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馆发霉的空气中飘荡着最伟大的思想家、学者、发明家、诗人和政治家的思想。我坐在一张破旧的木桌旁，地板上堆满书本，无数的术语和概念让我感到沉重、困惑。一个简陋的灯泡是我唯一的伴侣，它吊在磨损的电线上，摇摇晃晃，当我叹息时，它在轻微地颤抖。
为了避免社交活动，专心学习，我决定到伟大的知识殿堂——斯特林纪念图书馆去。新英格兰的冬季大雪纷飞，我只好鼓起勇气，走校园的地下蒸汽隧道，几乎没有人敢只身到那里。顶部低矮，我弯腰躲开头上黑色蒸汽管道的水滴，担心忽然窜出的隧道老鼠。终于从地下隧道走出来，我径直地走向那位知识女神——她在图书馆中部的大型壁画中，守护着这个声名狼藉的“知识宝藏”。我想，也许她知道我的文学学位会将我引向何方。
图书馆的墙壁吱吱作响，似乎向我讲述校友的辉煌事迹。我觉得，他们在这个德高望重的大学中更配得到尊贵的地位。环顾这座收藏人间智慧的圣所，我不停地思考着一些问题。这个文学学位真的学到什么有用的东西吗？我学到的文学理论是否有什么意义？难道我永远深陷在解构主义难懂的术语中？
一个文科生眼中的新浪潮电影
从法国回来两年后，我上大学了。我渴望可以重燃对法国的爱（也许在法国度过一个学期），或至少可以突破圣路易斯的束缚。尽管我的分数不错，但并不能与室友相提并论。他们大部分是来自纽约和康涅狄格州（Connecticut）的优秀学生，有着完全不同的说话方式，使用我从未听过的词语，提到一些我从未去过的地方，如贺拉斯·曼（Horace Mann）、菲尔德斯顿（Fieldston）、道尔顿（Dalton）、乔特（Choate）、安多弗（Andover）、埃克塞特（Exeter）。他们喜欢请教我：密苏里是否有室内暖气管道？后院中能否养牛？但这无法弥补我的自卑。秋季入学时，我肯定耶鲁大学录取我是错误的选择。
这里每个人都才华横溢。他们的才华不是高中生课外活动那类才华，而是天才儿童一样难以置信的才华。他们创作音乐，导演戏剧，歌唱水平让人望尘莫及。我想发展我的表演兴趣，鼓足勇气参加了公开面试，结果让我无地自容（整个独白过程，导演和助手都在说悄悄话）。我决定停止艺术创作，转向艺术研究，以不同的方式靠近它。
于是，我选了“法国新浪潮电影介绍”这门课，舒适地坐在大礼堂中开始艺术研究之路。之所以选这门课程，因为它融合了我最喜欢的元素：美丽的画面、丰富的故事，当然，还有法语。我也想偷偷地打动一些搞艺术的朋友，对他们的舞蹈、唱歌和表演才艺，我只能望洋兴叹。我想，这是一种“负罪的快感”——我知道自己永远不能像新浪潮导演雷诺阿（Renoir）、特吕弗（Truffaut）或戈达尔（Godard）一样扛着摄影机创作，但却可以退而求其次，研究他们的作品。我幻想最能接触到伟大艺术家的场合是“54俱乐部”的不定期派对。（偶尔，我与朋友能够跨过那些可恶的天鹅绒绳——因为我们还是单身，可以肆无忌惮——和落魄的艺术爱好者一起挤入纽约的艺术场合。）
幸运的是，我想出一个理由，将电影课完美地融入到我的文学专业中：电影和戏剧实际上都是文本。在电影中，声音、图像、音乐和灯光构成了一系列移动的象征符号。观众需要理解这些符号才能理解电影，因此看电影就像读文学作品一样。我很想明白图像和词语如何相互作用，从而引发观众的特定情绪，为什么每个观众对电影或戏剧的解释全然不同。
研究电影时，我采用了一种颇具争议的新文学理论：解构主义，它认为世界上不存在任何绝对的意义。我开始明白，观众的情绪反应（包括意义本身）是由艺术家和观众共同创造出来的。解构主义者认为，你永远不知道作者的确切意图；相反，读者和观众在体验艺术作品时的角度是变化莫测的，他们会从文本中（电影文本、戏剧文本）创造出自己的意义。在电影中，这意味着导演、演员、灯光师和工作人员在讲述一个故事，而观众也用自己的方式理解这个故事。艺术家在作品中会提供信息，唤起观众情绪，但他们却不能控制观众如何体验作品。当你与亲戚朋友一起看电影时，你们各自有着不同的印象。虽然你们对电影的内容有相同的看法，但是，每个人都以不同方式体验电影的细节，任何人都不能完全明白电影要“表达什么”。
