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在飘
那是冬天里的第一场雪，雪花在漫无边际地随风舞动。人们知道，寒冷已经来了。
莫斯科卡赞火车站。一群穿着皮大衣、带着皮帽的人在车站的月台上行走，脚下的雪被踩得吱吱作响。
没有人知道这群人是什么人，到哪里去。
离开车还有几分钟，一个身材不高的妇女到了车窗前。
“玛利亚，我的玛利亚。”车厢里一个男人激动地喊了起来，从车窗里探出了头。他叫帕维尔·西里耶维奇·雷恰戈夫，刚从西班牙回来，在那里，他是一名歼击机大队的大队长。
车窗下是他的妻子，玛利亚·涅斯捷莲科。与丈夫一样，她也是一个空军部队的飞行员。他们结婚时间不长，婚后丈夫便去了西班牙。这次，玛利亚刚刚与从西班牙回来的丈夫见上面，还没有来得及细细说说知心话，丈夫又要离她远去。
在家里，她问丈夫，这次要去哪里。雷恰戈夫笑了笑，说，很远。
到底多远？她似乎不放心他。
丈夫扬了扬手，对着天空做了个无限状：“喏，就那么远。”说罢，自己笑了。
妻子不再问，同样作为军人，她知道这件事或许不该自己知道。
“你要保护好自己。千万当心。”
“放心，你的瓦西里本事大着呢。”雷恰戈夫将妻子拥到了怀里。
隔着车窗，斯米尔诺夫在跟玛利亚开起玩笑。
列车要开行时，苏联空军副司令雅科夫·弗拉基米洛维奇·斯姆斯凯维奇来送行，他向大家点点头，笑着说：“啊，朋友们，该说的话都说了，祝你们好运，凯旋。”
随后，他伸出双臂，紧紧地拥抱了每一个人。此刻，将军的眼睛有些湿润，抓住每一个人的肩头的手也格外用力。他也是飞行员，知道接下来这些比他年轻了许多的空中斗士将会面临些什么。
列车开动了，站在列车车窗前，透过霜气，只见将军穿着黑色皮大衣的身影渐渐变小。莫斯科被逐渐地远离。
车厢里气氛有些沉寂，只听见车轮碾轧轨道的声音。大家似乎都在想着各自的心事。
雷恰戈夫与柯里亚·斯米尔诺夫并排坐着，布拉戈维申斯基与留托夫坐在他们对面。他们之中，只有雷恰戈夫经过了战火的洗礼，在西班牙，他的中队击落了40架敌机，他本人击落了5架战斗机和一架轰炸机，获得了苏联英雄称号。斯米尔诺夫是他航校的同学和歼击机部队的战友，能一起到中国去是一个巧合。
满脸胡须的布拉戈维申斯基此时已经是苏联著名的试飞员，他对飞机，特别是战斗机了解得十分透彻，每次试飞，他都表现出高超的飞行技术，使人们赞叹不已。留托夫是一个经验丰富的政治工作者，这次去中国，他担任苏联空军志愿队的政委，由于援华志愿者需要的是飞行员，所以他名义上是苏联空军志愿队的总工程师。
“同志们，唱一首歌吧。”见大家都在想心事，气氛有些沉闷，雷恰戈夫站起来，脱去大衣，挥了一下手。
气氛热烈起来，有人起了个头。顿时，车厢里响起了电影《歼击敌人》的插曲《同伴飞往遥远的边疆》：
有一位同志飞向遥远的边疆
故乡的风儿跟随他前往
可爱的城市在那青烟中消失
亲密家园 绿荫花丛 温柔目光
同志他经历了无数南征北战
日夜地战斗
生活多紧张
可爱的城市
你可静静安睡
沉入梦乡
在春天里幸福成长
等到他胜利回到久别的家园
故乡的风儿跟在他身旁
可爱的城市向他报以微笑……
一群男声慢慢地由小渐渐变强，舒缓而又抒情的旋律回响在车厢里，此情此景下，大家显得格外兴奋和激动，似乎忘却了窗外的寒冷。是啊，此刻，他们正告别城市，告别亲人，去往一个遥远且陌生的地方。故乡的风在送着他们，莫斯科已消失在蓝色的烟雾中。
车窗外，雪花仍在飘着……
目的地是阿拉木图，所有被通知到的苏联红军的飞行人员们身着便衣，到那里集结。
阿拉木图机场显得格外繁忙，这里是苏联通向中国的最后一站，从莫斯科用集装箱运来的飞机，在这里组装、试飞。苏联志愿飞行员也在这个地方集中，然后飞往中国的新疆。
一架TB-3飞机准备起飞，但是，起飞耽搁了。值班员通知说，伊宁到哈密航线的山上铺盖着密云，当时的飞机还没有能在这一条件下飞行的设备。机场上聚集着一些志愿人员，他们将被安排在从伊宁到兰州的航线上工作，这条航线上有10个中间站机场，这些人负责机组人员的地面保障，早已来到阿拉木图，等待顺路的飞机。但是，天气的变化使得他们只能等待，等适合飞行以后，才可以登机。
在远东冬天恶劣的气候条件下，飞行等待是常有的事情。
雷恰戈夫一行接到的命令是乘运输机立刻飞往兰州，从兰州直接转往武汉。他们是第二批被派往中国的援华志愿空军战斗机飞行员。
此前一个月，第一批飞行员已经派出。
命令是由苏联国防委员会下达的，按照命令，来自各地的航空人员先期组成两个大队，一个由31架伊-16飞机、101人组成的战斗机大队和一个由31架CB飞机、153人组成的轰炸机大队。
行动是秘密进行的，被称为“Z（Zet）计划”。
在严格保密的情况下，来自各部队的人按预定的计划悄然地展开。
一切都在秘密地、有条不紊地向前推进。
此时，欧洲的西班牙战事正酣，西班牙佛朗哥和莫拉的北方叛乱军队在德意志支持下，正疯狂进攻共和军和由54个国家志愿者组成的“国际纵队”。很多人以为要去西班牙，谁也没想到要去中国，去和日本人作战。
人员被严格审查，苏联空军的领导人拉克杰诺夫和斯木什盖维奇，直接领导了志愿人员的挑选和编组工作。
被选中的人多是老资格的飞行员。在茹科夫斯基飞行学院里，他们开始了解日本“95”式战斗机的性能。一边训练，一边改装，而后分3批，化装成平民，陆续地和来自各地的人员一起，集中到靠近中国的城市阿拉木图。
10月，第一批苏联志愿航空队由254名飞行员和机械师组成，在基达林斯基和库尔丘莫夫率领下前往中国，他们分别指挥中程轰炸机大队和歼击机大队。
冬天的阿拉木图格外寒冷，轰炸机生产厂家整整一个队的工人冒着寒冷对飞机进行拆箱、装配。
整个外场厂区被戒严，卫兵们来回巡逻着，猎犬伸出舌头在冷空气里吐着热气。
机库里灯火通明，工程师、机械师、工人一起，加班加点，合力完成任务。他们昼夜不离开自己的岗位，只有在吃饭和交接班时，才可以稍微休息一会，许多人在困难的条件下多次超额完成自己的任务指标。
每一架飞机组装好之后，都要由飞行员试飞。试飞完毕，交付志愿队，随即飞往兰州。
走这条古老的丝绸之路是没有办法的选择。
