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讲故事之前，请允许我先打一个比方。
假如，你生在一个农家，有一大片庄园、几十亩良田、上百口子人，宗族繁茂，人丁兴旺，家产丰厚。你父亲过世了，你以长子的身份继承了这份家产，成为这个家族的领导者，照着电影《少爷的磨难》里陈佩斯一句流着口水的话问：这么多钱，全是我的了？
没错，全是你的了。
那年，你只有十八岁。或许好多人听到这里也开始流口水了，十八岁，就继承了这么大一份产业，用不着四处投简历找生计，也不用埋在高中课堂的题海中头悬梁、锥刺股，更不必在单位里当小弟、马仔，战战兢兢地瞧着领导大哥的脸色行事。十八岁的年纪，就已是家产万贯，独掌大权，呼风唤雨，吃喝不愁不说，想砍谁想整谁，使个眼色就有人抢着替你办，看上的女人，欢喜谁就要谁。这日子，想想都爽，咋能不流口水？
且慢艳羡，话还没说完呢。
家业是大，可打从你爷爷那辈算起，攒下的麻烦也不少。
先是财产问题，你爷爷和你爸爸那两代折腾得太厉害，到了你这辈，账上已没多少余钱了。钱不多，用钱的地方可不少，种地打粮、维持祖产、看家护院防贼防盗，还有家丁、奴仆、管家的工资，再算上家里的亲戚还有你自己老婆孩子的日常生活开销，一大堆人的吃饭穿衣问题，样样都得从你手上一分一厘地抠钱，家大业大？真过起日子来紧巴巴的呢。没钱，咋办？
日子寒酸也就算了，可自你爷爷那辈开始，用人办事就像患了白内障，好不容易有几个能办事的管家助手全都被开除了，剩下的全是些奸诈小人，除了逢迎拍马，就是成天想着刮家里的油水，办起正事来啥都不会。你会说，那不简单，治他们不就完了？
简单？这帮人全都是老油条，心机狡诈不说，相互还勾连一气，上上下下全是他们的亲信，你明知道他们成天里吃拿卡要挖家里的墙脚，却一点儿把柄都捏不住。辛苦到头的土地收成，你得不到多少钱，全便宜了这帮孙子了。咋办？
老天爷也和你过不去，这几年不是旱灾就是洪水。种地，说到底就是靠天吃饭嘛，可要么大雨要么毒太阳的一闹，一年的收成就泡汤白干了。你不干？佃农们还不干呢，本来就被你的那些管家们欺负够了，连老天爷都欺负人，还不都造了你的反？从你爷爷到你爸爸，那些佃农们就没消停过，不是这边罢工不干，就是那边要夺你的权，摁下葫芦起来瓢，咋办？
家里的事就够乱了，外面的事，才真叫麻烦呢。
你家的西边和北边都有一大群土匪，本来你老祖宗是条好汉，派人把他们修理消停了。可你老祖宗一死，他们又开始闹腾了，隔三岔五地都要光顾你家几回，不是抢你的粮食，就是杀你的人。打他们？你爷爷当初是想打他们，带人出去扫荡了一圈，不但没管用，连你爷爷本人都被人家绑了票。到了你这辈儿，你养的那些护院家丁老的老、病的病，打得过这些刀头舔血的亡命徒吗？连你家的围墙都年久失修，东一块补丁，西一块缺口，挡得住吗？
更要命的是，西边的土匪还好，从你家地面刮点儿油水就算了。北边的土匪还是一群有理想的土匪，成天惦记着你家的良田，恨不得有一天全占了去。你在他们的眼里是一大块滚着油的肥肉，他们匍匐在你家的北边，仿佛一群望着肥肉流口水的饿狼。
赶不走又打不过，咋办？
说了这么多的“咋办”，你还羡慕吗？这不是一笔财产，而是一大堆麻烦。
里面日子过得惨淡，外面还有一大堆土匪惦记着，这就是你继承这份家业的结果。一家之主的威风是权力，可解决这些麻烦却是你的义务，你咋办？
且让我们把这个农庄的规模扩大一万倍，变成一个国家，你的身份也随着扩大了一万倍，从户主变成了皇帝，自然这些麻烦也跟着扩大了一万倍。唯独没扩大的是你的年龄，虽然叫着“万岁”，却实在只有十八岁。这么多的麻烦，全压在你一个人身上来。你咋办？
好多人也许会说，我不干了还不行吗？我还是老老实实找工作投简历做马仔好好学习去，谁爱干谁干，麻烦！
是啊，你可以选择，有人却不能选择，比如明孝宗朱祐樘。1487年，他继承明朝帝位，次年改元弘治，他接下的正是这一大堆麻烦。
此刻，他只有一个选择：当个好皇帝，解决这些麻烦。
都是些什么麻烦呢？
那一年，明朝北边鞑靼部、西边瓦剌部持续骚扰北部边境，从河北到山西，皆遭受荼毒无数，百姓死伤惨重，财产损失无数，大明帝国北部边防狼烟四起，尸横千里。
那一年，河南遭受特大洪灾，黄河泛滥，中原大地尽成汪洋，怀庆、宣武等地城墙坍塌一千一百八十八丈，漂流军卫有司衙门、坛、庙、居民房屋计三十一万四千二百五十四间，淹死军民男妇一万一千八百五十七人，漂流马骡等畜十八万五千四百六十九头。
那一年，陕西地震，震级高达七级，房屋毁坏无数，仅长安一城，死者就有数千，连关中地区数座大山也崩塌。灾民流离失所。
那一年，国库几无余钱，内阁官员消极怠工，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政府工作效率低下，对政事的处理极其迟钝。民间有戏言：大明内阁，是纸糊的。
还是那一年，厂卫残暴，特务乱窜，百姓人人自危，口不敢言。妖僧法师肆意横行，诓骗国家钱财。地方官员上行下效，贪墨害民，只知刮地三尺，不知为民解忧。土地兼并严重，无地农民日益增多，几酿民变。
那一年……总之，全是之前比喻中放大了一万倍的麻烦，实实在在压在十八岁的朱祐樘的脑袋上。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麻烦也不是一天堆出来的，笔笔烂账，先要算到朱祐樘的爷爷——明英宗朱祁镇的头上。
一 慵懒帝国的无为而治：明朝天顺年到成化年的政治景象
说起这位明英宗朱祁镇，真是好有一比：在北京高峰时段开车——生不完的气。
先说年号问题，明朝皇帝在位时间再长，年号也只有一个，唯独他特殊，在位总共不过二十二年，年号却有两个，前一个叫正统，后一个叫天顺。倒不是因为他非要搞特权，两个年号之间是由一大串可气的事串起来的。
先说正统朝，这么多的忠良干才他不信任，偏宠信一个教书先生出身的太监王振，一干阉党把国家祸害得乌烟瘴气。后来瓦剌犯边，不听忠臣良将的苦劝，偏听太监撺掇，非要御驾亲征，带着几十万人牛气哄哄出了长城。按说既然亲征，你就好好打啊，他不，走到半道一听前方战败，马上又后悔了，连敌人影儿都没见着就撤兵。撤兵啊，那就撤得快点儿啊，跑还没跑成，让人家围在土木堡包了饺子，稀里糊涂一场混战，几十万大军死伤过半，连本人都当了俘虏，丢人到如此，不是可气吗？
他被抓到蒙古高原上去啃羊肉了。烂账总要有人收拾，皇帝让人绑了，敌人打到家门口了，总不能学宋朝来个“衣冠南渡”吧，还好有他亲弟弟给他收拾，弟弟朱祁钰继承帝位，改年号为景泰，可气的正统朝总算结束了。景泰帝信用良臣于谦，成功组织北京保卫战打垮敌人，再运用外交压力，逼得瓦剌把英宗放回来当太上皇，总算不用学宋徽宗那样客死他乡。折腾半天，祖宗江山差点儿丢了不说，皇位也折腾没了，这样的闹剧，不怪他自己吗？
虽是傻事、败事一箩筐，但傻人总算有傻福，虽说皇位没了，命还是保住了，回来舒舒服服过太上皇的日子倒也不错，可他不消停，几年后趁着弟弟病重搞了场“夺门之变”。夺回了皇位不说，上台第一件事就是杀掉了功臣于谦，并把当初北京保卫战的功臣们来了个大清洗，掌握朝政大权的全是如徐有贞、石亨、曹吉祥这样的奸佞小人。虽然过了没几年，这几个人也被明英宗治罪，下狱的下狱（石亨），流放的流放（徐有贞），被杀的被杀（曹吉祥），可明朝的政治气象怎一个乌烟瘴气了得。
皇位夺回来了，自然就要改年号。于是，明英宗改年号为天顺。从正统年到天顺年，打败仗、杀忠良、宠小人、乱国家，尽是他办的败事，每每读史到此，不知有多少人气得直哆嗦。
可正统朝的事毕竟年头远了，真正给后世攒下麻烦的是天顺朝。
“天顺”嘛，字面意思讲，自然有风调雨顺的意思。从这个意义上说，“天顺”时期的明朝，运气还真不坏，别的且不说，单说绑过明英宗票的瓦剌，那在土木堡创下击败明朝几十万大军、活捉明朝皇帝伟业的瓦剌首领也先，没死在大对头明朝手里，倒在内战中被一刀砍死。到了天顺朝时期，瓦剌又和邻居鞑靼打个不停，因此，虽然少了良将于谦，但终究天顺一朝的边境形势还算是太平无事。
边境无事，关起门来搞建设也不错，老百姓嘛，要的不就是个太平日子？可天顺朝的事，却真个不太平。先是拥立英宗复位的三位大员——大学士徐有贞、武将石亨、太监曹吉祥，相互之间先干起仗来，拉帮结派，你争我抢，最后相继败亡。虽说没惹什么大祸，可从天顺初年到天顺五年，这帮人来回折腾，至于国家建设之类的正事，那是顾不上了。
按说官场斗争，小人得志，盛世也好，衰世也好，都算是寻常事。封建时代，只要有明君坐镇，因势利导，非但惹不出什么麻烦，搞好了也能有个国泰民安呢，至于当时的皇帝明英宗朱祁镇嘛……
朱祁镇这人，饶是办了这么多件傻事，可你要说他是昏君，还真有点儿冤枉他了。
就拿土木堡之变来说，御驾亲征被抓了俘虏，进了蒙古人的战俘营，按说够丢人了，可他不，当囚徒还当出水平来了。日子没多久，从蒙古人的看守到那些跟他打过交道的许多蒙古将军，甚至到瓦剌首领也先的弟弟伯颜，全和他成了好朋友，一个个对他死心塌地。甚至那位伯颜将军，多次为了放不放他回国的问题竟然和亲哥哥也先吵得脸红脖子粗。到了他被接回京城，伯颜将军亲自相送，一直走了几十里才洒泪而别。这份凝聚力，哪像个昏君，分明是明君的气度嘛。
再说到个人私生活问题，朱祁镇和他的正宫钱皇后，真称得上中国历史上一对有名的患难夫妻。他被抓到蒙古的时候，钱皇后哭坏了眼睛，把身上所有值钱的东西都搜罗出来送到蒙古那边去赎他。为了说服朝臣迎回英宗，她以死相争，结果摔瘸了腿。到了朱祁镇被放回来后，两人被幽禁在南宫，生活困苦，更是靠钱皇后纺纱卖钱，贴补家用。钱皇后情深，朱祁镇也专情，重登皇位以后，对钱皇后依旧礼遇有加，夫妻恩爱一生，既能共患难又能共安乐，这份模范，能做到的又有几个？
气度不凡，人品也不差，智商问题呢？你不能不承认，办过这么多错事的朱祁镇，有时候聪明得让你难以置信。被囚禁瓦剌的时候，他身边的太监喜宁反了水，投奔到蒙古人门下当了汉奸，日日出坏主意，几次都差点儿置他于死地。可朱祁镇绝，骗瓦剌说自己给大明写亲笔信，要大明接受瓦剌的要求。条件只有一个：叫喜宁去送信。也先也没怀疑，就这么相信了，还派了一样当了俘虏的一个叫高磐的明朝士兵跟喜宁一块去。而在这之前，朱祁镇已经暗暗交代了高磐该怎么去做。并且，他让高磐把他写的一封亲笔信缝在裤子里。之后，高磐随着喜宁去了宣府谈条件。结果等明朝将士跟喜宁吃饭喝酒的时候，高磐突然一把抱住喜宁，说太上皇有旨。明朝将士立刻一拥而上，将喜宁和瓦剌使团的所有人都五花大绑，又押送到朱祁钰面前。朱祁钰一读朱祁镇让高磐带来的亲笔信，当场震怒，立刻就下令将喜宁凌迟处死。一封信就解决了问题，这份聪明，你能说他糊涂？
再就是后来夺皇位，一夜之间取代了自己的弟弟重坐了江山。还有天顺年间，徐有贞、石亨、曹吉祥三位权臣相继乱政，朱祁镇拉一个打一个，不出几年就将他们一一收拾掉。这种人，说他是糊涂虫？那任谁都不信。
另外，他在位的时候也做过一些好事，最著名的当属“优老之政”。规定全国七十岁以上的老人，政府每年发放粮食钱帛，九十岁以上的加倍供给。六十五岁以上的老人，可免服官府差役。这大概算得上世界上最早的“国家福利政策”了。如此看，这位皇帝大人，还是很有人情味的。
可说到底，他真不是个好皇帝。聪明也好，专情也好，他独独欠缺一样大智慧——治国。
治国就像下棋，黑白交错，恩威并施，要的是统筹把握全局的能耐，是切中要点问题的大谋略。朱祁镇聪明不假，可那都是小聪明，善良也不假，可也都是小恩惠。真正可以让国家富强的大智慧，他是最欠缺的。所谓黑猫、白猫，抓住耗子是好猫；昏君、贤君，治好了国家是明君，他身上的那些种种“美德”，放到评价皇帝身上，除了增加点儿“八卦”外，统统白搭。
兄弟争位，忠奸相斗，放在大明二百七十六年的历史长河里，都只能算是小事情。真正留给后世麻烦的却是三件事，三件被封建史官注意不多的事，甚至可以说，明朝最后亡就亡在这三个问题上。
第一个问题：土地兼并！
按说这是历代封建王朝都会挠头的问题，汉朝如此，唐朝如此，宋朝如此，到了明朝也是如此。开国之初，人少地多，统治者往往会拿出政策，鼓励生产，土地矛盾并不突出，可后来就难办了。经济发展了不假，但人口增加了，土地资源也就紧张了，再加上贫富分化，富了的人想更富，就得四处吞并别人的土地；穷了的人要救穷，只得杀鸡取卵去卖地。如此下去，大地主越来越多，无地的佃农也越来越多，富了的人越富，穷了的人越穷，等贫富差距到了一定地步的时候，就该是这个王朝玩儿完的时候了。
打个比方，一个封建王朝就好比一座房子，大地主和统治阶层相当于房顶，低收入阶层和无地农民相当于地板，而中等收入阶层，特别是拥有土地的自耕农阶层，则是房子的墙壁。随着时间的推移，顶层越来越厚，地板越来越厚，唯独中间的墙壁越来越薄，最后的结果会是什么？
自然是塌了。
中国历代王朝，除了外族入侵的因素外，其实都是这么亡的。
要说封建王朝本身意识不到这个问题，这也不全对，历朝历代也总有些明君贤臣拿出各种政策，清丈土地，遏制兼并，有成功的，也有失败的。失败了的，国家提前完蛋；成功了的，就迎来了“中兴”。这些人，就好比是泥瓦匠，想方设法地把房子的墙壁修结实了，让它不至于垮塌。
明朝的土地兼并，大概是从永乐时期开始的。到了仁宗、宣宗两朝，随着经济的繁荣和富人阶层的增多，土地兼并问题也渐渐严重起来。但仁宗和宣宗都算是不错的泥瓦匠，明仁宗开放了许多原先不许老百姓涉足的山泽园林，允许无地的农民去那里垦荒耕种，对于各地逃难的无地流民，也一改惩罚措施，转为妥善安置。明宣宗严厉打击非法侵占农民土地的豪强地主，并爱惜民力，多次减免农民赋税。因此，土地问题在这个时期并不严重，这也算是明朝的盛世，史称“仁宣盛世”。
可到了朱祁镇这辈就不一样了，如果说他的爷爷和爸爸一辈子都在糊墙，他在位先后二十二年，却只干了一个事——挖墙。虽然，这也许不是他本意。
挖墙的方式，叫圈地。
这也不是个新鲜词，所谓圈地，就是占老百姓的土地，客气的，还能给俩小钱，花买萝卜的钱买人参，不客气的，直接就犯抢。管你小民流离失所，肥油油的地全是我的。自古以来，骄兵悍将、豪强地主、达官显贵，全是干这种事的主角。
可在朱祁镇时期，干这个事的还多了一个角色：太监。
正统年间，王振是干这事的主力。这个大权独揽的大太监，整日里结党营私，排斥异己，尤其有一样爱好——圈占土地。别的地方不说，单单是他老家蔚州一地，属于他名下的土地就有数万顷。土木堡之战前，明英宗撤军，本来要从蔚州经过，可王振怕大军践踏自家土地，苦求英宗改道，这才使大军耽误了撤军日期，在土木堡被人家包围了。这下可好，他自家的财产保住了，却让明军死伤过半，自家的主子皇上当了人家俘虏。
王振本人不说，单论他的徒子徒孙，还有和他勾结一气的朝廷大臣们，也整日有样学样，四处侵占百姓良田。到正统朝末年，民间的土地兼并问题已经十分严重，还发生了叶宗留起义和邓茂七起义。虽最终被平定，却也敲响了警钟。
还好后来景泰帝即位，严查王振余党，发还土地给农民，问题总算缓和了一下。可夺门之变后，英宗复位，问题解决了吗？没有！反而是变本加厉了。
先是夺门之变以后，那些个拥立功臣你总要赏吧，朱祁镇大方：赏地。反正又不是他自己家的。
口子一开可不得了，单是那大将石亨，拿着皇帝的圣谕四处犯抢，他手下的三千多个军官，摇身一变全成了地主。至于宦官曹吉祥，也是样样跟着王振学，圈地、占地丝毫不差，这几个人虽后来都相继败亡，可土地兼并的口子一开，想刹住就没那么容易了，一个王振倒下去，千万个王振站起来。法令松弛，皇上不管，那些个爱财如命的达官显贵、皇亲国戚，还不是不抢白不抢？
这样一来，明朝两京十三省，豪强地主的良田无数，财产如滚雪球一样膨胀，大量无地农民别无生路，流离失所。单就京城地区，至天顺四年，无地农民的比率已经达到了百分之六十，天子眼皮底下尚且如此，其他地方可想而知了。
却让老百姓怎么活？
所以，终天顺一朝，大大小小的农民起义始终不断，镇压了又反，反了又镇压。天顺元年，陕西王斌起义，烧绝栈道，大闹汉中；天顺四年，贵州李天保起义；天顺五年，四川松潘起义；天顺七年，广西瑶民起义。从南到北，按下葫芦起来瓢，没个消停的时候。
按说这些起义规模都不大，但问题却只是冰山一角，天顺一朝，奸臣得志也好，贤良获胜也好，唯独土地兼并始终是不停的。朱祁镇是个善良人不假，可善良却用得不是地方，对勋贵重臣，他放纵得太多，也意识不到这个危害，如此，土地问题愈演愈烈。