今天看来，这个观点可能平淡无奇，但当时却让大学英文系的保守者们难以接受。而且，这个观点动摇了我的世界观。让我印象深刻是，这个观点认为在情节、主题和人物角色这些问题上不存在简单的对错。实际上，人们对这些东西有无穷的解释，而且艺术作品本身就是复杂的。这影响了我日后对产品、广告、商业战略和领导力的看法。这些新颖的观点让我可以用新鲜的眼光观察世界，留意自己和世俗的偏见。
而且，这不仅是“关注”世俗偏见的问题。法国新浪潮电影远不如好莱坞电影华丽，它更倾向纪录片风格，让人明显感到镜头时刻在场，这让我留意到“关注”的行为。在戈达尔的《断了气》（A Bout de Souffle）中，观众在很多时候可以感到镜头像人眼一样眨眼。无处不在的镜头将我们放到电影里，让我们感受电影角色所体验到的世界。当年轻的恋人帕特里夏（Patricia）和米歇尔（Michel）在的士中，颠簸的镜头一直拍摄着出租车司机的背部；也就是说，我们正是以这对恋人的目光来经历这一切的。戈达尔的电影会出乎意料地配上音乐和声响，有时甚至是模糊不清的对话。例如，一架飞机巨大的咆哮声或喇叭的聒噪声有时会淹没演员说的话。起初，我不明白这些摇晃的镜头和声音的干扰有什么意义。我以前看的电影都是《大白鲨》《克莱默夫妇》和《星球大战》，习惯了紧凑的故事情节和过度修饰的画面。现在，我明白了新浪潮电影为什么要抛弃粉饰，注重自然。这是为了让我们张开眼睛，观察日常世界的普通事物，因为它们能持续地影响我们的生活体验和日常交流。
通过这些电影和解构主义的“视角”，我开始用摄像机一样的眼睛更敏锐地观察人和物。我明白了密切地关注世界的重要性，清楚了有些阐释行为（不论是观看电影，还是与人交往）带有偏见。虽然法国之旅唤醒了我的感觉，但直到现在，我才明白如何使用这些“苏醒了”的感觉。这种智力锻炼让我整天泡在校外附近的酒吧中。它的名字叫“锚”，满是烟味，我们一边喝着苏格兰威士忌和苏打水，一边兴奋地讨论着电影。我们还坐在校园地下投影室如饥似渴地观影。那时，我还不知道这些经历会影响我的整个职业生涯。但我绝对明白，我是在提高观察能力，感受电影细节对情绪和感觉的影响，理解这些细节如何触动他人的。这些训练在未来发挥了极大的作用。事实上，这些思考方式决定了我的工作方式、领导特色，甚至是生活态度。
文科的无用之用
大学毕业后，我的第一份工作是法国欧莱雅公司的产品经理。我负责的产品类别是颇为普通的“染发剂”，我需要做出各种决定：从包装、广告到卖点。正是大学的电影课和文学课教会我如何出色地完成任务。当我要选择字体、画面布局甚至店内商标的颜色时，我都会留心每个细节，厘清细节之间如何相互作用，表达出什么意义。我还会从顾客的目光出发，感受他们的体验。这让我与那些商学院出身的营销人员区别开来。在衡量新产品的潜力和商业推销时，他们有时太依赖市场调查或传统的评估模式。我明白，重要的并非通过分析每个细节才能得出“正确的答案”，也并非对比同类产品的销量。重要的是观察和感受顾客是如何理解各种符号的，明白这些视觉信号能通过无数的方式影响顾客的感受。这个方法让我总能做出最有效的选择。作为商人和营销人员时，我一次次地看到这种规律是正确的。有时候，即使优秀的市场营销人员会误以为顾客的感受与它们一样。更糟的是，他们急于把顾客分成整齐划一的市场群体，假想顾客的选择总是理性的、不带感情的。
当我独自面对这样的工作难题时，我回想起电影课上学到的东西，特别是法国新浪潮电影粗糙的手持拍摄方式。它的镜头好像意外地闯进生命的某个时刻，让我们偷看到一个场景，唤起我们的情绪。我们会哭、笑、畏缩或生气，因为我们如同身临其境一般，被屏幕上的事情吸引着。在新浪潮电影中，画面的瑕疵并没有被抹除，相反它带来了活力。而且，这些导演让我们欣赏到瑕疵之美。这些电影的画面在讲述着故事；它们从观众的角度构图，与生活息息相关，贴近人们的情感体验。这些画面能深深地打动我们的情感而不是理性。欧莱雅的创意工作与此类似。顾客不会研究广告图像，分析或解剖图像。他们只会用心感受图像，感觉它与自己的情感、生活、理想的关系。我开始意识到，如果我利用这些情绪，我可以干出某些大事，虽然那时我还缺乏实战经验和技术知识。