因为，战争开始后，中国的沿海被日本人完全封锁，尽管苏联人想尽办法，用轮船运送了一些军火，但这只是杯水车薪。另外一条由西伯利亚的伊尔库茨克经蒙古到兰州的空中线路，因为绕路和沿途机场较少，而不被作为主要运输线路。南线的这条从苏联东部经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到中国新疆的路，则是最为便捷的一条。
但是，这条路也是一条充满着艰辛的路。
萧瑟早已开始侵袭初冬里的阿拉木图，这个哈萨克民族居住的边城在那个多雪的冬天里成了中转枢纽，除了飞行人员，在这里陆续集合了447人。
郊外的机场变得分外忙碌，行进的队伍匆匆而过，地面引导员挥舞着旗子在做引导，加油车、充电车来往穿梭，飞机的轰鸣声震耳欲聋。
他们来自全国各个单位，身份各异。有航空机械师、无线电报务员、气象工作者、机场场长、密码译员、司机、医生等等。在机场等待的过程里，这些不同岗位的人按照自己的分工，开始忙碌地做着准备。不时地探听着各自能够搭乘飞机起飞的信息。陆续地，他们分3批越过边界，前往中国。
他们都是自愿报名、经组织审查合格的现役军人。绝大多数是共产党员，一小部分是共青团员。飞行员都训练有素，一些人在西班牙作过战，还有些人当过试飞员、飞行学校教官。为了避免引起外交麻烦，这些人通称“志愿人员”。
他们驾驶的飞机被全部涂成中国空军标识，在机翼和机身上漆上了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日徽，方向舵上也涂上了蓝白相间的斑马条纹，蓝白各6条。这些标志在莫斯科第39工厂就已经涂好，引擎罩原本是黑色的，到中国后被改成绿色。机身的号码便于识别，前两位数字代表飞机所在中队，后两位表示它在本中队的序号。
由于需要运送大量的人员物资，不得已的情况下，除中型轰炸机SB机组外，部分重型飞机并未作为轰炸机使用，而是拆掉了炸弹挂架，换上了辅助油箱，用作中苏之间的快速航空运输，担负军事物资与人员运送任务，以减轻航线运输的压力。
其中就包括TB-3重型轰炸机。这款在20世纪30年代露面于纪念十月革命红场阅兵式上的4引擎大家伙，当时以其隆隆的声响、冷酷且杀气腾腾的外形，曾震惊了所有人，但很快因苏联空军作战指导思想由独立作战改为支援地面作战而不被重视。在后来的张谷峰与诺门坎战斗中，此飞机曾经被布柳赫尔与朱可夫使用过。这次援华，苏联提供的6架TB—3飞机，并没有担任轰炸任务，而是作为运输机使用。
改装后笨重的TB—3飞机沿古老的丝绸之路，艰难地飞行，将人员、武器及物资装备向中国运送。
伊-15和伊-16战斗机先被拆解，由汽车经中亚运往中国新疆的哈密，在哈密重新组装后，由飞行员驾驶经安西、肃州（酒泉）、凉州（武威），飞往兰州。
轰炸机则由苏联飞行员驾驶，一路转场飞行，从阿拉木图，经过石河、乌鲁木齐、古城（奇台）、哈密、安西、肃州（酒泉）、凉州（武威），最终抵达兰州。另一路则在北线的伊尔库茨克组装后，转场飞行经乌兰乌德、达兰扎达嘎德至兰州。
没有无线电联络和导航，没有航图，没有地面引导，没有气象情报。一切全靠飞行员的自我判断，飞行常常要冒生命危险。中国西北荒凉多山，中间站机场之间没有任何联系，多数机场不能够停放CB这样的载重飞机。如此之差的飞行条件超出了大家的想象。
普洛科菲耶夫的记忆
多年以后，已经立下赫赫战功，成为苏联空军中将的普罗科菲耶夫对那个冬天依然记忆犹新。
还在深秋季节里，莫斯科的白桦树树叶开始变黄的时候，以俄国空气动力学创始人命名的茹科夫斯基飞行学院突然忙碌起来。
学院23轰炸机大队教员普洛科菲耶夫刚刚完成教学任务，便被政委彼尔施诺夫叫住。
“有人找您。”他说。
在一个单独办公室里，上级来的人告诉普洛科菲耶夫，已经审查了他的所有档案材料，准备让他去当志愿人员，去中国。那儿的战争很艰苦，很危急，需要志愿空军人员，从一切情况看，你是一个适合的人选。尽管如此，还是需要征求个人意见。
“我同意。”普洛科菲耶夫没有犹豫，他像是早有准备似的回答。
“请您考虑一下，不要急于回答。您有家，有孩子，这事是自愿的。”
“我考虑过了，我同意，谢谢诸位对我的信任，我不会辜负希望的。”
从办公室出来，普洛科菲耶夫去了机场，机场上正在铺设一条新的水泥跑道。望着旷阔的机场以及整齐摆放的飞机。他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在这里他从一个毛头小伙子变成了丈夫，从学员成了教员。
这里有自己敬仰的教官玛丽亚·拉斯科娃。这位全苏联著名的女上尉带出了一批批轰炸机领航员，并在其后驾驶双引擎飞机从莫斯科到远东进行了不着陆飞行，创造了世界远程飞行的记录。在迫降于黑龙江沿岸的共青城以北荒凉的原始森林后，她受了伤。在森林里，她以超常的意志与毅力，用了几十天时间，终于走到了河边。她成为最早被授予“苏联英雄”称号的苏联妇女之一。二战中，拉斯科娃组建了第一个女飞行员轰炸机团，曾轰动一时。
在她的影响和带教下，普洛科菲耶夫迅速成长起来。
终于，他也可以参加战斗了。所去的国度是遥远的东方，那是一个陌生的地方。
他对自己的教官说了此事，尽管没有说出要到哪里去，但老师似乎已经明白。老师正了正他的肩章和帽徽，用力击打了一下他的肩膀，说：“鹰要练硬翅膀，就要到高天上飞。”
回到家，普洛科菲耶夫将装满了所有飞行服装的降落伞包放到了地上。
妻子在洗衣服，她望着降落伞包，又看了看普洛科菲耶夫发愣的脸，什么都明白了。她站起身，白色的肥皂沫从手上落到地板上。裹在襁褓里的孩子睡在床上。
其实普洛科菲耶夫对去中国作战是没有思想准备的，更何况，他刚刚有了孩子，如果提出来不去，是可以的，谁都可以理解。
但是，他一定要去，因为，在此前，他的一些航校同学，包括战友，已经去了西班牙，同佛朗哥叛军交战。做了空军的飞行员，就注定是要上天打仗的，不然，整天进行的各种训练、各种科目做什么用？理论最终是要经过实战考验的。更何况，同样是空中斗士，胸前没有一两块勋章，有多么丢脸。
然而，对于飞行员的家人来说，那似乎是一件残酷的事情，此后的日日夜夜里，每天就会有思念与挂牵、着急与等待。一个家庭里重要的成员，要去遥远的战场，去面对炮火与死亡。
当普洛科菲耶夫及那些被选中的飞行员与家人告别的时候，他们当时的心情很多人或许不会理解，这些人当中的某一个，也可能从此不会回来。
