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
上文曾经说过，我在天下太平的空气中出世，一直生活到十岁，虽然本身也是多病多灾，却总是平稳中渡过去了。但是在癸巳（一八九三）年遇着了风暴，而推究这风暴的起因，乃是由于曾祖母的去世。曾祖号苓年公，大排行第九，曾祖母在本家里的通称是“九太太”，她的母家姓戴，父亲是个监生，所以大概也是本城的富翁，但在我有知识以来，过年过节已经没有她的娘家人往来，可能亲丁都已断绝了吧。苓年公早年去世，没有人看见他过，但性情似乎很是和顺，不大容易发脾气的，因为传说他好种兰花，有两间房内特设地板，称为“兰花间”，还是他的遗迹，据说有一天他钻到床底下去安排花盆，当时祖父的保姆吴妈妈误当是一只狗，唆唆的吆喝想赶他出去，这话流传下来，可以为例。但是曾祖母的相貌很是严正，看去有点可怕，其时她已年将望八了，——她去世时年七十九，恰在除夕了，其实算是八十也无不可，——终日笔挺的坐一把紫檀的一字椅上边，在她房门外的东首，我记得她总是这个姿势，实在威严得很。我们小孩却不顾什么，偏要加以戏弄，记得（这是我自己第一次记得的事了）同了鲁迅走到她的旁边，故意假作跌倒，睡在地上，那么她必定说道：
“阿呀，阿宝（这是她对曾孙辈的总称），这地下很脏呢。”那时已是她的晚年，火气全然没有了，在壮年时代她的脾气实在怪僻得很哩。据我的一个堂叔“观鱼”所著《三台门的遗闻轶事》所记，大抵流传于本家老辈口中，虽系传闻，未必全属子虚吧。现在抄录在这里：
“九老太太系介孚公的母亲，孤僻任性，所言所行多出常人意料以外。当介孚公中进士，京报抵绍，提锣狂敲，经东昌坊，福彭桥分道急奔至新台门，站在大厅桌上敲锣报喜之际，这位九老太太却在里面放声大哭。人家问她说，这是喜事为什么这样哭？她说，拆家者，拆家者！”
拆家者是句土话，意思是说这回要拆家败业了。她平常就是这种意见，做官如不能赚钱便要赔钱，后来介孚公知县被参革了，重谋起复，卖了田产捐官（内阁中书）纳妾，果然应了她的话，不待等科场案发，这才成为预言。平常介孚公在做京官，每有同乡回去的时候，多托带些食品去孝敬母亲，有一回记得是两三只火腿，外加杏脯桃脯蒲桃干之类，装在一只麻袋里，可是曾祖母见了怫然不悦道：
“谁要吃他这样的东西！为什么不寄一点银子来的呢。”她这意思是前后相符，可以贯穿得起来的。
我们小孩暂时能够在风平浪静的时期，过了几年安静的生活，只在有时候和老太太们开点小玩笑，这实在是很幸福的。上面说过的“兰花间”及其毗连的一部分，已经分给共高祖的“诚房”，——我们是“兴房”居长，第二是“立房”，至于“诚房”这是智字派下的第三房了，——租给一家姓李的，是李越缦的本家，主人名为李楚材。我所记得的恰巧也是对于老人的小玩笑，这是很有意思的偶合了。鲁迅在《朝花夕拾》的一篇里记有一节，现在就借了过来应用吧。
“冬天，水缸里结了薄冰的时候，我们大清早起一看见，便吃冰。有一回给沈四太太看到了，大声说道：‘莫吃呀，要肚子疼的呢！’这声音又给我母亲听到了，跑出来我们都挨了一顿骂，并且有大半天不准玩。我们推论祸首，认定是沈四太太，于是提起她就不用尊称了，给她另外起了一个绰号，叫作肚子疼。”这里所谓“我们”，当然一个是我了，至于另外一件事乃是我单独干的，也是对于李家的一位房客。这是一个四五十岁的很高大的人，却长着很是细小的辫子，顶上戴着方顶的瓜皮帽，样子颇为滑稽。有一天在门外看见许多人围着，是在看新嫁娘，这位高个子小辫子的人也在那里。我便忍不住偷偷的走近前去，将他的辫子向上一拉，那顶帽子就立刻砰的飞掉了。为什么辫子一扯帽子就会掉呢，这是因为辫子太细小了，深压在帽子里面，所以一掣动它，帽子便向前翻掉了。可是那人却并不发怒，只回过头来说道：
“人家连新娘子也看不得么？”小孩虽然淘气，只因他的态度应对得很好，所以第二次便不再和他开玩笑了。
中
曾祖母于光绪十八年壬辰的除夕去世，她于两三日以前，从她照例坐的那把紫檀椅子想站起来时，把身体略为矬了一矬，立即经旁人扶住了，此后随即病倒，人家说是中风，其实不是，大约只是老衰罢了。
