高跟的白色凉鞋，完全是国内一般女同志的打扮。
“请打开你的行李。”站长伸手对女郎作了个请的姿态。
“对不起，”叫李曼华的女人笑着说，“我只有一只手提袋。”
这是一只白色手提袋。拉开金光闪闪的拉链，里边除了一袋附有姬莉丝·嘉丽照片的“赌国王后”牌软糖之外，一无所有。站长伸手在软糖堆里掏了两把，又拿了两块软糖反复地注视了一遍之后，问：
“带这么多软糖干什么？”
“给我学校的同事和学生们吃。这是香港出的，吃个稀罕。其实并不比咱们国产的好。你愿意尝尝吗？同志！”
站长摇摇头，心里说我可不愿意找死。但是李曼华伸手从提袋里捏出一块，剥开包纸，径直塞进嘴里去，立刻大嚼特嚼起来；站长不动声色地让李曼华走了过去，心里却充满了疑团。当他又回到办公室时，他把从李曼华那里换来的一块软糖给了孙处长。孙处长看了一下，问：
“我那块真的‘赌国王后’放进她的手提袋了吧？要知道她的糖可能是有数目的，少了一块她马上就会发觉。”
站长点了点头：
“放进去了。不过她的糖也是真的呢。”
“怎么见得？”
“她当着我的面吃了一块。可见那不是什么炸药。”两只手提袋孙处长交待站长，如果明天查出肖小邦确实带有爆破器材，可以当场把他拘留，送到省里去。下午三点，他赶到火车站，一眼便看见那个李曼华和一个穿着米色中山装，有一头蓬松卷发的青年，并肩坐在一排椅子上，正热烈地谈论什么。她的手提包则放在不远处的行李架上。
火车开动了。那些第一次回祖国的人，都伸长着颈子，贪婪地，不眨眼地看着向后退去的树林、田野、山岗和河流……
“说正经的，江南！”过了一会儿，李曼华开腔了，“你干嘛要从省城跑到这边界上来呀？”
那个叫江南的男子告诉她，他是来接姐姐的。姐姐住在九龙，老是写信说要回家乡看看，这次本来是事先约好了的，可是等了几天不见影儿，想必是不来了。至于他自己，他本是梅县人，现在是在省城文化局工作。
李曼华似乎很用心地听着刚认识的这个男子的自我介绍，不过却没有再说什么。
在离省城还有两站的地方，上来了一个喝得醉醺醺的人，一张枯黄平板的脸，额头极低，下巴极短，衬得他格外的丑陋猥琐。可怪的是，这人也提着一只精致的、玻璃制的白色手提袋，而且他在迟疑了一下之后，居然把它和李曼华的手提袋紧挨着放在行李架上。
两只形式、质料、大小、颜色完全一样的手提袋并放在一起。火车到了省城，醉汉提着手提袋下车了，但他所提的却是李曼华的那一个。
在灯火辉煌的车站，孙处长走近一个满脸络腮胡子的青年，低声对他说：
“注意！跟着那个喝醉了酒的家伙！”
回到自己的办公处，他把从李曼华那里换来的软糖交给技术室去化验。然后他叫来了秘书，告诉他跟踪李曼华的是侦察员小江和他的助手；监视醉汉的是侦察员李克。他请秘书注意和侦察员们联系，有情况随时来向他汇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