到了阿拉木图，普洛科菲耶夫担任了党小组长。他被告知，党的会议要根据情况召开，会议不要留下记录，党组织名册不要编制，用脑袋记住每一名共产党员的名字。根据他们的表现来予以评价。党组织的指示从《真理报》上可以看到，《真理报》会定时地送到每一个小组手中。
普罗科菲耶夫无形中感到肩上有了压力，接下去，他该怎么做？在异国那样的环境里，面临复杂紧张的战斗，怎样开展党的工作，他还没有想好。首先，怕是要作出榜样吧。他给自己分析道。
他驾驶的是CB轰炸机，整个轰炸机大队在波雷宁的领导下高速运转，装配、试飞、调试。
天气很不利，到乌鲁木齐沿途的山峰都覆盖着连绵不断的云，山里的暴风雪随时降临。每年的这个季节，大雪开始封山，路上的各条道路便会断绝。
等待天气好转似乎毫无希望，波雷宁决定先飞到伊宁，在那里等待山口的天气变好。
一切准备好后，起飞命令下达，机队立即起飞。
天色暗了下来，傍晚已经到来，四周黑压压一片，能见度极差。
阴天，云高600-800米，厚厚的连绵不断的云层盖在头顶，人感觉格外压抑。大雪遮住了一切有特征的地标，飞机似乎凭借感觉在飞。
越过了在天空望不到的国境线后，山谷愈来愈狭窄。普洛科菲耶夫觉得山从四周向飞机围拢，云层下降到山麓，飞机像是进入了一个四面是山的袋子。
横下心，凭感觉下降，飞机穿破云层，摇摆着、颠簸着降落在伊宁机场上。
伊宁似乎从来没有保障过这么多飞机的降落。草草吃了点东西，已经很晚了。宿舍是石头垒成的一排排的平房，显得十分简陋；平房里搭着一些床板，有一些简单的被褥。没有火炉，屋里显得阴暗且寒冷。或许有些累，飞行员们很早就躺下了。因为冷，他们没有脱衣服。夜里，用木框及硬纸钉的窗户被风吹得呼啦呼啦作响，屋里的尿桶结了冰，散出难闻的气味。将自己紧紧裹在被里，普罗科菲耶夫度过了在异国的第一个夜晚。
第2天，天气放晴，山麓露了出来，他的心情似乎也好了许多。
往乌鲁木齐要飞越山峰。飞机编了队，向山峰飞去。
山麓蜿蜒着，裸露着遍布岩石的山脊，高处里，皑皑的白雪在阳光之下泛着耀眼的光。普洛科菲耶夫似乎觉得有些不习惯，因为在苏联，即便是乌拉尔，也是有大片森林的，而这里，却到处是沙漠、高山和砾石。
刚刚越过山峰，就进入了云层。座舱里立马暗了下来，向外望，四周什么也看不到。飞机开始颠簸，颠簸得越来越剧烈，一会儿忽上忽下，一会儿横向撕扯，像是有人拿机组开心取笑，把飞机从这边抛到那边。忽然，飞机猝不及防地急剧下落，普洛科菲耶夫的头“砰”的一声撞到了座舱盖上，系着保险带的身子处于失重状态。他赶紧牢牢地抓住操纵杆。过了一会儿，飞机终于不再颠簸。
出了云层，终于喘了口气，在空中，他找到了同伙的飞机，跟了上去，不一会儿，乌鲁木齐到了。
下了飞机，他掏出了照片，那是在他临出国时特意照的照片。照片上妻子抱着孩子，倚着他的肩膀，微笑着望着前方。
“谢谢您的佑护，卡佳。”普洛科菲耶夫将妻子和孩子捂到了胸前。
带血的航线
10月底，基达林斯基领导的轰炸机大队和库尔丘莫夫为首的战斗机大队首批225架飞机抵达迪化，开始了各自的飞行行动。
战斗机大队顺利地到达安西，下一站是凉州。
想入中原，必经凉州，它西通新疆，东接兰州，山脉前隔，沙漠后绕。西面是祁连山，东面是腾格里和巴丹吉林两大沙漠。行走河西，路途遥远且艰难，祁连山高耸入云，积雪常年不化。凉州机场就在祁连山边，海拔在1900米以上，机场条件较差，地面不平，且不时有滚落的石头飞下，起飞降落时，需要格外注意。
苏联援华志愿队的战斗机大队在这里就遇到了他们出师以来最大的挫折。
机场在一条狭长地带里，跑道不是很长，把握不好很容易冲出跑道。
天气有些阴，能见度不是太好。飞机机队到达凉州机场上空时，看不到机场上的指示标识。此时，油料已经不够了，容不得大家犹豫，大队长库尔丘莫夫做出手势，让机群分批降落。
队员们盘旋一圈，对准跑道，陆续地开始降落。
总算顺利，除了两个落偏、有几个落地不稳之外，没有大的事故。天空中只剩下库尔丘莫夫。这时，库尔丘莫夫看了一下油量，油已经耗尽了。
不能再迟疑，他开始降落。
正在这时，一阵风吹来，正在落地的库尔丘莫夫的飞机摇晃着从大家的头顶滑过，快速地落向机场。于大家的注视之下，飞机在跑道的尽头着了地，没有刹住车，接着，发出一阵特殊的声响。
队员们还来不及作出判断，只见库尔丘莫夫的飞机已经冲出跑道，继而连续翻了几个筋斗，侧停在那里，扬起了一阵尘土。正当大家惊愕之余想要跑过去救援的时候，飞机已经燃烧，继而爆炸。一声轰响，炸起的碎片抛向了四方。
“上尉同志！”大家不约而同地拼命喊了起来。
空气里传来了一股味道，救援车随即向出事地点驶去。
事后队员们分析，高原上空气稀薄，加之顺风，落地时速度过快，导致飞机冲出跑道。
库尔丘莫夫没有来得及跑出来，以身殉职。出师未捷身先死，他成了援华志愿空军第一个牺牲的飞行大队长，因为是在跑道上出的问题，又是在大家的视线之内，他的死对队员们触动很大。
库尔丘莫夫牺牲后，普罗科菲耶夫接替他指挥战斗机大队，代理大队长职务。
空中机械师塔拉利金那一次是死里逃生，伤好后脸上仍然有扭曲的伤疤，伤疤记载着那段永远忘不了的惊险。11月初，他所在的机组执行运送物资的任务。苏军总参谋部代表茹拉夫列夫上校搭乘飞机，从阿拉木图去往兰州。卡杜克队长带队。
飞机顺利飞过伊宁机场，在翻越山口飞往乌鲁木齐时，机组失去了方位，陷入了一个狭窄的山谷，想冲出去时，被山谷中的云团锁住。四下里茫茫一片，不知道出口在哪里，卡杜克设法使飞机转弯，但迎面就是一座山丘，他再躲避已经来不及。只听一声巨响，飞机撞上了山。
清晨，一阵寒风将塔拉利金吹醒，他抬起头，向四面望去，周围是一座座山丘。没有树木。一只不知名的大鸟“扑啦啦”从头顶飞过。
“中尉，中尉。”旁边有人喊叫。
他抬起上身，见不远处有个浑身是血的人在喊他。
那人是茹拉夫列夫上校。他连忙爬起来，跌跌撞撞向上校奔去。
“都死了，只剩下队长。”上校嘶哑着说。他的镜片已经破了，脸上有血，眼睛肿着，眯成一条缝。
近旁，那架飞机的残骸散落一地。
躺在上校怀里的卡杜克双腿已经折断，齐刷刷露着淌着血的白骨。望着上校，卡杜克已经说不出话，吃力地抬起手，指向东方，随即闭上了眼。
坐在前舱的领航员科瓦列夫当场牺牲，其余的机组人员也全部遇难。幸存下来的只有茹拉夫列夫上校和塔拉利金，事故发生时他们坐在后舱。
