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5月，人民解放军东北野战军第1兵团接到命令，开始对长春守军东北“剿总”第1兵团（指挥新7军、第60军等部）共约10万人，采取“军事围困、经济封锁、政治瓦解”的方针，进行长困久围。国民党军第60军军长曾泽生将军面对强大军事压力和政治攻势，又经过人民解放军的争取，毅然率所部3个师于1948年10月17日宣布起义。这一果断行动，为长春和平解放及辽沈战役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1949年1月2日，中共中央军委授予这支部队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50军番号。10月，参加鄂西战役，俘国民党军第79军代军长萧炳寅、副军长李维龙以下官兵7000余人。11月下旬，奉命配属第二野战军进军四川。12月，参加成都战役，俘国民党军8100余人，迫降177万余人，缴获大批武器弹药。
1950年10月25日，第50军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志愿军序列开赴朝鲜，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第一、二、三、四次战役。在第三次战役中，全歼英军皇家重型坦克营，解放汉城。在第四次战役中，在汉江两岸顽强抗敌五十昼夜，沉重打击和消耗了敌人有生力量，保证了志愿军主力的休整、集结和粮弹补充，为准备实施反击争取了时间。
1951年7月，第50军担负着朝鲜西海岸防御以及抢修机场等任务。10月至11月，奉命执行渡海攻岛任务，在空军和炮兵支援下，先后攻占南朝鲜盘踞的椴岛、炭岛、大和岛、小和岛、和艾岛。
1955年4月，第50军从朝鲜撤军回国，驻防东北吉林一带，归沈阳军区建制。
王医生在两个政见敌对的党派的军队里度过了许多个难忘的日子，但是对他来说，最具有纪念意义的还是在朝鲜汉江岸边的那五十个昼夜——那是他实现人生愿望的一次机缘，他以抢救伤员的出色表现牢牢抓住了这次机缘，终于如愿以偿，在火线上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由一名连队的卫生员进步成营部的军医。
我很想听王医生给我讲一讲战场上的那些事，王医生却谦虚地说，你应该听你的父母讲，他们都是革命前辈，经历过的战斗还能少吗？跟他们这些老红军、老八路比起来，我这个军医可是太渺小了。
看来王医生跟其他许多人一样，对军队高级干部家庭的一些情况还不十分了解，总以为那些老首长平时会跟自己的儿女们讲述当年的战斗故事。其实，这是一种看似合情合理的有根有据的误会。就我个人而言，除了小时候在“藏八”听过几次“老红军传统报告”以外，就只听过“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英模代表团”作的报告。
实际上，那些报告并不引我入胜，印象较为深刻一点的，不过是“老红军过雪山草地的时候断粮了，只好吃草根、啃树皮，最后连牛皮腰带也煮来吃了”；另外就是我们“藏八”同学的父母驻守的西藏边防线上，还有一些长着一副娃娃脸的矮个子四川籍战士，他们在身材魁梧高大且满脸浓须的印度兵面前，是如何的英勇顽强和灵活机智——为此，我和几个同学由于好奇心的驱使，悄悄尝试着吃了许多种味道不错的草根，甚至还煮了一根真正的苏式牛皮军用腰带，象征性地放在嘴里咀嚼了几下。直到我在一九七九年参加中越自卫反击战归来以后，跟我的父母一起“交流”战斗经验，这才算是听到了他们讲的当年的一些零星的战斗故事。
