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当选举接着进行下去之后，买票贿选的本事，中国人也学会了。这么一来，选举在底层社会，出现了一些微妙的变化。选票需要买 了，买的时候，基本上是一群一群的买，只要买通一个地方精英，那么 这个精英能控制的地方的选票，就都是自己的了。而地方精英的行为也 分成两类，一类借选举为自己牟利，买票的钱都落入自己的口袋，只要 他能压得住茬，一般也不会出现乱子；一类比较有公益心的精英，往往 会把选举当成为自己群体谋福利的一次机会。比如很多南方的宗族，就 开会议决，本族的选票一定要卖给出钱最多的候选人，而卖票所得，一 律作为宗族的公产，用于宗族公益。当然，如果有政权的干预（一般都 是掌权的军阀），价钱上可以优惠，但必须用其他条件作为交换。这就 是为什么在安福国会的选举中，原本觉得自己在人望上占优势的以梁启 超为首的研究系，会大败给仓促组建的安福俱乐部，只得了区区二十几 个席位，因为安福俱乐部背后有军阀政杈的支持，在政权和金钱两种资 源上，研究系都没有优势。
军阀政权利用选举组织国会，为自己的政权提供合法性，但底层社 会却把选举变成一次相当纯粹的市场交易。事实证明，双方在当时的条 件下，都达到了理性选择前提下的利益最大化。
1947年国民党行宪国大的选举，跟此前的选举有所不同。由于国民 党政杈有点全能主义的味道，因此动员能力和社会整合能力都比北洋政 权要强很多。其党、政、军、警、特在地方上，还是很有力量的，政权 对社会的滲透也远非北洋政府所能比。但是另一方面，毕竟经过了现代 政治几十年的洗礼，二战胜利，民主国家的声望空前提高，某些城市居 民尤其是知识水准比较高的居民，民主意识有所觉醒，人们初步意识到
了选举与自己生活的关系，只是这类人实在太少，对选举大局构不成很 大的影晌。同时，我们看到，由于战争的破坏，原有的乡村精英控制能 力有所减弱，从前选举的买票方式，往往会出现问题。
因此，此次国大代表的直接选举，更多地表现为国民党国家机器在 地方高度动员的局面。尽管在选举之初，国民党为了防止代表变成国民 党员的清一色，曾经力图通过地方协商，尽量保证某些无党派人士，尤 其是青年党和民社党等附和他们的“民主党派”成员占有一定的比例， 事先就把这个比例通告给这些小党。_然而政权机器一开动，地方上担心 的却往往是自己人的比例不够，难免动员过度，最后使得小党和无党派 人士纷纷落马，国民党中央又不得不出来纠正，结果原来当选的人又不 干，演成很多选举纠纷。
这种政权体系动员下的选举已经演变成完全意义上的政杈工具，参 与选举的底层民众，既不可能得到选举自己的代表的好处，也得不到卖 票的利益。选举，只是上层政治的工具，民主跟老百姓依然距离很远。
在历史上中共进行的最认真的选举实践，是在抗战时期推行的基层 选举。在整个抗战期间，中共领导的敌后根据地，由于选举的实行，为 中共赢得了很大的声誉，很多国统区的民主人士以及外国朋友，凡是到 过根据地的，都盛赞根据地的民主。相形之下，国民党治下的国统区， 反而背道而驰，不仅没有选举，而且一度提倡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 个领袖的专制主义政策，跟根据地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显然，在抗战时期中共推行的选举，从选村长到选边区参议员， 都是相当认真的，基本上看不到背后操控的痕迹。由于中共对于底层社 会超强的动员能力，因此根据地每年进行的“大选”（这是当时根据地 的通行叫法），底层民众的参与度，绝非此前任何一种选举所能比拟。 也可以说，这种选举，基本上实现了底层民众真正有热情的参与。很明 显，不能把根据地的选举，简单地视为做给外面人看的政治秀，选举， 对于中共而言，有着切实的工具性考量。
中共根据地的选举，是从拔除国民党基层政杈入手的。中共的敌 后根据地，本是利用日本军队入侵，国民党军队后撤造成的空隙而建 立的。虽然军队的撤退，很多国民党县以上的政权随之撤走，但大部分 地区，国民党的基层政权却还存在。如果用武力驱赶这些基层政权的人 员，虽然不是不可以，但在法理上却未免有些理亏，或者说，不符合中 共的统一战线政策，于是中共想到了选举。
自从清末新政推行地方自治以来，留在乡村的地方精英实际上 分成了两个部分，一部分越来越踊跃地进入县以下的基层政权中，另 一部分则跟从前一样，待在政杈之外。一般来说，乐于进入政权的精 英，往往属于劣质化的那部分，随着军阀割据的政局演变，劣质化的 精英还有武化的趋向。这部分精英的种种作为，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 乡绅的行为模式，用杜赞奇的话来说，就是以掠夺型经纪取代了保护 型经纪。这种比喻虽然可以商榷，但劣质化的精英凭借政杈之便，行 为不端，是可以肯定的。事实上，他们的行为，也引起了另一部分恪 守传统模式的精英的反感。因此，中共只要组织选举，原来国民党基 层政权的精英的下台，是必然的。推倒这部分政权精英，也因此创造 了中共跟另一部分传统精英合作的基础。最关键的是，这种打着地 方自治、民主选举的“改朝换代”，国民党中央政府明知道是怎么回 事，但却无法明确反对。