已顾不得很多，在此久留很容易发生意想不到的情况。
四周里死一样的寂静，没有人，连动物都很少见，只有风吹来，发出阵阵声响。
“中尉同志，我们必须离开这个地方，设法回到基地。”茹拉夫列夫包扎好伤口，对塔拉利金说。
没有联络工具，无法与基地取得联系。在这种情况下，只有依靠自己。
幸运的是两人找到了几件散落的物品，手枪、匕首和地图，这给了他们勇气。按照地图上的方向，他们忍着伤痛向有人烟的地方走去。
茹拉夫列夫左臂骨折，他用衬衣将其裹起。塔拉利金头部受伤，眼睛肿得几乎睁不开。
两个人就这样搀扶着走走停停，艰难地行走了一个月。他们已经记不清越过了多少沟壑和山梁，此时，支持他们的只有一种信念——走出去。
一路上，没有吃的，他们以自己的皮靴、手套做食物。渴了，到山凹处找一些积雪咽下。夜里，找一处可以避风的地方歇息，在山风的嘶鸣与野兽的吼叫声中，急切地盼着天明。
就这样，他们终于到了伊宁。当见到战友们时，浑身血疤、衣衫褴褛的上校一头栽倒在地上，塔拉利金抱着战友失声痛哭。
10天后，道洛菲耶夫机组也因为机械故障和失去方位而迫降在沼泽地里，一个月后，被送回阿拉木图。
武汉会战结束后的那个冬天，正紧张地向中国内地运送飞机的南路输送线上，发生了一次较大的战斗机失事的飞行事故。由于事情太敏感，加之那时前方战事正急，因此中苏双方皆封杀所有消息，严格保密。
事情过去70余年，事故的真相慢慢显露于世。
那是1939年12月，9名苏联飞行员和1名领航的中国飞行员驾驶9架飞机，从伊犁飞抵兰州，途中遭遇乌鞘岭狂风迷航，在海石湾及周边地区迫降时出事，7架飞机毁坏，4名飞行员罹难，6人侥幸生还。
乌鞘岭位于祁连山东端的甘肃中部，是青藏高原与黄土高原的交汇地，又是季风区和非季风区的分界线，自古以来为河西走廊的门户与咽喉。最高峰4000余米，终年积雪。天气变化多端，盛夏亦可飞雪弥漫。自新疆去往兰州，必经乌鞘岭。
当时，任国民政府甘肃省防空司令部参谋长的叶建军曾参与处理此事，后来，老人讲述了他亲历的这件事情。
在老人的记忆里，那年冬天特别冷，风又特别大，不时有日本人的飞机到西北来轰炸，所以很多人在屋里猫冬，不愿意到外面去。
那一天，防空司令部接到了指示，让他们全力协助搜寻失踪了的苏联援华飞机。于是防空司令部立即向相关的地方下达了搜寻指示。
据上级提供的搜寻信息，那是9架身小体轻的战斗机，从伊犁起飞去往兰州，当飞到乌鞘岭上空时，恰逢狂风大作，迷失了方向，由于无法找到兰州机场，燃油也即将耗尽，情急之下，飞行员不得不在海石湾等地紧急迫降。
很快，各地陆续报来几架飞机的下落。
9架飞机中有7架迫降，其中两架飞机迫降在红古海石湾村旁的田地里，3架落在与海石湾村一河之隔的青海民和县马场垣头道沟梁附近，还有1架落在红古乡王家口村，第7架飞机坠落在海石湾以东的河嘴乡柳家村附近。听到异样的声响后，海石湾的村民以为是日本人的飞机来了，赶紧躲避。确定不是日本飞机后，立即赶来，将重伤的飞行员抬到小旅店里，叫来当地医生抢救，但由于流血过多，那位飞行员最终死亡。受轻伤的飞行员被搀扶到村上，他们用手比画着交流，于是，一个村民跑到离村子不远的82军2旅旅部报信，很快有人赶到，苏联飞行人员被接走。
迫降在马场垣头道沟梁的3架飞机，有两架落在沟壑和水槽里，机毁人亡。另一架因坠落地是一块荒地，机身没有受损，飞行员受了轻伤。
民和县政府接到报告后，派正在训练的30名壮丁前往看守飞机，同时派人分头向青海省首府和兰州空军部门报告，处理善后事宜。数天后，兰州方面派人将损毁的飞机拆卸，装在4辆汽车上运回兰州。
第4天，县里将正在训练的400名壮丁带到马场垣地区出事地点，整修临时飞机跑道。100名壮丁分修路段，其余300名壮丁胳膊套胳膊排成一字队形，用脚踏路；同时还派人找来几十口牲口套上石磙轧路。当地老乡从来没有见过飞机，每天有上千人前来围观。一周之后，损伤较轻的飞机经修理后，由兰州飞行员驾驶，在临时跑道上起飞回到兰州。
在河嘴乡柳家村一带的荒地上降落的飞机是教练机，机上乘坐两人，因地面平坦，飞机基本无损，两名苏联飞行员一直守护飞机，不让当地人接近，后来他们利用临时跑道起飞，回到兰州。
红古乡王家口村的村民见迫降的飞行员是中国人，急忙将飞行员抬到王士祥家中，由于缺医少药，王士祥用土办法，将小孩的尿液和红糖搅拌在一起让飞行员喝，飞行员起初疑心不喝，王士祥的伯父自己先喝了一口，飞行员才喝了。飞行员得知飞机完好且有人看护时，这才露出感激的笑容，一边拿出名片，一边向大家自我介绍。
这名中国飞行员是董明德，当时，他和乐以琴两人执行为苏联飞行员带路的任务，他这次是带8架飞机飞往西安，其中有1架教练机，没想到越过乌鞘岭时遇到了狂风，所幸的是他活了下来。多年后，董明德回想起那一幕，仍心有余悸，在四周一片混沌之中，飞机像巨浪之中的一叶孤立无援的小舟，被狂风抛起又落下，什么也看不到，后面苏联同伴的飞机已经不见了踪影。飞机操纵起来异常困难，发动机吃力地怪叫着。快要放弃的时候，他发现了地面，于是硬着头皮落了下去……
能够活下来，完全是运气。他说。
不能耽搁
领航员索宾从来没见过这样使用飞机的，在莫斯科，他们的ДБ-3重型轰炸机在工厂里被拆掉了炸弹仓，改加了副油箱。这使得飞机在不补充油料的情况下能够飞3000-5000公里。
4个机组被命名为一个有意思的名字：“AOH”（特种部队）。
他们接到的指令是，尽可能仔细检查飞机的装备及各个部件，进行编队飞行技能和空中领航训练。
有经验的飞行员告诉索宾，他们的任务不再是轰炸了。
索宾多少有些失落，原本他是要到战场上，用他平时训练的技术，对敌人进行轰炸的，像那些有名的苏联轰炸机领航员一样。但这一次，他的武器成了运输装备。
由于前线紧张，蒋介石不断催促，斯大林及其指挥部不停地发出指令，让正在途中的各支援华队伍加快节奏。在飞行员极不熟悉航线的情况下，苏联空军仍不断派出轰炸机和运输机编队。苏联空军司令Ya.I.Alksnis几乎每天都用加密电报“轰炸”阿拉木图：“为了不浪费时间，立即派出第一梯队SB，特别指令10架……”；“不断地延迟起飞是让人难以理解和难以忍受的！”……诸如此类的电报不停飞来，直到编队出发。
为了尽快将人员物资送往中国，刚刚装备的ДБ-3飞机并未移交给中方，而是先用作快速运输工具。每架ДБ-3飞机可装载11名乘客或同等重量的货物。在这条条件极差的航线上，同ДБ-3一起投入运输的还有TB-3与ANT-9。