大明帝国这座大厦上，自此已经隐隐地出现条条裂缝。
第二个问题：国土防御！
年轻时候的朱祁镇很有雄心壮志，梦想超越太爷爷永乐皇帝，开疆拓土，建立不世伟业，所以当初王振一撺掇，便牛气哄哄地亲征了，最后却以全军覆没、本人当俘虏的结局收场。
可这并不是最严重的。
虽然号称五十万之巨的军队死伤过半，但大明朝实力雄厚，只要有充足的时间，恢复不成问题，天顺朝在边防上最大的败笔，就是国土防御的内缩。
国土防御，这貌似是个很复杂的军事概念，其实很简单，你家外面有强盗，得时刻提防着他们来抢你。要么带人出去打他们，要么修筑院墙，看家护院。朱祁镇的太爷爷永乐狠，成天带兵出去砍人；朱祁镇的爷爷洪熙，还有爸爸宣德，虽然不爱惹事，但把院墙修得很好，强盗打不进来。所以大明的疆土能维持住。
朱祁镇在天顺朝这八年都干了什么呢？
只一件事，拆墙。
所谓拆墙，就是步步退缩。永乐朝时，敌人被明朝追得到处跑；洪熙、宣德朝时，敌人虽然时常在院墙边上晃，却总也进不来；到了朱祁镇这一辈，打人家是没胆儿了，院墙也塌了，人家能时常进你的院子来溜达两圈，要是运气不好，还能往窗户里扔几块石头。
怨谁？还是怨他自己。
明朝的北部边防，一直都是天子守边，京城基本接近前线。但是从洪武到永乐，再到洪熙、宣德，担负边防任务的是长城以北大大小小的军镇卫所，所谓万里长城，不过是二道防线而已，明朝的边疆防御，因为有这些大大小小的缓冲地带，因此还算稳固。
可是土木堡之败后，京城告急，边镇大大小小的边防部队尽撤到京城保卫。京城是保住了，可是许多原本作为缓冲地带的防区，却都被蒙古人乘机占为自己的地盘。景泰一朝，主持国家边防的是良将于谦，以积极防御的方针，尚能维持住整条防线，并步步推进，力图重新恢复防御，可轮到朱祁镇再次上台，于谦被杀，明朝的北部边防就再无明白人了。
从那以后，北方蒙古的瓦剌和鞑靼部落日益南扩，在彼此内战的同时，逐渐蚕食明朝长城以北的各个军镇卫所，明朝的外围缓冲地带尽成了人家的牧场。尽管整个天顺朝，大的军事冲突并没有发生多少，可战略要地相继丢失，动不动手的主动权已经转到人家的手里了。
明朝的北部边境，渐渐成了一个裸露出来的胸膛，直等着人家来打了。
在这个过程中，除了杀于谦外，朱祁镇还做了几件事，直接造成了边境防卫局势的恶化。
首先是罢免了原大同总兵郭登。郭登这个人，是明朝开国元勋郭英的孙子。论打仗，只一个字，牛！土木堡之变时，以副将的身份守大同，在人心惶惶的不利局面下，硬是激励了全城士气，为大明守住了这个重镇。后来的沙窝一战，他以八百骑兵夜袭瓦剌，大破瓦剌数千精骑，粉碎了所谓瓦剌野战无敌的神话，打出了大明的国威、军威。身为武将，他人品也好得很，爱抚士卒，体恤百姓，为官清廉，在他的打造下，大同重镇成了坚不可摧的防线。这样的全才，放在哪个皇帝手下好好爱护还来不及呢，如何落得个被罢免的下场呢？
说到底还是朱祁镇自己小心眼儿，当初他被瓦剌抓了俘虏，瓦剌想拿他做人质逼迫大明边关守将开城门，大军压到了大同城外，郭登是个明白人，不管瓦剌人怎么威逼利诱，咬死了不开城门。朱祁镇在城外流着眼泪哭求，郭登当着朱祁镇的面又是悔罪又是问候，却还是咬紧牙关不松口。这么做，还不是为了不让瓦剌破城吗？瓦剌败退走了，可郭登与朱祁镇的梁子也算结下了。后来朱祁镇复了位，将郭登贬到了甘肃。按说秋后算账不稀奇，可朱祁镇的诏书写得实在可气。
“大同总兵郭登屡拒朕于城外，欺君之罪不可不究。”
郭登当初不开城门为啥？还不是为了保你家的江山吗？保家卫国倒成了罪过，这是什么歪理？
杀了于谦，罢了郭登，天顺朝执掌军权的换成了石亨之流。这以后，军备败坏、吃空额、贪军饷，原本刚刚有所振作的明军又腐化下来了。而这一切，日积月累，并不因那些小人的事败而改变。
但朱祁镇还干了另一件错事。与这件错事相比，所谓自坏长城，真是小巫见大巫了。
天顺五年，鞑靼孛来部多次侵扰明朝西北地区，入寇永昌、甘州，久疏战阵的明朝边兵被打得大溃。还好凉州都督毛忠是个英雄，率部与鞑靼人在凉州血战，经过一天一夜的搏杀，蒙古人终于不支败退。明朝取得了大胜仗，这以后，孛来部多次遣使求和，恳求入贡。到十月，朱祁镇终于批准了鞑靼的请求，一场边境危机貌似是化解了。
打了胜仗，敌人求和，按说都算好事吧？
可别急，朱祁镇就能把好事变成坏事。
原来，鞑靼的入贡请求里藏着一个花招：“请由陕西兰县入关。”
啥意思？原先蒙古部落入贡，都是经大同进京城，大同是明朝的边防重镇，守卫森严，兰县是啥地方？朱祁镇想也没想，入贡就入贡吧，从哪儿走还不一样？就答应了。
这一答应，就坏了事了。
兰县这地方，是明朝边境防御的薄弱环节。鞑靼入贡？每次都呼啦啦来成千上百个人，沿途连抢带拿，当地百姓涂炭无数。然后人家再到京城大大方方地和你做买卖，每回下来，收益比从前打劫划算得多呢！
上当了吧。更大的麻烦还在后面呢。
兰县这地方，是入河套草原的必经之路。河套这个地方，水草丰美，物产丰富，又是战略要地，今天还是我国重要的商品粮基地，可谓是宝地中的宝地。当年汉武帝也好，李世民也罢，兴兵无数，就是为了夺下它来。到了明朝，这里成了明朝的领土，也是防卫蒙古进攻的要冲。可蒙古人，始终对此不甘心。
于是，成年累月的蒙古使团穿过河套，经兰县入贡，然后返回河套平原，接着……就不走了。再以后，渐渐地，盘踞在这里的蒙古人越来越多，在那里放马、牧羊，日子过得优哉游哉，每到中原地区秋收的时候，就成群结队地出去抢。原先人家来抢，还要不远万里的折腾，这下可好，中原的大好河山就在眼皮子底下，几步路的事。越抢越肥，越肥越抢。
等明朝意识到麻烦的时候，鞑靼人“已经在沙家浜扎根了”。
赶，赶不走；防，防不住。大明的北部边境，从此长久承受胡骑肆虐之苦，这就是困扰明朝上百年的“套患”问题。根源的种子，正是朱祁镇种下的。
尽管终天顺一朝，蒙古部落因为内战，与明朝并未发生过大规模军事冲突，可大明边防，越发地有边无防了……
杀良将、坏长城、缩防御，甚至连胜仗都变出了百年之患，朱祁镇，真是太有才了。
第三个问题：官风。
请注意，这里讲的“官风”，并不完全指腐败问题，腐败不过是表象，腐败的根源，却是明朝整个官场风气的败坏。
说起来，明朝的官场风气从开国开始就很奇怪。朱元璋时代，对百官实行残暴的打压政策，做官的无不提心吊胆。直言犯谏的气节没了（言官除外），大家都小心翼翼地说话做事，别犯啥错误就行，能活一天是一天。到了永乐初期，有气节的官员，不是跟随建文帝殉节了，就是被永乐帝诛了十族，但永乐帝用人眼光不差，他培养起来的文官，如杨士奇、杨荣等人，都是能臣干才，到了后世洪熙、宣德朝，以这些人为核心组成的“三杨内阁”，堪称明朝最好的内阁。上梁正了，下梁才正，明朝的文官集团在这个时代可谓最讲气节，也最讲忠义，不管内部倾轧如何，却实在是在做正事。仁宣盛世，正由此而来。
可朱祁镇在位二十二年，官场风气如何呢？只三个字——逆淘汰。
所谓大浪淘沙始见金，可也要看个方向问题，如果方向不对，那淘剩下的就绝非金子，而是垃圾。这就叫逆淘汰。
这个逆淘汰的过程，官场是旋涡，奸臣、忠臣是垃圾和金子，皇帝则是这个淘汰过程的操纵者。要是皇帝操纵不了，那也意味着皇权快要完了。
朱祁镇正统一朝，王振专权，大批有能力的大臣遭到贬罢，得重用的或者是胆小怕事的和事佬，或者就是趋炎附势的无耻之徒，如于谦这样敢于硬顶王振的直臣，实在比熊猫还稀罕。王振毁朱元璋的祖训，迫害忠臣，百官无人敢言。直到土木堡之变后，王振身死，皇帝被俘，群臣激愤，当庭打死了王振的亲信马顺，酿出了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朝堂群殴闹剧。如此可见，正统朝的大臣们，还是有血性的，也有直臣，可是天顺朝呢，反而更糟。
英宗复位以后，第一件事就是大清洗，凡是曾经忠诚于景泰帝的大臣，贬的贬，杀的杀，连忠臣于谦也不放过。凡是参加夺门之变帮助自己复位的，一概加以重用。这里面，前者君子多，后者小人多。把持朝政的是些什么人，这就不难想象了。
更严重的是，经过这几场权力更迭，朝堂上下人人自危，所谓忠义、所谓气节统统一边去，大臣们也养成了墙头草随风倒的习惯。这以后，徐有贞、石亨、曹吉祥三人相继乱政，培植亲信。曹吉祥的太监儿孙和大臣走狗们、石亨的骄兵悍将们，还有徐有贞的亲信党羽们，把朝廷祸害得乌烟瘴气，上梁不正下梁歪，明朝的官场风气，那是一天不如一天了。
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后来曹吉祥叛乱，曹吉祥的嗣子曹钦率乱兵围攻皇宫，得知消息的恭顺侯吴瑾和怀宁侯孙镗等人情急之下四处求救。按说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可京城的各部大臣呢，打死也不出头，坐看两边打得热闹。做皇帝做到这一步，朱祁镇也真叫失败了。
后来虽然奸党被诛，而且朝廷内部也不是没有好人，如李贤和王翱等人都可算能臣，他们整顿朝纲、罢斥小人，做了不少的好事，可毕竟积弊重重，从英宗复位到后来徐有贞、石亨、曹吉祥三人争权，再到天顺五年曹吉祥举兵叛乱，明朝的官场就一个字：斗！尽管斗到最后，坏人总算得了恶报，但是官场风气的败坏，还有奸党的盘根错节，却都已经形成了。仅靠一两个人，那是毫无用处。
这就好比空气净化一样，净化某地的空气，恐怕要消耗大量的人力、物力，可你要污染它，只需烧一堆烟就行了。
朱祁镇在位，最失败的就是用人，从先前的王振，到后来的曹吉祥之流。虽然他御人有术，搞权谋诡计也在行，可毕竟用人的方向不对，终于还是一场逆淘汰，这样的政治环境，怎一个糟糕了得。于是，腐败、贪污、党争，种种恶行，就像细菌一样，静静地在大明帝国的肌体里蔓延。
三个大难题，单从天顺朝本朝而言，问题似乎不算太严重，可再从往后的发展看，我们会发现，这三个问题都是慢性病，潜移默化地侵蚀着明帝国健康的身体，病根儿虽不是朱祁镇种下的，恶化却着实从他身上开始。
1464年正月，三十八岁的朱祁镇逝世，临终前，他做了最后一件好事：废除殉葬制度。从此，那些后宫里被折磨完青春的妃子们，再也不用迎接殉葬的命运了。一句遗言，救了无数人的命，正如他所做的许多利民的好事一样，这是一个有人情味的皇帝。
然而小慈悲终究只能是小慈悲。面对治国这盘大棋，朱祁镇仿佛是一个只有小聪明的棋手，尽在一城一地方面的争夺，算盘只有一个：如何保住自己的皇位。他看不到，治国的大局，已经被他坏掉了。许多问题他也看到了，也想管，可是又找不准下手的地方。那就凑合着过吧。在这三种慢性病的折磨下，大明帝国静静地走完了天顺朝的八年。
慵懒，或许是这个年代最好的评价。
天顺朝结束了，朱见深即位，次年改元成化，朱祁镇留下的三个麻烦，就要发作了。
二 父债子还：明宪宗成化朝的希望与荒唐
古人有云：“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可是打开历史的滚滚卷轴，我们却往往看到相反的图景：前人砍树，后人遭殃。上一代统治者施政的失误，哪怕只是一念之间的错漏，也注定将由下一代人甚至几代人来承受代价。所谓秦二世、李后主、宋钦宗、宣统帝，这些“青史留名”的亡国之君们，其实大都是承受这种代价的倒霉蛋而已。
何况，像朱祁镇这种一辈子都在砍树的人，其代价，也注定将由做儿子的承受。
天顺八年（1464年）正月二十二，十八岁的朱见深第一次坐在了龙椅上，而彼时的大明天下，从西南到华中，已然山雨欲来风满楼。
朝臣们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望着他们的新领导，他外表谦和、相貌忠厚，说话却口吃得很。这个人，能挑起万里江山的重担吗？
正月二十七，距朱见深即位仅仅过去五天，屁股下的龙椅还没有坐热，一声晴天霹雳便硬生生地砸在了紫禁城上空：广西大藤峡又发生了叛乱。
大藤峡，位于今天广西壮族自治区桂平市西北部，泛指今日包括柳州、象州、武宣、桂平在内数百里的瑶族和壮族聚居区。从洪武八年（1375年）起，大藤峡就不断掀起以瑶族为主的反抗明朝压迫的起义，瑶族人侯大苟是正统至成化年间大藤峡起义的领袖之一。他曾多次率领起义军攻夺州县城池，势如破竹，让明军闻风丧胆，起义先后席卷两广。
为什么叛乱，简单一句话：明朝政府剥削土司，土司剥削百姓，百姓被剥削得活不下去了，只好造反。这一切，与明朝官场糜烂的情景一脉相承。
在朱祁镇蹬腿咽气的前一年，即天顺七年，起义再次形成燎原之势，侯大苟登高一呼，瑶族、壮族民众纷纷响应，积郁数十年的愤怒如开闸的洪水一般汹涌漫延。拜朱祁镇瞎搞所赐，疏于战备的明朝驻军被打得落花流水。而两广当地的官员依然欺上瞒下，以至于病入膏肓的朱祁镇始终对叛乱的真实情况茫然无知，可纸里哪包得住火，待到朱见深翻看奏折的时候，自然是晴天霹雳了。
此时的广西，已经火光一片。
地方官遭杀害，监狱被打开，流氓、罪犯四处流窜，奸淫掳掠无恶不作。起义军所过之处，不断有百姓加入，声势越来越浩大，从广西一路打到了广东……
天顺年间，明朝政府在处理事件上的茫然无知、政府应急效率的低下、地方官员的欺上瞒下，直接成为起义烈火的助燃剂！这一切，只能由新领导朱见深埋单了。
广西危急，广东危急，大明的社稷危急！
熟悉清史的朋友可以很轻易地联想到另一幅图景：1851年一月，一个叫洪秀全的人在广西金田村发动起义，转战南北，深入到华中、华东地区，成为一场持续14年，波及南方八省的大起义。那就是太平天国运动。
对比大藤峡起义，两次起义发生的缘由、进行的过程，出奇地相似。而太平天国起义的爆发点金田村，与大藤峡仅一山之隔。
相似的情节，相似的演员，那么相似的结果，会提前四百年上演吗？
消息传来，举朝震惊。但凡遭遇此类紧急情况，为君者，要么是龙颜大怒，严斥失职官员，甚至杀几个倒霉蛋祭旗；要么是沉着应对，不温不火，冷静布置具体平乱方略。朱见深呢，哪样也不是，拿到奏折后，反复看，然后摇头，摇头，再摇头，终于，重重地叹了口气！
唉……
朝臣们呆了，这样的皇帝真少见。
还好朱见深马上拿主意了——剿！
从北部边关到南方各省，一支又一支精锐部队向着目的地集结，内阁和六部紧急行动，兵马、钱粮、日用物资等战争准备也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大明帝国这台懒惰已久的机器，终于又重新转动起来，经过无数次内阁的争吵、兵部的讨论、言官的口水，剿贼方略有了，后勤保障到位了，各路军队也到达了指定位置。经过一年多的准备，由名将韩雍统率的十六万大军全军出动，此时已是成化元年。
可没有人注意到，朱见深那一声重重的叹息，究竟意味着什么。很多年以后，当人们深深感受到了成化朝的黑暗与混乱时，才终于明白，那一声叹息，其实为后来的很多事埋下了伏笔。
然而正当朱见深忙得焦头烂额时，一记重重的闷棍又砸在他脑袋上——荆襄流民大起义！
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急报传来，群臣们又看到了相似的一幕，朱见深阅读奏章，摇头，摇头，再摇头，然后……
唉……
如果说广西大藤峡起义，只是朱祁镇没处理干净的一笔糊涂账，那么荆襄流民大起义，却是一笔天顺朝历经八年攒下的孽债，根由只有四个字：土地兼并。
电视剧《我爱我家》里的宋丹丹女士有段台词：“你们劳动人民今天‘呀呀呀’地起义，明天‘呀呀呀’地造反，我们剥削阶级容易吗。”
容易，太容易了。封建时代的中国农民是最容易知足的，只要能让他们活下去，有口饭吃，他们就会老老实实地听你的话。可此刻他们不得不造反了。因为此时的明王朝，不但逼得他们活不下去，甚至死了都没地方埋了。
土地兼并，导致农民破产，为讨生计，他们不得不离乡背井，四处流亡，这就是所谓的“流民”。
他们四处流浪，靠打短工甚至乞讨为生，还要四处逃避官府的盘查，过着乞丐都不如的凄惨生活。直到有一天，他们发现了一片乐土：湖北、四川、陕西、河南四省交界的荆襄平原地区。
这是一片四省交界的“三不管”地区，没有贪官污吏，没有苛捐杂税，这里土地肥沃，物产丰饶。照《西游记》里老马猴的话说：“咱这里上不受天管，下不受地管，逍遥自在快活得很呢。”
起初进入这里的流民并不多，但到了朱祁镇继位，朱祁镇开始纵容土地兼并，大规模的土地兼并活动愈演愈烈，他在位二十二年间，破产农民数量如滚雪球般膨胀。于是越来越多的流民涌向这里，开垦荒地，建立家园，同时，大量社会危险分子也发现了这个好去处，具体成员包括监狱逃犯、招摇撞骗的邪教分子、逃亡的破产军户、遭流放的罪犯家属、啸聚山林的绿林强盗诸如此类，大多是对社会极端不满又极有破坏力的问题人物。至成化初年，当地流民人数已达到了一百五十万！
