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2005年第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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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伯终于要来！这次是真的。电报和信上都是这么写的。此时，距离大伯跟随蒋介石仓皇逃离大陆，已经四十年了。
别以为我大伯是什么重要人物，不是。一九四九年的大伯还只是个十九岁的孩子。据说老蒋手下的那些军官把他带走，是因为他能用巴掌大小的木头雕出一只舱门舷窗螺旋桨都清晰可见的小飞机，从窗口望进去，里面还有驾驶员呢。然而这次回来，他已是空军（当然是白军）某个电台的什么“长”了，六十来岁，已退休。大伯在大陆还有两个同母所生的亲弟妹——二伯和姑姑。姑姑还健在，二伯却在一九六九年死去了。几十年后姑姑和大伯在香港相见，一见面就抱头痛哭，哭的内容自然是一言难尽的。
大伯去台湾纯属偶然。一九四九年底，蒋介石的大部队已被解放军吃光，只剩下西北和西南的部分残余还在挣扎，大股残余部队正仓皇向海边逃窜。我大伯就是这残余部队中一所少年空军学校的学员。听说要去一个背井离乡的小岛，学员们无不哭哭啼啼，有点门路的便开了小差朝家奔。我大伯也收到了我爷爷催他回家的信，和一位要好的同学秘密买到了回家的车票。但就在出发的头一天晚上，我大伯却改变了主意。原来这位同学聊起了回家后的打算，说他那当官的父亲已经为他谋了个官职。说者无意，听者有心，我大伯想起自己那收入菲薄的做小职员的父亲以及嗷嗷待哺的三个弟妹，猛然意识到自己身为长子对这个家庭的责任：虽不能带回家一只饭碗，但带走一张吃饭的嘴却是力所能及的。于是第二天，他断然退掉了车票，托同学带回一封告别的家书。大伯是流着眼泪写这封家书的，当他打点好行装随着乱哄哄的败军挥泪南下时，泪眼蒙眬中有荆轲一去不复返的悲壮。半个月后在波涛汹涌的海边，即将登上木船的大伯终于接到了我祖父的回信，这封辗转多日的信件在大伯的记忆中剔除了字句的丝丝缕缕而缩减为一句言简意赅的箴言：塞翁失马，安知非福。事实证明祖父的思想不仅符合辩证法，而且具有惊人的预见一一很多年后，当大伯终于回到大陆时才知道，他那位回到家乡的同学，一解放就以前国民党军官的身份被人民政府镇压，根本没有活过一九四九年。
很多年后海峡两岸冰雪消融，久别的同胞们开始互相寻找。大伯首先找的是姑姑而不是我的父亲，这是有道理的。很久以前，我的身材高大性格孤僻的祖父在一个风雨之夜抛下自己两个幼小的孩子和结发妻子离家出走，整整五年音信全无。当孩子们挣扎着活下来并把他的灵位擦拭了上百遍的时候，他却又回来了，带着一个比他年轻得多的女人和一个襁褓中的孩子。这孩子，便是我父亲。所以，我父亲和大伯姑姑他们只能算半个亲骨肉，另一半，则隔着一层娘肚皮，甚至不仅是肚皮。我大伯是国军，我父亲是解放军；我大伯是国民党，而我父亲是共产党。除了每次填写家庭履历表面对那熟悉的名字感到的一阵熟悉的烦恼外（这一点我后面还要提及），父亲对这位少年离家的异母哥哥，早已是印象全无。
现在，早已印象全无的隔着肚皮的哥哥终于要回来了，一个曾经给全家带来烦恼的名字终于要变成活生生的人出现了。况且事过境迁，此时的海外关系已经成了幸运和机遇的代名词，父亲的复杂心境可想而知。接到电报的当晚，我们全家便坐在一起研究。研究的内容无非是：什么时候接待？谁来接待？如何接待？我们设想了几种可能：一、大伯和陪同人员全部住宾馆，二、大伯住宾馆，陪同人员住我们家；三、大伯和陪同人员全部住我们家。第一、二种情况尚好对付，关键是出现了第三种情况怎么办？