10月中旬的一天，天气格外晴朗，4架轰炸机改装的运输机从莫斯科起飞，晚上到达了恩格斯城，第2天向塔什干飞去。
缺少无线电导航，飞机只能靠地面看得见的目标判定航向。机组之间的交流靠的是字条或发光的信号。
当飞机绕过咸海和克孜尔奥尔达时，领航员索宾发现飞机偏离了航线。原来队长和领航员在飞行中决定直接飞往阿拉木图。按他们的计算，白天里完全可以飞到阿拉木图。
但是，他们没有想到，在山区里，黑夜往往到来得要早。
快到阿拉木图时，天已经黑了下来，四周黢黑一片。
领队机组担心靠山太近，调转头向巴尔克什湖飞去，长机摆动机翼，让大家跟上。
索宾的机长洛玛金马上问飞行的坐标位置，领队这时才发现飞错了，又重新转过来跟着索宾机组。
顺着阿拉木图城郊微弱的灯光和隐隐显现的公路，飞机终于到了阿拉木图。
航线上没有任何灯光的指示。机场在哪里？怎样着陆？谁也不知道。
“发信号火箭。”队长命令。
索宾接连发了两颗绿色的火箭，一会儿，地面上升起了一颗同样颜色的信号火箭，接着又是一颗。
两架飞机在没有任何光照标志的黑夜中顺利地着陆了。而另外两架飞机却没有一起降落。
他们到哪里去了呢？索宾他们着急地等待了一夜，打听着战友们的消息。
直到第2天，消息传了回来，队长的飞机在另一个机场降落了。第4架飞机则在阿拉木图以东70公里的一个平地上着陆，万幸的是人员没有受伤，但飞机的起落架被折断。
事后得知，着陆机场方面没有接到任何飞机要来的信息。他们既没有准备好夜航着陆，也没有做好白天飞机要来的预备工作。待发现来的飞机时，机场人员还误认为是日本人的飞机来了，急忙拿起武器准备战斗。
此类事情很多，从此开始，4架飞机开始了阿拉木图至兰州往返的运输任务，所运输的除了人还有装备。
条件如此，也只能这样。在这条航线上，只有乌鲁木齐机场可以导航，航路上其余的机场没有任何联络台和导航台，也没有可以为机组提供服务的技术人员。机组人员中，大家都不掌握除乌鲁木齐以外的其余9个机场的资料。手中仅存的，只是40公里的地图而已。没有翻译，没有人会说中国话。就这样，索宾和他的战友们开始了盲目的工作。
10月18日，一架ДБ-3奉命运输设备和一桶乙基液以供应肃州支队，但飞机没有飞至指定地点，在哈密中途降落，左侧起落架被折断。
第2天，另一架ДБ-3运载机械员、无线电报务员、各种设备和备件飞往中国。23日，该机由于迷航迫降在昂兴州东北约70公里的一处地点，损坏了起落架、螺旋桨和发动机整流罩。
苏联英雄、空军上将波雷宁或许是援华志愿队飞行员中的老大哥，他曾经两次来到中国，1933年，他与苏联飞行小组一起到新疆参加新疆航校的组建。3年后，他又一次来到这片土地，先是率领机队安全地飞到中国，随后又担任了阿拉木图到兰州航线的负责人，专门负责援华航路上飞机与装备的运输。
据他回忆，从阿拉木图到兰州，航线长达3000公里。沿线机场大都是匆忙建造，土基不实。SB轰炸机需要一定坚硬度的机场跑道，对此显然无法适应。
可以判定飞机位置的突出地标不明显，所有机场都是一样的黄褐色，周围是山，为防止泥石流冲坏机场，机场四周大都围有石块。当地居民为了行走方便，常常挪动石块，有时也会将石块随意摆放在跑道上，飞机来回起降十分危险。每逢下雨，周围山上便会有石块随水冲到机场上，机场会让当地的老百姓经常清除这些石头。
尽管已经是第2次来新疆，在波雷宁看来，要克服的困难依然很多。
第一站是伊宁，刚下飞机，机组接到通知，下一站乌鲁木齐那里有暴风雪。
在机场着急地等了一天，第2天，波雷宁决定不能再等，要继续赶路，因为他接到的电报上只有四个字：“不能耽搁”。
在北风呼啸拍打着的屋子里，他召集起全体机组人员，告诉他们：“立刻起飞，万一不能够冲破暴风雪的阻碍，飞到乌鲁木齐，大家就要单独飞行，寻找备用的降落机场。”
这是与上天和死神较量的一次飞行。成块的雪团打在玻璃上，飞机如同苍茫大海之中的小船，在天空中被抛来抛去，左右摇晃。每架飞机相互间已经失去联系，没有无线电联络，各架飞机只能冒着风险单独行动。
在绝望之时，转机出现了。
幸运总是眷顾勇敢的人们，飞机在乌鲁木齐机场一架接一架地降落了。机场上的人们高兴地跳了起来。波雷宁也很高兴，他跑到那些停好的飞机旁，对着走下飞机的人们每人给了一拳，然后和他们抱在一起。
然而正当他感到有些侥幸的时候，在乌鲁木齐，他与他的机队却无论如何走不了了。
在那里，他们遇到了一场严重的沙尘暴。
没有办法，只有原地待命。
15天，在沙尘暴肆虐的15天里，轰炸机被绳索固定在机场的地桩上，只是受到了轻微损坏，并无大碍。
15天里，他们没有离开机场一步，静静地等待着风沙停息。
远在贝加尔的第64航空旅旅长G.I.特霍尔少校那一段时间着急得嘴上起了泡，因为国防委员会一再发电催促他，要“加快进度”。
由于要运送的飞机、器材与人员较多，阿拉木图、乌鲁木齐等较大的机场出现了积压，排队等候的人们早已着急。日本人已经对这条线路开始关注，并实施了轰炸。
仅仅依靠那条丝绸之路的航线不能解决所有问题。
为了减少南线的压力、加快运送速度，1937年9月23日，伏罗希洛夫元帅下令“沿着特殊航线”组织运送轰炸机。这就是北线。
从伊尔库茨克经乌兰巴托，再到兰州。虽然该航线几乎与南线同时开始组织，但其实际开始运作的时间大大落后于南线。
装有31架SB轰炸机部件的组装箱被沿西伯利亚铁路运往伊尔库茨克，再由当地的125飞机制造厂进行紧急装配。装配好的飞机由特霍尔少校指挥下的64航空旅负责运送到兰州。
该行动计划应在11月15日完成，但被大大延误。其原因是负责装配飞机的工厂人手不够，如果追加飞机组装的数量，需要再抽调技术工人来。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莫斯科向64航空旅发来电报说：“在伊尔库茨克的鸟儿集会已延迟。”
10月20日，莫斯科向工厂厂长下令，加速准备飞机，在10月26日前开始尽快测试首批10架SB。已经等待不及的特霍尔少校索性带兵进驻工厂机场。一边等候飞机出厂，一边立即开始就地训练飞行员。