无论是良民还是危险分子，有一点是肯定的，每个走进这片乐土的人，都有一段血泪史，他们无数的怨恨也留在了这里。一百五十万流民，就是一百五十万颗定时炸弹，荆襄平原已然成为一个巨大的火药桶，随时都有爆炸的可能。
从天顺朝后期开始，小规模的骚乱已经持续发生了。中央不断接到关于流民骚扰地方州县的奏报，可没有人拿它当件事：一群农民、几个强盗，能成啥气候？
现在，他们终于为此付出了代价，回答他们的，是一场震撼大明江山的大爆炸！
天顺八年，刚刚即位的朱见深意识到流民的严重性，为解决流民问题，他特意设立湖广布政司参议一职，可派去的官员却是个草包，大概是做老爷做惯了，一到任就发布命令：要求当地所有的流民必须限期迁回原籍，土地财产全部没收充公！
流民们疯了，这还让我们活吗！我们要种地，你们兼并我们的土地；我们要流亡，你们四处抓捕；我们建立了新家园，你们要把它夺了去！难道我们走的每一步都是错的？难道我们碗里的每一粒粮，你们都不放过？回家是死！不回家也是死！我们该怎么办？
不让我们活下去，让我们死了都没有地方埋！那就让我们和你们玩儿命吧！
成化元年三月，河南流民刘通、石龙在湖北房县大木厂聚众起义，参与者四万人！积压了多年的怨恨如火山一般爆炸了。然后，就是与大藤峡叛乱相同的情节：无数的州郡沦陷，明军损兵折将丢城失地！而当地官员依旧欺上瞒下，直到十月，朱见深才接到奏报，自湖北房县至南漳数百里，已尽成流民的根据地。
更可怕的是，荆襄流民大起义的领导人刘通，绝非大藤峡叛乱组织者侯大苟那样的平民，他还有个特殊的身份：白莲教骨干！
在中国两千年封建社会的大舞台上，历朝历代都不乏起义之人，可若要评选最具起义专业态度和执着精神的工作团队，白莲教认第二，怕是没人敢认第一。从北宋时候就开始闹，然后是南宋、元朝、明朝、清朝，皇帝轮流做，朝代轮流换，唯独他们不消停。当然，也从来没有成功过。但失败的耻辱无法掩盖他们的破坏力，他们拥有伟大的精神领袖（信奉弥勒佛与明王）、健全的组织机构（从教主到法师）、优秀的基层干部（巫婆、土匪、亡命徒）、独特的工作方式（宣传封建迷信），以及针对广大贫下中农长期而热情的服务项目（装神弄鬼跳大神）。因此，白莲教长期以来深受底层群众的欢迎，具有固定的群体和顽强的生命力。简单一句话：穷人越多，受政府欺压冤枉的人越多，精神迷茫的人越多，社会秩序越乱，他们的市场就越广大，业务就越欣欣向荣。
荆襄地区正是最合适的开工点：百万流民，正是他们的服务和团结的人。
因此，白莲教徒刘通所领导的荆襄流民起义军，正是这样一支由封建迷信思想武装的作战团队，有理想、有策略、有信仰、有组织，他们的威胁指数甚至远甚于大藤峡起义军。
所以没过几天，他们便拥有了广大的地盘，然后刘通自称“汉王”，建年号“德胜”，手下诸如将军、元帅、国师、总兵之类的各级别干部一应俱全，俨然一个小政府。
这已经不是打家劫舍那么简单，而是要谋夺大明天下了！
同样把相似的剧本对准之后的清朝，清朝乾隆至嘉靖年间，四川地区也爆发了类似的流民运动，持续九年，转战近九省，让清政府动用了十六省的数十万军队，并导致十余名提督、总兵等高级武官及副将以下400余名中级武官阵亡，这就是王聪儿、刘之协领导的川楚白莲教大起义。后世的史学界普遍认为：这场起义正是清王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
那么成化朝呢？
朱见深叹息着，他真的很不幸，不到一年的光景，接连两场大叛乱，套一句法国总统戴高乐先生回忆录里的独白：那时候，我就像被压在巨石下一样，一刻也喘不过气来。
正是在这喘气的过程里，大臣们渐渐地开始认识他们的新领导了：他和他父亲，完全是两类人嘛。
敢于仗义执言的臣子，一概表彰。曾得罪过他的臣子，只要是有才能的，不计前嫌一概重用。曾因夺门之变遭受过迫害的忠良们，特别是含冤而死的于谦，一概平反，追加功名官职。曾经废掉他太子位的叔叔景泰帝，也由他恢复了名声与年号。至于蝇营狗苟的奸邪小人，哪怕是跟随他十几年的贴身太监王纶，照样论罪处斩，毫不徇私。更让朝臣感动的是，他绝不干不懂装懂瞎指挥的荒唐事，疑人不用，用人不疑。这一切，分明就是明君的模样嘛。
父亲当年怎么做的，一切就反着父亲的样子做，古来圣君是怎么做的，一切就照着学。这就是初登皇位的朱见深。他像一台上满了发条的时钟一样转动着，所做的一切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拨乱反正。事实证明，他的努力没有白费。
先是在大藤峡浴血奋战的韩雍，下出了一招惊世骇俗的妙棋——直捣黄龙！
这是一个看上去匪夷所思的战术：放弃朝廷制订的长期围困步步为营战略，全军出击，用最快的速度和敌人决战！
这貌似是找死，广西地形复杂，气候恶劣，敌人占有地利优势，气焰正盛，一不小心中了埋伏，老本都要赔光！况且，现在整个广西到处都是战火，到处都是敌人，你上哪儿决战？找谁决战？
貌似是找死，其实不是！
韩雍，透过广西大地漫天的硝烟，看到了制胜的最佳方略：找到敌人的心脏地带，一举歼灭敌人主力。打蛇打七寸，正是这个道理！
韩雍选择的决战地，正是起义军的老窝——大藤峡！
十六万大军兵分五路，不理会起义军小部队的轮番骚扰，直扑大藤峡。先攻克修仁和荔浦两县，断绝起义军外援，然后以铁壁合围战略，将大藤峡层层围困！十二月初一，明军发动全面总攻，先以小部队在正面佯攻，然后主力部队绕道攀上绝壁悬崖，从后方发动奇袭，终于将大藤峡彻底攻克，经过两天两夜苦战，明军斩首三千二百多级，烧死、淹死者数万，俘虏起义军首领侯大苟等七百二十人。胜利之后，韩雍亲持利斧，将大藤峡的两条气贯长虹的古藤砍断，从此，大藤峡更名为断藤峡！
先是大部队穿插奇袭，然后是奇正结合的攻坚战，一系列军事行动，堪称中国古代军事史上叹为观止的妙笔。震撼大西南的大藤峡起义，就此平定！
然而，也正是这场惊天动地的大叛乱，为本书送来了主人公——明孝宗朱祐樘。
战后，七百二十个俘虏在军队的押送下返回京城。除了几位必须正法的首犯外，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按惯例将接受相同的命运：男的入宫当太监，女的入宫当宫女。总之，都是些可怜的下人。
科学家说：美洲的蝴蝶扇动下翅膀，就能引发非洲的一场风暴。而这些战俘里，有一男一女进入了皇宫，从此深远地影响了大明朝的国运。男的，是后来的权阉汪直；女的，恰是朱祐樘的母亲——纪妃。这些都是后话了，现在，没有人能想到这些，大家只想到，朱见深背上的一块石头，终于搬开了，他可以稍稍地松口气了。捷报传来，群臣欣喜万分，可他们都知道，若无朱见深的知人善任，此次大捷绝无可能。
他也许真是一个好皇上啊。
出征广西的明军是幸运的，他们摊上了一位优秀的统帅，因此打出了一场酣畅淋漓的大胜仗！而出征荆襄平定流民起义的明军，却没有这么幸运了。尽管带兵的白圭和李震也都是将才，可战争却打得旷日持久。百万流民们拧成一股绳，妻子送郎上战场，父亲送儿打官狼，数十万官军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里。梅溪一战，李震的湖广军全军覆没，数万官军和三十八名将官被杀。义军声势浩大，甚至趁乱向邓州和汉中地区接连发动进攻。荆襄战线，一时间摇摇欲坠！
万般无奈之下，统帅白圭咬牙切齿：只有用最笨的办法了，啥兵法韬略剿抚结合统统不讲，只一句话——挡我者死！
得到补充的明军重新进发了，从四个方向齐头并进围剿流民根据地。这次什么花招都不用，就是拼消耗。在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以后，明军终于在寿阳古口山一战中击败刘通，俘虏刘通本人，所部两万义军全部阵亡，无一投降。为彻底瓦解流民反抗意志，明军竟将捕获的一万多义军家属尽数杀害。那是一幕悲惨的情景，鲜血染红了整个荆襄平原。
成化二年三月，得意扬扬的白圭回京了，他写了洋洋万言的工作报告夸耀自己的功劳，信誓旦旦地向皇帝陛下保证：贼首已经伏法了，叛乱已经平定了，天下已经太平了。老百姓高兴坏了（元恶既擒，余孽殆尽，境内宁谧，黎庶乐生）。然而他未曾想到，这场血腥的杀戮，仅仅是荆襄大暴乱的开始，却远未结束。
大藤峡成了断藤峡，荆襄平原也平静了，但是，广西的流官压迫依旧，民族矛盾依旧；荆襄平原的苛政依旧，驱逐流民依旧。在血腥的杀戮中活下来的人们，他们默默地掩埋好亲友的尸身，擦干脸上的泪水，静静地望着京城的方向，目光中依然是燃烧不尽的愤怒。
历史无数次证明：杀戮与残酷永远不可能解决任何问题！
果然，四年之后（成化六年，1470年），刘通的部将李原再次召集旧部发动起义，拥护者数万人。这一次负责平乱的是都御史项忠，项忠用更残暴的手段对付这些流民，先是假意诱惑他们投降，然后对放下武器的起义军和流民展开了惨无人道的大屠杀。根据相关史料记载，被杀及因饥饿疫死的流民有数十万人（兵入，尽草薙之，死者枕藉山谷）。
读史至此，无语，无语。
杀戮不解决问题，从成化元年开始，荆襄地区的流民运动风起云涌，整整持续了十一年。直到成化十二年，礼部侍郎周洪谟上书《流民说》，建议借鉴东晋时侨置郡县之法安置荆囊流民。朱见深采纳了他的建议，于成化十二年设郧阳府和湖广行都司，安抚流民，注册入籍。从此，这些流民终于有了合法的身份，荒凉的荆襄大地在他们的开垦下，成为经济繁荣、商旅不绝的富饶之地。在经过了无数次杀戮与流血后，终于一切皆大欢喜。
这位周大人，真是明王朝少有的智者，若无此举，李自成逼崇祯皇帝煤山上吊的一幕，怕是要提前一百七十年上演了。而他的故事并没有完，数十年后，六十七岁的他以老迈之躯，迎着种种的非议与漫骂，在朱祐樘执政的最初岁月里，燃烧了最后的余热。
至于断藤峡，也并未中断了动乱。成化八年，侯大苟的部下再度起事，两广风云再起，又是韩雍临危受命，平定叛乱。之后，韩雍提出一系列措施，缓和当地民族矛盾，惩办欺压当地部族的明朝流官，并增设贸易点，解决当地居民的吃饭问题。接着又是周洪谟，提出了一整套详细的设置流官、缓和民族矛盾的方法。朱见深全都照办。至此，把明王朝折腾得焦头烂额的断藤峡也总算平定了，原因并不是韩雍砍藤的两把斧子，而是那几道利国利民的奏折。
恰如在《武状元苏乞儿》中周星驰扮演的苏乞儿对咸丰皇帝说的那句话：“假如你真的英明神武，使得国泰民安，鬼才愿意当乞丐呢。”
假如为君者能够爱护百姓，休养生息，傻瓜才愿意造反。这个道理，却总有那么多人不懂。
压在朱见深身上的另一块巨石，总算也搬开了，他终于可以长长地松一口气了。
在搬石头的这几年里，朱见深也做了其他几件重要的事：恢复于谦设立的团营，增强京军战斗力。不断提拔天顺朝时期遭排斥的忠臣入朝为官，比如明朝历史上唯一完成“连中三元”高难度科举动作的商辂等人，还有那位被朱祁镇贬到甘肃喝风的郭登也回来了，朱见深把大明最精锐的部队“神机营”交给了他，要人给人，要钱给钱，只要能给我练出精兵来。
彼时大明朝，上有朱见深勤政爱民，任用贤才，下有李贤、陈文、彭时等一干能臣执掌朝政，外有韩雍、郭登等将才平定叛乱，保卫边关，内有大藤峡、荆襄等地叛乱相继平定。忠良冤案平反昭雪，奸邪小人得到惩治，更让朝臣上下团结一致，劲儿往一处使，一切都在欣欣向荣中。几乎所有人都相信，这位性格谦和、用人不疑、胸襟开阔的年轻帝王，将亲手开创一个朝气蓬勃的大明盛世！
然而他们最终还是失望了。
之前，朱见深做的所有的事，原因只有一个：替父亲还债。然而终其一生，他还做了另一个事：替儿子继续欠债。事实证明，他还的债，拆东墙补西墙，总算聊补一时，可他欠的债，却是滚雪球的高利贷，一年又一年的膨胀，还是那句话：前人砍树，后人遭殃。朱见深承受了这种残酷，然后又把更沉重的残酷留给了他的儿子——朱祐樘。
还债的工作总算完成，欠债的工作也浮出水面，随着时间的流逝，成为成化朝的主旋律。
朱见深都欠了哪些阎王债？说来也不稀奇，都是朱祁镇留下的三笔：土地兼并、边防废弛、官风恶化，当然，都是以几何级数增加了好几倍。
所有的阎王债是从天顺八年（1464年10月）的几个事开始。具体说来，是两件小事、一件大事。
那一年，距离朱祐樘出生，还有整整六年。
第一个事情不大，朱见深拨乱反正，罢斥了一大批天顺朝的奸臣小人，顺便没收了他们的土地。人好处置，土地咋处理？有大臣建议：现在无地的农民这么多，咱也皇恩浩荡一回，全分给老百姓？
朱见深实地一考察，发现这些地很不错，都是肥得冒油的好地，不错，归我了。
这就是困扰整个明朝中后期的一大弊政：皇庄的诞生。皇庄，就是皇帝大人自己家的土地，这真是不可理解，国家都是你的，天下的土地都是你家的，还要自己出来圈地？
但站在朱见深角度上却可以理解了：明朝的财政制度是很严格的，国家的赋税归户部管理，就算当皇帝的要用钱，也有严格的审批手续。可有了皇庄就好办一些了，皇庄的钱是我自己的，我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事实证明，这些钱没有一分用在正事上。
可朱见深还是眼皮子浅，恰如给事中齐庄的奏章所说：皇上您富有四海，为什么要和老百姓争利呢？确实如此，好比大户人家的公子哥，非要和穷人家的孩子抢棒棒糖吃，不是惹人笑吗？
之后的事情，足够让人哭了。
皇庄的规模似发酵的面团一样膨胀着，那些宫廷的管家们为讨好朱见深，想尽一切办法扩大皇庄的规模，方法自然就是霸占平民百姓家的良田。更严重的是，皇上都带头圈地了，咱们还等什么？豪强贵族们纷纷卷袖子动手，那真是起了“模范带头作用”。终成化一朝，土地兼并愈演愈烈，远甚于天顺朝。荆襄流民大起义之所以旷日持久，朱见深的挖墙工作起到了“卓越贡献”。
同年，另一件小事，是从一次貌似普通的人事任命开始的。
天顺八年二月，为大藤峡叛乱忙得头昏脑胀的朱见深，还没忘了命太监发布一个命令：司礼监工匠姚旺升任工部文思院副使。
文思院，隶属于六部中的工部，文思院工部副使，掌管负责制造祭祀用品，官职为从九品，属堂堂正正的“国家干部”。担任这个“国家干部”的，是一个叫姚旺的工匠。
看似很平常，其实不平常。
很多戏曲或者电视剧总有类似的情节：某个不得志的主人公，偶然碰上微服私访的皇上，又因偶然的事情哄得皇上龙颜大悦，然后皇上金口一开，主人公飞黄腾达，麻雀变凤凰，一跃成为朝廷重臣。比如《鹿鼎记》里的韦小宝爵爷，就是此类人物中的杰出代表。
放在明朝，这种事的可能性就俩字：扯淡！
明朝的干部选拔制度，是中国历朝历代最严格的。提拔一个官员，需要经过吏部推荐、内阁讨论、皇上拍板，是一套非常严格的程序体系，稍微有不对，给事中和御史的唾沫星子立刻能淹死人。不经组织讨论、领导考核，就想加官晋爵，纯属做梦，天王老子也办不到。
扯淡的事，朱见深偏偏做了，由此，他缔造了明朝官职中的一个新名词：传奉官。即不经组织审查程序，由皇帝直接下诏书任命的官员。
貌似这也没什么，不是说“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吗？从大藤峡平乱的事可以看出，朱见深用人眼光不差，那这些传奉官或许也是一些出身寒微、有惊世之才的能人吧？
事实是：这些所谓“传奉官”，出身寒微不假，有“惊世之才”也不假，不过，都是歪才！
具体说来，他们当中有炼丹的道士、研究春药的巫医、招摇撞骗的妖僧、装神弄鬼的法师，就是没一个正经干事的。提拔这些人当官，当然也不是为了干什么正事。
其实说到底这也就是个供需问题，朱见深想干什么，都得有对口服务的。皇帝也是人嘛，谁还没个业余爱好？可大臣们渐渐发现，这些事全成了朱见深的正式工作，至于当皇帝……似乎连个业余爱好都算不上了。
这还不算，这些“传奉官”全都来自基层，朱见深是怎么“发现人才”的？答案只有一个：宫廷太监推荐！当然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于是，传奉官们和太监相互勾结，把持朝政，欺压官员，这些传奉官本人当然也不仅仅专心于本职工作了，结党营私、贪污腐败是日常工作，抢男霸女、作奸犯科全是家常菜，总之，都不是什么好货。