王医生对我说，你现在最需要的不是听什么战斗故事，而是听卫生常识。首先，我要跟你讲的是用水。注意，不是喝水，是用水。这你就不懂了吧，傻眼了不是？所谓用水，就是洗屁股。瞧你这个兵，这有啥好笑的？记住啰，战斗再激烈、再残酷的时候也别忘了用水。还别把它不当回事，这也是保障部队战斗力、避免非战斗减员的一个重要的卫生健康措施。尤其针对像你这样皮肤抵抗力差的兵，动不动就屁股长疮，平时训练都没法参加，还怎么谈随时准备上战场，唵？一般情况下，在战场上很容易缺水，当然，更多的时候是由于顾不上去找水。抗美援朝那阵，卫生医疗条件还很差，在坑道里蹲的时间一长，不少战士的腿上和屁股蛋子就生满了疮，有的都溃烂流黄汤了。我急得不行，干脆背个空炮弹壳，趁天黑爬到汉江边上去打水。那可危险着呢，敌人有狙击手，还一会儿给你来几颗照明弹，但我想着那些战士，也顾不了那么多了。把水背回来，战士们以为是给他们喝的，我眼一瞪，朝他们吼，快，都给我把屁股洗了，赶紧洗，洗干净，谁不洗干净我不给谁上药。其实药早用光了，但我不那么骗他们咋办？你想，自己的屁股都长疮烂掉了，还怎么把敌人打得屁滚尿流，那不扯鸡巴卵蛋吗？
王医生送我回连队的时候，他又一次叮嘱我，要记着勤洗内裤，要经常用水。他说，现在各方面条件都好多了，用水是很简单很方便的嘛，应该天天用水才对。
在这位态度和蔼的军医面前，无论心情有多么烦躁的伤病员都会乖乖地安静下来。也许是我受了王医生的这种安详气质的熏陶，在以后凡是遇见态度蛮横的人，我都尽可能地以平和安详的心态来面对。可以说，由于我臀部的一个充满恶臭脓血的大疖子，使我收到了一份意外的礼物——受益匪浅并且毕生有用的人格魅力。
可惜的是，我们毕竟是野战部队，军官服役的年龄是有规定标准的，而王医生已年过四十，在营部卫生所这一级的单位里，他早就属超龄服役了——他转业走的那一天，我们班正在火车站里执勤。我看到营部的几个人簇拥着送他上火车，帮他把行李搬上车厢。当他在车窗口跟送行的人一一握手的时候，我心里一阵难过，慢慢朝他走过去……
王医生还穿着军装，但军装上已经没有了红领章和红帽徽，这使他整个人都显得呆板无神，像是一个进城来找亲戚的老乡。他不时地四下张望，眼睛里流露出那样依依不舍的神情。他想再多看一眼跟他朝夕相处的兵们，他想再多看一眼因为跳“忠字舞”而让他跌倒在地的这个站台，他想再多看一眼……我，那是我，他看见了站在不远处的我，立刻精神一振，从窗口探出身子朝我挥手高喊，你可给我记住啰，战斗再激烈，条件再艰苦，都别忘了用水，唵？用水。听见了吗？……
我听见了，也记住了。我朝他点点头，想从送行的人缝中挤上前去跟他握握手。可是，火车开动了。那一刻，王医生猛地把身子伏在车窗沿上，像孩子似的埋头大哭……
我没想到，这个本来在部队应该是见惯不惊的告别场面，竟会是如此的不同以往，跟我看过的所有电影里演的和小说里描写的都不一样——王医生告别部队时，他最后的一句话居然是叮嘱一个小新兵蛋子记住用水。
我无法表达我的心情，在人群后面悄悄向他行了个军礼——那不是标准的军礼，而是介于敬礼和挥手之间的一种情不自禁的举手致意。可惜他没有看见。他不看。直到火车驶出车站很远了，他也没有抬起他那颗充满伤感的头。
这个是我的军队生涯中第一个应该感激的人就这么走了……
如果李班长允许的话，我会给王医生做个伴，至少送他几站（当时我们执勤人员有随时上下火车的特权）。可是我不愿向李班长求情，就那么呆呆地站在那儿，目送着火车渐渐远去。
这时候，我真切地听见了一阵巨大而奇特的声音——“用水”、“用水”、“用水”……它有节奏地伴着车轮和汽笛的声音，俨然为一次美丽的告别奏响的乐曲，波涛般交响着向天空升去……
