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注意观察，看看还有什么东西可以代替野草野果这种零食。我发现一些高年级同学很有办法，他们有的偷偷到鱼塘里钓鱼（学校里有两个鱼塘），有的到长满青草的大操场上捉蚂蚱（学校里有三个操场），有的到宿舍屋顶掏鸟蛋，然后拿到伙房请炊事班的大叔帮忙做了吃。我也跟着学，但总是觉着太麻烦，因为炊事班的大叔不是个个都乐意帮忙的，尤其对我们低年级的男生，闹不好还要向我们班的生活老师告状。
怎么办呢？我们这些小小年纪的人，有时竟会因为找不到零食而像老人似的长吁短叹。好在世间年年都有个金黄的三月，是油菜花盛开的时节，我们终于又找到了一种更好的解馋方法——舔蜜蜂。
舔法很简单，用小药瓶将正在采花蜜的蜜蜂扣住，待蜜蜂往外钻的时候，捏住蜂身，去掉蜂刺，以舌舔蜂尾。那一舔，真是令人销魂的甜。唯一不足的就是一次要舔好多只蜜蜂才能过瘾，并且还要冒不小心挨蜂刺的危险。但这危险与嘴里的那种甜相比，委实不足挂齿了。
从此，同学们最喜爱的季节便是每年的三月。到了这个季节，学校周围大片大片的油菜地简直黄得使人的眼睛发胀。成群的蜜蜂忙不迭地飞，令人垂涎。我们由此生出许多关于长大以后种油菜和养蜜蜂或者当蜂蜜售货员的理想，以及怎样才能使我国的蜜蜂不飞到外国去的种种争论。
我很怀念那样的争论，那也是一首可以诠释天真无邪的多声部的童声合唱。
记得有个奇景引起同学们的极大兴趣——在靠近医务室的一堵土坯围墙上，布满密密麻麻的小洞，不知从哪儿飞来成群结队的蜜蜂，尤其中午阳光最烈的时候，它们就在那些小洞跟前钻进钻出。那阵式十分壮观，土坯围墙简直成了一座热闹非凡的幸福宫殿。
看来这些从天而降的蜜蜂有着它们特殊的使命——以它们的小小生命，为我们这些嘴馋的孩子举行免费的自助盛宴。
我们在医务室的垃圾桶里捡来各种小药瓶，然后争先恐后地跑到土坯围墙跟前抢占有利地形。午饭后是学校规定的午睡时间，但很多同学还是背着生活老师偷偷跑去舔蜜蜂。那段时光真的让我们难忘，真的让我们不知道应该感谢谁。
那时候，老师教导我们不能相信世界上有什么上帝，那是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剥削阶级为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而愚弄劳动人民的一种手段。但现在回想起来，我却觉得在我们不知道感谢谁的情况下，确实只能感谢那位我们从没见过面的上帝。那位上帝可能长得有点儿像圣诞老人，他的面容也许是慈祥的，也许……但不管怎样，他至少没有愚弄我们这些远离父母的嘴馋的孩子，他赐给我们的不仅仅是蜜蜂，还赐给我们一段可以暂时忘却孤寂的美好童谣。
不过，再是多么美好的童谣，总会包含一点儿让孩童成熟起来的沉重的内容——那一天，在学校洗衣房后面，有个同学突然发现有棵桉树上面挂了个硕大的马蜂窝，我们都惊喜地跑去看。王军同学骄傲地宣称，这是他最先发现的。
听王军这么一宣称，同学们就不怎么高兴了，因为根据以往的经验，大家心里都明白王军真正的意图。不过，王军为了独霸马蜂窝而使用的有些奸诈的手法并没有起任何作用，谁也不愿意就这么走开，大家反而把这棵桉树围得更紧了。
眼看这种情况，王军没有办法了，便在马蜂的嗡嗡声中向我们讲解说，马蜂的个头大，采的花蜜比油菜地里的那种蜜蜂采得还要多，并且马蜂窝里面还有一个大大的蜂王和许多漂亮的蜂蛹，肯定还装了很好吃的蜂蜜。
其实王军所说的这些，同学们大概也知道，但我们还是被他说得舔瘾大发，一个个围在树下张嘴仰望，堕入装满蜂蜜的蜂窝中。
就有几个指望王军能多分给自己几个蜂蛹的同学跑回寝室，抱来棉衣棉帽之类的东西给王军穿戴。为保险起见，又给他戴上口罩和防风眼镜。一切准备就绪，同学们迅速隐蔽在周围的草丛中，看王军熊似地爬上树用剪刀去剪马蜂窝。
在蜂窝落地的那一瞬间，随着我们的欢呼声，马蜂“嗡”地升腾起来，密匝匝地围住正抱着树干往下爬的王军。同学们四下齐声呐喊，王军，坚持，王军，坚持……