大臣们不平了，十年寒窗苦读，无数次科场搏杀，历尽官场厚黑沉浮，到头来混得还不如这群文盲无赖！你凭什么？老百姓们也该琢磨了，读书识字，真不如有个“一技之长”啊。
帝国的心脏身边，聚拢了这样一群相互勾结的无赖，祸乱朝政，横行霸道，污染官风、民风，所谓励精图治，还从何谈起？
传奉官的事暂且不表，他们一会儿还要出现，为朱祐樘黑暗的童年，一次又一次增加痛苦的砝码。
只是有人开始糊涂了，我们的新领导怎么了？一面拨乱反正，一面又不停地扯淡，看不懂，真的看不懂。
马上就能看懂了，因为这一年宫廷内最大的新闻发生了：八月二十二日废皇后。
俗话说：每个成功的男人背后都有一个成功的女人，从朱见深身上我们可以得知，失败的男人也不例外。
朱见深的正式婚姻是包办的，皇后吴氏大有来头，父亲是羽林前卫指挥使吴俊，舅舅是曾在曹吉祥叛乱中救过朱祁镇命的怀宁侯孙镗，堪称将门虎女。很明显，这是门政治婚姻，没有啥真感情。
没感情可以培养感情，但吴皇后怕是没机会了，因为朱见深有位一生挚爱的女人——年长他十七岁的万贵妃。于是一如言情片里用滥了的情节：万贵妃得宠，吴皇后吃醋，然后吴皇后就给万贵妃穿小鞋——借故打了万贵妃一顿。她没有想到，这顿打，把十六年的荣华富贵、几家人的高官厚禄，统统打没了！
消息传来，朱见深震怒，气势汹汹地去找吴皇后问罪，当着万贞儿的面，更是下令杖责吴皇后。其后，就将当年支持吴皇后的太监牛玉（朱祁镇当年的贴身太监）抓了起来，牛玉经不起严刑拷打，便在朱见深的授意下，说当年先皇（朱祁镇）中意的太子妃是别的人选，不是吴氏，他受了吴俊的行贿，才假传圣旨，让吴氏做了皇后。朱见深“大怒”，下令废除皇后。
很快吴皇后就被废了，打入冷宫，从此以泪洗面，吴皇后的亲戚家人遭贬黜，其父吴俊被“下狱戍边”，其舅舅孙镗则被免去官职，令其家居。牛玉也被发配到明孝陵种菜。因为此事，大家终于认识到了一个女人的厉害——那藏在朱见深背后的万贵妃！
朝臣们不明白，一个年近不惑、颜色渐衰、飞扬跋扈的女人，究竟用了什么样的魔力拴住了这位年轻皇帝的心。
而在事件争执最激烈的时候，朱见深与母亲周太后的一段简单的问答，揭开了事情的真相。
周太后：儿啊，这个姓万的又老又丑，你干吗喜欢她？（彼有何美，而承恩多？）
朱见深：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只要有她在我身边，我就觉得心安。（彼抚摩，吾安之，不在貌也。）
一切的缘由就此解开，所有成化朝的荒唐事，还有这场匪夷所思的畸形之恋，全都找到了答案。
这是一场由成长酿造的悲剧。
儿童心理学家曾说：一个人童年的经历、记忆，将定格他一生的幸福与否。
做皇帝，也是一样。
朱见深的童年苦得很，父亲被抓了俘虏，丢了皇位，自己的太子位立了又废，还成为朝臣争斗的焦点，生活在官场的血雨腥风之中。漫长的磨难里，许多人离开了他，许多人背叛了他，无尽的孤独与死亡的恐惧折磨着他，世态的冷暖炎凉，他已尽尝。
周太后不懂儿子的心思，她虽然是朱见深的母亲，可很早就与他因政治风波而分离。母子情分不能说没有，但要说骨肉情深，显然也不靠谱。
大臣们不懂皇上的心思，因为在那段坎坷的岁月中，他们或是忙着政治斗争，或是忙着寒窗苦读奔功名，那个可怜孩子心灵的悲伤，他们不曾关心过。
只有一个人——宫女万贞儿，在那段黑暗的岁月里，自始至终地陪伴着她，既似母亲，又似妻子，照料他的生活起居，化解他无数的愁苦孤独。在那段日子里，他们相识、相知、相爱，甘苦与共，相依为命，携手走过了那段曲折的人生。然后，当年那个孤独无助的孩子，成为今天至高无上的皇帝，当年与他冷暖相依的万贞儿，成了他的万贵妃。毫无疑问，这是一场相濡以沫的爱情。
事实正是这样：童年的朱见深，他得到的爱是残缺的，而万贞儿的出现，正好弥补了那残缺的一角。因此，万贞儿成了他一生不离、无法取代的女人。
所以，在朱见深眼里，所谓父母之爱、所谓君臣之情，统统不过是生命里麻木的过客。他也有许多嫔妃，也生了许多孩子，可说句不客气的话，比起和万贵妃重于泰山的情分，那些可以称得上是无足轻重了。
由此也产生了成化朝政坛的第一定律：凡是万贵妃喜欢的，就是皇上喜欢的。
万贵妃都喜欢做什么呢？若她真能温良贤淑，倒真是社稷之福了。事实恰恰相反。
比如万贵妃最喜欢的事就是为内宫“计划生育”工作做贡献，哪个妃子怀孕了就逼谁堕胎。我不生，谁都别想生。可问题是万贵妃早已过了生育年龄（生过一个孩子，一年后就死了），古代又没啥高龄受孕的先进医疗办法，她生不出来，其他妃子只能可怜巴巴地等。所以怀孕和打胎就成为成化朝前十年宫廷工作的“专项重点内容”。
领导抓了大方向，自然得有冲锋陷阵的。一批具有“卓越工作经验”的宫女、太监充当了打手、爪牙，为万贵妃四处探听消息，整治不听话的妃嫔、宫人。深宫内院，怎一个恐怖了得。
还有那些传奉官，八成以上都是讨得万贵妃欢心后得以提拔的，基本全是她的心腹。那些给她充当打手的太监们，包括梁芳、钱能、汪直等人，都是经万贵妃培养一步登天，他们横行霸道，都是背后被千人踩万人骂的人物。当然，万贵妃喜欢，所以皇上自然也“喜欢”。
事情说到这里貌似还都是小事，所有的一切，培植私人势力也好，逼妃子堕胎也罢，还在深宫内，说到底，貌似都是后宫之主万贵妃（实际上的后宫之主）的正常业务范围，可千不该万不该，万贵妃最不该管的事——朝政，她也管了。
本来朝堂上还有一群能臣干才，从内阁到六部，朱见深最初信用的几个人都不错，可一般有点儿本事的，大都不买万贵妃的账，于是万贵妃怒了：不买账？整你没商量！
老天也似乎在帮着万贵妃。先是内阁大学士李贤在成化二年因操劳过度病逝了，然后另一位长年与万贵妃倒行逆施做斗争的大学士彭时也在成化十一年病故。然后，诸如商辂、韩雍、王恕、董方等能臣相继遭贬罢或致仕。一批依附万贵妃的官员相继被提拔了上来，比如内阁的万安、彭华，六部的李敏、杜铭、陈钺。这些人或依附万贵妃，或勾结万贵妃亲信的太监，平日里除了拍拍领导马屁，就是喝茶聊天儿，外加相互背后搞点儿小动作。总之，大都是不干正事的。套刘宝瑞相声里的经典台词：好嘛，一群浑蛋。
于是，六部歇菜了，内阁歇菜了，大明政府，光荣获得两个荣誉：“纸糊三阁老”“泥塑六尚书”。
除了管深宫、管政府，万贵妃当然也没忘了最该管的人：皇上。
朱见深在业余爱好的选择上，始终如一地听老婆的话。万贵妃说信佛，他就花钱修庙；万贵妃说信道，他就开炉炼丹。至于国计民生之类的小问题，实在是懒得管了。事实是，从成化五年开始，朱见深就基本不上朝了，长期处于歇班之中。
皇上歇班，政府“行政不作为”，谁管呢？当然要找信得过的人管，万贵妃信得过的人，不就是皇上信得过的嘛。换句话说，万贵妃就是大明朝的管家婆。可事实是，她管不好这个家，她信任的人，不是不干活，就是挖家里的墙脚。这个家是越发地乱了：朝政乌烟瘴气，宫内宫外奸邪横行，社会矛盾激化，政府效率低下，水旱灾害不断，边关狼烟四起。万管家婆不在乎：拴住自己的男人就行，哪管它洪水滔天呢。
可万贵妃终究只能负次要责任，更重要的问题是：性格决定素质。
朱见深的性格让后世人很奇怪，你说他不干正事吧，大藤峡和荆襄都是他平定的，流民是他安置的。你说他亲近小人吧，他曾信用的李贤、彭时、商辂、韩雍，哪个不是贤臣？你说他荒淫无度吧，专宠一个比他大十七岁的女人二十多年，始终不离不弃。你说他不理忠言吧，忠臣给他写的奏章堆积如山，难听的话多得是，换成他爹早把提意见的人拉出去打板子了。可人家微笑应对，表彰嘉奖提意见的干部，从不打击报复秋后算账（当然也从不照办）。你说他昏庸糊涂吧，于谦还是他给平反的……
可他治下的大明，边防废弛，奸邪横行，政治腐败，民不聊生。说他不该负领导责任，那是怎么也说不过去的。
说到底，这是个素质问题。
做皇帝，该有什么素质？
在老百姓眼里，皇帝应该是一切完美的化身。可对皇帝本人来说，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基本是不靠谱的梦想，但有弱点的皇帝，依然能够成为好皇帝。因为，皇帝最重要的素质只有一条——坚强。
坚强的标尺，不是坐老虎凳、灌辣椒水，而是一件更难的事——克制欲望。
春秋时候的卫懿公，没其他不良记录，就喜欢养几只仙鹤，结果就闹得民怨沸腾，敌人来攻时自家臣民全做了鸟兽散，闹了个国破家亡的下场。老百姓家养宠物没啥，做皇帝的养就是罪过，这就是皇帝和老百姓的区别。
普通人可以有的欲望，做皇帝却未必可以有，普通人可以有的爱好，做皇帝的就可能必须抛弃。比如被称为千古圣君的李世民，也曾喜欢养鸟，可听大臣魏徵谈完卫懿公养鹤亡国的血泪史，李世民二话不说，打开鸟笼子把鸟全放掉，从此一辈子不养。不是他不喜欢养，而是他知道：要做好皇帝，就要学会克制。
治国——才是皇帝更重要的事。凡是耽误治国的欲望，纵然再大的诱惑都要克制，要留个好名声，就要专心致志做最重要的事。这就好比做学生的想拿高分，就要牺牲玩耍的时间来学习。
朱见深在这方面的素质，还是由童年决定的。
特殊的童年，给予了他成长的苦难，给予了他一生最爱的人，也给予了影响他一生的东西——性格。十多年里，一个小小的孩子，长期生活在无边的孤独与漫长的恐惧中，没有磨炼他的意志，却造就了他的性情。他性格里所有的反差，说到底就是两个词：多疑、脆弱！
因为多疑，他只信任万贵妃一个人。因为脆弱，他遇事的第一反应就是叹气，恰如前文中提到的那样。更重要的是，因为脆弱，他无法克制自己内心的欲望。
那些黑暗的岁月、无数恐怖的记忆，并未随着云开雾散而消失，相反化成浓浓的阴影，投射到他内心深处，生长成他一生的欲望。恰如他与母亲对话时所说的，逃避恐惧和孤独，寻找心灵的安宁，他一生都在做这件事。
所以，皇位对他来说，并不意味着权力的光荣，它只代表最好的避风港。多少磨难告诉他，只有爬到最高的权力宝座上，才能逃避所有的恐惧和危险，才能满足这种心灵的安宁。
可当他真正坐上这个位置时，他才知道，皇帝是要干活的，官员任免、拨乱反正、日常杂务，样样都不是轻易能干好的。他也曾勤政爱民，兢兢业业，但那时候国家动乱四起，不干不行，一歇班，皇位都保不住，哪里找避风港去？
当所有的危难渐渐过去的时候，朱见深脆弱的承受能力也渐渐达到了极限，他需要休息，需要放松，最重要的，是需要满足心灵的欲望，这是他当皇帝的唯一目的。
所以他用了很多的方式，比如求长生之术，比如喜好歌舞，比如歇班不上朝，比如吃春药后四处留情，这些事情也渐渐变成了他的日常工作。包括万贵妃本人，也是他寻找心灵安宁的方式，所以，万贵妃叫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当然，只有一件事例外，正是这件事拯救了黑暗里的大明朝，那就是保住了朱祐樘的太子之位，至于原因，后面会讲。
总之，他的欲望就如开了闸的洪水一样，无可遏制，也不想遏制。
就像现在沉迷于网络游戏的迷途少年们，明知迷恋游戏会耽误学习，影响考试，甚至误了一生前途，大道理都懂，可依旧沉溺其中，无法自拔。朱见深的一生，其实就是这些迷途少年的翻版，他懂得事理，也有治国的某些才能，但他同样沉迷于欲望。不同的是，他没有父母和老师管，反而有老婆怂恿和支持。更不同的是，他是皇帝，他的任务是治国，而不是上学。
沉迷网游的学生上不好学，沉迷欲望中的朱见深也治不好国。
于是，皇上歇班了，管家婆万贵妃嚣张了，政府行政不作为了，传奉官和宫廷太监上蹿下跳，祸乱朝政，土地兼并日益严重，官场风气日益败坏。一切的一切，对照天顺朝，在经过短暂的拨乱反正后，很快又“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了。
大明帝国这台一度飞快转动的机器，终于重新停顿下来，皇帝瞎搞，政府歇班，社会矛盾严重，一切毒素在停滞的机器上疯狂生长，待到朱祐樘接过这副重担时，它已铁锈斑斑。
话剧《屈原》里有台词：电，你这宇宙中最锋利的长剑，你把这无边的黑暗辟开！辟开！可闪电过了以后又是什么呢？依然是无尽的黑暗。
这，恰是成化朝二十三年岁月的真实写照！短暂的拨乱反正，短暂的光明，之后依然是更深、更无尽头的黑暗与混乱。
朱见深的生动例子再次告诉全天下的父母：给孩子一个幸福而完整的童年，是多么重要。
幸运的是，他的儿子朱祐樘不一样，虽然他的童年貌似不幸，却其实完整。不一样的童年，造就了不一样的帝王之路。
成化五年，即朱见深开始歇班罢工的第一年，他在视察自己的内帑（攒私房钱的地方）时，邂逅了一位管内帑的瑶族女子，亲切攀谈后，两人发生了第一次亲密接触，也是唯一的一次。
成化六年七月，这个孤单的宫女在皇宫的角落里，产下了一个头发缺了一角的婴儿。他像一颗微弱的星星之火，降临在这个已然黑暗无边的世界上，他就是朱祐樘。
大明王朝中兴之君的人生开始了。
三 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明孝宗朱祐樘的成长笔记
童年时，最爱读的书就是苏联作家高尔基的“自传三部曲”——《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作品记录了作家本人人生成长的三个阶段，记录了他那些刻骨铭心的成长往事和人生感悟，对比下来，朱祐樘的太子岁月，恰好也是这样一个阶段。
最重要的当然是童年。
上小学的时候，老师最爱出的作文题就是“我和爸爸比童年”，讲讲爸爸的童年多苦，自己的童年多幸福，所以一定要珍惜幸福生活，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在谈朱祐樘童年的时候，不妨借用一下应试教育的优秀经验，让朱祐樘也和他的父亲比一比童年，以证明一件事：弘治十八年盛世，是怎么来的。
和父亲比起来，朱祐樘的童年有三大幸运。
第一个幸运，从出生开始。
成化六年七月，伴随着一声嘹亮的啼哭，朱祐樘出生了。
没有接生婆，没有任何医疗条件，没有特护病房，没有产前产后营养护理，这个苦命的孩子，终于还是生下来了。
十月怀胎，一朝分娩。任何母亲在这一刻望着心爱的孩子，都会露出会心而幸福的微笑。唯独朱祐樘的母亲——宫女纪氏例外。她望着啼哭的朱祐樘，眼睛里充满了无尽的愁苦和悲伤。
这是个苦命的母亲，原本是广西土司家的千金小姐，可一场大藤峡叛乱改变了她一生的命运，把她送进宫里当了低贱的下人，受尽了白眼与屈辱。母亲苦，儿子却更苦，怀胎的时候，儿子其实就已经死过一次了，好不容易生下来，却很有可能又马上死去。
任何母亲都是无法承受这种痛苦的，痛苦的造就者正是万贵妃。
自从独霸后宫以来，万贵妃一直下大决心、花大力气，狠抓宫廷计划生育工作。她的耳目众多，爪牙遍布，随时有人向她检举揭发宫廷斗争的最新动向。朱见深在内帑库的那一夜风流当然瞒不过她的眼睛，纪宫女已经是在她那里挂号的人物，可天算地算，还是把她漏了。
因为天算地算，始终不如人算。
纪宫女和朱见深“亲密接触”了没多长时间，就出现了一切怀孕女性的正常反应，然后就有个人来视察了——万贵妃派来的工作人员，检查计划生育工作监督情况的。
检查完了以后，这位工作人员——某个不知名的宫女（但至少也是万贵妃的心腹），很轻松地向领导汇报说：“她肚子是长了瘤子，并没有怀孕。”于是，万贵妃放心了，于是，纪宫女安全地度过十月怀胎，并最终把孩子生了下来。
可危险并没有解除。纪宫女知道，就在她分娩最痛苦的时刻，一个阴森森的黑影已然站在门外，当婴儿嘹亮的啼哭划破黑暗的天际时，那个黑影走了进来。纪宫女一愣，然后抱着孩子苦笑了一下：进来的是太监张敏，万贵妃的亲信太监，常年负责落实计划生育工作的一线职工。他来干什么，纪宫女很清楚。
就在几个时辰前，万贵妃终于还是知道了这个工作中的“疏漏”，恼怒万分的她急忙派出了最得力的太监张敏去“纠正错误”。这种事他干过很多次，每次都“圆满完成组织交代的任务”。
纪宫女下意识地紧紧护住怀里的儿子，这是每个母亲本能的反应，虽然她知道，或许没有什么用。可是她惊讶地发现，这位张公公今天很不对劲儿，他默默地打量着母子二人，眼睛里没有任何的杀气，相反，却有一种从未见过的慈祥与关怀。然后她听见张敏轻轻地叹息了一声，温和地对她说：“这里很不安全，把孩子交给我，我会保护好他的。”
纪宫女愣了，在短暂的思考之后，她终于确认，自己可以相信这个人，在他的帮助下，儿子可以得到安全的庇护。
张敏抱走了孩子，他很快兑现了承诺，找了一个安全的地方将孩子藏好，然后联络了许多相熟的宫女、太监，从自己微薄的收入挤出钱来供养这个孩子，并定期安排纪宫女与儿子见面。