从这以后，我不大想再去火车站跟转业干部和退伍老兵送行了。在部队的几十年中，凡遇上这种情况，我都有尽量找借口避开。但唯有一次例外，就是在李班长退伍的时候——他是我入伍后的第一任班长，说起来还是我的河南老乡，我好像没什么理由不去送送他。尽管他不喜欢我，直到他临走的那一天也没能帮我加入共青团。
我们连里跟李班长同时退伍的共有二十多个老兵，每个老兵都有一件用背包绳或者废旧电话线捆扎的大行李，李班长却有两件，而且比其他人的都显得沉重。虽说李班长是已满五年军龄的超期服役的老兵，但野战部队是绝不允许任何士兵贮藏那么多的个人物品的。李班长的行李包里到底装了些什么？我们排长检查过没有？他会不会把子弹也打进了行李？很值得怀疑。
连里开了老兵退伍欢送会，晚饭增加了好几个菜，全连官兵的碗里都斟满了酒。连长举碗提议，为即将离队的老兵干杯。尽管那时候我滴酒不沾，但我还是喝了一口又一口。
怎么可以不喝呢？我的心情是那样的……兴奋。的确兴奋。是幸灾乐祸的那种兴奋——你不是连续五年的“五好战士”吗？你不是全营的“优秀党员”吗？你不是全团的“学习毛主席著作标兵”吗？你不是成天想要提干当排长吗？可你还是脱下军装走人了。你不得不走人。这可怪不了我。唉，你这块埋在我进步道路上的绊脚石呀……
但我不可以把我的这种心情表现出来，尽可能的装出跟战友分别时的那种难舍难分的样子，给李班长说几句“别忘了给我来信”、“别忘了有空回连队来看看我们”之类的话。可是，说完这话以后，我却在日记本里悄悄写下别人看不懂的一句话，“今天，在成都军供站的营房后面，机炮一连一排一班的一轮太阳终于落下山了”。
夜里，我以为能听到李班长躲在被窝里抽噎啜泣的声音，却没有。直到第二天临上火车的时候，李班长还表现出高高兴兴的样子——他谢绝战友们的好意，坚持要自己挑着沉重的行李，故作轻松地在站台上一路小跑。就在他快跑到车厢门边时，只听“啪嗒”一声，他肩上的扁担断成两截，而那两个行李——他把服役五年积攒的所有财富都捆扎在一起的那两个行李，从站台上一直翻滚到车轮旁，很有情绪地散成一片。
那是些什么？除了几套军服和鞋袜一类的军用品，还有近百双地方政府作为慰问品送给部队的各式各样的新鞋垫和几十个针线包，而最显眼的是那几十本“红宝书”（《毛泽东选集》《毛主席语录》《毛主席诗词》）和那么多四下散落的大大小小的毛主席像章。
在场的战友们全都惊呆了，一个个默不作声地看着脸色通红的李班长。因为谁都明白，问题不在于“那是些什么”，而在于李班长为什么会把这些本该发放到每个战士手里的东西占为己有。
发车的时间就快到了。长长的一声火车鸣笛，犹如法官宣读的判词。李班长则像是被错判了有罪的人那样，脸色变得苍白，嘴唇哆嗦着想为自己申辩几句，然而他连一句完整的话也说不出来。
还说什么呢？他现在需要做的，应该是赶紧去把那些让他丢了脸面的“财富”收拾起来。但当着战友们的面，他有些不知所措，嘴角挂着狼狈之极的苦笑。
看到一个平时总以“一贯正确”自居的高大形象突然被击垮的时候——而且是在告别军营生活的这种时候，难免会使战友们对他生出别样的同情之心。大家自觉或不自觉地纷纷弯下腰，七手八脚地帮他收拾散乱的行李。我也在其中。让我永远不会忘却的是李班长的目光——他用一种难以形容的感激目光望着我，使我顿时转变了对他的看法，并且认为他有权毫无羞辱地把更多的“财富”打进他退伍还乡的行李。李班长走过来拉住我的手，眼睛潮湿着，以我听起来像是在向指导员汇报思想的口吻说，小老乡，俺对不住你，真的是对不住……哎，不提了。你是不知道哇，俺老家的人不管是大人还是小孩，可热爱伟大领袖毛主席，可热爱可热爱，俺就寻思着，给他们带些毛主席像章回去，哟人哟（一个人一个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