几年后我在盖璞公司工作，我开始欣赏到解构主义的“语义（syntax）”理论。德里达等重要的解构主义者认为，词语本身是没有意义的，它的意义来源于这个词语周围的词语；当周围的词语改变时，这个词语的意义也随之发生改变。这种观点似乎不仅适用于词语。有一次，我提议盖璞生产一个全新的产品，证明了这个观点的效用。当时盖璞只生产牛仔裤，我却打破常规，建议生产卡其布裤子。是的，这里说就是轻盈的宽式女装裤（palazzo），它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盛行，以后又流行了几次。
当时，我在盖璞已经通过了所有整理“样品柜”、管理采购限额计划（OTB）等考验，从实习生一直升到助理。我短暂而出色地担任过“袜子和腰带助理商”，升为有名的“女士下装”部门名副其实的“商人”。我终于有权为服装店选择下一轮的潮流，证明自己的价值。
“盖璞是牛仔裤公司。我们只卖天然纤维的衣服，”我的上司坚决地说，“我们不喜欢卖非棉制品。此外，也不喜欢看起来像睡衣一样的衣服，或在凯马特（Kmart）超市中可以看到的东西。”
宽式女装裤有着弹性腰围和印花，由人造纤维制成。最先发现这种新鲜的裤子，是在旧金山一个时髦的邻居身上。它不像百货公司睡衣部的睡裤一样颜色鲜艳，而是低调的黑白相间。而且，她上身配搭了一件白色紧身T恤，整体给人时尚、轻松、休闲的感觉。我想，这个产品极为有助于盖璞的发展。
我的上司刚开始不同意这个提议。我只好问邻居借来裤子，在办公室亲自穿给她看，最终赢得了她的肯定。那天，我穿上最酷的切尔顿（Tretorn）运动鞋，配上一件全白帽状袖口的口袋T恤。双手休闲地插在口袋里，我轻松地漫步到上司的办公室，假装要到海滩或公园散步。她从桌子上抬头看了我一眼，低下头，然后又抬起来，仔细打量我，好像刚认识我一样。
“哇！我从来没想过我会喜欢这种打扮，这实在太酷了。这个裤子搭配运动鞋和衬衣确实非常独特。现在我明白了它完全‘符合’盖璞的风格。我们给纽约办公室打电话吧，看看设计师是否会设计夏日风格的衣服。”
这个设计获得了巨大成功。我们销售了成千上万条裤子，赚了一大笔（裤子简单的结构保证了低成本，但精美的图案则让我们能高价售出）。最重要的是，这个新潮流有助于将盖璞从一间“男女通用”的牛仔裤公司变成有影响力的女性时装店。总结起来，我取得成功的方式是：突破常规目光，不将这个裤子看成是“睡裤”；在上司面前，我重新设定了这种裤子的穿着背景，改变了它的意义。这样，我创造了一次潮流，提升了盖璞业务，建立了专业商人的信誉。
接着，我从商人升为公司高管，负责更大、更多样化的团队。这时我常常回想到法国当代文学理论家罗兰·巴特的一篇文章《作者之死》（The Death of an Author）。（在斯特林纪念图书馆书堆中的那些阅读总算没白费。）巴特声称，读者实际上已经“杀死了”作者，因为读者通过页面上的文字构建自己对文本意义的理解。这个想法听起来是激进的，但它是一个隐喻，它鼓励我大胆地扩展领导力的定义。现在，我正在领导一个大型的团队，不能每天与他们互动。作为领导，我们就像罗兰·巴特所说的作者。领导心中都有预想好的意愿——我将其称之为“愿景”“使命”和“战略”。但是，不管领导的初衷设计得如何精美，一旦员工阅读它，试图阐释它时，这些意愿都会“被杀死”。尤其当你的影响力在扩大，而你监督细节的能力在下降时，这种“死亡”是不可避免的。作为领导，我们需要像伟大的作家或艺术家一样，提出我们坚定的目标。但是，我们也必须意识到，领导并不能完全控制这个目标。当目标下达到团队和整个公司时，员工以各种方式理解它，重新阐释它。当员工以他们的方式定义你的目标时，这有点像“重生”。任何优秀的领导必须有一个“我”的定位（我们是谁，什么是重要的），但同时，必须“抹除”、放弃这个定位，让员工参与进来。这种想法听起来是不错的。