这更不可思议了，张敏从事这项工作也不是第一次了，这是他日常的工作内容，就像穿衣吃饭一样随便。何况，干成了，领导的重赏少不了。瞒着领导搞小动作，一旦东窗事发肯定没活路。还有那位当初隐瞒了怀孕真相的宫女也是一样，不为名，不为利，不为权，拼得一辈子尽毁，也要保护这个孩子，他们究竟为了什么？
记得美国电影《血连环》里有这么一幕：一个犯了几十条人命案的连环杀手被警察包围，为了突围，他在闹市区疯狂开枪，无数路人倒在他的枪下，然而，当杀红了眼的他把枪口对准了一个小女孩儿时，他却愣住了。在经过短暂的犹豫之后，他竟然放下了枪口，然后，他被警察击毙了，直到倒下的那一刻，当他看到小女孩平安脱险时，脸上竟然露出了微笑……
有人说，作为杀人犯，在杀第一个人的时候，还有负罪感，可随着杀人越来越多，负罪感会越来越少，直到彻底麻木。做任何坏事，都是这样，但事实证明，除非是彻底丧尽天良的禽兽之徒，每个普通人，无论善恶，心灵深处总有一份未泯的良知，那份良知静静地藏着，却很有可能在某个时候、某个环境下突然迸发出来，爆发出无比强大的力量。
朱祐樘很幸运，他的第一个幸运就是：善良。
当他的父亲出生时，是含着金钥匙生活在蜜罐中，却又突然遭到人生变故，他所看到的，是世态炎凉的丑恶一面，因为恐惧丑恶，所以脆弱。朱祐樘却相反，他出生在极端困难的环境下，生命旦夕不保，却见识了世界上最伟大的品质——善良。
因为善良，所以坚强。
良心未泯的张敏保护了幼小的朱祐樘，然后，是许许多多下层的宫女、太监们自发地加入了这个行列，帮助照顾他、保护他，更帮助纪宫女保守这个秘密，尽管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都随时有机会去出卖这个秘密，尽管他们知道，出卖这个秘密可以让他们获得想象不到的荣华富贵，但没有人这样做。于是，在打个饱嗝儿、说个悄悄话都能传到万贵妃耳朵里的后宫，这个秘密被保守了下来。整整五年，万贵妃竟然很天真地认为这个孩子早已被处理掉了。这是一个奇迹。
尽管那时候的朱祐樘尚未记事，但是从他记事开始，一定会有许多人为他反复地讲述这段奇迹。朱祐樘也一定学到了他人生里的第一课：善良无敌。这个信仰影响了他的一生。
朱祐樘的第二个幸运：母亲。
苏联教育学家凯洛夫曾说：“母亲是孩子成长历程里的第一个老师。”对照这句名言，朱祐樘的父亲朱见深，真是可怜得很了。
朱祐樘的父亲朱见深是一个缺少母爱的人，在那场废立太子的风波里，母亲周太后（当时叫周贵妃）为了自保离开了他，和他划清界限，把幼小的他扔在了孤零零的王府里，他畸形的成长过程，正是从此开始。
比起父亲，朱祐樘可幸福得多了，他有好母亲，而且不是一个，是两个。
朱祐樘的第一个好母亲，是他的生母：纪宫女。
这是一个谜一样的女子，她的家世、籍贯，甚至年龄，至今依然无从可查，但我们可以知道的是：她是一个性格善良、品德端正的好人，在她短暂的一生里，只有爱，没有恨。
她的人生很不幸，经历了从官小姐到奴婢的大起大落，沦落到深宫为奴，做最底层、最辛苦的活，受尽白眼与欺负。
但是她从不抱怨什么，无论人生遇到什么样的打击，她都是善良地对待身边的每个人，认真地做好每件该做的事，从干杂活到管朱见深的内帑库，都做得井井有条，也从不吃拿卡要（虽然她有这个工作便利），对身边的每个人，她都诚恳以对。所以才有这么多的人自发地加入进来，冒着生命危险保护这对可怜的母子，不计代价与利益的诱惑。在他们眼里，这个伟大的母亲，是自己最好的朋友。
而这一切，无疑也潜移默化影响了朱祐樘，在以后漫长的苦难岁月里，在艰辛的执政生涯里，无论面临怎样的挑战，他从未叹息，从未抱怨，他的勇敢坚强，来自母亲。
另外，朱祐樘还有一个养母，那就是前文中说到的因杖责万贵妃被废的吴皇后。
小朱祐樘吃着百家饭在深宫里成长着，母亲有工作，宫女、太监也有工作，只能轮流看护他，可是大家毕竟都是穷人，微薄的工资养不好这个孩子。所以从小他就面黄肌瘦营养不良，事实很清楚：母亲养不活他，穷朋友们也养不活他，要是现在叫他去认亲爹，肯定死得比饿死还快，怎么办？
这个时候，吴皇后主动站出来，承担了抚养这个孩子的重任。这是个最好的选择，吴皇后虽然被废幽禁冷宫，可毕竟家底不薄，平时又没什么工作任务，可以一心一意照料孩子。
于是大家答应了。
一个被万贵妃迫害的废皇后，收留了另一个被万贵妃迫害的孩子，这样的事放在武侠小说里很常见，照后面的情节应该是，背负血海深仇的母亲，一边带着孩子躲避仇家的追杀，一边利用一切机会加强对孩子的教育工作：咱家是被某某人害成这样的，你长大了一定要替你娘报仇啊。
照这个情节发展下去，朱祐樘将来很有可能把万贵妃全家满门抄斩（后来他也确实有这个能力）。然而，事实是，没有。
这位受尽万贵妃迫害的吴皇后，虽然当初的遭祸有点儿咎由自取的味道（先找事打了万贵妃），虽然她收留朱祐樘的动机并不单纯，但是她并没有给朱祐樘灌输仇恨，相反给了朱祐樘最需要的东西——爱。
在她的冷宫里，小朱祐樘得到了良好的照顾，相对优越的生活条件与养母悉心的关怀。具体的抚养工作细节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吴皇后待他很好，照料他生活，教会他做人，最重要的是：做一个好人。十多年后，苦尽甘来的朱祐樘终于坐上帝国权力的宝座时，他并未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对一切伤害过他的人反攻倒算。这一切的缘由，自然来自童年时的教育——母亲和吴皇后的教育。
所以，这位吴皇后，尽管历史上对她的记录并不多，我们依然可以确定，她是一个好人，一个教会儿子怎么做人的好母亲，如朱祐樘的生母纪宫女一样。两个好母亲教育一个好儿子，这是朱祐樘成功的基点。
但仅仅有这些，做一个好皇帝仍然不够，这恰是朱祐樘第三个幸运之处：责任与承诺。
从一岁到六岁，在两位母亲的关怀和教育下，在无数好心人的照料与保护下，小朱祐樘茁壮成长着，虽然营养不良，却心情快乐，虽然环境艰苦，却无忧无虑；他的童年，比起父亲朱见深，纵然清苦，却是健康而完整的。
不过朱祐樘却缺少了另外一样东西——父爱。但别着急，这一条，父亲一辈子没有给他，却有另一个人给了他，那是在他结束童年，直面深宫风雨之后。
为朱祐樘赢得“父爱”的人，不是别人，正是当初保护了他的人——太监张敏。
张敏知道，是他把朱祐樘保护到这个世界的，既然做了第一步，后面的事更要为他负责。
张敏更知道，眼下情况虽然安定，但绝非长久之计，孩子终于会长大，深宫内院藏不住大活人，事情总有一天会传到万贵妃的耳朵里，到那之后，靠他们这些下等的宫女、太监，还有一个下岗的吴皇后，是根本保护不了这个孩子的。此时的朱祐樘，是一朵温室里的幼苗，可是保护他的温室太脆弱，根本无法为他遮挡风雨。更重要的是，他不能一辈子做不光彩的私生子，他需要有正常人的生活，他需要父亲。
所以，每当来探望朱祐樘时，张敏总会默默地望着玩耍中的小朱祐樘，郑重地对两位母亲说：“你们放心，我会想办法为这个孩子争来名分的。”
听到这话，两位母亲只有苦笑：你一个小太监，无权无势，你拿什么去争？
直到她们终于看到，张敏兑现了这个承诺，以生命为代价。
那已经是成化十一年的事了，那时候，万贵妃霸占后宫，气焰滔天。内阁大学士彭时去世后，万贵妃的亲信万安等人从此就执掌了大权，开始了“纸糊三阁老”的光辉历程，一切看上去都很糟糕。
朱见深呢，已经长期歇病假，耐心从事杂七杂八的瞎搞活动，一如既往地虚度光阴，放纵欲望。套一句郑智化的歌词：总是拿着微不足道的成就来骗自己，总是莫名其妙感到一阵的空虚，总是靠一点酒精的麻醉才能够睡去……总之，日子过得相当荒唐糜烂。
但一直在朱见深身边伺候的门监张敏知道，这位皇帝内心深处一直隐藏着一个连万贵妃都不知道的心事。而这个心事，他早晚会说出来，他说出来的那天，便是朱祐樘重见天日的时候。于是张敏耐心地等着，直到成化十一年五月十四日。
那天清晨，张敏被召来为朱见深梳头，一不小心，梳下来几根白发。朱见深一愣，望着镜子中那张渐渐爬上鱼尾纹的脸，他突然意识到，自己已经三十岁，不再年轻了。
当然，以朱见深的性格，是绝对不会想什么浪子回头、发愤图强之类的“傻事”的。他脸色浮现出忧郁的愁苦，终于长长叹息了一声，说出了那个藏在他心中多年的心事。
“我已经老了，却还没儿子。”（老将至而无子。）
张敏吃了一惊，手中的梳子差点儿掉下来。他知道，自己苦苦等待的机会终于来了。错过这个机会，朱祐樘将继续苟且偷生下去，永不见天日，抓住这个机会，他将兑现对朱祐樘母子的承诺，给朱祐樘以新生，但是，要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说，还是不说。电光火石之间，张敏勇敢地做出了抉择。
“扑通”一声，张敏跪倒了，愁苦中的朱见深惊讶地回过头，他看到张敏满脸泪水，几乎用尽全身的力气发出一声呐喊！
“陛下，你早就有儿子了！”（死罪，万岁已有子也。）
这一声呐喊，几乎囊括了朱祐樘母子五年来所有的辛酸与孤独，囊括了所有为这母子二人默默付出的愿望，囊括了那么多善良的心、无私的人，他们无悔的奉献与牺牲。
朱见深如遭雷击般惊愕了半天，眨眼间喜悦的电流冲遍了全身，他颤巍巍地看着泪流满面的张敏，哆嗦着问：“你说什么？我有儿子了？他在哪儿，他在哪儿啊？”
后面的事情就一如所有伦理电视剧中的惯用情节了，父子相认，抱头痛哭，然后母以子贵，纪宫女被册封为淑妃，没多久，朱祐樘就被册封为皇太子，成为大明帝国的指定接班人。貌似一切故事已经以大团圆的方式结束了，看上去很美好。最重要的是，做父亲的给孩子取了名字：朱祐樘。这是一个数百年之后，依旧光耀华夏史册的姓名。
看上去很美好，其实一点儿也不美好。
那个清晨，张敏很平静地向朱见深诉说了一切：万贵妃的迫害，皇子的艰辛童年。然后，他平静地回到自己的卧室，吞金自杀。
因为他很清楚，这位皇帝首先是一个好丈夫，然后才是一个好父亲，疼儿子不假，但他绝对不会因为儿子去惩罚老婆万贵妃，更不会为了老婆保护他。万贵妃的魔爪已经伸向他，他在劫难逃，既然如此，不如自己解决。
他还清楚，此时的万贵妃已经恼怒到发狂，在未来的十多年里，她将动用自己全部的力量来疯狂迫害打击年幼的朱祐樘，直到把他彻底整残整废，但张敏知道，在成长的道路上，朱祐樘必然要经历这一关，能不能闯过去，已不是自己能保护得了的。
不但张敏清楚，连朱祐樘的母亲——纪淑妃也清楚。母以子贵，她却没有半点儿欣喜，她知道，死亡的阴影已经降临，所以当朱祐樘要被接走的时候，她依依不舍地与儿子告别，流着泪抱着儿子，在这次母子之间的最后一次见面中，她说出了对儿子最后的祝福。
“孩儿啊，娘活不了多久了，以后就由爹爹来照顾你了。你记得，那个穿黄衣服、有胡子的人，就是你的爹爹。”
随后，纪淑妃被安置在永寿宫居住，一个月后，纪淑妃暴病而亡。
短短一段时间，朱祐樘生命里两个最重要的人相继离去，一个是赋予了他生命的母亲，一个是保护了他生命的恩人，从此阴阳相隔。他们用死亡换取了朱祐樘合法的身份、荣耀的太子位，把他推到距离帝国权力最近的位置，也推到了阴谋与死亡的刀口上。
但两个人都是带着微笑走的，他们都自认为找到了可以保护孩子的人。纪淑妃认为这个人是孩子他爹朱见深，事实上却是错的。只有张敏知道，能保护孩子的，不是那个穿黄袍、有胡子的人，而是另一个穿司礼监蟒服、没胡子的老人。这个人是张敏的老上司——司礼监掌印太监怀恩。所以，他可以放心地走了。
怀恩很快就会出现在朱祐樘的生命中，用父亲一般的爱与呵护，拉住朱祐樘稚嫩的小手，走过艰难无比的太子岁月。
伴随着两个最亲的人的离开，朱祐樘的童年结束了。在童年的最后时刻，张敏这个惊世骇俗的举动，让他明白了人生另一个重要道理：责任与承诺。
张敏一直认为，是自己保护朱祐樘来到这个世界，保护这个孩子，帮助他获得新生，这是自己的责任，所以他对孩子的母亲做出了承诺，用生命兑现了承诺。
朱祐樘以一个孩子的眼睛看到了人生中这一闪光的品质，从此这个品质深深地印在他的心中，伴随他一生的足迹，化作热血与辛劳，洒在大明帝国国土上。无数人的奉献与牺牲，让他明白了责任与承诺的含义，明白了它在自己岁月里流泪的每一段痕迹。
恰如反法西斯英雄台尔曼临终时所说：“我们今天忍受着痛苦离去，是为了你们可以得到自由，为了和平和正义能够胜利，你们，活下去的人们，千万不要忘记因为我们的牺牲而加在你们肩头的责任。”
朱祐樘不会忘记，也不曾忘记。
带着这些不能忘却的纪念，朱祐樘昂首走进成长三部曲中的第二步——在人间。
此时，结束了童年的他，已然移居东宫，以太子的身份直面大明朝的无数政坛风雨，没有了母亲的爱与关怀，却有死对头万贵妃早已谋划好的一次次阴谋与打击。他就像高尔基笔下父母双亡然后流落人间的孤儿，又得罪了社会上最狠的恶霸（万贵妃）。但他却毫不畏惧，因为那个完整而快乐的童年，赋予了他最强大的武器：勇敢、坚强、责任、善良，还有爱。二十多年前，当相似年纪的父亲朱见深去面对这一切时，他所拥有的却是孤独、恐惧、怨恨、无助。朱祐樘比他父亲幸运得多了。
更幸运的是，从踏上这条道路一开始，就有人暗暗地帮助他。父子相认没多久，就有不少官员上奏早立太子，朱见深开始还犹豫不决，是一位他信任的贴身太监在旁边添油加柴，终于把朱祐樘扶上了太子位。
消息传来，万贵妃气得发疯，一直以来她都有一个最单纯的梦想：给朱见深生个孩子，让这个孩子继承大明江山。原先太子位空着，倒还有个盼头，现在盼头也彻底没了。于是万贵妃召集手下的爪牙，下达最高指示，限期内必须解决这个孩子。
这貌似不难办，朱见深天生“妻管严”，深宫内外、朝堂上下到处都是万贵妃的人，搞个人命案，再弄个司法黑幕，天王老子也没招，再说了，就算最后查到是我，你能把我怎么样！
然而要动手才知道，这个事不是不难办，而是根本办不到。
因为有个万贵妃唯一不敢惹的人拍案大声说：把孩子送到我家来，有我罩着，看谁敢动他。
这个唯一不敢惹的人，当然不是朱见深，而是朱见深的母亲——周太后。不管怎么说，周太后是自己的婆婆，万贵妃就是再嚣张，虐待婆婆的事也是不能做的。
小朱祐樘青少年时代，在奶奶的庇护下继续快乐地成长着，大抵是“隔辈亲”的缘故，周太后把对儿子没有尽到的爱，全部给了朱祐樘，还有那个太监也时常来看他，悄悄地对他叮嘱万事小心。他很惊讶地看着这个陌生人，渐渐知道许多的保护都来自他的帮助，更知道了他的名字：司礼监掌印太监——怀恩。
司礼监是大明朝太监机关中权力最重的部门，而司礼监掌印太监主要负责给机要文件盖章。司礼监掌印太监的级别，也要比张敏这类的下等太监高得多。有这样一个位高权重的人保护，朱祐樘自然少了很多麻烦。
于是，朱祐樘一天天地长大，在奶奶的疼爱与怀恩的庇护中，他渐渐地明白世事，明白了从出生开始一系列变故的缘由，看清了尔虞我诈的宫廷斗争，看到了自己风雨飘摇的太子地位。父亲同龄时看到的东西，他全都看到了，不同的是，无数生命中经过的善良人，用他们的爱与牺牲，为他搭起了心灵的长堤，让他能够承受和应对一切的残酷和黑暗。
所以他渐渐地变得谨慎小心，说话办事都注意保护自己，不给任何人留下陷害的把柄与机会。有一天万贵妃假意邀请他到自己宫里玩，并主动献殷勤，可他谨慎应对，万贵妃叫他吃什么，他偏不吃，最后逼得万贵妃急了，问他为啥不吃，他憋了半天说了一句：我怕有毒！
万贵妃气得抓狂，从此刻起她才明白，这个孩子早已知道她是什么人，知道她夺走了他的母亲、他的幸福。在这个孩子的内心深处，早已埋下了对她的仇恨。
所以万贵妃加班加点，轮番开工，十年如一日地在朱见深耳朵边吹枕头风，说朱祐樘的坏话，并把宫廷计划生育工作放任自流，朱祐樘的弟弟、妹妹滚雪球一样地出生，还有万贵妃的亲信们：那些乱七八糟的传奉官、把持朝政的宦官，还有勾结贵妃宦官的朝臣，排着队在朱见深面前挑拨离间，把各种的污蔑加在朱祐樘身上。三人尚且成虎，何况这么多小人包围。随着时间的流逝，朱见深对这位孤苦伶仃的儿子，早没有了相认时的激动，厌恶与偏见反而在他心头杂草一般地滋生。
所以每当朱见深去看儿子时，脸上渐渐没了好脸色，抓住点儿小事都会大做文章地训一顿，鸡蛋里挑骨头般找错。每到这时候，小小的朱祐樘都沉着应对，用诚恳处事化解父亲的怒火。于是朱见深只好一次又一次接受这种郁闷：明明是想找事，却根本找不到由头。
