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总爱用时间的长度,去衡量感情的硬度,却常常忽略了爱情最初建立的第一块石头,忽略了时间所承载的两人生活。结婚60年,被喻为钻石婚,表明两个人的爱情始终不渝,经历了如此之久的时间检测。其实,这只是一种简单的外部判断。
60年前,当田敏和徐棠——这两个男女青年之间的爱情刚刚萌发时,历史就已注定,他们的感情从一开始,就必须拥有比钻石还要坚硬的品质,才能经受住比时间更加严峻的考验。
这一点,对徐棠来说,或许更为重要。
一切应该是从1946年初秋那个阳光明媚的上午开始的:徐棠从观海二路53号的家里出来,与住在观海一路2号乙的田敏在街角相遇。这是一次美丽的邂逅。尽管他们两家住得只隔了一条街,也曾在某个场合见过面,彼此有所了解,只是没有单独接触过。这是第一次,只有他们两人在一起,面对面,相互倾谈……
那是一个血与火的时代,时局动荡不安,生活风雨飘摇,未来充满了变数,每一个关心民族命运的年轻人都面临着人生道路的抉择。在这样一个宁静的秋日,两个彼此相悦的年轻人都能说些什么呢?
徐棠的心也许还沉浸在半年多以前那个流血的夜晚。
1945年12月16日晚,徐棠、费筱芝、郑荃等6名20岁左右的年轻人,从各自的家中出来,走上街头,张贴反甄审的标语。这几个青春刚刚开始的教师和学生,当他们走出家门的时候,谁也没有想到——即使他们的父母,也不会料到,今夜,他们当中将有人永远不能再回家!
他们太年轻,不知道政府的强大和专横。在日本侵略者的统治下,他们曾经对政府充满了信任和期盼。可是抗战胜利了,沦陷区成了恢复区,恢复区的毕业生和在校生却被国民党政府视为伪学生,一纸强制性的《恢复区各县、市小学教员登记甄审训体办法》,他们就要被甄审和被训练。不然,不得任教,不能报考大学。面对带有侮辱性的甄审,青岛和北京、上海、天津等地的师生一样,发起了声势浩大的反甄审运动。
个性独立、追求正义的徐棠理所当然地成了组织者之一,她在广州路小学当教员,让她无法忍受政府规定的,不仅是失业威胁,还有它的不公正,它的精神歧视和政治专制。
这是一个寒冷的夜晚,凛冽的海风从不远处的海面上吹来,不多一会儿,他们全身就被冻透了,可年轻人的心依然滚烫火热。连日来,建立师生联谊会,商讨对策,去政府请愿,与教育局的官员谈判……这些第一次走向社会,以和平方式争取正当权利的年轻人,情绪高涨,斗志昂扬,每时每刻都处在为民主而战的激奋当中。青岛市教员学生联谊会部署,今天晚上,要把反甄审的标语贴在市区的主要街道。已近半夜12点钟了,六个人分为两组,绕着市政府周边,分头贴完了几条街道之后,来到莒县路路口会合。他们发现刚贴出的标语就被特务撕掉了,街口有警察在巡查,气氛非常紧张。自运动开始以来,还没出现过这种情况。大家有些忐忑不安,商议决定按原路线贴完手中的标语就回家。徐棠这一组顺着原路回去了;费筱芝、郑荃、丁日昕三人沿湖南路一边走,一边贴标语。当走到江苏路路口时,只见两个警察迎面走来,看到他们手里拿着纸张和糨糊桶,便厉声喝问:干什么的?就在他们不知如何应对时,贴着墙角的费筱芝突然闪身拐过路口,向江苏路跑去,一个警察紧追了上去……郑荃在多年以后的回忆录中写道:“霎时间听到一声枪响,接着又是一声枪响,只听费筱芝大叫一声,声音异常恐怖凄惨。”
青岛文德女中年仅20岁的英语女教师费筱芝倒在了江苏路小学的门口。一颗炸子炸开了她的股骨,如花的生命随着鲜血急速流淌遽然逝去……
今天,在网上,我们可以找到费筱芝生前的照片:永远不会变白的秀发;永远不会苍老的容颜。凝视着这青春洋溢的脸和一双清澈纯净的眼睛,你无法把这个文静姑娘同恐怖的夜晚、残暴的枪声、凄惨的尖叫联系在一起。
徐棠一生也忘不了第二天凌晨那急促的敲门声,一个神色惊惶的同学站在门口告诉她:费筱芝被开枪打死了!
这怎么可能?这样一个温和柔弱的女子怎么竟这样被杀死了?她只不过是作为一个公民在向政府表达自己的看法!
费筱芝被杀震惊了全国!鲜血染红了这个年轻女教师的青春年华;鲜血惊醒了徐棠的心:国民党政府已经成为一个害怕人民,与人民为敌的政府!面对淋漓的鲜血,徐棠心中充满了悲愤,充满了对正义公平的渴望;就在这一刻,她从信赖政府依靠政府,坚定地转向了反政府的立场!
