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二娃将厚而小的手掌一挥，用不着，完全用不着，因为我后来真的变得油滑了。我离开那山上，等于就是甩掉了公职，钱没一分，就去县城里闯。什么事没干过？去河码头当搬运，在城里挖下水道，当棒棒军，甚至去城背后的项山为人掘墓穴！那时候我知道你在县中教书，可哪敢去找你呀。不过，那么一阵胡搞，倒把我胆子搞大了，话也逼出来了，灰飞烟灭的雄心，也跟着复活了。于是我到了新州市。当时根本没想好要干什么，也是机缘凑巧，我来的时候，恰逢新州商报招记者，我去参应，一考就中了。新州商报招的是临时记者，把我们不当回事的，没有固定工资，只是根据我们的上稿率算钱。我念大学时毕竟读了那么多书，更重要的是，我在底层混了那么些年，这下全都派上了用场，我采写的稿子，上头版的多得很，可我挣的钱还是比人家正式职工少几倍。我那时候还是光棍一条，想找个女人，成个家，没钱怎么成家？我拼了命表现，希望商报把我调进去。那时候我不抽烟，但我身上随时揣着中华烟，见到领导就发。这又怎么样呢，人家照样不把你当回事。于是我想，不能在商报一棵树上吊死，我既给商报写稿，也给晚报写，还给时报写，只不过多用几个笔名罢了。后来，商报知道我这么干，领导把我找去大骂，人家不是骂我油滑，也不是骂我猪狗，而是骂我粪便！可他们又离不开我，继续让我干，只是依然不调我。我也不是好惹的，自那以后，我就不仅给晚报和时报写稿，还把商报的策划透露给他们——说白了，我当起了线人，也就是奸细！
徐瑞星的心里砰的响了一声。
后来的事情你也知道，吴二娃接着说，晚报把我挖了过去，解决了我的户口问题。但我告诉你，我在晚报照样当线人！我把晚报的策划又透露给商报和时报，他们再付我一笔不菲的酬劳。你对办报不熟悉，不懂得现在的报纸都是策划出来的，策划是生命线，谁策划得好，谁就有发行量。我这么一搞，商报领导反而对我客客气气了，那个骂我是粪便的人笑着对我说，狗日的吴二娃，你真是一株铁线草！他说得好！瑞星你生在县城，不知道铁线草是啥玩意儿，那是一种呈藤状的草，哪里有土哪里长，农民锄地的时候，一锄将它挖去，扔在荒坡上，这没关系，哪怕是石骨子坡地，只要有一丝土星，它就要生长！反正，只要不被牛羊吃，不被剁成浆，它就能生长！你说它贱也可以，说它生命力强也可以，随你的便。
这些事情，徐瑞星还真没听说过。他拍了一下吴二娃的肩膀，说兄弟，佩服你，跟你一比，我觉得自己过得太平庸了。
吴二娃又恢复了自信，说别给我灌迷魂汤，我有几斤几两，未必我自己还不清楚？刻在我脸上的就只有两个字，左脸一个卑，右脸一个微，合起来念就是卑微。
说这话的时候，吴二娃在自己脸上用指头一笔一画地刻，这让徐瑞星不由得涌起一种酸楚。他说哪里呢，你现在是名记者了。
哼，名记者，那都是过去时了。任何“现在”都是过去时，我们说“现在”的时候，它就已经过去了。就这么回事。我只相信未来，但我又对未来没有把握。谁能把握住未来呢？你徐瑞星把握得住吗？你跟第一个老婆结婚的时候，就知道她那么年轻就会死吗？你儿子丁丁那么聪明，你把他当成金包卵，可你知道他的未来吗？你如果不好好生生给他积攒些钱，将来怎么应对可能发生的事情？光是把他送到大学，也会把你磨死！眼下看起来你的钱够花，过几年就不够用了，这家里又只靠你一个人挣，到时候，你就知道喊天了。
徐瑞星无力地笑了一下，说我这人，不习惯把事情考虑得那么远。
吴二娃没有顺着徐瑞星的思路说下去，直截了当地问，那天黄川怎么给你讲的？
还怎么讲，他不是来掐尖儿的吗？他让我把我们二中尖子生的家庭电话和住址提供给他。
我不是问这个，我是问他说没说你提供一个给你多少钱？
还没谈到这个份上。我也不想谈。
吴二娃沉吟片刻，瑞星，你可能确实比我高尚，我打心眼里敬重你。但我觉得，有一个观念你没扭转过来，我在教育系统采写过好多稿子，知道许多尖子生家里都是很穷的，快高考才来摘桃子的人——照你们的说法，是掐尖儿——往往能给他们优厚待遇，把他们从经济困境中解放出来，这有啥不好？我觉得，只要对学生有好处，就算不上卑鄙。像我，把好的策划提供给别的报社，让大家来比拼，让读者有更丰富的东西可看，我也就觉得自己算不上粪便。你说呢？
徐瑞星没表态。吴二娃站了起来，说瑞星，我是认你做哥们儿才给你讲这些的，你自己考虑吧，想通了就给我来电话，直接给黄川去电话也行。
他没有吃饭，径直走了。
徐瑞星把他送到门口，望着他下楼的背影，摇了摇头，叹了口气。
春雨绵绵。
新州城位于川东北大巴山南麓一片广阔的河滩上，四周大山围困，加上汤汤巴河水穿城而过，因此每逢雨季，到处都湿洇洇的，飘荡着深蓝色的雾霭，让人感觉天永远也不会晴了，所有人都要霉死在这低洼的山谷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