母亲便提出，以她的年龄（五十出头），以她的身体（高血压心脏病），以我们家的住房（平房两间），以我父亲的收入（当时的一百来元），要负担浩浩荡荡四个人二十多天（电报上是这样写的）的食宿，反正她是做不到的。她说谁能做到就请谁做好了。她还说，她宁愿引咎辞职把这光荣的使命交给哪个有德有才之人，她明天就躲到乡下某个亲戚家去。大家便安慰她说，某某某的姨夫从香港来，便是住在宾馆的，某某某他们只是坐了出租车（当然不能是公共汽车！）去宾馆看过某某某的姨夫一次，吃了一顿饭（暂不清楚是谁付账）便完事了。以大伯这种身份，当然、自然、百分之八十甚至百分之百的可能是要住宾馆的，他怎么能不住呢？最后父亲总结说，亲戚嘛，总归是亲戚，况且是分别三十多年的亲戚，况且是从台湾来的亲戚，况且是大伯那样的亲戚（我至今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即使不住宾馆——这当然是不大可能的——也要尽力招待。一句话，这是百年不遇的有关国格家格人格的一次考验。
便行动起来。洗桌椅板凳床单被褥。买唐三彩兵马俑鸡鸭鱼肉。然而，最主要、最关键的还是房子问题。防患于未然嘛。我被赶出家门到同学家找地方住，腾出父母原先住的里间作为客房，又临时在平房外自建的小厨房中支了一张钢丝床，以备急用。即使这样安排，也应付不了第三种情况，即四人全部住在家里的局面，因为四人中肯定有男有女不能同居一室。唯一的办法似乎是去对门彩萍家借，但这恰恰是母亲最为难的。
说起来，我们这个出版社家属院中只有彩萍家有一间多出来的小房子。房子坐落在公用自来水池后的大槐树下，用油毛毡斜搭个矮矮的顶，紧紧偎在彩萍家那座大砖房旁边，像个歪戴鸭舌帽的小个子男人靠在大胖媳妇身上。早些年，房子里住着一位刚毕业分到出版社的大学生，后来那大学生考了研究生走了，房间便空了出来。不久，彩萍妈便去了出版社，说要请木工来家里做家具，借这间房几天。当时说好做完家具就还的，但彩萍家做完了二毛家又去做，二毛家做完了林林家又做，做来做去，大家发现他们都是向彩萍家借钥匙又还给彩萍家，谁也没想到把钥匙还给出版社。有几次出版社派人来收钥匙，彩萍妈都说：“某某家正用着呢。”倒是彩萍妈把这房子看得很紧，每当她不想让谁用便说，你得找单位说去，房子不是我的，或，你快点做呀，单位找我要房子呢！后来，等院子里的人都把活做完了，彩萍妈便不声不响地把里面粉刷了，买几样家具摆进去，门上挂一把崭新的大铁锁，彩萍父亲做生意，便时常邀了人在里面喝酒。说起来，母亲和彩萍妈关系不怎么好，就是因为母亲看不惯彩萍妈的这种做法。有一年做家具，母亲硬是让木匠在我们家的小厨房做了三天，事后彩萍妈有些悻悻地说：“哎呀，你怎么不问我借房子呢？”母亲不冷不热地说：“你的房子是单位的，我们怎么好让你为难呢？”……
所以这次母亲要向彩萍妈张口，确实很难很难。母亲思前想后整整一晚睡不着，第二天对父亲说：“我不去求那家人。实在不行，你去单位睡得了！”父亲说：“我当然没问题，桌子下面拼几张椅子就凑合一夜，可是你呢？”母亲长叹一声：“我怎么知道？打点糨糊把我粘墙上得了！”
我的远在台湾阔别大陆三十多年的大伯在六月的一个傍晚来到了我们家。与他同行的有他的妻子我的大伯母，还有两个大陆的随行人员——他的妹妹我的姑姑，以及姑姑的女儿小珍。这四人，用我大哥的说法是两个访问团长两个陪同团长，既没有全部住宾馆也没有部分住宾馆，而是全部住在了我们家。不仅住在我们家，吃也在我们家，而且这一吃一住便真的是二十天。
我母亲在大伯他们离开的当晚就住进了医院。医生说她过度劳累导致冠心病发作。胳膊上插着复方丹参输液针头，我母亲对父亲说：“下次你们家来人，我若是再不走，就让我用手心煎豆腐！”
大哥说母亲一贯言过其实且言不由衷，对她那些充满夸张感情色彩的言论你只能当作民间风俗来欣赏，因为如果这些话真的实现的话，我母亲的手早在很多年前他考上美院那一次就被煎糊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