第一次担任CEO时，我忘了这个教训。那时，我试图在香奈儿推出一个领导力计划（leadership initiative）。互联网、全球化的冲击，以及金砖四国[1]的经济繁荣给奢侈品行业带来前所未有的剧变。网络用户原创内容（user-generated content UGC）威胁着高薪的艺术家和昂贵的艺术品。业界人士哀叹音乐、电影、杂志甚至是电视的创造力不再。在眼花缭乱、信息超载的互联网世界，人们还会浏览我们设计精美的广告吗？杂志会关掉工厂的印刷机，用图享（Instagram）的帖子和色拉布（Snapchat）来取代华丽时尚的摄影吗？报纸呢，它的情况会怎样？难道信息和观点可以简化成一小撮推文，一个帖子？在这个时代，任何人都可以发表意见，任何顾客都可以投诉，任何业余“时尚达人”一夜间可以成为专家，任何不满的员工都可匿名披露公司的落后管理。在这种趋势中，我们如何保持无瑕的声誉和形象？同时，时装店中涌入大量新顾客，但我们却不熟悉他们的语言和文化，这考验了我们是否能维持服务标准。互联网购物的兴起带动了产品需求，刺激了原本已经很发达的奢侈品假货市场。现在，如果你想买一个名牌手袋又不想付出高价，你可以在家里网购假货、仿造品，或租借一个。我们如何控制这些风险？如何在这种复杂情形中发展业务？
每个人都承认，我们需要更新公司的运作方式。而且，我自认为有一个好计划。我会引进一个先进的领导力计划，整合和支持重要的价值观，应对上述新情况。这些价值观包括：赶上市场快速发展的步伐；强化以品牌目标为中心的领导意识；深入聆听、理解我们最新顾客的意愿；感受新顾客和员工的情绪；培养好奇心，探索适应时代的创新理念；灵活适应时代的快速变化；以及多角度衡量问题，等等。
表面上大家都同意这个计划。但是，我采取了不当的实施方式，导致整个职业生涯中的重大失误。首先，我选择了错误的时间和地点。时间是雾气沉沉的七月（假期前压力最大的一个月）。地点是巨大空洞的酒店舞厅：高高的天花板点缀着布满尘埃的水晶吊灯，像过往派对上的寂寞幽灵。其次，在设计会议基调时，我犯了大错。我和导师没有给团队任何表达机会，而是聘请顾问设计了方案，编排了紧凑的会议进程。第一天，在雨后的花园中，我强迫团队开展“破冰”游戏。然后，我将团队分成几个小组，思考如何当领导的一系列问题，给他们提供能支持我的计划的答案。接下来，我的举动严重地破坏了整个气氛。我站在舞台中央，大谈特谈如何应付变幻莫测的世界，没有给团队任何表达的机会。他们越抵制我，我就表现得越卖力。我过于强硬地坚持自己的愿景，全然忘记了《作者之死》的教导。现在，我变成了一个试图控制一切的领导。非常讽刺的是，我推行的领导观强调同理心、倾听能力、灵活性和好奇心，但我的表现则与其背道而驰。
我要改革公司的愿景没有错。而且，我的论点是坚固的，提供的资料是有意义的，意图确实是良好的。唯一的问题是，我没有支持领导力计划所提倡的价值，也没有亲身践行自己对团队的要求。我陷入了僵局，房间的热烈氛围慢慢退却。我需要转变自己才能领导公司的变革。我需要寻找团队的新观点，将它们整合到计划中；我要承认自己不能提供所有问题的答案，也不能控制别人对我的观点的理解。
几天后，我从巴黎返回美国，坐在桌边，凝视着阳光中闪烁的树木。优美的风景抚平了心情，可这次的失误仍让我感到沉重。我必须重新开始。首先，我解雇了那些顾问，取消了领导力计划。我需要与团队一起创造这个计划，将他们的意见和品牌运营的环境作为基础。我仍需要向团队传达我的愿景，即变革领导文化的迫切需要。但更重要的是，我需要听取他人观点，允许他人的阐释。我认真给团队写了一封信，重申了我的信念，承认自己的错误。我邀请他们分享观点，让每个人都能参与到项目中。在集体协作下，我们发起一个文化变革方案，它能体现我们共同的价值观，能应对公司面对的挑战。这个过程促进了团队的成长，它让我明白了，公司的文化变革需要全体人员的参与。
