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一个人物的传记性、评传性的描述，首先是作者本人有没有一个作为终结者的勇气。我觉得他就带有一些终结者的意味，寓真的《聂绀弩刑事档案》和《张伯驹身世钩沉》两部作品，若有人再写这两部书并想超越还是有一定难度的。尽管他选择的是人生中的一段而不是完整的一生，但是他取其对社会、对历史最有影响力，对创作者来说最有启示性、最有总结意义的那些部分，是有终结者力量的。加之他还有一定的发散性，不是揪住传主一个人一味地抬高，不仅对我们认识传主本人有帮助，同时对我们认识他周边的很多人和事也有帮助，特别是对改变我们对这些人和事一些简单的看法有很大帮助，也就是说他对还原现场的能力是很强的。整本书里面我们除了知道张伯驹的那些林林总总事情之外，我们还知道了他周围的和他有关系的很多人的事情，比如说他父亲、他的家人、他的亲戚他们有很多奇闻异事，像袁世凯、民国四公子以及中国共产党的很多领导人，包括张学良、阎锡山、蒋介石等，有时候你在看这本书时你不是在看张伯驹，你是看阎锡山对一些事情是怎么看的，张学良是怎么评价的，而那些东西恰恰可能是关于阎锡山、关于张学良的书所读不到的，而通过《张伯驹身世钩沉》这么一部书我们反而读到了历史，这也是非常有意义的。
六、忠于自己的作品。
寓真最后选用《张伯驹身世钩沉》这样一个书名也是非常有勇气的，对书的销售来说，书名叫“身世钩沉”，这是非常影响销量的，要是叫一个“风流才子”或者“民国风流才子”或者“张伯驹评传”在销路上肯定是要好一些，“身世钩沉”给人一种感觉，只有精英，只有专业的人，那些高端的学者才会关心。张社长和我说李院长坚持要用这个书名，那个时候我感觉到他那种不管一切，作者做的就是身世钩沉，忠于自己的书作，不是为了什么，不管后果如何前提是不容忽视的。
总之，为李院长不断推出新作表示祝贺、表示钦佩。谢谢大家！
刘绪源（《文汇报》“笔会”主编、文学评论家）：
一、法官特色的创作方式。
寓真将档案材料和大量的史料用这样一种罗列的方式放在这样一个传记作品当中，有很强的说服力，有很强的真实性，有很强的史料感，同时里面渗透着非常微妙的趣味性，一个文人对史料的热爱如数家珍，这种不动声色的趣味性，是有“活气”在里面的，有一种学者的心境心情在里面的。这样的写法是不同于现在的研究生写论文，研究生在网络上找很多材料，找一些冷僻的东西堆积到一起，虽然材料很多，但是材料无生命，没有活气在里面，这种就是材料的堆砌。其实低端和高端有时候就是相通的，书法作品的最高境界，恰恰如小孩子的字。比如最早的儿歌、童谣就是直接打动人的，现在的通俗文学也是直接打动人的，但纯文学和通俗文学的区别在于纯文学是需要再创造的，要把你的感觉调动起来，作者不动声色，读者早已被打动，作者的再创性，对历史的反思，对历史的观察，对历史的情感，在再创造所造成的审美比直接打动人的审美情感要高雅得多、深刻得多、强烈得多，所以寓真的这种大量罗列材料，没有堆砌的感觉，每一个材料都是新的有活气的，这里边有整理的材料在梳理材料的过程中心情灌注，通过张伯驹的身世钩沉把时代背景写出来。
二、作者法官意识的体现。
作者的法官意识也有很好的体现，几次都提到了沈家本，他对沈家本特别有感情，评价也很高。沈家本在中国的法律史中，是晚清一位非常重要的人物。作者对他用笔不多，有时甚至一点点，但把民国的法系和现在的法系对比，把当年的官员和现在的官员对比。这些问题都能看出作者对当代社会的关怀。这一点也是非常珍贵的。
三、不足之处：“清俊有余，丰韵不足”。
清俊有余，丰韵不足。“清俊”用文人的话来说就是瘦不够胖。作品还可以更丰满一些，胖一点，各方面的史料包括写郑振铎等当时有趣的材料，如果能在多一点吸收的话，就能够丰富多彩，摇曳生姿，对这个时代感觉能够更丰富，后期戛然而止，解放后的张伯驹写得比较少。如果好好挖掘的话还会有很多潜在的价值，看起来是写检讨，检讨和检讨是不一样的，被打倒和被打倒是不一样的，被关押的情况是不一样的，这里边还是有很多东西可以挖掘的。
李建军（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文学评论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