就在这样的日子里，朱祐樘谦虚、谨慎，很小就懂得了低调谦让，那段时日里，几乎所有的人都认定：他的成长经历是他父亲的翻版，即使能够熬出头，也不过是一个如他父亲般软弱的皇帝而已。只有怀恩例外，如果说他最初对于朱祐樘的保护，仅仅出于道义的责任，那么，经过无数次的接触，历经宦海沉浮的他从这个孩子身上捕捉到了最意想不到的东西：那隐藏在他灵魂深处的坚强、不屈、勇敢、善良。传承自他的母亲，也传承自所有爱过他的人。
所以怀恩一次又一次尽自己的能力保护他，用一切的机会在朱见深面前说朱祐樘的好话，消解朱见深心头对儿子的不良印象，尽力地安排自己的心腹亲信保护朱祐樘，提防万贵妃势力的一切暗算，想方设法地排挤掉一切会对朱祐樘不利的人，包括那些受朱见深恩宠的传奉官与亲信太监。更重要的是，他用各种方式告诉这个孩子为人处世的方法，教会他如何保护自己。腥风血雨的宫墙大院下，他拉着朱祐樘的手，一步一步走过无边的黑暗，在这漫长的道路上，这位勇敢的公公为朱祐樘补上生命中最欠缺的部分：父亲的关怀、保护和疼爱。
朱见深不是个好父亲，前半辈子他生了儿子，却不管儿子、不认儿子，后半辈子认了儿子，却并不爱儿子。他给予了朱祐樘生命，也给了他成长的苦难辛酸。幸运的是，他亏欠朱祐樘的一切，怀恩替他还上了。
更重要的是，与父亲仅仅为了保命活下去不同，怀恩告诉了他人生最重要的东西——理想。
朱见深在自己那段苦难岁月里，基本都在混日子，因为没有人告诉他明天在那里，身边的万贞儿，除了畅想一下苦尽甘来的好日子，基本就是陪他混吃等死。陪在朱祐樘身边的怀恩却不同，他经过了很多事，见证了很多宫廷斗争，却从未放弃过心中一个朴实的愿望，在那段岁月中，他把这个愿望用各种方式，潜移默化地告诉了朱祐樘。
你要成为一个好皇帝；能够结束这些黑暗与混乱的，只有你。
于是，在怀恩的呵护和帮助下，在经过了短暂的悲伤与恐惧后，朱祐樘勇敢地迎着风雨继续活下去。与父亲当年的软弱逃避不同，他活得自信、勇敢，一生如此，因为，他有理想。
可是，怀恩这么做，究竟为了什么？
为了以后的权力？为了利益？为了爬到更高的位置上？政治沉浮中，这一切似乎都是。可直到成化二十一年（1485年）那场惊天的变故时，朱祐樘终于明白了这位老人付出一切的缘由，不为财，不为名，不为利，只为一个简单的梦想。
朱祐樘，已然从一株温室里的花朵，成长为一棵风雨中的松苗。
成化十四年（1478年）二月十三日，朱见深下旨：皇太子出阁讲学。九岁的朱祐樘上学了，从这一天开始，他进入了成长道路上最重要的一环：我的大学。
朱见深荒唐了一辈子，但对儿子的教育工作还是没放下。何况自古以来，皇太子读书，不是仅仅学文化这么简单。负责教育皇太子的教官、侍读的学官，不是朝廷重臣，就是颇有前途的青年才俊。这既是培养未来皇帝，也是为下一代皇帝培养领导班子。所以，一定要挑选最合适的俊才，可朱见深挑选的人，貌似有点儿问题。
报一报教师名单：总负责是内阁大学士万安、刘珝、刘吉，轮流讲读的有学士彭华、侍读学士汪朝宗、左春坊左庶子刘健、翰林院修撰谢迁……名字一长串，但仅看开头三个就够了！
万安、刘珝、刘吉，江湖人称“纸糊三阁老”。这三个人，共同的特点是：有学问，不正干。整个成化朝几十年，什么蝇营狗苟、打击暗算的龌龊事都做了，就是不好好干工作。说是纸糊的，那是名不虚传。
至于其他的几个人，基本都是这三阁老的亲信，只有两个例外：左庶子刘健、翰林院修撰谢迁，都还是官场菜鸟呢，在外人看来，他俩基本是凑数的。
在这些人看来，要么是朱祐樘与“纸糊三阁老”及其亲信建立了良好的师生关系，然后有样学样，成功成长为一个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昏君；要么是朱祐樘与这些官僚就是搞不到一块儿，最后被他们勾结万贵妃打击报复，中招落马。总之，都不是好结果。
但他们都忽视了一件事：朱祐樘本人。也难怪，一个九岁毛孩子嘛，能成什么气候。
朱祐樘却很快显示出了他与众不同的天分——聪明。
再难懂的文章，他很容易就能轻易透解其中的主题，甚至能举一反三。再绕口的篇章，他很快就能倒背如流，一字不错。很快，他精彩的表演一次次让眼前的老师瞠目结舌，每个老师心中都或许有个共同的疑问：这么聪明的儿，是朱见深生的吗？
按说聪明这个优点放在太子身上也不奇怪，后来的嘉靖、万历，小时候也都被看作神童，可论名声，比起朱祐樘来可差了十万八千里了。
因为朱祐樘不止聪明，他还有另一个重要的品质——勤奋。
上课的时候专心致志，用心听讲，认真做笔记，还特别地尊重老师，老师有时候上课讲错了，他也极重礼貌。比如有一次，老师一个大意，把某个字的音读错了，他既不斥责，也不跟着读，直到老师自己意识到错误改过来。此外，他认真完成作业的精神也极其可贵，今天应该完成的功课绝不留到明天。这样的孩子，放在今天也是标准的三好学生了。
如果上学的意义仅仅是为了完成作业或者考个好成绩，那么这段岁月对于朱祐樘绝算不上“我的大学”。正是从这段时期开始，朱祐樘不仅学习了知识和文化，更开始学着用自己的知识和文化去思考这个世界，他的眼睛早已从浩如烟海的经史子集中跳出来，去打量身边的老师，打量宫内宫外的黑暗世界，打量一个孩子在成为帝王之前应当知道的一切。
他渐渐地明白，自己父亲所做的一切，基本属于荒唐。不只是对他自己和母亲，对于国家，也是不务正业。
他更开始知道，负责教授他知识的这些老师们，绝大多数都是官场混子或者趋炎附势的小人，只有两个人例外，那两个人恰是被别人认为凑数的菜鸟——少詹事刘健和翰林院修撰谢迁。
他默默地记下了这两个人的名字，从那时候起，他开始接近他们，信任他们，虚心向他们求教。多年以后，这两个人，外加另一位东宫讲官李东阳，构成了大明王朝历史上最优秀的内阁政府。他们与朱祐樘的情感也远远超越了君臣关系，成为他一生的良师和朋友，帮助他披荆斩棘，开创盛世。
正是从这个时候起，用知识武装的头脑，加上天赋的思考能力和判断力，朱祐樘开始默默地积累起一个明君所需要的所有素质。他小心谨慎地应付着“纸糊三阁老”的马屁与殷勤，诚恳地对待每个老师，用勤奋的学习精神打动每个人。当然，唯独打动不了的是他父亲朱见深，怀恩的努力并未消除这位父亲心头对儿子的偏见，只能做到暂时缓解而已。毕竟在朱见深的身边，怀恩只有一个。
朱见深对儿子的教育工作还是很关心的，不过这个关心，貌似有些“动机不纯”。
朱见深对这个儿子没多少感情，当年立朱祐樘做太子，是因为他只有这么一个儿子。“物以稀为贵”嘛，可自从万贵妃放松宫廷计划生育工作后，皇子、皇女接连出生，总共有十多个。这么多孩子当中，他最喜欢的孩子只有一个——四儿子朱祐杬[1]。
还是成化朝那条铁律：万贵妃喜欢的，就是皇上喜欢的。万贵妃为什么喜欢朱祐杬？很简单：朱见深这么个胡搞法，八成是要死在自己前头，自己生不出儿子，必须要拉拢一个儿子，老来也得有个依靠。更重要的是，这个儿子，将是搞掉朱祐樘的最合适武器。
当朱祐樘开始在学堂苦读时，万贵妃貌似有些消停了。事实是，她一双阴冷的眼睛始终死死盯着书桌前发奋用功的朱祐樘，手里也不闲着，噌噌地磨刀，刀的名字叫“朱祐杬”。
朱祐杬是朱见深的第四子，成化十二年（1476年）出生，这个孩子之所以能得到朱见深的喜爱，原因有两个：第一，他的母亲宸贵妃是一个温文尔雅、性情谦和的女性，在万贵妃眼里属于很好控制的人；第二，他本人是个很会来事的小孩儿，讨人欢喜。
朱见深很惊讶地发现：自己这位一向好妒忌的老婆，竟然一反常态，天天送他到宸贵妃的寝宫过夜。自然而然，他也就天天晚上能看到朱祐杬。他娘温良贤淑，他又伶牙俐齿，难怪连万贵妃都喜欢呢。
接着他又很惊讶地发现，他所宠信的人，比如负责推荐传奉官的梁芳、炼丹专家李孜省、宗教大师继晓，都众口一词地夸奖朱祐杬，说什么帝王之相云云，就像他们众口一词地批评朱祐樘一样。真是人心所向啊，朱见深心里暗暗感叹。
之后，负责太子教育工作的一些干部也经常打小报告：太子的学习情况很不好，思想状态和学习热情都有很大问题，如果不及时加强批评教育，后果不堪设想。朱见深生气了，越看三儿子越不顺眼：长得难看（头发缺一角），智商好像有问题（言语不多），学习态度又不端正。这不是干啥啥不行吗？还是四儿子好，既聪明又漂亮，他娘又贤惠，和万贵妃还能保持“团结”。
这就是所谓的“心理定式”吧，一大群小人齐上阵，终于为朱见深制造出对两个儿子先入为主的偏见印象，并使他在成化二十一年四月的那场变故前深信不疑，万贵妃的这一轮打击取得了成功，朱祐樘从此长久生活在父亲的怀疑与偏见中。中国历史上擅长捕风捉影、歪曲事实的人无数，可能修炼到如万贵妃这般境界的，真是凤毛麟角。
可真相终究是真相，无论怎样歪曲，终会在时间的流逝中大浪淘沙，还原本色。
无论如何，这时候的朱见深还是信了，所以他经常去突击检查太子的学习情况，找个小错就要狠狠地批评一顿，他的目的很单纯：废太子不是这么简单的，必须要错误越来越多，日积月累，把握才越大。
可他发现太子越来越挑不出错来，为人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学习刻苦用功，尊敬师长，礼敬长辈，彬彬有礼，但这并没有让他减少对儿子的偏见，相反，这坚定了他心中那个偏执的信念：小样！我不信挑不出你的毛病来。
可光偏执没有，关键要看行动。为了挑错，朱见深用了各种办法，比如经常挑些难题、偏题考儿子，可朱见深本人文化水平就不高，因此经常被儿子回答得张口结舌，白白在臣子面前丢丑。
为了加强教育，朱见深叫大臣编了一套教材：《文华大训》，书是套好书，可授课方法就有问题了。
朱见深规定，讲课的时候，太子要撤掉课堂桌椅，站立听讲。授课时间是一个时辰，换算成现在的时间就是两个小时。这简直跟现在学校里罚站差不多了，甚至更狠，因为学校里一节课才45分钟，可与小学生年龄差不多的朱祐樘，要站两个小时。而且，他并没有犯错。
况且，罚站还可以打瞌睡，可以走神想想漂亮女同学，朱祐樘却什么也想不得，他必须要认真听讲。
结果，朱见深和老师们看到了惊人的一幕：年幼的朱祐樘倔强地站在那里，目不转睛地凝视着讲台，认真地聆听着老师的讲课。整整两个小时，他笔直站立，全神贯注。授课完毕后，面对老师提问，对答如流，毫无错漏。
望着儿子瘦小而倔强的身影，朱见深退缩了，他长长地叹息了一声转身离开，在坚强的儿子面前，他的脆弱一败涂地。
可朱祐樘的生活环境并没有因此好起来，父亲的偏见依旧，万贵妃的阴影依旧，小人的陷害依旧。他只有谨小慎微，忐忑度日，但是他活得比父亲当年勇敢得多。因为无论环境多么险恶，他始终未曾忘记那个刻骨铭心的理想。
这就是朱祐樘的“大学”生活，在阴谋与陷害中苦熬，在明枪与暗箭中小心地保护自己，在黑暗的岁月中积累知识，锤炼能力，用自己的眼睛去观察这个世界，用自己的头脑去思考这个世界，思考身边所有的人，在心灵的深处，默默地磨砺一把锋利的宝剑——一把可以彻底斩断黑暗的帝王之剑。
要斩断黑暗，却要先熟悉黑暗，无数次，夜深人静之时，朱祐樘以一颗充满光明的心默默地凝视着眼前的世界。
他都看到了什么呢？
他看到的是一个政治腐败、朝政混乱、小人横行、民不聊生的时代，这一切，走马灯般在他的眼前串联着场场交织着光明与黑暗的大戏。
四 红与黑：成化朝忠奸善恶风云录
朱祐樘眼中的成化朝究竟是什么样子？
这个时代很奇怪：皇帝并不残暴，从未滥杀忠良，也能虚心纳谏，更能选贤任能。他的臣子们更是人才济济：李贤、彭时、商辂、韩雍、王越、周洪谟、余子俊、马文升、王恕……一长串大名单，或文或武，群星灿烂，从中央到地方，随便抓一把就能抓出几个流芳青史的名臣，貌似“封建盛世”的一切成功要素，在这年头里也样样全占，可国家成了这个鸟样子，怪谁呢？
只能怪一件事：朱见深不会干活。不是不干，而是不会干。
什么样的皇帝会干活？勤奋肯干、凡事亲力亲为的皇帝未必会干活，君不见某个被称为“十全老人”的“圣君”，大事小事全都干，从国家大事到琴棋书画样样都过问，最后却搞得国家腐败，动乱四起，天理教、白莲教、天地会没完没了地折腾，到他死了以后都不消停。当然，没事歇班罢工的皇帝也未必会干活，什么都不管了，留给底下人瞎搞，闹不好家产都得败光。一句话，瞎指挥和不指挥的，都不是会干活的。
会干活的，其实就很简单的一个道理：给底下人合理地分好工，用正确的人，给予正确的信任，监督好他们的工作，管好自己该管的事，做出大判断，抓好大方向，然后一切都会朝着预定目标进行。
朱见深也不是全不干活，要是完全不干活，别说当二十三年皇帝，二十三天也当不了。照着会干活的标准，他也给底下人合理分好了工，也做了大判断，抓了大方向。可问题是，他抓的大方向是错的，不是为了把国家治理好，而是为了让自己过太平日子。在他眼里，能让自己过太平日子的人就是好人，能让自己过太平日子的事就是好事，所有的荒唐，由此而生。
朱祐樘默默地观察着这一切，然后在冷眼旁观的思考中，渐渐明白了该怎么干活。
他更看到了祖父留下的三个麻烦：土地兼并、官风败坏、边防松弛，都在以成倍的速度放大，并渐渐已经成为两颗毒瘤、一个脓疮。
幸运的是，毒瘤也好，脓疮也罢，上面总还生着一些良性细胞，否则，大明朝早就毒火攻心了。
毒瘤之一：宦官乱政。
按说这也是所有中国封建王朝的老特点，但凡是国家衰落，宦官总逃不了骂，说祸乱朝纲的有，说陷害忠良的有，恨不得千错万错全叫他们扛，但事实呢，就像泰坦尼克号面前的冰山一样，他们不过只是一角。
他们之所以挨骂，第一，是因为大家不敢随便骂皇帝；第二，在读书人眼里，他们是身份低下的阉人，却骑在我们头上作威作福，你凭什么。可是骂来骂去，最该负责的领导，貌似却没有了责任。
宦官，是工具，是挡箭牌，是鹰犬，仅此而已。宦官的所有罪恶，根子只有一个：皇帝。成化朝的宦官也是一样，是朱见深为太监提供了涌现浑蛋的广阔平台，从而人才辈出，可要说到臭名昭著，还属三个大太监：尚铭、汪直、梁芳。
报一下他们的工作单位和级别：尚铭，东厂太监提督；汪直，西厂太监提督、御马监掌印太监；梁芳，具体工作单位无，级别无，工作职责是照顾朱见深的生活，为朱见深“业余爱好”服务，看似地位最轻，实则位高权重。
这三个人，两个特务头子、一个生活保姆，得宠也就不奇怪了：朱见深虽然不干活，但并不是不抓权，他需要随时了解朝臣动向，提防下面人的小动作，所以特务组织就吃香了。朱见深要炼丹、要信佛、要宠道、要享受生活，自然要有人给他料理这一切，生活保姆从此位高权重，自然也是正常的。
这三个人从个人品行上说，是不折不扣的垃圾，但是从浑蛋程度上来说，又有区别：一个是有原则的浑蛋，一个“名不副实”的浑蛋，一个无原则却低调的浑蛋。
有原则的浑蛋，是尚铭。
这个人常年从事特务工作，领导了大明两大历史最悠久的特务组织之一——东厂。日常业务就是从事情报工作，具体工作内容就是敲诈勒索、贪污受贿、栽赃陷害、制造冤假错案。更牛的是，他利用特务工作的便利，制造了一份大明朝的“福布斯”财富排行榜：将大明朝所有的富豪家庭全部登记在册，包括其户主的生活规律、财产状况、收入状况等内容，一应俱全，以方便敲诈勒索工作。说他是好人，鬼都不信。
但他是一个坚持原则的人，他的原则就六个字：吃大户，分浮财。
凡是被他盯上的、要被死整的目标，基本就一个特点：有油水可捞的。只要是京城方圆内的富户大家，统统不放过，搞个陷害，私设个公堂，绑架个人质，目的只有一个：搂钱。本着这个原则，穷人百姓家他基本不碰，清官廉吏他基本不惹，工作信誉好得很：给钱就放人，收礼就办事，绝不干撕票翻脸之类的缺德事。其工作方式和工作特点颇像旧社会啸聚山林的土匪响马，立下山规不抢穷人，原因很简单：穷人有啥好抢的，不如混个好名声。
所以在这个原则下，被他恶整的人，许多都是为富不仁或者劣迹斑斑的小人（有钱的好人当然也没放过）。他虽然敛了很多钱（抄他家的时候运了几天几夜都没运完），但提起他，很多正人君子和穷苦百姓都赞不绝口，一些忠良之臣还和他保持了良好的工作关系。但他终究还是一个浑蛋，黑吃黑的浑蛋而已。
后来他玩出了火，整到朱见深一直宠信的传奉官头上，被他们勾结梁芳搞了一把，最后翻身落马，自己下牢狱，财产全充公。黑吃黑一辈子，却被更黑的人吃了。
“名不副实”的浑蛋，是汪直。
这个人在历史上赫赫有名，甚至有许多“专家学者”把他列作明朝四大权阉之一（其他三位是王振、刘瑾、魏忠贤）。但我认为，这么评价他，是错误的。
至于原因，还是让其他三位“权阉”来说吧：让他和我齐名，简直丢死我的人。