如果领导者在团队身上强加自己的观点（如上述的错误），团队不是沉默地反抗、高声地否定，就是盲目地遵循。每种反应都是灾难性的。所谓的“命令与控制”的领导方式并不允许他人思考和创新，最终会阻碍了组织的发展。但是，不论领导给出什么命令、指示和建议，他们也不能掌握下层怎样对待和实施它们。而且，领导全然没有能力控制最后的结果。一旦你接受了这个事实，你会发现有效的方法是创造一个平台，让大家参与进来，贡献思想和行动，结果往往超出预料。适当的粗放管理和开放交流不仅能增强商业运作，还能发挥团队的积极性，让他们更灵活、更具创意。因此，在整个职业生涯中，我拒绝采取许多专家推崇的“领导模式”。我没有什么正确的领导方式，唯一的方式是真诚地表达自我，并允许他人如此。
这个教训不仅适用于领导。不论你的研究领域是什么，从事什么工作，这个洞见都是有益的。你一定经历过无数次这种情况：为了解释一个观点，你列出所有适当的事实和理由，但同事却完全误解了你。
让我们设想一下。假设你有个好主意，但同事并不认同。你可以激烈辩护，但失败了，只能挥挥手，放弃合作。但是，你也可以邀请对方阐述她的看法，看看你们是否能创造出更好的主意。虽然你的想法是正确的，但更有效的方式是询问对方意见。虽然最终你可能仍采用最初的主意，但至少你检测过它的合理性。
一些学生或年轻高管问我如何获得今天的成绩。我给他们粗略地画出一条路线：从图书馆“书堆”中无数个苦读的夜晚开始，一直延伸到现在的我。那些支持STEM教育[2]的人认为，学习人文学科固然有益，但并不必要。我认为情况恰恰相反。人文学科的每个领域——文学、历史、艺术、哲学或宗教研究——都教我们反思自己理解世界的方式，质疑什么是人性。这些课程让我们仔细地观察人类、图像和人类的处境，反思各种思想流派，挑战习以为常的真理。它们要求我们研究事物之间的关联，用我们的叙述方式讲述它们的意义。事实上，我们在商业活动和生活中做着同样的事情。这同样也是所有伟大的领导者所做的事情——不管他们的专业是统计学还是文学。商人和营销人员具备这些技能才能为顾客设计新颖的产品和产品形象。而且，与他人合作需要我们想象别人如何观看、感受事物，如何才能获得他人的信任（这对有志成为领导的人特别重要）。工作出色的人总是站在客户、团队成员、下属、合伙人或供销商的角度思考问题。他们明白自己的观点永远不是终极真理，而是随着世界的改变而改变。如果你是成功的作家、导演或商业人士，你会意识到你与观众、世界在相互影响，相互交流，共同创造。
我渴望像“摄影机”一样更仔细地观察世界，不放过任何细节。这会将我带向何方？乍看起来，当初喜欢新浪潮电影是微不足道的选择，但为什么它能影响我的未来？你可以改变工作或生活的背景，赋予它们新意义吗？你怎样以不同的方式看待自我？
结语
耶鲁大学的时光强化了我的艺术气质，让我在一切事物中发现了美。同时，它教会我以一种更具颠覆性的新方式体验和理解世界。这种“颠覆”确实指有目的地翻转事物，看个究竟。如果我们只从事物原有的背景看待它，我们会限制未来的可能性。虽然我的性格反对墨守成规，但缺乏勇气探究旧规则的固有偏见，也没有什么哲学方法能严格质疑它们。幸运的是，我学习了解构主义，通过它研究电影和戏剧是如何制造意义的。我同时明白了任何艺术都有颠覆性；在创作、改造和超越规则时，任何艺术家都带着敏锐的颠覆意识。
我也许不清楚我能颠覆什么、超越什么，但我总在思考着什么。
注释
[1]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特别是中国（现已增加了南非，更名为“金砖国家”）。
[2]即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教育。
