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生无数遍问：“姓名？”又问：“职业？”
我说，教师。
老头子大名叫有根，在大学混了这么多年，还是改不了农村习气。为此母亲老数落他，哪有一点为人师表的样子。头发剃掉了，不然比鸡窝还乱，衣服虽换了牌子的，胸前总有两滴油，家里摆设再乱，也丝毫不会影响他的心情。那年他发了脑梗死，没有完全治好，基本不能行走，皮鞋早就不穿，落满灰却舍不得扔，说有一天能走了还能穿一下。每当坐在轮椅上出来透风，学校门口保安都不放进，只有经过的熟人，不辞辛苦地打个招呼：“嘿，老王。”
当年我结婚的时候，老头子给了两万块钱。他红着眼睛说，委屈儿子了。我也理解，那时候的教师大多家徒四壁，所以我大学毕业的时候死活不愿再当教师。我说他穷，他说他有财产，只是传不了给我。我那时以为，他要把钱留给弟弟，很迟以后，才知道，他说的财产是什么。
母亲的嘴一向很紧，根据她的只言片语，我知道她和父亲是在一起高考招生认识的。那时候母亲在教育局，父亲在大学里，后来结了婚，但还分居两地。母亲一直遗憾，生我的时候给父亲拍了电报，等父亲来的时候，我已经落地3天了。
母亲让我回去把樟木箱子里的毛衣拿来。箱子有些年头了，打开有股樟脑丸的味道。里面有一扎信，上面都写着“明秀女士亲启”。明秀是母亲的名字，似乎有些土气，但念起来却很好听。最底下一封没封口，蜡纸般滑落下来，展开去看，是一首唐诗：“芳屏画春草，仙杼织朝霞。何如山水路，对面即飞花。”我被这一缕相思打动，差点忘了悲伤，心想老头子平时待我一本正经，居然也有风骚的时候。一会又担心母亲能否看懂。再一思量，应该是懂了，否则他们也不会结婚，更不会有我。
猝然想起，老头子生这么多年病，总会留下点什么，哪怕是只言片语，就在屋内翻翻，想想他平日里靠在窗台边晒太阳，喜欢对着镜子望自己须发，然后回书房看书。樟木箱子没有，是不是在书架里，也许在五斗橱，细细翻看，还是没有。心中遗憾，老头子病得快，连后事都没来及交代。
毛衣拿回的时候，已经日上三竿。ICU门口渐渐热闹起来。先来一个黑胖女人，隔着玻璃踮着脚看里面。一会来和我们主动说话，说是临泉人，父亲也是脑梗死。她话很多，和我们聊镇上的各种事情。说她父亲在镇上有7间门面，一年租金就十几万。就是条件好了，不干农活，出门就是摩托车，一步不走。今年母猪下了十几个崽，一个人喝了一斤酒，又吃了6个鸡蛋，犯了中风，她和哥哥陪着。她哥哥一看就是个老实人，秃顶，嘴老是张着合不拢，没有一句话，对人却实在，我们探视的时候，他给我们看包，认真极了。临泉女人悄悄说，她哥哥不能生育，离婚了。然后一路说开，如江水滔滔，水龙头拧不住。我们也没心思细听，对着通道门口发呆。
一会又来了兄弟两个，是13床的家属。阿大戴着金丝眼镜，雪白衬衫，一看就是儒商；阿二卷着裤腿，耳朵边夹一根烟，似乎还有些乡下气息。两兄弟开始死活不说干什么的，熟了才知道各自在深圳开了公司。他家老头病得更是稀奇，早起跑步，碰到一只黄皮大仙，一病不起。先只是肠胃不通畅，后又查出肺有问题，又两日就转到了ICU，让人措手不及。我们都在抱怨这个杀人的医院，活蹦乱跳的人被治成这个样子。一会又聊，若是治好了就算了，治不好一定要和医院打官司。阿二说，老头苦了一辈子，现在刚刚生活好了，该享受一点，又莫名其妙得了病。说罢流泪，把我的眼泪也勾出来。
再一会又来个年轻女人，说是9床老太太家的保姆，按门铃问下情况就走。临泉女人又滔滔不绝了，说：“9床家属冰冰凉的，病成这样，儿子媳妇也不过来，天天让保姆来。保姆来干嘛，就是问有没有断气。唉，养儿子有什么用。”我看看阿大、阿二，阿大、阿二又看看我。临泉女人意识到说得不妥，立马说，我不是说你们，你们都很孝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