那段时间，特霍尔疲惫的眼睛红肿着，嗓音有些沙哑。他坐在一辆嘎斯车的驾驶室里，来往于工厂、饭堂与训练场地之间。他对飞行员下了死命令，规定每个人在所有气象条件下必须完成30-35小时的飞行时数，并熟悉在陌生地区航行。
一队持枪的卫兵封锁了工厂的跑道，他们是特霍尔专门从机务人员中抽调的，为了尽快改装训练。每组装好一架飞机，机组人员便登上驾驶舱，熟悉各种表盘，进行操作练习。
飞机组装厂厂长向莫斯科抱怨，少校占用了有限的工厂跑道空间，要求他移走飞机，但他的投诉被置之不理。这是因为，伏罗希洛夫和军事委员会此时的心情与特霍尔一样着急。
终于，北线飞往中国的飞机起飞了，但那只是3架TB运输机，从贝加尔军区向中国运送炸弹、装备和物资。当时，中国已储备了一些外国炸弹，但无合适的挂架接头，所以第一批从南线抵达的SB轰炸机除了自身带来的炸弹外已经无弹可用，因此，需要紧急运送炸弹，这个任务也落到了特霍尔头上。
随后，磨蹭已久的伊尔库茨克终于派出15架SB。12月7日，9架轰炸机抵达肃州，并摸索着沿航线进入兰州。特霍尔亲自驾驶R-5通信机沿整条北线往返，加强督促与调度。
之后，特霍尔被急电召回国内，次年，又作为资深空军顾问回到中国。再后来，他接替了日加列夫，任援华空军的总顾问。
迫降荒漠与水漫机场
太平洋空军司令部的杜申原本是要到西班牙作战的，到了莫斯科，他们一行被通知任务变更了。
杜申所在的32独立战斗机大队开始驻扎在巴尔蒂卡，因为哈勒欣战役而被加强到远东，那次战斗中，他驾驶伊-5飞机同关东军航空兵较量过。后来他的大队装备了伊-15飞机，飞机性能提高了许多，他的技艺也有所增进。
那个夏天里，正当西班牙战事紧张的时候，杜申写了报告，要到西班牙参战。秋天里的一天，他接到了通知，让他到太平洋空军司令部报到，上级告诉他，莫斯科已经同意他到西班牙作战了。两天后，杜申和6名飞行员一起乘火车来到莫斯科。在茹科夫斯基学院那里，他碰到了来自巴库、乌克兰和其他地方的同伴们，他们都是奉命前来报到的。
几天后，他们得到了确切消息，是去中国作战。
取得了证件，换上了便衣，买了路上要用的各种东西。杜申和同伴到了卡赞车站，乘上去阿拉木图的火车。一路上探讨了许多关于日本飞机性能的战术，不觉便到了阿拉木图。
在阿拉木图，他们耽搁的时间比预料的还要长，因为飞机没有到。为了不浪费时间，他们开始研究航线情况，辨识各种地标，熟悉地形，学习简单的中国话。
12月初的时候，从莫斯科又来了4个人，雷恰戈夫、留托夫、布拉格维申斯基和斯米尔诺夫。他们都是第2批苏联援华空军志愿队的中坚力量。
从他们那里，飞行员们得知，飞机被拆解运到了哈密，为了减少损失，苏联援华的战斗机，一部分在兰州组装，一部分从公路运到哈密组装。于是，他们先期从阿拉木图乘运输机沿伊宁、乌鲁木齐飞到哈密。
在杜申看来，哈密是一个浩瀚戈壁海洋中的小岛，所谓的机场不过是块平整的沙土地，到处是荒漠。在哈密，杜申他们被安排在一个窗户上贴着纸的旅馆里，夜晚来临，大风卷着沙子向窗户扑来，漫天里一片风的吼声和沙子的敲打声。早晨起来，满街的尘土。
第2天，飞机运到了，15架飞机在5天里便组装调试好，他们测试了机枪，做好了执行战斗任务的准备。
杜申记得那是12月25日，天气晴朗，没有风，能见度很好，是一个难得的没有沙尘暴的日子。要飞向兰州了，他们很兴奋。
飞机在机场排开，等待起飞。
因为机场上遍是灰沙，每一架飞机起飞时，后面便卷起长龙般一路尘柱，遮蔽了半个天空。后面的飞机无法起飞，只有等尘柱落下。时间不能耽搁，没有办法，他们只好分不同方向，分别起飞。
在空中，15架飞机排好战斗队形，杜申的分队在最左边，20分钟后，他们用事先约定好的信号互相联系，杜申看到，所有人都竖起了大拇指，这说明一切正常。
又过了半个小时，杜申忽然觉得座舱里有一股酸味。他看了一下仪表，指示正常。不料，飞机猛地向左转，他试图纠正，但不成功。他知道，操纵转向舵的传动装置出了问题。
于是，他马上给僚机发了信号，让僚机继续飞行。
沉住气，他看了一下方向表，判断了一下方位，断定此处位于甘肃与新疆交界处的马连井子和星星峡之间。
从空中望下去，周围看不到任何老百姓的村落。
可以弃机跳伞，但杜申不愿意这样做。发动机还正常，于是他试图用副翼操纵，冒一下险，选一个合适的地方降落。
他压低操纵杆，把飞机降到20-25米高度，沿地面缓缓地飞，寻找着降落的地方。终于，他看到前面有一块比较平坦的砾石地。于是，他决定迫降。
剧烈的颠簸伴着扬起的沙尘，飞机滑行了一段，右轮撞上了一块大石头，向左侧翻过去，横躺在那里。
从飞机里挣脱出来，感觉额头有些疼，杜申摸了一下，手上沾了血——头撞破了。
他看了一下表，时间是下午两点。离开队伍的那个地方大家都知道，杜申坚信，同志们天黑前一定会来救援的。
有风吹来，他打了一个寒战。四周除了远处的山，没有一丝生气。
他有些庆幸，算是侥幸避免了一场严重事故，捡了一条命。
绕着飞机看了一下，他确定操纵转向舵的缆索断了，左轮内外胎都破了，不加修理，重新起飞已经不可能。
静静地待了一会，杜申开始考虑怎样度过这样一个漫长而寒冷的夜晚。
天开始黑了。各种物体变得模糊了起来。
影绰中，杜申发现有3个人从远处向飞机走来。他掏出了枪，上好子弹，做好了战斗准备。
3个人并没有在意他，在离飞机不远的地方，他们坐了下来，燃起了篝火，拿出罐子，放在火上烧起来。3个人中，1个年纪大，两个年纪轻。
杜申放了心，走到他们那里，3个人见了他，用手指了指水罐，请他一起吃饭。杜申表明了身份，并向他们打听这里的位置。
原来这3个人是烧炭的，他们很热心地帮杜申把飞机在大石头上拴牢，以防起风。烧炭人请他到他们的屋子里去，但杜申谢绝了，他向几个人解释，夜晚把飞机放在远离房屋的地方是不安全的。那一夜，借着篝火的余热，他在飞机旁待了一晚上。
夜里，天下起了大雪。
清晨起来，雪遮盖了所有的物体。雪地上可以清楚地看到野兽的蹄印。
烧炭人借来了马，其中一个年轻人带着杜申骑马越过山头，他们见到一个骆驼队，在骆驼队的指引下，杜申到达了星星峡。
在星星峡，杜申找到了一个懂俄文的人，那人打电话给哈密，报告了这里的情况。
第2天，安西机场与哈密飞行组装队派出的搜寻小组几乎同时找到了飞机。搜寻小组还带来了修理所需的装备。很快地，飞机修好了。