她是阖台门六房人家里最年长的长辈，中间的“大堂前”要让出来给她使用，本来是死人要大过活人，何况又是长辈呢。恰巧这年我家正是“佩公祭”（是智仁勇三派九房人家的祖先）值年，照例应当在堂前悬挂祖像，这也只好让出来，移挂外边大厅西南的大书房里，可是陈设的祭器很值钱，恐防被人偷去，须要雇人看守才行，乃去找用人章福庆的儿子来担任这件事。他名叫运水，这便是鲁迅在小说《故乡》里所说的闰土，是十四五岁的乡下少年，正是我们的好伴侣，所以小孩们忙着同他玩耍，听他讲海边的故事，丧事虽然热闹，也没有心思来管了。
祖父得到了电报，便告了假从北京回来了，那时海路从天津到上海已有轮船，所以在一个月之内，便已到了家里。他同了他小女儿同年纪的潘姨太太和当时十二岁的儿子，轻车减从的走回来，大约原是预备服满再进京去的，却不料演成那大风暴。这风暴计算起来是两面的，其一方面是家庭的，那是不可避免的事，其第二乃是社会的，它的发生实在乃是出于预料之外的了。
祖父回家来，最初感到的乃是住屋有了变更的事，当初父母住的两间西边的屋腾了出来，让给祖父，搬到东偏的屋里来，从前曾祖母的房子则由祖母和我同住。祖父初到觉得陌生，又感觉威严难以接近，但潘姨太太虽然言语小通，到底年轻和蔼一点，所以时常到那里去玩。这样胡里胡涂过了几天，大约不很长久吧，突然在曾祖母五七这一天，这距离她的死只有三十五天，祖父到家也还不到半个月，祖父忽尔大发雷霆，发生了第一个风暴。大约是他早上起来，看见家里的人没有早起，敬谨将事，当时父亲因为是吃洋烟的，或者也不能很早就起床，因此迁怒一切，连无辜的小孩子也遭波及了。那天早上我还在祖母的大床上睡着，忽然觉得身体震动起来，那眠床咚咚敲得震天价响，赶紧睁眼来看，只见祖父一身素服，拼命的在捶打那床呢！他看见我已是捶醒了，便转身出去，将右手大拇指的爪甲，放在嘴里咬的戛戛的响，喃喃咒骂着那一班“速死豸”吧。我其时也并不哭，大概由祖母安排我着好衣服，只是似乎惊异得呆了，也没有听清祖母的说话，仿佛是说“为啥找小孩子出气呢！”但是这种粗暴的行为只卖得小孩们的看不起，觉得不像是祖父的行为，这便是第一次风暴所得到的结果了。
下
不久以后，大约过了曾祖母的“百日”之后，他渐作外游的打算，到七八月的时候，就前往苏州去了。不知道的或者以为是去打官场的秋风，却不料他乃是去找本年乡试的主考，于是第二次风暴就爆发了。现在借用《鲁迅的青年时代》里我所写的一节，说明这件事情：
“那年正值浙江举行乡试，正副主考都已发表，已经出京前来，正主考殷如璋可能是同年吧，同介孚公是相识的。亲友中有人出主意，招集几个有钱的秀才，凑成一万两银子，写了钱庄的期票，由介孚公去送给主考，买通关节，取中举人，对于经手人当然另有酬报。介孚公便到苏州等候主考到来，见过一面，随即差遣‘二爷’（这是叫跟班的尊称）徐福将信送去。那时恰巧副主考周锡恩正在正主考船上谈天，主考知趣得信不立即拆看，那跟班乃是乡下人，等得急了，便在外边叫喊，说银信为什么不给回条。这件事便戳穿了，交给苏州府去查办。知府王仁堪想要含胡了事，说犯人素患怔忡，便是有神经病，照例可以免罪。可是介孚公本人却不答应，在公堂上振振有词，说他并不是神经病，历陈某科某科的某某人，都通关节中了举人，这并不算什么事，他不过是照样的来一下罢了。事情弄得不可开交，只好依法办理，由浙江省主办，呈报刑部，请旨处分。这所谓科场案在清朝是非常严重的，往往交通关节的双方都处了死刑，有时要杀戮几十人之多。清朝末叶这种情形略有改变，官场多取敷衍政策，不愿深求，因此介孚公一案也得比较从轻，定为‘斩监候’罪名，一直押在杭州府狱内，前后经过了八个年头，至辛丑年乃由刑部尚书薛允升上奏，依照庚子年乱中出狱的犯人，事定后前来投案，悉予免罪的例，也把他放免了。”
此外在本家中又有一种传说，便是说介孚公的事情闹大，乃由于陈秋舫的报复。陈秋舫名章锡，为仁字派下“礼房”的一个女婿，曾来岳家久住，介孚公加以挖苦道：
“蹋在布裙底下的是没出息的东西，哪里会得出山？”陈秋舫知道了，立即辞去，并扬言不出山不上周家门，后来中了进士，果然如愿以偿，改作幕友，正在王仁堪那里，便竭力阻止东家的办法，力主法办云。其实这里陈秋舫以直报怨，也不能算错，况且苏州府替人开脱，也是很负风险的事，师爷不赞成，正是他的本色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