王振、刘瑾、魏忠贤，都是太监队伍里的教父级人物，在他们各自所属的时代里，无不混到宦官行业霸主的位置，真个是号令天下，莫敢不从（皇帝除外）。相比之下，汪直的档次就差多了，在成化朝的太监编制中，他最多算是个并列三号人物（同尚铭并列），为了争个老三，与尚铭斗争了一辈子，最后同归于尽，把他放在四大权阉里，不是寒碜其他三位吗？
可为什么他能和以上三位并列？原因很简单：他的曝光率太高了。
作为一位大藤峡之战的战俘，汪直很幸运，他被分配去伺候万贵妃，他也很会来事，终于在领导的推荐下飞黄腾达，成了尚铭的同行——特务头子，拥有了自己的独立经营单位——西厂。
为了压倒尚铭，汪直做出了自己的决定：开辟第二战场。
你尚铭不是专门死整富豪家吗？我整穷人家，包括那些平头百姓、清官廉吏，只要惹得起的，统统不放过，没钱不要紧，可以倾家荡产嘛。
这可缺了大德了，整个京城上下被汪直搞得鸡飞狗跳，人心惶惶。可汪直却不知道，他这么做，可真是小鱼掉在茅房里——激起民愤。
平民百姓惹不起你，但可以在背后骂你。清官廉吏斗不过你，但可以写文章骂你、写奏折骂你。久而久之，书生骂、官员骂、老百姓骂，甚至还编成戏曲骂，简直成了大明朝最风靡的流行时尚。
但这并不是汪直招骂的唯一缘由，他还干过另一件耸人听闻的事——打仗。
作为御马监掌印太监，汪直掌握着内宫的兵权，常兼职做部队“政委”。（被派出去监军）他还拥有一定的工作经验（当过战俘），因此工作热情高涨。换句话说，当特务只是第二产业，上战场才是本职工作。
汪直爱打仗，几乎像毒瘾患者对可卡因一般热爱，既能过把当英雄的瘾，又能积攒点儿工作成绩，何乐而不为？于是他隔几年就要挑拨朱见深搞点儿事，一时间边境烽烟四起，汪大总管东征西战，好不威风。胜仗也打了不少，可细细数来，不是欺负老弱，就是抢人家几只牛羊，既没攻克战略要地，又没重创敌人有生力量，三个字：白忙活。
可打仗不是吸毒，如果把治国比作开公司，打仗就是一笔长线投资，是投资就要赢利的。汪直呢？别提赢利，收回本钱都是做梦。
这下汪直惨了，边境烽火四起，边民屡遭劫掠杀戮，秋后算账自然是要找到他的头上。
可汪直偏偏还自我感觉良好，为人处世飞扬跋扈得不行。朝廷的六部尚书、地方的封疆大吏，见了他都要行跪拜礼，否则整你没商量。每到地方，更是敲诈勒索无恶不作。管你东厂的、司礼监的，统统给我靠边站。看似威风八面，可做人到了这一步，好人他得罪光了，坏人他也得罪光了，也就离死不远了。自我感觉良好的汪直更不会知道，从他下决心横刀立马上战场的那天起，他就已经破坏了游戏规则——朱见深的游戏规则。
从汪直掌权的第一天起，就没少人在朱见深面前骂汪直。经营西厂的时候，有人骂他搞冤假错案；视察地方的时候，有人骂他飞扬跋扈。忠臣（商辂）骂他，奸臣（万安）也骂他，太监（梁芳、尚铭）也骂他，传奉官（李孜省）也骂他，可朱见深没感觉：既能替他收集情报，又能替他打胜仗找面子，这样的宝贝，好好宠着还来不及呢。
但当朱见深知道，边境数次遭到报复性攻击，损失无数的时候，他终于怒了：敢给我找麻烦，办你没商量。
这倒不是因为朱见深有血性，而是因为汪直替他捅了娄子，捅了娄子就是破坏了他“和平安定”的生活，这就是所谓的游戏规则了。接着，尚铭又在朱见深面前下了猛药——把汪直平时在外面散布宫廷生活秘闻的旧账兜了出来，又说：“天下之人但知有西厂而不知有朝廷，但知畏汪真而不知畏陛下。”朱见深更怒了：敢揭我的“艳照门”，还天下只知有汪直而不知有朕，真反了你了。
于是，在纸糊阁老（万安）、特务头子（尚铭）、工作秘书（怀恩）、生活保姆（梁芳）的共同努力下，汪直的好日子到头了。成化十九年，汪直先被调动到南京，又降职为普通太监，从此彻底消失在人们的视线中。人没了，可骂声没结束，大家还是一如既往地骂，直到把这位成化朝太监队伍里的三号人物，骂成“名垂青史”的四大权阉之一。
可说他名不副实，除了说他干的坏事和他名声不匹配外，还因为臭名昭著的他，恰是三位浑蛋里做好事最多的。他也提拔了一些能臣，比如名将王越，这将是后面篇章里大书特书的人物。他虽然飞扬跋扈，却也敬重人才，嘉兴有个叫杨继宗的官员很有才能，他闻知后前去拜访，杨继宗却闭门不见。可就是这样，他依然在朱见深面前极力推举这位杨大人，毫无打击报复之事。还有历事成化、弘治两朝的名臣秦纮，弹劾汪直弹劾了一辈子，可他被藩王诬陷下狱，还是汪直替他洗雪冤枉，后来汪直面见朱见深，大力称赞秦纮为大明地方官第一能臣，可朱见深笑盈盈地拿出一份奏折，恰好是秦纮骂汪直的。要说举贤不避仇，好些个饱读诗书的大儒，怕是连不识字的汪直都不如呢。
浑蛋干好事不奇怪，再浑的人，对自己有利的好事也会去干。可汪直干的“好事”，好多是利人不利己的，秦纮的事正是例子。所以，他至少还是有点儿责任心的，至于坏事呢，总结来总结去，无非就是欺压良民（对象和方法比较可笑）、擅开边衅（朱见深同意的）、飞扬跋扈（态度上的）这么几条，和那几位与他齐名的教父比，那是相当的不上档次。
说来说去，他是一个浑蛋，却是一个有点儿责任心又不上档次的浑蛋。
说到这里可以看到：有尚铭和汪直这两个浑蛋在，有钱你得被东厂整，没钱就被西厂整，投胎都没用。大明社会，怎一个恐怖了得。
可这不是危害最大的，危害最大的是最后一个浑蛋，他是个彻底无责任心、无原则，而又最上档次的浑蛋：梁芳。
武打片导演都有这个习惯：但凡早早出场、貌似武功高强的反面角色，其实不过都是小鱼小虾，而一直阴森森躲在幕后的，却往往是剧中的大魔头。历史也貌似有这个规律，躲在深宫里没品没级的梁芳，却恰好是成化朝太监干部队伍里的第一号人物。
梁芳这个人，别说后世，就是当时也有很多人拿他不当回事，见谁都是一脸笑，碰到大臣就点头哈腰，待人接物客客气气，为人处世极其低调。可事实是，他才是成化朝威力最大的太监。
他的地位恰好是一句俗话：近水楼台先得月。常年伺候朱见深，主持春药和长生不老丹的开发工作，并负责物色传奉官人才。朱见深搞娱乐活动得靠他，过夫妻生活也得靠他。除了万贵妃，朱见深最离不开的人就是他了。
当然，梁芳的成功还应了另一句俗话：团结就是力量。
围绕在朱见深身边的传奉官，基本都是经他推荐的死党，“纸糊三阁老”“泥塑六尚书”大多是他的“革命战友”。把持后宫的万贵妃，则是他的黑后台。彼此之间也有矛盾，但基本还能在大事上保持“团结”。以朱见深的各类瞎搞活动为核心，他渐渐建立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利益集团，上上下下盘根错节，渐成气候，也正是这个集团，不但成了朱祐樘太子道路上的最大绊脚石，也成为日后朱祐樘拨乱反正的第一个对手。
整个集团的构成是这样的：陪朱见深瞎搞的传奉官是内部组织，喝茶混日子的“纸糊三阁老”是外围组织，藏在深宫里算计人的万贵妃是组织的黑后台，而上蹿下跳的梁芳则是整个组织运动的枢纽：里里外外串通消息，居中协调运筹帷幄，堪称整个组织的“中流砥柱”。
这个利益集团其他人等的恶行，之前都有过介绍，唯一介绍不多的则是内部组织：传奉官。这些人职业各异，脾气性格各异，数量繁多，但最得宠又最祸害的却是两人：道士李孜省、和尚继晓。
李孜省，今江西南昌人，是一个因腐败问题被通缉的江西公务员，在数年的逃犯生涯中刻苦学习第二技能——炼丹修道，又因偶然机会结识了梁芳，一跃成为传奉官，从此飞黄腾达。其主要业务是为朱见深开发高科技产品——长生不老丹，以及附属夫妻生活用品——春药。
要是研究春药还算是药品开发的话，研究长生不老丹就只能说是荒唐了：尽是些铅、汞、金、银等化学物质，见天的往朱见深嘴里送，轻的能吃出智障，重的吃到一命呜呼。朱见深几十年如一日地坚持服用，十条命怕是也吃没了。
不过这是人家朱见深自愿的，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嘛。可李专家实在不甘心只做一位科研工作者，其参政、议政的热情也同样高涨，内阁大学士彭华和刘吉都是他的铁哥们儿，串通一气以权谋私也成了日常工作。于是诸如跑官、卖官之类上不得台面的工作也就成了第二产业，给成化朝本就已乌烟瘴气的朝局结结实实地又烧了堆“烟”。
不过说到底，李专家的罪过也不过是摧残摧残朱见深本人的身体，还是人家自愿的。另一位大师就了不得了——和尚继晓，人家直接摧残朱见深的心灵。
朱见深自小受了很多苦，精神空虚是正常的，信个教，找个精神寄托也不错。可在这点上，朱见深充分体现出“帝王的博大胸怀”，逮着什么信什么，佛也信，道也信，民间巫术也信，道士给官做，和尚给官做，巫婆、巫师也给官做，上午去炼丹，下午就拜佛，晚上看人跳大神。工作极其繁忙，兴趣极其广泛，胸襟极其宽广，态度极其端正。
而继晓是和尚里最得宠的，同样是梁芳“破格提拔”的人才。他是江夏的一个普通和尚，论宗教造诣相当不上档次，可人家却有两个拿手绝活：第一是发明新型春药（同李孜省抢生意），第二是精通旁门左道，具体内容包括下油锅、过火海、点石成金等今天江湖骗子继续发展的手段，正常人几下子就能看出猫儿腻，可没关系，皇上喜欢就行。
皇上果然喜欢，一是春药质量相当过硬，二是旁门左道的把戏开了眼。封赏！继晓被封为国师，一时间恩宠无比。
跟李孜省比起来，继晓参政、议政的热情不高。出家人嘛，早就看破红尘了，人家有更高层次的追求：弘扬佛法。
继晓要建庙，朱见深马上批准；继晓要做佛事，朱见深也马上批准。一切都照着最高级别的标准来，至于标准嘛，一定要选最豪华的地段，使用最高级的建筑材料，铺最大的排场，一句话，高标准严要求，严把施工质量关，就是别替我省钱。大明帝国的白银，就如水一样哗啦啦地流走了。
可凡是黄金地段都住上人了，还有老百姓盖上房子了，咋办？这还不好办吗？房子全拆掉，人全撵走，不就解决问题了。不走？官兵就来强拆、强赶。因为是皇家用地，想要些补偿银两，门儿都没有。根据不完全统计，仅北京周边地区，成化朝新建寺庙就有一千多座，每一座寺庙的落成剪彩仪式，都以成千上万的百姓流离失所为代价。
在弘扬佛法的同时，继晓在私生活问题上也没闲着，破戒娶老婆不说，还专门喜欢随便奸淫百姓家的妻女，管你已婚未婚，被看上了一律霸王硬上弓。当时北京城女子上街，上至八十老妪，下至五岁孩童，远远见到穿僧袍剃光头的，二话不说撒腿就跑。真是人人自危，有如惊弓之鸟。
所谓道长，不过江湖骗子；所谓国师，不过流氓无赖。邀宠的骗术，有梁芳为他们护着，做歹的恶行，有梁芳替他们遮着。当然，所谓封赏、搂钱、干工程，梁公公也是要见面分账的，只是骗子无赖们在明处，梁保姆躲在暗处，所以骂他的反而少。
然而，梁保姆还掌握着两条最便利的致富业务：采办、强占。
朱见深要瞎搞，总得有人出去给他置办东西。这就是采办，梁采购员在从事采购业务的过程里，上至他本人，下至他派到各省的小采购员，一律遵循勒索地方、白吃白拿的工作原则，购物款当然是落到自己腰包，地方上还能敲一笔，办一份差发两份财，油水大着呢。
这样就是连锁反应，太监压迫地方官，地方官压迫百姓，百姓只能倾家荡产了。下派地方工作的太监们坚持雷厉风行的工作方式，看见什么拿什么，富人、穷人逮谁敲谁，连地方藩王也不放过，比如下派云南工作的钱能，还干出了“国际水平”，连与广西相邻的安南国（今越南）也不放过，大肆向当地国王索贿不说，他派去的指挥使郭景，竟然奸污了越南国王的女儿，然后拍拍屁股没事走人，虽然回国后被云南巡抚王恕一道弹劾整死了，但在安南国本土，产生的影响有多坏可想而知。
无数的好玩意儿就这样送到宫里来，比如争奇斗艳的成化瓷就是从那时候起享誉天下的，只是我们后人不会想到，那一道道的流光溢彩下，是多少平民百姓家破人亡的痛苦与怨恨。
琼浆美酒谁酿就，是百姓血泪万古愁。
如果没记错的话，北宋末帝宋徽宗也干过类似的事，不过那时候的名号叫“花石纲”，折腾了没几年就把国家折腾亡了，抚今追昔，真是庆幸朱见深死得早。
但是在梁保姆看来，采办无本万利，可毕竟还是投机生意，要发家，还得置地，怎么置地？强占！
具体的工作方式就不说了，简单一句话：圈地的加强版。手段更狠（逮谁抢谁），参加者更多（千万个站起来的王振），范围更大（不但从中央到地方，更将手伸到军囤），总之，简直不是挖墙，而是在墙上砸窟窿了。
补充说明一句：采办也好，强占也好，但凡正直官员，没有不挺身而出阻止的，有上奏疏骂的，有顶住压力死扛的，结果大多数情况都是该咋样还咋样，除了朱见深的庇护外，就是“纸糊阁老”“泥塑尚书”以及地方一大批亲信的“密切配合”。还是那句话，梁芳代表的是一个利益集团，正是这个利益集团把持政权、排挤忠良，形成巨大的毒瘤。
这就是梁芳，一个狡猾、贪婪、奸诈、后台强大、党羽众多、浑蛋到极致的浑蛋，成化朝三大太监浑蛋中的极品。当然，归根结底，还是朱见深为他们提供了展现浑蛋素质的平台。
所谓宦官乱政，不过是朱见深搭台，浑蛋唱戏，如此而已。
但还好，成化朝的宦官，除了三个浑蛋外，还有一个好人，这就是之前露过无数次面的怀恩。
怀恩这个人实在奇怪得很，身为一个太监，人家栽赃陷害，他却平反冤案；人家贪污腐败，他却廉洁自律；人家圈钱占地，他却拿出钱周济贫苦清廉的官员；人家和贪官污吏拉关系，他却专和清官能臣交朋友（比如内阁大学士商辂、地方能臣王恕）；人家专整忠良，他却专整浑蛋（汪直和尚铭的落马都有他的功劳）；人家天天搞阴谋陷害，他却天天挺身而出保护大臣（比如保护曾弹劾继晓的刑部员外郎林俊）；人家拍领导马屁，他却天天和朱见深唱反调（为给林俊求情曾被朱见深追打）……
这样“不上路子”的人，放在黑暗的成化朝，别说升官发财，貌似能活着都算万幸了。可他却越活越滋润，职务节节高升，成为太监干部队伍里名义上的最高级别领导——司礼监掌印太监，掌握批文件和盖章的大权，当汪直和尚铭为争当老三打得头破血流时，他已经混到了老二的位置上（老大是梁芳），优哉游哉地瞧着下面两个小弟乱咬。
说到底，第一，他是个能干活的人，司礼监又是个业务性很强的单位（掌握国家大事的批阅盖章权），缺了他玩儿不转。第二，他是个狠人，收拾起人来既毫不留情，又不落把柄，汪直、尚铭、梁芳三大浑蛋都有不少爪牙被他死整，却连声都不敢吭。第三，他虽然既狠又能干活，却不傻，做事滴水不漏，也有自己一套势力班底：接替尚铭执掌东厂的陈准、陪朱祐樘读书的覃吉、司礼监太监萧敬，平日里共同进退，所以，三大浑蛋太监明明恨得他牙根儿痒痒，却拿他没招，朱见深虽说不喜欢他，却也得用他干活。于是，他越混越好。
怀恩周旋于三大浑蛋之间斗来斗去，东厂的大权和司礼监的大权都落在了他手里。按说一个太监做到这一步，也算是够本了，可怀恩并不满足，他知道，这一切都是手段，而不是目的。
东厂不是怀恩的目标，司礼监也不是怀恩的目标，甚至赶走梁芳一统太监界也不是。怀恩的目标是什么？说起来让人不信：为国为民！
怀恩，山东人，姓戴，族兄就是宣宗时代因阻止明宣宗游猎而被抄斩的名臣戴纶，当时只有十五岁的怀恩受其株连，发入宫中为奴。数十年过去了，当年的宣宗以及后面的英宗，都已化为黄土。当年那个在啼哭中被送入净身房的孩子，今日已然是垂垂老人。但是家族的悲剧、兄长的舍生取义，却让他终生不忘。他也曾叹息于朱祁镇的无能，悲哀于朱见深的荒唐，两代大明帝王从小看到大，没一个成器的，他曾经心灰意冷，却直到有一天，他遇见了那个孩子，那个叫朱祐樘的孩子，他曾经泯灭的希望又重新被点燃。在日久天长的相处中，他越发地相信，这个坚强而善良的少年，将承担起他心中埋藏了数十年，却依旧沉甸甸的梦想。
为国为民！
这正是他所做的一切的缘由，是他不止一次悉心照料朱祐樘的缘由，是他不止一次挺身保护朝廷忠良能臣的缘由，是他周旋群丑之间，借力打力，铲除奸佞的缘由。他已经老了，所剩的时日不多，但只要一息尚存，他就要做好两件事情：第一，保护好这个孩子，让他平安即位；第二，在他即位以前，要利用手中的一切权力去阻止所有的倒行逆施，把大明朝因所有荒唐而承受的重创减轻到最低。他的苦心，此时的朱祐樘并不能完全明白，直到他十六岁那年的那场人生最大的考验到来时，他终于明白了一切。
此时距离朱祐樘人生里那场最大的考验还有一段时日，且让我们去看看另一颗毒瘤：官风糜烂。
成化朝的官风，已经绝不仅仅是腐败黑暗这么简单，纵然怀恩使尽牛力，忠良还是被一个个罢免了，小人还是相继掌权了，拜“纸糊三阁老”“泥塑六尚书”所赐，此时的大明政府只配得上俩字——歇菜。
起核心作用的当然是“纸糊三阁老”：万安、刘珝、刘吉。后来刘珝在三阁老狗咬狗的争斗中被咬跑了，接班的换成了彭华。关于这几个人真没什么好说的，万安是万贵妃的铁杆儿亲信（自认是万贵妃的亲戚），帮着万贵妃进个美言，勾结梁芳搞搞经济问题，大坏干不出来，小坏天天干，算是个标准的无耻小人。