为了起飞，大家清理了灌木与岩石，平整了一段场地，去掉了武器，减少了汽油。人们用手扶着机翼，使飞机端正。杜申将发动机开到最大转数，用力向前冲去，飞机擦着灌木丛飞了起来。杜申将飞机转回来，向地面的人们致意告别，大家向他伸出大拇指。
苏联英雄马琴当年是援华航空志愿队的副大队长，大队由42架CB轰炸机组成，大队长是H.M.基达林斯基，政委是M.A.塔留金，后来又配备了政委彼图霍夫和总工程师谢洛夫。
轰炸机大队是分两批去中国的，这样可以节约起飞与降落的时间。马琴他们是第一批，共24架飞机，成员包括科茨洛夫、穆拉维耶夫、列特维诺夫等。
马琴事后回忆起来，对当时的飞行似乎也觉得有些不可思议。
他归结到一点：还是年轻，年轻真好，什么都不怕，无所畏惧。
已经有数千小时飞行经验的他明白，那样的远程飞行，纯粹是用生命下赌注，是对飞行员意志和勇敢的考验。
机组完全缺乏同机场的任何联系，得不到任何气象资料，每一次飞行常常是靠碰运气。飞行员往往只知道机场的位置，至于降落地点那里到底什么情况、地形怎样、跑道硬度如何、有什么样的着陆规则等等，所有这一切都是未知数，这使得领航员与飞行员们心里没有一点数。
马琴从来没有见过那样的加油方式，机场上，几百个农民排着队，每个人挑两只或者4只油桶，每只桶里有20升汽油。完全靠人工对每一架飞机加1200到1500升油料，这支浩荡的加油大军从早到晚不停地周转，以保证像马琴驾驶的这样的轰炸机的油料供应。语言不通，马琴他们只能用手势与面部表情同那些做地面保障的中国人交流。
那时，马琴下意识里在想，如果有农民忍不住吸烟会怎样？
但是，没有其他办法，机场上似乎从来没有过加油车和机械设备，当地政府只能派出那些朴实的农民，挑着担子，擦着汗，憨厚地笑着，将油桶交到专门往飞机油箱里加油的人的手里。马琴他们也向那些百姓们笑笑，打一个赞许的手势。
由于情况紧急，要运输的人员、装备和物资较多，飞机不得不过量装载。而且，飞机还要装载炸弹。要知道，载弹着陆是非常危险的事情，此前马琴他们从来没有这样做过。教科书上明确说明，不允许这样做。但是，没有办法，前方需要，飞行员们只有打破常规，载着炸弹飞完全程并着陆。
点滴疏忽都可能导致严重后果，由于许多机场过于简陋，有一些根本不具备轰炸机的起降条件，因此在中转机场降落常常有风险。
有时，机场旁边就是一片坟地，机场的空地多，死了的人便埋到了那里。常常有这种情况：在你意想不到的时候，坟墓会突然出现在你的面前。一次，飞行员柯尔舒诺夫在凉州机场滑行时，稍稍偏出跑道一点，飞机的右轮便撞上了坟墓，整个机身压过坟头侧翻在坟地里。柯尔舒诺夫挣扎着爬出飞机，站在坟墓旁，对着那座被自己撞坏的坟丘，在身上划着十字，嘴里念念有词地祷告着什么，似乎感谢这些魂灵的佑护，使自己逃脱了一场机毁人亡的惨剧；又似乎在说，对不起了，是我打扰了您的安静。
恶劣天气似乎是志愿队司空见惯的。在乌鲁木齐，沙尘暴使得飞机挣脱固定栓，在空中翻了几个筋斗，落到了离原地30多米远的地方，样子古怪而可笑地歪在那里，折断了起落架，损坏了机翼。远处，可怕的大风掀起了一座楼的屋顶，把它吹到了几十米远的地方。
好奇心强的柯尔舒诺夫钻进了一架未被吹走的飞机机舱，取下了空速管，测定了一下风速。
下了飞机，他吐了一口沙子，说：“见鬼，每小时150公里，老天是在演奏一首狂躁交响曲呢！”
柯尔舒诺夫是个天才飞行员，喜欢开玩笑，永远不知疲倦，对乐器有着与生俱来的爱好和天赋。他的机舱里经常放着一只大巴杨（俄式手风琴），得空的时候他就拉上几曲，让大家跳舞。这个充满活力的小伙子似乎从来没有悲观的时候，在他看来，飞行就是一种享受，天空就是诗，就有音乐。
在哈密，沙尘暴持续了3昼夜，漫天遍野到处都是飞尘与沙子。好不容易等到风沙停息，所有的机组人员才开始动手清理飞机，大家都觉得没有问题了，但起飞时，飞机脱离地面后，突然下沉，然后又猛然腾空上升。整个机组吓了一大跳，认为要出事故。
后来查明，是机长彼得洛维奇起飞时没有戴眼镜，眼睛里钻进了沙子。情急之下他下意识将手柄猛然向怀里拉，这才挽救了飞机及机组人员，避免了一场飞行事故。从那次起，起飞时所有飞行员被要求必须戴飞行眼镜。
马琴特别记得在凉州机场，空气的稀簿大大增加了着陆时滑跑的长度。机场不适于落重型的飞机，山上有大大小小的石块落到机场上来，它们会打坏螺旋桨的叶片，由于颠簸，有的飞机着陆时炸弹会脱落，掉在地上。
应马琴他们的要求，为改变这种状况，当地找来1000多个村民，浩浩荡荡来到机场，用铁锹和筐子，铲去碎石，整平了机场。没有任何的机场机械设备，一切都需要人工操作，这就是当时援华航空志愿队面临的现状。
由基达林斯基率领的第二批飞机到了兰州，等待着进一步的指示，他们利用空闲时间教中国飞行员学会使用飞机。中国飞行员学习热情高，掌握得也很快。
毛邦初同志愿队接洽后，决定让第2批轰炸机志愿队驻扎汉口。毛邦初乃蒋介石原配夫人毛福梅的亲侄子，黄埔军校毕业即投身航空界，先后留学于苏联、意大利。曾任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副主任等职。
那是个阴天，穿过厚厚的云，飞行员发现，被轰炸后的机场灌满了水。机库只剩下断垣残壁，飞机的残骸还堆在机场上。看见了机库边铺设的指示飞机降落的T字布，随机的毛邦初在话筒里喊：“马琴先生，机场到了。”
马琴知道下面便是机场，但他更知道这样落下去是相当危险的。整个机场都是水，看不到机场的边缘，往哪里落呢？
夜色已经降临，油量指示灯开始闪烁，没有时间再犹豫了，只有硬着头皮落下去。马琴下达了改变队形的命令。
第一次降落因为速度太快没有成功，飞机拉起来，在机场上空盘旋了一圈，最后强行着陆。机上的人们似乎感觉满载人和炸弹的飞机向机场砸去。飞机刚触到地面，水便向两边扇子般溅了起来，如同强力的洒水车。飞行员奋力刹车，从跑道上一直滑行到被破坏的机库前，终于停稳。
昏暗中，只见机场上聚集了很多军官，毛邦初将马琴他们介绍给指挥部的军官们。军官们告诉马琴：汉口机场灌进了水，由于敌人的一次袭击，几颗炸弹落在堤坝上，江水涌进了机场。
马琴转过头，对着翻译说，告诉这些人，今天总算幸运，不然，我们都成了炸弹。
快速改装与三千公里运输线
经过“八·一四空战”及其之后的争夺，幸存下来的飞行员最想得到的是一架能够与强敌决一死战的飞机，给死去的战友报仇，为民族的尊严一搏。