尽管基层换成了自己人或者自己满意的人，但是从这以后，根据地 的选举却一直坚持了下来，除了遭遇日军的扫荡，几乎每年一次。应该 说，这种基层选举，中共组织得非常认真，其针对大部分不识字的选民 创造出来的“豆选法”简单有效，广为推行。在选举技术上，虽然算不 上是秘密投票，但比起后来的举手表决，还是不错的，算得上是无记名 投票，在保密性方面，至少被选举人是不太容易弄清到底谁没有投自己 的票a而且在选举实施过程中，中共党组织一般都不公开出面，即使组 织，也是在幕后进行。最有意思的是，他们并不强求自己属意的人选一 定要当选，只要被选上的人他们能接受就可以。
一般来讲，在农村环境里推行选举之初，那些传统的精英，被选 入参议会，参加基层政杈是比较容易的，因为农民是个需要精英代表 的群体，现存的精英，只要道德上说得过去，农民习惯让他们来出头 露面。但是奇怪的是，选举推行几年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老的精 英当选出现了麻烦，基层政杈开始向清一色中共党员方向发展。以至 于中共中央不得不采取措施，以硬性规定“幵明士绅”名额的方式， 即所谓“三三制”，来保证传统精英的份额。与某些人认为“三三 制”是为了保证中共地位的看法不伺，实际上，在当时的情形下，传 统精英在政权中的地位才需要硬性的制度保障，也就是说，实阮统治 乡村社会上千年的传统精英，即使在从清末到北洋再到国民党政权推 行政杈下移的过程中，都没有丧失地位，在中共的基层选举过程中，居然被成功地边缘化了。
这是一个非常耐人寻味的变化，基于几千年传统和文化的乡村 权力结构，用这种方式颠覆，显然比用简单的暴力推翻有效得多。到 了抗战胜利，中共实行土地改革之时，只有在新解放区，乡村精英才 有可能组织一些反抗，而老根据地，精英们则只能束手待毙。在多年 的选举中，农民最明白的只有一点，就是多少年的文化威杈、传统杈 威，都可以用手里那粒用来当选票的豆子来推翻，他们也就真的给推 翻了。显然，这推翻和颠覆的，不仅仅是些精英，而且还有精英背后 的传统权力结构，以及文化的结构。但是，推翻之后，并没有人给他 们一个新的东西。对于民主政治，他们只是学会了投票，或者说习惯 了投票，但却没有起码的杈利意识、人杈观念，根本不知道自己的权 利，也自然不懂得尊重他人的权利，这种选举，没有民主的文化，也 没有民主的价值观。在土改过程中，中共为了发动群众，往往采取放 任农民随意行动的做法，在这“群众想怎么干，就怎么干”的氛围 中，许多地方出现了这样的现象，对于那些大家一时对是否处死有争 议的人，人们会采取投票的方式来决定，还是豆选，往碗里投豆来选 择，一个生碗，一个死碗，哪个碗里豆子多，就按照碗上的标签来行 事。如果死碗里的豆子多，那人就必死无疑。
当选举仅仅是上层政治的工具时，这种选举如果仅仅是装装样子， 跟底层社会具体的人关系不大，不会对底层产生多大影响，如果这种选 举真的在深度动员下进行，推行得越久，底层政治就越是畸形。
古今民告官
民告官，古代叫“上控”，凡是上控的人，多半都被逼无奈，走投 无路，不得不如此，因为只要踏上上控之途，就开弓没有回头箭，就算 最后皇帝老子做主，官司打赢了，下场也很悲惨，破家是肯定的了，最 后很可能会搭上自家的性命。就算这个人命大，平安无事，回到家乡也 会被官府视为刁民，以后的日子好过不了。清朝道咸年间云南乡绅杜文 秀，就是因为上控，控到最后逼上梁山，最终从一个有功名的乡绅，变 成了造反起义的领袖。
没有哪个朝代规定民不许告官，更没有哪个朝代准许官员打击报复 举报他的百姓，所有的法律规定，似乎都向着弱势的老百姓，但现实中 的百姓，只要哪个吃了豹子胆敢惹到官员，那么下场大都很惨。这宿命 背后，有一只看得见的手。
古代民告官的宿命，在今天依旧在某些地方延续。辽宁抚顺一位开 发商，只因为曾经告过抚顺市的一位领导人，令这位领导人感到很没面 子，居然就授意一个来历不明有过前科的无业人员，设局陷害这位开发 商，不仅骗钱索贿，而且要置人于死地。幸好，这位开发商中途识破了骗局，把这位领导人举报到辽宁省纪委。可是奇怪的是，在这位抚顺市 领导人东窗事发、锒铛入狱之后，这位倒霉的开发商却被一个接一个莫 明其妙的官司缠上了身，所有财产连孩子的东西都被查封，无辜入狱， 被无罪释放之后，依然有被再次“弄进去”的危险，不得不东躲西藏， 过着朝不保夕的日子。
告官的民，无意中触犯了两种潜规则。其一，凡是做贼的人，最 痛恨的，就是被人举报，凡是碰到这样的事情，他们多半要报复，残酷 地报复，因为如果容忍这种举报，他们偷窃的生涯就会遭遇致命威胁。 同理，凡贪官被举报者，不仅被举报的人痛恨异常，其他同病相怜者， 会兔死狐悲、物伤其类，也一样会痛恨举报者，因为他威胁的不是一个 人，而是不法官员的整体。其二，直到今天，我们的很多官员，还有人 有意无意当自己是百姓的父母官，如果碰巧这个官员是一把手，那么他 更觉得天老大，他老二，不仅是民之父母，还是民之霸王，举报者不仅 是破坏自己的威信，而且是破坏秩序，破坏伦理。
国家必须下大力气反击这种恶意报复，无论它是来自一个人，还是来自一群人 群有权有势的人。只要把报复行为遏制住，自然会有人乐意出头举报，那么，贪官的日子就不好过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