然而，蜂刺，可以把天空刺成筛子的蜂刺是那样的凶狠猛烈，那样的毫不留情……王军一只手紧抱树干，一只手遮住眼睛，那姿势像是在为自己生命终结前做最后一次眺望。他也许是在眺望不能前来拯救他的父母，也许是在眺望他很想得到的一个大大的马蜂窝。我们都替他着急，但我们现在能做的，只是更加使劲地高声呐喊为他鼓劲。
王军辜负了我们，从树上“啊”的惨叫一声摔下来。这个灾难的声音湮死了所有人舔蜂蜜的兴致。只见那些失去家园的蜂们密密地挤在王军脸上采花蜜，顷刻间把他的脸采成透明的蜂窝。
我们愤怒之极，全都脱了上衣奋身冲上去。这是一支真正的舔蜂大军，就像亲眼见到自己的舔蜂司令阵亡似的那般疯狂。人蜂大战异常激烈，“嗡嗡”声和“哎哟”声响成一片。
马蜂躺得满地都是，可是谁也没有心思去舔了。我们抱着蜷在树下的王军，赶紧把蜂窝里的蜂蛹掏出来拿给他舔。他不舔，他永远什么也不能再舔了……那情景，成为“藏八”的一则童话的封面装帧。
一个星期后，王军的母亲从西藏赶到“藏八”来了。在那棵不再有马蜂窝的桉树下面，那个满身尘土的女军人久久凝望着树梢，双手像摩挲儿子的体肤那样，一遍又一遍地摩挲树皮，然后拥住树干，把脸紧紧贴上去，一言不发。鲍校长和“门头儿”吴大爷，以及几个老师站在旁边，谁也说不出比“对不起”更能安慰人的话。养马的李大叔实在看不下去了，“哎”的一摇头，扭身快步走开了。
李大叔去了伙房，拎把明晃晃的菜刀跑到猪圈。他转着圈把几十头猪挨个儿看了一遍，最后在一头千斤肥猪跟前停住。
这头肥猪正是夏阿姨喂的，原先是准备送到北京献给毛主席的，自从这个计划取消以后，夏阿姨仍然对它呵护有加。她看红着眼的李大叔拎把菜刀站在那儿，于是有些紧张地问，你想干什么？李大叔说，不干什么。
李大叔摸摸肥猪的屁股，猛地挥刀下去。夏阿姨和肥猪立刻同时天杀般号叫，你不得好死，不得好死呀……
李大叔拎块血淋淋的猪肉一溜小跑来到桉树下面，他挤开人丛，走到王军母亲的跟前，哑着嗓子说，给，这个你拿着，养养身子，啊？
王军母亲仍是一动不动地抱着桉树。李大叔又说，王军他妈，想哭就哭出来吧，别把身子给憋坏了，往后再养个孩子，还能再养啊。
王军母亲松开手，软软地摇头，不养孩子啦，我要养蜜蜂，转业回来就养蜜蜂，给咱西藏边防军人的孩子们养……
这个声音很细微，很平静，犹如荡漾在树冠之中的一支注满月光的安魂曲。我很想听她再说点儿什么——为我，为她死去的儿子王军，为“藏八”的所有孩子再说点儿什么，然而她什么也不再说。
她在我们默默的注视下走出了校门，朝我们含泪的一挥手，然后沿着两边开满油菜花的那条土路，听着蜜蜂嘤嘤嗡嗡的声音，往西藏高原去了。没有回头。
今天，当我给《西藏日报》社的小姚写信的时候，我告诉她，我见着她的儿子了，她的儿子想吃零食，吃真正的零食，“藏八”的学生不会有谁再馋蜂蜜了。但我真正想告诉她的是，过去这里大片大片的油菜地已被一些厂房、商品楼、店铺、茶馆和个体摊位所取代，尽管如此，我依然从我潮湿的眼睛里看到了过去的那片金黄，并且愚妄地想将它带回现实的陆地，使自己再度变得天真无邪，满脑子理想。也许这是徒劳的，但这却是一种自然的服从，服从我们体内在那些年月里陶冶过的血。
的确，不敢想起的是那些挥之不去的往事，不敢忘记的是那片缀满心扉的金黄……
那片金黄肯定永远也不再有了，我只能凭着记忆和想象将它带到西藏。于是，在布达拉宫，在大昭寺，在扎什伦布寺等不同建筑风格的大小寺庙，以及在藏区的许多家庭中，我便从那些不知时令兀自开在神龛上的酥油花上看到了那片金黄。
对于虔诚信教的人，他们在那片金黄面前充满了敬畏的神情，连他们的步履也格外的小心。我相信，他们脑海中一定有一幅幅鲜活的神圣图像。他们的虔诚举动，正是唯恐惊扰图像中的那些神灵的一种表现。
当然，面对那片金黄，面对我所想见的那片金黄，我的脑海中自然也有一幅幅神圣图像，那是由我自己创作出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