组织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为费筱芝守灵;召开追悼大会;旁听对凶手的审判……当激烈的活动结束之后,一切又归于平静。“时光永是流逝,街市依旧太平”,可是徐棠的心已经回不到过去,费筱芝那张年轻而沉静的脸总是在她的眼前晃动。因为参加反甄审,徐棠被学校解聘了。在那些愤懑悲痛的日子里,徐棠开始进入一种等待。无奈之下,等待是唯一的力量,耐心等待,等待着有变化发生。她再也不愿意像以前那样平淡而自足地生活下去了。
徐棠生长在一个经济不富裕的职员家庭,与世无争的父母以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庸之道培育儿女,教导徐棠和她的姊妹们在乱世里独善其身。他们或在学校教书,或在银行做职员,尽管收入微薄,却都安分守己,平和度日。唯独徐棠不甘于这样生活下去,她特立独行,性格率真反叛,执着地追求着属于自己的人生。这注定了有一天她将给这个平静的家庭带来巨大的不安。
1946年的徐棠,还不知道在她将要选择的人生道路上充满了艰险、坎坷和诸多磨难,这些属于她的日子都还没有来临。她年轻美丽,充满憧憬,富有自信,周围不乏热烈的追求者,但没有一人能真正打动她的心,直到有一天,田敏出现在她的面前。
按今天谍战剧中主人公的形象标准,来挑选特工人员,田敏显然不能入围。他相貌普通,个头不高,行动也不敏捷,说话不紧不慢,做事慢条斯理。如果不是眉宇间流露出一股刚毅果断之气,让人感到他那种气度不凡的特质,你很难相信他的传奇经历。
站在徐棠面前的田敏虽然只比她大一岁,却已有着丰富而传奇的经历了。徐棠早已在同学和朋友中间听到很多关于他的故事。几个月前,在和朋友打乒乓球时,朋友介绍给她看:一个穿着美式便军装的年轻人站在边角上静静地观看着比赛,他就是田敏。
几天后,朋友又悄悄对她说,田敏去解放区了。
在这个秋日宁静的上午,在这条幽静的街道上,他们不期而遇了。尽管两个人是第一次说话,徐棠却觉着自己好像与田敏相识多年了,她第一句话就问:你怎么回来了?
1943年初春的一个晚上,正在青岛礼贤中学读高二的田敏瞒着父母,离家出走了!天生叛逆的田敏试探过父亲,露出他要去大后方的念头。父亲坚决不同意。田敏暗暗作着准备,以父亲的名义到父亲投资的工厂支取了400元钱,又带上两块手表,可以在路上变卖。害怕被父母发现,吃完晚饭,田敏装作出去逛街的样子,空着手出门,直奔火车站。按照约定,同学谭铸新早已在站口等候。一会儿,妹妹把行装送到了火车站。
列车在暗夜中开动,两人兴奋不已:终于脱离沦陷区,不再当“顺民”了!谭铸新是田敏初中最要好的同学,两个人曾在课堂上用日文一起嘲笑日本老师是一头猪。后来,田敏上了高中,两人就不在一起了。有一天,心情郁闷的田敏在栈桥遇见谭铸新,说起骄横的日本人,说起无法忍受的亡国屈辱,两个人热血沸腾,越说越激昂:走,到后方去,参加抗日!
他们坐火车从胶济线转津浦线,走陇海线,到亳州。在亳州下车,黄泛区汽车不通,他们徒步走了四天到达洛阳。在洛阳战区学生招待所,谭铸新加入了国民党部队的抗战宣传队,与田敏分手。田敏的目标是去重庆,考军校,上战场!