这一刻终于到了。1937年9月，按照航空委员会的命令，高志航的中国空军四大队把全部霍克—Ⅲ移交给5大队，而后派出19人专程去了兰州，等着接收伊-16飞机，计划在兰州换装。而在广德的第2大队也在同一天接到命令，将为数不多的飞机交给第一大队，并即刻启程赶赴兰州。三大队的第7中队和第8中队接到命令去西安改装伊-15。
在兰州，原本以为不需多长时间即可将飞机飞回南京，但由于中苏相距遥远，大量的飞机、器材又需要自公路运往兰州，交接飞机的速度异常缓慢。第4大队40名飞行员在兰州等待，最长有的等了近5个月。
那段时间里，大家都在着急地打听着前线的战事，传来的消息是京沪战事日趋不利。飞行员们心急火燎，要赶快回到南京参加战斗。但是，接不到飞机，谁也没有办法。在等待中，不断地传来事故的消息，甚至在兰州，在他们的眼皮底下，由于机场空气稀薄等原因，苏联飞行员降落时经常出现翻滚、打转、互撞甚至起落架折断的现象，非常危险。
这期间，在“八·一五空战”中负伤的高志航10月初伤愈出院。到南京航空委员会报到后，发现日机每日来袭，高志航愤怒不已，请命再战。率5架霍克-3升空，击落敌机一架。前线急需飞机，为了迅速回援南京，高志航来到兰州，先后两次顶风冒雪驾机独闯六盘山，开辟了从兰州直飞西安的六盘山航线。
第一批苏联志愿队的地勤人员进驻迪化和兰州后，利用机会帮助中国飞行员改装和熟习苏制飞机，并开始担负兰州的防空任务。在高志航的要求下，苏方将原定一个月新机训练时间缩短到3天。
初冬的一天，瘸着腿的高志航带6名干将驾新机飞往南京，回来防卫首都，在周家口转场时，不幸遭日机伏击，光荣殉国。牺牲时，高志航的双手还紧紧握着飞机的操纵杆。
兰州的秋天高阔邈远，能见度特别好，苏联教官开始了对中国飞行员的改装训练。一大早，队员们就乘车到机场，轮流登上教练机，在苏联教练带领下，做一些高难度的战技动作。开始时使用伊-16单翼机，在操作中大家普遍感到伊-16火力强，速度快，性能要比美制霍克-3好。后来来了伊-15双翼飞机，大家感觉性能也不错，特别是机动性能良好，操纵起来很顺手。
但由于中国飞行员对于苏式飞机比较陌生，因此改装训练进展速度比较缓慢。10月31日，一名中国飞行员降落时折断了SB轻型轰炸机的起落架。
兰州机场的情况很快被日本人发现，日本侦察机不断到兰州机场骚扰，发现大批苏制飞机后，日军企图将其摧毁在地面上。
12月4日，11架日本轰炸机攻击机场，日机通场飞行，每架投下3枚炸弹。我空军4架伊-16和4架SB紧急起飞迎战。日机一次通场投弹后就逃窜。敌人投弹仓促，苏方并没有损失。
突然来了大批的空地勤人员，令接待单位励志社有些措手不及，住宿就餐费了一番周折。励志社不得已将昔日地方军政要员的花园别墅清空，做了飞行员宿舍。因苏联飞机短时间内无法到达，为了消解飞行员因家乡沦丧而压抑的心情，有飞行员相约去兰州附近名胜古迹游览。他们都是风华正茂的年轻人，黄河边、公园里留下了他们青春的足迹。
相对于驱逐机大队，轰炸机机队运气便好了许多，一个月便接到了飞机。10月24日，第9中队接到了7架SB轻型轰炸机，当天苏联教官就开始了讲解，26日，便开始了轮流试飞。11月中旬开始，飞机陆续由中苏两国飞行员驾驶飞回南方机场。第2年，几乎每天都有成队的SB飞机出动轰炸日军的机场，给敌人造成了很大威胁。
到1938年2月，第4大队终于收到了足够的飞机。2月7日，所有飞行员都完成了改装任务，各中队分批飞到襄阳。
中国飞行员的整体素质是高的，因为这其中有很多从大学改学飞行的学生和从国外归来的华侨，大部分人已经飞过一种以上机型。但是，他们总的飞行时数与实战经验还有所欠缺，这也为后来的空战埋下了隐患。
或许很多人不知道，当年，抗日战争爆发之后，在古丝绸之路的荒漠和高山上，中苏两国用人工修起了一条绵延数千公里的道路，里程远比后来的中缅公路要长得多。公路的起点为苏联的萨雷·奥捷克，终点为中国的兰州，全长为2925公里，其中230公里在苏联境内，其余在中国境内，横穿了新疆、甘肃两省。护路者不仅有中国地方部队，还有苏联人。
这是一条为输送援华武器装备所修的专用道路。运送的物资有各种武器装备，更多的是拆开分别装运的飞机。
为了减少空中航路上的损失，后来大量的战斗机采取了地面运输方式。飞机分解后沿着这条公路用卡车运到哈密。
在中苏两国间所有运输线中，这条公路的运输量最大。公路相当长一段是在海拔1500至3000米的山上，情况异常复杂。为修筑这条公路，上万名中苏两国的民工和军人昼夜不停，付出了艰苦的努力。
为了给中国源源不断地输送抗战急需的军事物资，苏联动用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据当年曾参加过援华的老战士、苏联工程兵中将卡里雅金于《在中国的土地上》一书里的回忆，当时，为援助中国，远东和黑海的航运公司派出了几十艘远洋货轮，苏联铁路部门拨了5500节以上的火车车厢，新疆运输线使用了5200多辆3NC-5载重卡车。为了及时运输物资，还组织了空运，使用了TB-3运输机。货物从发出开始，经过包装、装载、运输，有几万名苏联人不计时间和天气条件地工作。
那是何等壮观的场面，数千辆载重卡车嘶鸣着，满载着武器装备行驶在大西北的荒漠上，扬起一路飞尘。在与狂风、沙尘暴以及漫天风雪的较量中，在躲避敌机的轰炸及日伪武装的袭击中向前缓缓行进。这是一条援华武器的生命线，成千上万的苏联人与保卫这条线路的中国地方武装付出了血汗。
这些武器装备对国民党军队的重组与作战起到了重要作用。到1938年初，中国空军新建立了几个飞行大队，其中规模最大的两个飞行大队都是在苏联提供的飞机和武器装备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只有一个大队的装备靠的是美、法、英、意等国提供的飞机。中国建军史上的第一个机械化师也是在苏联援助的军事装备的基础上组建起来的。
当年，那段漫长的，或大雪迷障，或风沙弥漫的征途，见证了中苏联手抗敌的决心和勇气。而今这段几千公里的路，在继续述说着古丝绸之路的传说，书写着中俄两国友谊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