彭华是万安的铁杆儿亲信，又和李孜省是铁杆儿兄弟，平日里的业务和万安差不多，业务水平比万安当然还有差距，和万安一类货，却更不上档次。
倒是刘吉的情况特殊，三阁老狗咬狗时，他“旗帜鲜明”地站在万安一边，又同彭华一样，跟李孜省拜了把兄弟，对万安又极其尊重，从此实现了内阁“领导班子”的大团结，貌似和万安一路货，其实却不是。
刘吉这个人，最大的特点就一个：八面玲珑，见风使舵，领导喜欢什么就来什么。万安能混进内阁，关键在于听话，领导说啥就是啥，还搭上了和领导老婆的亲戚关系才得以提拔。刘吉不一样，领导想要他办的事，他都能办得妥妥帖帖。
这就是刘吉和万安的区别，万安是个没用的小人，刘吉是个有用的小人，对于志在治国的皇帝来说，无用的小人扫地出门，有用的小人，为什么不能用一用呢？
朱祐樘看到了这一点，也记住了这个区别，而正是这个区别，决定了弘治朝开始后，三个人不同的命运。但这都是后话了，至少目前为止，三个人都没干正事，在他们的表率作用下，政府彻底歇菜了。
但成化朝之所以能够勉强运转维持，不仅因为宫廷里有怀恩，还因为政府里总算还有几个明白人。在成化十八年以前，内阁有商辂，成化十八年后，六部还有余子俊和周洪谟。
商辂，今浙江淳安人，说起他，还是那四个字：高分高能。科举成绩好（连中三元），人品好（为官清廉，生活勤俭），为官能力强，既能带兵（做过兵部尚书），又能管钱（做过户部尚书），还能管人事（做过吏部尚书），最后管内阁（内阁首辅），样样都做得出色，堪称成化一朝有道德、有水平、有能力的全面复合型人才。
所以，尽管朱见深从成化五年开始就歇班了，但他就像一根孤独的柱石，几十年如一日，苦苦支撑着风雨飘摇的江山。可有水平终于比不上有后台，成化十三年（1477年），商辂被汪直陷害，愤然辞职而去，十年后（成化二十二年，1486年）病故家中，他尽了一个能臣所做的一切，唯一的遗憾，就是没活到弘治朝。
幸运的是，“泥塑六尚书”里总算还有两个大活人：兵部尚书余子俊、礼部尚书周洪谟。
周洪谟，四川长宁人，他在荆襄流民大起义中已经风光了一把，若没有他那一纸奏折，至少整个华中地区还要被农民起义烈火烧十年。
作为文化教育部门（礼部）的最高领导，周洪谟狠抓教育，培养人才，他学问做得好，文采好，枯燥的奏折照样写得声情并茂，可以当美文看，连最怕批奏折的朱见深都很喜欢。科研工作也搞得好，在做好日常工作的同时，也主持研发了一批高科技发明，比如钦天监（天文台）的许多仪器就是他改装的，达到15世纪世界尖端水平。
但写美文和搞发明都是业余爱好，换句话说，只是为了讨得皇帝信任，为他本职工作服务的。而他的本职工作只有一条：为民请命。
所以汪直制造冤假错案时，他极力阻止；传奉官干涉朝政时，他拼命阻拦；皇亲国戚圈占土地时，他极力斗争。凡是对老百姓有益的好事，他都极力推行；凡是祸害老百姓利益的事，他都拼命反对。地方上许多敢于硬顶宫廷采办的官员，如广东的高瑶、陈选，都是他的门生或亲信。他得罪了不少人，可坏人对他也无可奈何：第一，他凡事很少自己出头，总在背后给敌人搞小动作；第二，朱见深喜欢他，就像喜欢那些传奉官一样。
在他的努力下，土地兼并多少遭到抵制，采办宦官的气焰遭到打击，许多无地流民百姓得到安置，社会矛盾多少得到缓和。
除了周洪谟，兵部还有个明白人：兵部尚书余子俊。
就算大明朝所有官员都放假了，余子俊还得加班加点，因为他的工作比较特殊——打仗。
余子俊，今四川夹江人，从成化六年开始就下派地方，巡抚延绥地区，长期担任边疆下派干部，工作内容很简单：保卫边疆。
余子俊的本职工作做得好，留存到今天的陕西至宁夏一带的长城，大部分都是他修的，后来当兵部尚书后，又加修了从黄河到延庆的新城墙。这些城墙就像一只母亲的手臂，保护着烽火连天的大明边陲。
这貌似不稀罕，修墙干工程谁不会，但余子俊确实稀罕：第一，他在最该修的地方修，花最该花的钱。第二，他干工程的效率高得很，既能节省民力，又能多快好省地完成任务，比如修陕西一带的城墙，只花了三个月时间，动用人力不过四万人，且质量过硬。换成秦始皇，那是相当的不可想象。
在他的努力下，大明帝国的西北边陲建成一个合格的防御体系：军队开支节省，却布防合理有序，所以当汪直出去找事招人报复的时候，每次都躲进城墙里，对方也只能干瞪眼。尽管鞑靼人肆虐河套，却一直没能像后来的俺答那样兵围北京，全是靠这道墙挡着。
在干工程的同时，余子俊也没忘了部队的反腐败工作，虽然以他的地位抓不了大蛀虫，逮几只鱼虾还是可以的。部队屯田得到整顿，士兵的利益多少得到保障。
余子俊没打过什么大仗，但他的防御布局却保卫了边疆，这就像抗震的时候，冲进废墟救人的当然是英雄，可在地震来之前把房子修结实的更是英雄。
有这几个明白人在，当时的明朝廷总算还能有点儿活气。也仅仅是有点儿人活气而已，评价这些明白人在成化朝的地位，一句美国电影片名最合适——《黑暗中的舞者》。
可说到余子俊的时候，许多人也许迷糊了：堂堂大明，怎么只能靠几道城墙保护？咱的百万雄师呢？
由此，引出了成化朝的那个毒疮——河套。
要问朱见深最关心的边防问题是什么，答案就是河套问题，朱见深不傻：万一哪天再来个靖康之变，被人家连窝端到北方吃牢饭，舒服日子可就到头了。所以河套问题一直是成化朝君臣工作的重中之重，整个河套草原已经是一个大毒疮，怎么办？
那还不好办，挖掉毒疮不就得了。
大臣之中持这种意见的不少，大学士李贤就是坚定的主战派。他认为，发动一两次大规模战役，重创敌人有生力量，再守住占领的地盘，就能一劳永逸解决问题。之后，这也是朝廷主战派的基本论调，太监汪直也是坚定的支持者（能立功），貌似这也没错：大明雄兵百万，所谓鞑靼就是一群土匪，收拾他们不就得了？
貌似没错，其实大错。
河套是个毒疮不假，一刀挖去毒疮也应该，可问题是：你给手术刀消毒了吗？你的手术刀锋利吗？
大明的手术刀——军队，腐败丛生，训练废弛，战斗力低下，士兵逃亡严重，平定个荆襄起义和大藤峡起义都费了牛劲儿，何况是对付天天以打仗为生的蒙古人？
拿生锈的手术刀去挖疮，结果是什么？当然是感染恶化病情，这些问题，那些不懂军事的大臣是搞不明白的。
更要命的问题是：挖了疮，你还要护理保养，防止感染。所以一旦开战，打不赢还好办，打赢了更难办，占领的地方你要留兵把守、修筑工事，还要移民实边，这些事，哪样不得花钱，可钱呢？全让朱见深拿去炼丹修庙了。
所以极力反对这个计划的，恰恰是那些有军事经验的干部，比如兵部尚书白圭，还有前文提到的余子俊、王越，都主张循序渐进，一步一步解决问题。他们也提出了计划：具体操作是，不发动大规模进攻，而是逐渐推进，蚕食河套地区，再通过移民实边巩固国防，这是一个很细致也很稳重的计划。可问题是，朱见深并不懂军事，他只想赶快解决问题，可这个计划太费时间和精力了，为了尽快过舒服日子，当然不用。
于是终成化一朝，明朝不断地对河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比如成化八年进行“搜套”，成化九年王越取得“红盐池大捷”，成化十七年又取得“黑石崖大捷”，一连串胜仗，直到今天还被某些人追捧，认为这是朱见深的“工作成绩”。
可更奇特的一幕发生了：不管是什么性质的胜仗，蒙古人始终没有被赶出河套去，不但没有，还越打越多，根子越扎越牢，而且经常对明朝边境实施报复性攻击，你杀我一个，我杀你一百个。总之，得不偿失。
唯一的例外就是王越，只有他的胜仗还算是胜仗，攻克了一些边境要地，余子俊修筑的边墙正是在他的基础上完成的。他是个有才能的将领，也很得皇帝宠信，与大太监汪直更是铁哥们儿，这个人后世有夸的也有骂的，立功不少，污点更不少，总之，还是生错了时候。
本身打仗的条件就不成熟，内部问题没解决，战斗力跟人家也有差距，你拿什么去“一次性”解决问题？就像拿生锈的手术刀挖疮一样，河套这个毒疮也很快化脓了，当地的蒙古鞑靼部落越打越强，边境危机越来越严重，好在那时候他们自己也忙于内斗，加上余子俊煞费苦心地布局，总算没出大漏洞。
然而朱见深并不知道，就在他在位的二十三年里，河套毒疮已经病变了。
盘踞河套的鞑靼部落先经过相互的内斗统一起来，然后又相继征服了其他鞑靼部落，连强悍一时的瓦剌部也被其赶走。等到他儿子朱祐樘即位时，大明北方的强敌已经不是各个人松散的部落，而是一个政权统一、力量集合为一体的蒙古鞑靼政权，他们的领袖在历史中有个闪光的名字——达延汗。
这是一个在蒙古民族历史上，终明一朝，唯一一个可与成吉思汗、忽必烈等杰出人物比肩的牛人，此人比朱祐樘还年轻三岁，却少年老成，统治有方，终令蒙古民族迎来了又一个黄金时代，甚至，如果荒唐的朱见深能够多活几年的话，他完全有机会把祖先成吉思汗做过的丰功伟绩再做一遍。
虽然他最终没这个机会，但事实上，他不仅是明孝宗朱祐樘一生的对手，更将是明孝宗的儿子——明武宗正德帝的对手。这个人，在明史中被称为小王子。
换句话说，他的强大和风光也是拜朱见深所赐。
大明帝国的万里北疆，看似风平浪静中，实则已然阴云密布。这些，统统留给了后来的朱祐樘。
但比这更有现实意义的，却是朱祐樘个人的危机：太子废立。
河套的毒疮在病变，朱见深对儿子的偏见也在病变。成化二十一年，朱见深对儿子朱祐樘的厌恶到了极点，其他的儿子渐渐长大，看着顺眼的也越来越多，唯独对朱祐樘不顺眼，拜无数万贵妃党羽以及万贵妃本人几十年如一日挑拨离间所赐，他终于下了一个决心：废太子。
当然，他也知道废太子并不好办，太子有不错的声誉，也有支持他的官员，但这些都不是障碍，最大的障碍只有一个——司礼监掌印太监怀恩。
怀恩是太子的人，这个很多人都知道。而且怀恩是司礼监掌印太监，位高权重，也有一套自己的势力班底。废太子这么大的事，没他支持不行。
可朱见深认为这不是困难，怀恩支持太子，不也是为了利益嘛，只要明确地告诉他，废掉太子，我将给你更大的利益，他还能阻拦吗？所以朱见深主动找怀恩谈话了，绕了半天弯，终于转到正题：我想废太子，你的意见呢？
怀恩说：我不同意。
然后朱见深就耐心地做说服教育工作，把要废太子的理由罗列了一大堆，威逼利诱了半天，怀恩却是油盐不进，就是不答应，说到激烈处，怀恩一言不发，脱下自己帽子，向朱见深叩首，嘴里还是那三个字：不同意！
朱见深怒了：不同意，连你一起废！
怀恩平静地仰起头，他长长地叹息了一声，说出了他这辈子最男人的一句话：
“那你就废了我吧（虽万死，亦不为）！”
朱见深呆了：不为利，不为名，不要命，就为了保太子，咱俩谁是他爹啊！
他咬了半天牙，终于还是没杀怀恩，挥挥手打发他去凤阳孝陵司香去了。
怀恩走了，他长叹一声，打点行装，离开了他生活了几十年的深宫大院。在他眼里，太子要完蛋了，自己的地位完蛋了，心中的梦想完蛋了，总之，一切都完蛋了。
朱祐樘更不用说，生命中最大的一个保护人也走掉了，然后是支持他的官员、宦官也相继遭贬罢。深宫之中只留他一个人，似一棵孤零零的小草，等待着命运风雨的裁决。
也正是在这一刻，他终于明白了怀恩，明白了所有人付出与牺牲一切的原因，不是为了升官发财，更非为了蝇营狗苟，而是为了一个很崇高的信念，现在，上天还会给他这个机会吗？
万贵妃得意了，梁芳得意了，利益集团的所有人都得意了：太子被废，新太子将是一个继续听自己话的人，好日子还会继续下去，幸福万年长。只要一个程序问题：废太子。
这个程序问题，最终还是没走过去。
因为老天终于还是做出裁决了，成化二十一年四月，泰山地震。
中国历史上地震不少，每次地震都会带来巨大的破坏——沉重的经济损失、巨大的人口死亡数字，总之都是痛苦，但是这场地震却是中国历史上最幸福的。
古代科学知识少，地震知识更少，一般帝王都把地震看成老天爷发怒的表现，朱见深这样常年从事封建迷信工作的人更不例外。既然是发怒就得搞清楚原因，就得找人咨询。负责查找原因的单位，当然就是钦天监（气象局兼地震局）。
钦天监很快汇报了调查结果：应在东宫！
这是一个挽救了朱祐樘，也挽救了大明朝命运的调查结果：老天爷发怒，是因为当皇帝的要废太子。
朱见深就算再胡闹，也是不敢得罪老天爷的。万贵妃再嚣张，也不能不怕地震，梁芳们再狡诈，也不敢和老天爷唱反调。毕竟都没做过什么好事，也都怕报应！
在老天的裁决下，朱祐樘度过了人生最大的危机，继续在黑暗的角落里，默默地思索着这个灾难沉重的国家。
补充说明一句，后来也有人认为，钦天监的这个调查报告是有周洪谟从中做工作的结果。因为他虽然管的是礼部工作，但常年主持科研开发，和钦天监的交情很深，好朋友也不少，干这个事很方便。这种说法证据并不过硬，但个人认为，以这位周大人一贯为国为民的表现，以及做事的风格，还是有可能的。
不管怎么说，得救了，彻底得救了。
也因为这次事件，万贵妃及其党羽认定了朱祐樘有老天爷庇护，当然不敢再打坏主意。可他们更知道，自己与这个孩子仇深似海，将来一定不会被放过的。事实是，他们只猜对了一半。但万贵妃却从此处于长期的焦虑和恐惧中，日日茶饭不思，长吁短叹，终于积郁成疾，到了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正月，最终扛不下去，活活地扛死了。
长吁短叹啥？坏事做多了，怕报应，朱祐樘接班已经板上钉钉，报应迟早要来。所以越想越怕，越怕越叹，越叹越怕，终于……再也不用怕了，一句话，她是吓死的。
关于她的死法，有很多种版本，有人说是泰山地震以后她就病倒了，死挺了两年没挺过去。还有人说是给她瞧病的太医下了毒，把她给毒死了。更有人说她某日和一个宫女怄气，心肌梗死而死。还有更耸人听闻的说法：自从地震以后，每天夜里都有被她打掉的胎儿化成鬼找她索命，最后终于给索走了。总之，不得好死。
我认为，怎么死的不重要，所谓咒人不得好死，只是希望人家死前多点儿痛苦，所谓凌迟之类的酷刑，也是为了让人死前受罪。而万贵妃，是带着无边的恐惧和愁苦死的，她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所承受的是无边的精神折磨。肢体的折磨只能痛苦一时，精神的折磨却足够日久天长，远胜过所谓三千六百刀剐刑，所以，这就够了，恶有恶报。
关于这个女人，后世也没少泼脏水，神话小说里说她是啥黑风山上的女狗熊精变的，演义小说里说她在后宫养了面首三千，日日淫乐（完全瞎编）。更玄乎的，说她专吃童男童女，还用法术控制朱见深的思想，那不是历史，倒是《西游记》了。
我认为，她就是一个女人，一个爱自己丈夫并能够给自己丈夫温暖和体贴的女人，她不荒淫，只忠于丈夫一个人，她所做的那些“残暴”，归根结底也是为了保卫自己的爱情。在爱情面前，每个女人都是自私的，结婚的女性对这点怕是感受更深。
但是，她毕竟不是一个家庭主妇，而是一个帝王的老婆，所谓为保卫爱情做的一切“正常”的事，在帝王之家不仅不正常，甚至祸害无穷。不但危害了当时的国家，甚至在百年之后，依然承受着无尽的指责。她是有错，把所有的错归在她身上，却同样是错，就像把所有的错归结到太监或者奸臣身上，都是不公平的。
最大的责任人，当然是朱见深，这个管不住自己老婆，也管不好国家的脆弱男人，才是一切的罪魁祸首。
在万贵妃去世后，这个好丈夫忧虑成疾，于成化二十三年八月病逝，到另一个世界去找他的万管家婆了。
这是一场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爱情，所有的阴谋与荒唐，因坚贞的爱情而诞生、蔓延，祸乱国家。这，正是成化朝二十三年混乱的根本原因。
朱祐樘用自己的眼睛见证了这场爱情所有的伟大和悲剧，同时，他也娶媳妇了，新娘是国子监监生张峦的女儿，一个温柔贤惠、知书达礼的女子。同时，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幸福的皇后。
关于朱祐樘的婚姻生活是后面的内容，无论怎样，荒唐黑暗的成化朝总算画上句号了。父亲母亲、恩人仇人，或离别远去，或化为黄土，逝者已然永别，来者却犹可追。
怀着无数的爱与恨、感慨与思念、记忆与梦想，十八岁的朱祐樘于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九月初六正式即位，接见群臣的朝拜，次年改年号为弘治。大明天下，从此正式到了这个历经磨难的年轻人手中。
一个伟大的盛世开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