在从宝鸡到重庆的长途客车上,田敏引起一对夫妇的注意,夫妇俩40岁左右,女的秀丽端庄,男的温文尔雅,一派学者风度。交谈中,田敏说要到重庆去考军校。男的说,上军校干什么,好男不当兵。你去同济大学读书吧。校长丁文渊我认识。他摸出一张名片,在背面写道:文渊兄,此介绍侯君,从沦陷区来,是学德文的,望予以关照……
田敏翻看名片的正面:赖链,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执行委员,西北联合大学校长。
既定的目标决不改变,田敏没有听从这位著名学者、日后成为国民政府教育次长赖链的好意劝告,他没有去同济大学找丁校长。来到重庆后,他把赖链的名片当作介绍信,递给了国民党航空委员会的考官,赖链成了田敏报考空军航校的证明人。1943年12月田敏如愿以偿地进入军校,成为一名空军学员。
一年半以后,田敏被训练成一名可以放单飞的空军飞行员了。
这期间,他先是与一百多名学员在昆明进行了半年培训;1944年6月到了印度的加尔各答,接受美国教官的飞行训练;11月,经考试淘汰,剩下的包括田敏在内的90名学员,作为抗战时期到美国受训的中国第13批飞行员来到了洛杉矶。
半年后,即将毕业时,命运戏剧性地在田敏的人生道路上立下了一块转向牌。一天,在餐厅就餐时,性格刚烈的田敏打了一个无端凌辱他的轰炸员。看似偶然事件,实是田敏积蓄已久的爆发。自到重庆后,田敏内心的失望就日益加增,他所耳闻目睹的同他原先在沦陷区想象的大不一样。空袭警报声中,照样灯红酒绿,一片歌舞升平。和他一起来美国受训的同学中,有不少是国民党高级将领的孩子,这些高干子弟好像是来美国度假似的,兜里有花不完的美金,买通了教官,晚上翻墙出去参加舞会……难道将来就要在这些人的指挥下作战?田敏心中非常郁闷。
违反军纪被关禁闭,引发了同情他的学员们罢课、罢食。上面派人调查处理时,发现了田敏在日记里发泄了大量对国民党政府黑暗腐败的不满言论。原本一件小事酿成了政治事件。
1945年6月的一天,田敏被押上一艘运兵舰,回国接受军事法庭的处罚!
船还航行在太平洋上,传来了日本投降的消息。白白上了两年的军校,未能为国征战沙场。这样的结局,真是无从预料,田敏心里充满了遗憾!
一扇门关闭了,另一扇门必会悄然打开。只是不知道,这扇门的后面通向哪里。田敏回到重庆,在军法处看守所短期关押被释放,他彷徨不知向何方去。此时,竟然是两本小册子,打开了田敏人生中另一扇门: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朱德的《论解放区战场》。
这是西南联大的学生张治公送给他的。
田敏刚到重庆时,曾住在流亡学生宿舍,与张治公等人朝夕相处三个多月。两年后,田敏到西南联大再见到张治公时,他已经是中共地下党员了。
两本小册子改变了田敏的一生。尤其是《论联合政府》,让原本在他心里只是一个模糊概念的共产党清晰起来。“将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国家”,文章里所描绘的无比美好的愿景,说出了田敏的心愿和追求。他认定,能够给中国人民带来美好前景的只有共产党。
田敏决定奔赴延安,走到中途因故而未去成。1946年7月漂泊了3年的田敏辗转回到青岛。母亲告诉他,弟弟侯健民已是“八路”,正在解放区。8月底的一天,田敏和山东大学的赵劭坚等一行6人,在侯健民的带领下,进入胶东解放区。在五龙县(后划归莱阳县)的一个小山村里,在一家农户,田敏见到一个身穿“二尺半”大黄褂子,外貌却很儒雅的人,他就是中共青岛市委书记宋子成。
一见到共产党的领导,田敏就提出要入党,他认为同入国民党一样,填一张表就行了;接着又提出要去“八路”设在佳木斯的空军学校当教官;再不然就留在解放区参加革命。宋子成说,你们年轻人,思想一进步就要到解放区,国民党正准备打内战,有很多地方需要你们。
经过一个多月的学习和培训,宋子成派遣田敏和侯健民返回青岛,建立了侯健民地下情报站。情报站就设在他们父母的家里——观海一路2号乙。
父母完全清楚自己的孩子在做什么。田敏的父亲侯芝庭是同盟会会员,早年追随孙中山参加革命。1912年,孙中山从济南乘火车到青岛,在高密站停留,会见时任高密县高等小学堂堂长的侯芝庭,将亲笔题书“高密县同盟会留念”的照片赠送给他,并应侯芝庭要求留下了“要立志做大事,不要做大官”这句流传甚广的训示。
北洋政府时期,侯芝庭曾任京兆养济院院长、宛平县和涿县知事,又在山东即墨县、禹城县先后任县长。“七七事变”后,他带着全家逃避战乱,辗转来到青岛。敌占时期,侯芝庭拒任伪职;抗战胜利后,他看透了国民党无可挽救的腐败,不再与其合作;1946年8月,他加入中国民主同盟。侯芝庭有12个子女,其中有4个孩子参加了地下党。他和妻子十分清楚孩子们肩负的使命和面临的危险,他们无所畏惧地与孩子们站在一起。
凭着父亲的社会声望和参加空军到美国受训的经历,1946年9月,田敏成功地打入了青岛警备司令部,在参谋处情报科任上尉参谋。
在那个宁静的秋日上午,由于可知的和隐而未知的原因,田敏和徐棠在各自走过了一段人生之路后相遇了。听到徐棠的问话,田敏毫不顾忌地用宋子成的话回答她:革命不一定在解放区,在城市也一样革命。徐棠似懂非懂地听着这些话。在那一刻,两个人的心里都涌动着相同的感觉:面前这个人,将是自己一生值得信赖和依靠的伴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